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摘　要：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关键词：佛教;北朝;儒佛并重;质朴文风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以其精致的理论、严密的逻辑、恢宏的想象、丰富的语言吸引了北朝诸帝王和文士。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朝廷上下之奉佛首在建功德，以求福祉绵长，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的体现是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既继承了重事理的儒家经学传统，又吸收了重性情的佛教这一外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北朝佛教的重实践特征也从题材和体裁两方面影响了质朴文风的形成。

　　一、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

　　(一)帝王儒佛并重之倡导与南朝玄佛合流的学术倾向不同，北朝儒佛二学各自同时兴盛，为帝王士人并重。北魏崇佛始于道武帝，而其即重经学：“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抱器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东城。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①太宗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②。世祖拓跋焘时以皇权的威力把儒学推广到整个统治集团，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③从此，胡汉高级官吏子弟一律要入太学学习儒学。太武帝时州、镇长官可推举当地人士为属官，世家大族应诏入平城者数百人，一时出现济济多士的局面。

　　佛教文化：宗教文化论文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北魏佛学之兴由于孝文帝，而孝文帝并益崇儒学，史载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①“(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②，在诏书及君臣对话中经常征引《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孝文帝还曾亲自执笔起草礼仪，“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③“议养老，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帝亲临决。……乙巳，亲定禘祫之礼。丁巳，议律令事，仍省杂祀”④。

　　根据《魏书·礼志》诸篇所载，孝文帝时期在禘祫时祭制度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群臣征引儒家经典，兼采汉魏制度，辨析郑玄、王肃的观点，孝文帝本着简约的原则进行修正，并废除了不少原始神灵祭祀。经过其多年苦心经营，北魏文坛呈现出“斯文郁然，比隆周汉”的繁荣局面。宣武帝时愈发兴盛：“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

　　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⑤东魏孝静帝初迁邺都时，国子置生 36 人。至兴和、武定年间，儒业复盛，征诏卢景裕、李同轨、李铉、刁柔等儒学名士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⑥。高齐代魏自立后对儒家学术也颇为重视：文襄帝高澄自幼接受正规的儒家教育，“魏中兴元年，立为渤海王世子。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⑦。文宣帝高洋在位期间逐步恢复了学校和儒家教育制度，“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⑧。

　　这说明统治者已经自觉推行儒学教育，对促进文学不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废帝高殷先后师从国子博士李宝鼎和邢峙，在聚会中表现出色：“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⑨孝昭帝高演进一步完善文化教育制度，诏令国子寺备历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规定考试时间。“孝昭早居台阁，故事通明，人吏之间，无所不委。文宣崩后，大革前弊。及临尊极，留心更深，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也。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徵召英贤，文武毕集”⑩。

　　儒学之发达同时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缘此之故北齐文学在后主高纬时达到顶峰：“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为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关陇地区在北魏时代并非政治中心，西魏定都长安后经济和文化均较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泰任用苏绰，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①这六条诏书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徭役”，其中充满着儒家思想的色彩。宇文泰还要求在文体上模仿《尚书》，也显示了其崇儒宗经的态度。综上所述，北朝昌明经术之帝王，即是提倡佛学最力之人。于是燕、齐、赵、魏，儒生辈出，名僧继起，均具朴质敦厚之学风，皆对北朝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士人儒佛并重之特质

　　北朝儒风极盛之区，亦即佛教义学流行之域，儒生与僧徒交往渐多。北朝前期学士文人崇佛者实不多见，至宣武帝胡太后时，文士学人而奉佛法者始不乏其人。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长仁，孝文帝赐名焉。光好学，孝文帝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②他崇信佛法，曾施正始寺钱四十万③，礼拜读诵，老而愈甚。沙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经，光常笔受，《十地经论》笔受后，并为《序》文。“(崔光)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④冯亮，字灵通，南阳人。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宣武帝令侍讲《十地》诸经。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

　　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⑤。裴植，字文远。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义理。临终遗令子弟命尽之后，剪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植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粲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裴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涉猎坟史，颇有才笔，时宣武帝专心释典，不事坟籍，特上疏谏之应孔释并重：“臣闻有尧文思，钦明稽古;妫舜体道，慎典作圣。汉光神睿，军中读书;魏武英规，马上玩籍。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斯乃前王之美实，后王之水镜，善足以遵，恶足以诫也。

　　陛下道悟自深，渊鉴独得，升法座于宸闱，释觉善于日宇，凡在听瞩，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盖以训物有渐，应时匪妙，必须先粗后精，乘近即远。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⑥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⑦。还曾为沙门惠始作传：“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卢景裕，字仲儒，范阳涿人。赴邺后寓托僧寺，讲听不已，“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①。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颇好佛学：“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②

