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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体制内的政治嬗变与评价

时间:2020年05月15日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论文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晚清社会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标志进行分析,宏观描述晚清社会在传统体制内从政策创新、制度变革再到体制创新的政治发展变化概况,对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效果方面予以评价。 【关键词】晚清社会;传统体制;政治发展

  【摘要】论文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晚清社会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标志进行分析,宏观描述晚清社会在传统体制内从政策创新、制度变革再到体制创新的政治发展变化概况,对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效果方面予以评价。

  【关键词】晚清社会;传统体制;政治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

  1引言

  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撞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逐渐解体,被迫开始了蹒跚的现代化之步。晚清以魏源、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和学习西方,启开了中国仁人志士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种政治主张和规模不同、效果不等的政治行动,它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些方案和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从而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封建体制内的任何变革,都不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改变中国的命运。晚清社会的政治发展以洋务运动、成成变法和清末新政为阶段性标志。

  其中洋务运动是传统体制内的政策创新,戊戌变法开始向体制创新转变,而清末新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由于中国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封建统治的顾固性及反动性,这些积重难返的深层障碍和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干扰,导致封建王朝统治者在传统体制内的“微调”空间愈趋狭小,最终辛亥革命爆发,以体制外的革命取代体制内的变革,从而结東中国政治发展在传统体制内的徘徊,而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现代政治的方向。分析评价晚清社会的传统体制内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总体特征有重要意义。

  2从鸦片战争到政策创新的启动——洋务运动

  晚清社会是从1840年到1911年清帝退位结束。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干多年专制的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地主阶级与农民大众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具有超稳定性和严重的僵滞性。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外来势力的侵袭对中国传统社会以致命一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客观上也给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充当了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随后《资政新篇》描绘出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张蓝图,动摇了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被压迫阶级的双重夹压下的封建专制王朝,被迫允许一部分地方权贵在传统体制内进行尝试调整,以换取苟延残喘。

  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官僚,以“师以长技以自强”为初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装备和科技,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建设现代化的新式军队,开始了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但历史证明:洋务运动不能教中国[1]。从现代化运动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洋务运动只是在晚清社会传统体制内的地方性的、试验性的、浅表的政策变革,而非统治阶级主流意识的表达。其致命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也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自身特征决定的。

  “中体西用”,以学习西方现代科技为手段,以维护现有统治秩序为目的,其“中体”是相当顽固和反动的。此外,从洋务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不是中央政权集中和动员各种力量进行的普遍的全社会的改革,而是地方倡议和中央默许的局部地区的个别领域的变革。这种指导思想根本上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浅层次的、边缘性的、试验性的政策调整和变革,是“强行”在“封建大树上移植资本主义之花”,而不顾根本上的“排异性”。

  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命运是必然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实现中国富强,但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洋务派敢于打破世俗观念,是需要相当胆略和勇气,冒着身败名裂,顶着大逆不道的骂名去改革去创新。洋务运动所汲取的西方知识和进行的社会实践,对当时人们的观念变革产生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渗透和影响。

  新思维撞击着世人传统的思维定式,为近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开新风、启智慧,为维新变法孕育出了骨干,准备了条件。正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产生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第一个轮船公司、第一条铁路,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和第一批留学生等。客观上,封建坚冰被打破,为“开启中国资本主义的航道创造了条件”。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变化,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产生,为后期的政治发展准备了条件。“总理衙门”等新机构的设立,符合现代政治发展对分工细化的要求。总之,洋务运动撕破封建旧中国世俗黑暗铁幕,为中国近代化之开端的标志。

  3从洋务运动到制度变革的尝试——戊戌变法

  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历史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剧烈的时期。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性,也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巨大的变革和变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再一次使中国人惊醒,康、梁领导“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旗帜。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传播了救亡图存的思想。

  中国人开始了对富国梦和强国路的新探素。早期维新家的政治主张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开始从日本兴盛中探求中国道路。一场由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中央变法,以图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政治运动开始了。维新变法之失败,一方面暴露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无力,另一方面说明改良派政治领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戊戌变法既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又是一场民族思想启蒙运动,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

  然而,由于维新派寄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又不彻底否定封建制度,甚至主要依靠帝党官僚推行变法主张,最终难以掌控局势。中国传统封建体制的僵滞性和抵制现代因素和维护旧体制的惯性和排异性等诸多原因,从而使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以六君子的鲜血而告终。作为中国现代化从政策创新向制度变革深入的一次伟大尝试,一次突破传统体制的努力,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转型改革。尽管被封建旧势力所扼杀,却为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它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探求救国之路的斗争提到了救亡图存的新高度,首先作为反帝爱国运动而彪炳史册。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尝试。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变法运动的领袖提出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激发了人们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并以鲜血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和政治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召唤着新的革命的到来。

  4传统体制内的改革走向绝境——清末新政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致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清政府内外交困,不断受到来自统治阶层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以地方督抚为代表的立宪派,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及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推行新政;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要求自身权力和对现时政治参与而要求改革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的压力。

  为对抗日益迫近的革命,清廷于1901年起自1911年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推行预备立宪;军事方面,编练新军;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商业方面,奖励兴办实业等。清末新政是清廷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迫不得已而进行的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人,社会分化的加剧,现有因素的成长和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后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加强,使得清廷日益进入扩大民主和加强集权的两难境地,新问题、新矛盾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调等。

  同时充分显示出:历史发展进入此时,在封建传统体制内企图通过“微调”解决社会矛盾以维护照旧统治的可能性丧失,清廷政治改革走向绝境。清末新政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其实质是戊戌变法的继续。首先,它“继承了洋务运动的衣体”,进一步实行奖励实业。其次,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教育的兴办与大批留学生的外派,使人们思想得到解放。随着科举制废除,中国封建王朝发生巨变。第三,新政实施,加大了财政支出,中央分摊地方,从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使清廷日益孤立,为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基础。

  第四,法制改革为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初步建立提供了肇始。第五,军事改革促成了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第六,预备立宪、地方自治改革使资产阶级参政愿望得到某种程度满足,民主意识进一步得到增强,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成为潮流。清末新政的政治改革一步步深入的关键时刻,统治者却阻挠不断。

  1908年放逐袁世凯;1911年组织“皇族内阁”。随后,收回地方权力,以国家资本取代私营资本,企图达到强化中央的目的。不仅将立宪派推向对立面,促成各种反对势力的汇聚。孙中山评价此时的清政府:“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以辛亥革命为标志,革命代替改革,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走上社会变革前台,促使中国传统社会疾风暴雨式向现代社会迈进。

  参考文献

  [1]关海庭.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刘培平.社会矛盾与近代中国[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3]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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