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与民族关系

　　摘 要：西晋王朝的骤兴骤衰与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密切相关‍‌‍‍‌‍‌‍‍‍‌‍‍‌‍‍‍‌‍‍‌‍‍‍‌‍‍‍‍‌‍‌‍‌‍‌‍‍‌‍‍‍‍‍‍‍‍‍‌‍‍‌‍‍‌‍‌‍‌‍。 晋武帝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抚旧怀新”、“北威戎狄”及“因俗而治”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还在吸收前代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完善。 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以“抚”为主线，二是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有机统一，三是理想目标与个人心理的极度矛盾。 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晋武帝; 民族关系思想; 来源; 特点

　　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颇有作为，一度出现了“万国欣戴”“远至迩安”的“太康之治”。 但是，也在这一时期，西晋由强盛迅速走向衰落。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已注意到西晋的骤兴、骤衰与晋武帝的关系，也从晋武帝的黄老思想、党争、执政之失、守成心态、立储与政治斗争、纵容腐败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了多种阐释，但尚未从民族关系思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梳理，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作者：崔明德 王 硕

　　一、“抚旧怀新”是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 以“抚”和“怀”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古已有之，如西汉哀帝时期的左将军公孙禄，在处理匈奴单于延期朝贺问题上，认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主张对匈奴不予计较。 东汉和帝也曾提出“抚接夷狄，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 晋武帝对“抚”和“怀”的思想也有一定的阐述，即位不久，他就向天下颁行诏书，要“抚孤寡”。 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命令诸路大军南下伐吴时，诏令主攻荆州的杜预要“怀辑衡阳”。

　　民族论文投稿刊物：《中国民族博览》杂志创办于1992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大型文化类期刊。本刊倡导大文化和大民族的办刊理念，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前瞻性为一体，荟萃学术思想，追踪学术前沿，理论联系实际，全方位展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成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可见，晋武帝对“抚”和“怀”历来十分重视。 虽然晋武帝没有明确提出“抚旧怀新”的思想观点，但唐朝史学家房玄龄等人编撰《晋书》时，根据他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归纳，指出“武帝受终衰魏，廓境全吴，威略既申，招携斯广，迷乱华之议，矜来远之名，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 ”应当说，“抚旧怀新”比较符合晋武帝的思想实际。

　　晋武帝在位期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归附或表示臣服，但也有部分少数民族政权与西晋王朝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摩擦与纠纷。 晋武帝的“抚旧”思想，就是采取多种安抚性、针对性措施，使各民族始终保持恭敬服从的态度，从而维护晋朝的安全与稳定。 与之适应的措施：

　　一是大力封赏少数民族首领，给与其一定的政治优待。 以匈奴为例，晋武帝代魏之后，除基本延续曹魏时期制定的分治五部匈奴政策之外，又着重礼遇匈奴统治阶级上层。 正月举行朝贺礼仪时，规定匈奴单于的地位与晋朝王公相当，“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 ”此外，晋武帝也注意犒赏匈奴各部首领，他曾亲自召见右贤王刘宣，封为右部都尉，“特给赤幢曲盖”。 除匈奴外，对其他各族首领，晋武帝也大多给与一定的政治封号，以示慰抚，如他曾封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为鲜卑都督，也曾册封氐族首领杨飞龙为平西将军等。

　　二是注重礼遇少数民族在晋的“质子”。 “质子”又称“任子”，是古时派往别国做人质的人，一般是贵族子弟，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义务与风险，主要起着维护双方关系的职能。 十六国时期建立汉赵政权的匈奴族刘渊，为南匈奴单于於扶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早年侍居洛阳，司马昭曾“深待之”。 晋武帝即位后，又亲自召见刘渊，称赞“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 ”鲜卑拓跋部首领力微长子沙漠汗同样留居洛阳多年，当他请求返回鲜卑部落时，晋武帝“具礼护送。 ”咸宁元年(275年)六月，沙漠汗返回洛阳，同年冬，又请求归国，晋武帝再次赠赏“锦、罽、缯、彩、绵、绢、诸物，咸出丰厚，车牛百乘”。

　　三是努力维持“旧有”的民族分布格局。 晋武帝的“抚旧”思想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安抚各族之外，还格外强调维护汉、魏以来原有的民族关系形势，保持之前的民族势力分布格局。 若有少数民族政权挑战这一思想，就会受到惩罚和制裁，晋武帝出兵慕容鲜卑就体现了这一点。 西晋东北塞外主要生活着鲜卑、夫余、挹娄、高句丽、沃沮等族，其中鲜卑慕容部实力较强，首领慕容廆雄心勃勃，多次想要四处出兵，扩充地盘。

　　由于慕容部与邻近的鲜卑宇文部有旧仇，所以慕容廆佯装上表，请求晋武帝准许其出兵讨伐宇文部，这种越界行为显然触碰到晋武帝的底线，所以“武帝弗许”。 慕容廆闻讯大怒，率兵入寇辽西地区。 晋武帝决定予以武力还击，派遣幽州诸军加以讨伐，双方“战于肥如，廆众大败。 ”慕容廆自知不敌西晋，又将矛头转向北方夫余，接连出兵，“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迫使夫余王自杀，夫余子弟逃奔沃沮。 消息传到洛阳，晋武帝先是罢免东夷校尉鲜于婴，理由是“不救夫余，失于机略”，并以何龛代之。 次年，夫余贵族依罗请求帮助，何龛将此事上报，晋武帝立即遣督邮贾沈率兵送其归国。 慕容廆率军在半路堵截，贾沈大败之，夫余得以复国。 两战之后，慕容廆终于屈服，“遣使来降”。 晋武帝在位期间，四方各族原有的势力划分范围基本没有太大变动，东北地区也鲜有边患。