　　儒者权会馆于其家，名僧昙迁乃会之甥，并从之学《易》《礼》《诗》《书》《老》《庄》等。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好名理，知佛义，亦通经术。孝静帝召名僧于显德殿讲说佛理，杜弼等并侍法筵，杜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温子昇，字鹏举，济阴冤句人。《元魏孝明召释道门人论前后》载：“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太尉丹阳王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加斌极刑，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③

　　这段文字见于《广弘明集》，是北魏佛道论争的一次记载。在这次论争中，佛教取得胜利，温子昇参与其中，而且很明显站在佛教一方。其与佛学有关的作品有《大觉寺碑》《寒陵山寺碑》《印山寺碑》和《定国寺碑》四篇碑文，文章充斥着大量与佛家有关的术语，像“缘障”“三乘”“八解”“欲海”“五烛”“果报”“因缘”“苦乐之境”“生死之门”等，可知温氏佛学修养非同一般。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人。其小字佛助，暗含了他与佛教的渊源。曾写作《缮写三部一切经愿文》，用于在佛像前朗吟，祈祷，希求佛菩萨保佑实现。魏收在文中熟练使用“三有”“四生”“火宅”“欲海”“法王”“句偈”等佛教术语，表现了他对佛经的通晓。苏绰，字令绰，武功人。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笔术。其酷好经术，官制悉依《周礼》，并亦佛法，著有《佛性论》。……北朝士人儒佛并重者不胜枚举，以上仅择其要者加以论述。更有甚者背儒入释，成为一代名僧：释道宠，俗姓张，名宾;释僧范，俗姓李，名洪范，原俱游学于大儒熊安生之门，时人语曰：“相州李洪范，解彻深义;邺下张宾生，领悟无遗。”④二人后并背儒入释，皆为《地论》大师。

　　《续高僧传》曰：“僧范旋趾邺都，可谓当时明匠，遂使崔觐注《易》，谘之取长，宋景造历，求而舍短。”⑤可知僧范出家后，仍讲儒术。兖州沙门昙衍，定州沙门灵裕，亦并早修儒书，后乃出家。大师慧光门下称有十哲，儒生冯袞亦入此数，冯袞本冀人，通解经史，往候光师，因而笃信。儒学与佛学在北朝士人身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北朝时期，儒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援佛入儒，士人们也不例外。儒家注重事理，佛学注重性情。在外在情事上，士人们以儒家精神来规范约束自己;在内在性情上，士人们佛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从而形成了外儒内佛的思想特征。这样的思想特点，在他们的创作中亦可得到印证。如温子昇《大觉寺碑》前半部分有云：“道成树下，光属天上。变化靡穷，神通无及。

　　置须弥于葶苈，纳世界于微尘。辟慈悲之门，开仁寿之路，殛烦恼于三涂，济苦难于五浊。非但化及天龙，被教人鬼，固亦福沾行雁，道洽游鱼。”纯粹是佛语，与佛教徒作品无异。然在文末却云：“主上乃据地图，揽天镜;乘六龙，朝万国;牢笼宇宙，襟带江山;道济横流，德昌颓历。四门穆穆，百僚师师，乘法船以径度，驾天轮而高举。神功宝业，既被无边，鸿名懋实，方在不朽。”①纯属儒家的“三不朽”精神。全文纳佛于儒，大有以佛治国而达天下一统之意。《定国寺碑》也是如此，读“惟无上大觉，均悟玄机，应现托生，方便开教，圣灵之至，无复等级，威神之力，不可思议。动三乘之驾，泛八解之流，引诸子于火宅，渡群生于海岸。自一音辍响，双树潜神，智慧虽徂，象法犹在，光照金盘，言留石室，遍诸世界，咸用归仰”②这些文字，似乎在读佛典，然仔细体会，作者用貌似佛学的语言歌颂了高欢平乱救世的功业，依然是援佛入儒。

　　二、佛教实践与质朴文风的形成

　　南北文风之不同古人早有论及，《隋书·文学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③

　　对于南北文风差异的形成原因，前贤多从经济政治状况、社会地位、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论述④，却没有注意到佛教的传入以及士人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在对北朝文风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南朝士人偏重于义理探讨，以“义解”而名家的僧人不但在佛教内部享有崇高的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比其他僧人更能得到皇室和世族文士的敬重，义理之学也因此成为南朝佛教的主流;而北朝士人则偏重于宗教实践，大都将佛教作为一种信仰，重在礼佛行为而忽略佛理探讨。北朝士人对于佛教信仰的自觉选择及由此形成的重实践的礼佛特征势必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⑤，具体表现在题材和体裁两个方面。

　　(一)对诗文题材之影响

　　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因此他们频繁游寺造塔、造像刻经，在文学上的表现便是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游寺诗歌、寺庙碑文和造像铭，使诗文的题材更为丰富多彩。游寺诗歌以王褒为例，他写作了《明庆寺石壁诗》《云居寺高顶诗》和《咏定林寺桂树》三首，摘录于下：夏水悬台际，秋泉带雨余。石生铭字长，山久谷神虚。(《明庆寺石壁诗》)中峰云已合，绝顶日犹晴。邑居随望近，风烟对眼生。(《云居寺高顶诗》)岁余凋晚叶，年至长新围。月轮三五映，乌生八九飞。(《咏定林寺桂树》)三首诗作用词简洁，意境苍茫浑成，质朴动人，开唐人五绝之先河。与南朝文人同题材诗作相比，差异立现：我王宗胜道，驾言从所之。辎轩转朱毂，骊马跃青丝。清渠影高盖，游树拂行旗。宾徒纷杂沓，景物共依迟。飞梁通涧道，架宇接山基。丛花临迥砌，分流绕曲墀。谁言非胜境，云山独在兹。尘情良易著，道性故难缁。承恩奉教义，方当弘受持。(王台卿《奉和往虎窟山寺诗》)美境多胜迹，道场实兹地。造化本灵奇，人功兼制置。房廊相映属，阶阁并殊异。

　　豫游穷岭历，藉此芳春至。野花夺人眼，山莺纷可喜。风景共鲜华，水石相辉媚。像法无尘染，真僧绝名利。陪游既伏心，闻道方刻意。(王冏《奉和往虎窟山寺诗》)同为游写佛寺的诗歌，在南朝文人笔下景物绚丽多姿，声色俱佳，图文并茂，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清新明快、绮丽纤秾的特色，并且把佛寺客体之景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地结合于一起，使人们在对客体之景物的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佛教义理的陶冶①，这在北朝文人游寺诗中是很难见到的。寺庙碑文和造像铭文以北地三才作品为例：温子昇写作寺庙碑文数量最多，计有 4 篇;邢邵次之，共 3 篇;魏收虽未有碑铭文留存，但是他曾写作《缮写三部一切经愿文》，用于在佛像前朗吟、祈祷，可知其写作此文的实用目的。文曰：“三有分区，四生禀性，共游火宅，俱沦欲海。

　　所以法王当洲渚之运，觉者应车乘之期。导彼沈迷，归兹胜地，自宝云西映，法河东泻，甘露横流，随风感授。皇家统天，尊道崇法，拔群品于有待，驱众生于不二。所以刻檀作缋，构石雕金，遍于万国，尘沙数等。复诏司存，有事缁素，精诚逾于皮骨，句偈尽于龙官，金口所宣，总勒缮写，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虚空，以平等施，无思不给，藉我愿力，同登上果。”②温子昇的《寒陵山寺碑》首先回顾了韩陵山的悲壮历史，最后描述了在这个值得纪念之地修建佛寺的盛况：“既考兹沃壤，建此精庐，砥石砺金，莹珠琢玉。经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化。息心是归，净行攸处，神异毕臻，灵仙总萃。鸣玉鸾以来游，带霓裳而至止，翔凤纷以相嚾，飞龙蜿而俱跃。

　　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③韩陵山在今河南安阳县东北十七里，俗名七里冈。后魏高欢败尔朱兆于此，立定国寺以旌其功，温子昇作此碑文。《朝野佥载》云：“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④《大觉寺碑》作于永熙二年(533)，据《洛阳伽蓝记》载：“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所立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禅皋显敞，实为胜地。是以温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

　　怀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飞阁，比之景明。至於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烦。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昇以为文也。”⑤邢邵《景明寺碑》描绘了红尘中的苦难，宣扬了佛祖的智慧：“自发迹有生，会道无上，劫代缅邈，朕迹遐长，草木不能况，尘沙莫之比，日晷停流，星光辍运，香雨旁注，甘露上悬，降灵迦卫，拥迹忍土，智出须弥，德逾大地，道尊世上，义重天中。”⑥

　　《文襄金像铭》则向人们灌输只有皈依佛祖才有可能洪福齐天的道理：“丹青并饰，金玉同镌，神仪内莹，宝相外宣。圆光照耀，映彼无边，灵应肸响，感发大千。钟福旒纩，其永如天，归庆怙恃，寿等南山。凡厥亲类，宜其永年，归诚妙觉，标志上玄。托铭斯在，旷劫方传。”⑦另外，邢邵和杜弼之间有过关于“神灭”“神不灭”的争论，无独有偶，南朝梁代范缜和曹思文等人也辩论过这个问题，而其思辨的程度远超北方士人，体现了南北朝释教的差异。通过分析北朝文人的游寺诗歌和寺庙碑文可以看出，士人们都是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加以实践，游寺、作碑文都是出于造福建功的目的，并不热衷于佛理的研讨，因此在遣词用句上崇尚实用，从而形成了平实质朴的文风。

　　(二)对诗文体裁之影响与佛教的发展趋势

　　相吻合，北朝文学总体倾向也偏重于实用。《颜氏家训·文章》中载：“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 !’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 ?’席笑曰：‘可哉!’”①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在文学上提倡诗歌一类的“纯文学”。他的措施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使北方文学全部南方化。

　　儒家的文学观加上长期文化落后，视文学创作为小道的观念依然为相当一部分的士大夫所固守。席毗是北齐人，尚且如此，可见这种观念的顽固。刘逖这种调和折中的主张是能够为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承认的，即文学创作既要经世致用，又要文采斐然，因此应当注意到佛教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北朝文人吸取了佛经长于叙事和论说的特征，并且在种种礼佛行为中不断实践这种写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朝散文的发达。北朝士人对待佛教有崇有斥，崇佛者译经讲论、撰写碑铭，推动了北朝碑铭类散文的发展。温子昇曾写作多篇寺庙碑文，《寒陵山寺碑》颇受南朝文人好评，其余碑铭散文也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如其《常山公主碑》哀悼常山公主之逝，平实真切：“公主禀灵宸极，资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润成质，自然秘远。若上元之隔绛河，直置清高，类姮娥之依桂树，令淑之至。

　　比光明于宵烛，幽间之盛，匹秾华于桃李，托体宫闱。而执心撝顺，婉然左辟，率礼如宾，举华烛以宵征，动鸣佩而晨去，致肃雍於车乘，成好合于琴瑟，立行洁于清冰，抗志高于黄鹄，停轮表信，阖门示礼，终能成其子姓，贻厥孙谋，而钟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奄辞身世，从宓妃于伊洛，遽捐馆舍，追帝子于潇湘。”②在这种文坛风气的影响下，北朝其他作家的碑铭文也有较为出色者，如郑道昭《天柱山铭》：“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悬崖万仞，峻极霞亭。据日开月，丽景流精。朝晖岩室，夕曜松青。九仙仪彩，余用栖形。龙游凤集，斯处斯宁。渊绵穷想，照烛空溟。道畅时乘，晔光幽明。云门烟石，登之长生。”③据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云：“大齐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郑述祖字恭文……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入境叹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④

　　郑述祖是郑道昭之子，其叙述当为可信。这篇文章用极其洗练的笔法描绘了天柱山的美景，作者以时间推移为序，分写早晨与傍晚不同的景色，表达了隐逸长生的愿望。北朝士人之排佛者，多从治道立说，以论谏的方式上书言表，促进了此类文章的发展。高谦之，字道让，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旧，“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谦之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当世名士，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⑤。谦之此文曰《凉书述》：“释氏之化，闻其风而悦之。义生天地之外，词出耳目之表。斯奖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

　　而好之既深，则其术益高。而图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勿吝金碧，殚生民之力，岂大觉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饰。未能尽天下之牲，故祭天地以茧栗。未能极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槁秸。苟有其诚，则苹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则烹牛下于礿祭。而况鹫山之术，彼岸之奇，而可以虚求乎!乃有浮游都鄙，避若逃剧，原其诚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秽大法之精华，损农蚕之要务。执契者不以为患，当衡者不以为言。有国者宜鉴而节之。”①文章采取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还运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颇有说服力。北魏佛法极盛之时，反佛最为知名者为张普惠。普惠以儒学见称，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该览。魏孝明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营造寺像，略无休息。普惠上疏谏之曰：“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

　　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②驳论与立论相结合，对于理论思维的发展和议论文字技巧的进步都有积极影响。北齐佛法甚盛，然刘昼、樊逊等人，均引中国固有文化诽议之。刘昼之言有曰：“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余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之言。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③文宣帝天保五年樊逊举秀才对策中，论及释、李两教曰：“二班勒史，两马制书。未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帝乐王礼，尚有时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④

　　刘昼受学于李宝鼎、马敬德，通《礼》及《春秋》;樊逊乃大儒徐遵明弟子，博通群经。可知元魏自孝文帝以来以至北齐，反佛者多出儒门，其言论亦崇礼教、重文治，呈质朴敦厚之态，与南朝文士之辩佛义、谈玄理迥然有异。综上而言，佛教在北朝的发展是与帝王的支持和广大文士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佛教与文士二者的渗透、融合是双向的。在这个过程中，二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自觉选取了最适合彼此发展的方式和内容。佛教传播者为了尽快在中土确立自己的地位，不遗余力地拉拢具有知识和社会地位的士人;与此同时，士人在儒家一统思想格局被打破、社会动荡不安时，也亟须寻找新的思想充实自己、指导人生。正好佛教中的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便成了许多身处乱世的文人们追逐的热点，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对佛教进行了选择性吸收，援佛入儒、儒佛并重，力求使这两种不同文化在自己身上得到统一。在这个多元融合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都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作者：白云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