　　晋武帝的“怀新”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对内迁各族予以怀抚，使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 两汉以来，匈奴、鲜卑、氐、羌等族就不断迁居中原各地，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内迁更是达到高潮，一度出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的局面。 在这里，反对“徙戎”是与之对应的主要措施。

　　晋武帝即位不久，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官员就已看出少数民族内迁带来的隐患，御史中丞傅玄提出了限制“胡夷”随意迁徙的建议，不久，侍御使郭钦又主张“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

　　郭钦的建议主要是采取强制性手段，将内迁诸族全都迁出中原地区‍‌‍‍‌‍‌‍‍‍‌‍‍‌‍‍‍‌‍‍‌‍‍‍‌‍‍‍‍‌‍‌‍‌‍‌‍‍‌‍‍‍‍‍‍‍‍‍‌‍‍‌‍‍‌‍‌‍‌‍。 晋武帝对郭钦上书的态度是“不纳”，毅然否决了群臣的“徙戎”建议; 与此同时，继续接纳内迁各民族并予以适当安置。 晋武帝登位伊始，“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 咸宁三年(277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咸宁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同年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 太康五年(284年)，“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 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 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帅种落万一千五百口来降”; 十年，“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由上可见，晋武帝在位期间，少数民族的内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次数多，约有8次; 二是人数多，动辄上万，多则十余万口; 三是范围广，北部、西北、东北以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前来归附。 晋武帝的处理办法是予以安抚并安置在塞内各处。 如匈奴大豆得一育鞠率众归附时“帝并抚纳之”，匈奴胡太阿厚带着部落内附时，“帝处之塞内西河。 ”据学者考证，西晋时期的西河郡，位于并州西部，濒临黄河与“羌胡”居住区。 可见，“塞内西河”各地，是各族内迁到塞内之后宜农宜牧，比较适合生存的地区。

　　总体来说，晋武帝的“抚旧”思想，在稳定民族关系以及保障边疆地区安全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晋武帝的“怀新”思想，对于保障内迁各族的生计生活，加强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尽管晋武帝“怀新”思想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出发点有些狭隘，但确实比较符合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明人朱大龄从当时民族交往程度加深的角度出发，在《晋五胡指掌》卷上《匈奴刘氏》中对晋武帝的这一思想及实践作了阐释，认为“世儒睹郭钦、江统之说不行，深为司马氏惜，不知此曹渐染华夏之风者，百来年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而骁悍魁桀，拔山贯铁之勇，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 即使驱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来。 ”

　　二、“北威戎狄”在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威”主要指兵威，“北威戎狄”即通过出兵讨伐的方式解决西北氐、羌各族的侵扰问题。 根据相关文献分析，晋武帝的“北威戎狄”思想在即位之初就有了雏形，随着凉州动乱局面的出现而逐渐深化，在出兵灭吴前后基本定型。

　　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年)，晋武帝曾下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各地人才纷纷响应，上殿接受策问，回答治国之策，著于史书的有郤诜、阮种等人。 晋武帝曾问郤诜“自顷夷狄内侵，灾眚屡降，将所任非其人乎? 何由而至此? ”策问阮种时以“戎蛮猾夏”为题。 可见，刚即位不久的晋武帝就已表现出对民族关系问题的强烈关注。 阮种等人也对当时的民族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 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 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 ”此类看法显然会引起晋武帝的焦虑以及用兵少数民族的初步思考。

　　西北地区混乱的民族关系形势以及晋武帝本人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也促使其“北威戎狄”思想的形成。 西晋立国之初，内迁的羌、氐、鲜卑等各族素无侵扰。 泰始五年(269年)，因河西一带频发水旱自然灾害，羌、胡骚乱，西晋未能给予充分重视，于是西部鲜卑秃发部首领树机能等人起兵反晋，导致“凉州覆没”。 为扭转不利局面，晋武帝派胡烈处理西北民族地区事务，然而胡烈等人“失羌戎之和”，导致反叛更盛。 泰始六年(270年)，羌、胡联军在万斛堆大败晋军，杀死胡烈。 次年，“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出战，败死。 当晋军将主要精力放在凉州时，匈奴右贤王刘猛又叛逃出塞。 面对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局面，晋武帝甚至在上朝时感叹：“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 ”可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屡次起兵以及凉州的动荡局势，使得晋武帝寝食难安，是他下定决心“北威戎狄”的直接原因。

　　另外，作为一个有志向的帝王，晋武帝也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时时刻刻都想消灭吴国，统一天下。 当时，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屡次上书，要求伐灭吴国，晋武帝每次也都是“深纳之”，但在朝堂大臣廷议时，贾充等主和派反对伐吴，而且“朝议方以秦、凉为忧”，认为西北动乱会影响朝局，不利于对东吴作战。 羊祜虽始终坚持己见，认为“吴平则胡自定”，但晋武帝顾虑西北、东南两线作战对晋军不利，故而没有采纳羊祜的建议，一再推迟伐吴时间。 所以，只有“北威戎狄”的思想发挥效果，氐、羌各族的起兵被平定，晋武帝才会有伐吴以统一天下的底气与信心。

　　咸宁五年(279年)冬，晋武帝派司马伷、王浑、王濬等人汇聚诸路二十余万大军，准备出兵江南。 在《伐吴诏》中，晋武帝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详细阐释了自己“北威戎狄”的思想动机。 从现实角度来看，晋武帝认为自晋立国起，“胡虏校动，寇害边垂”，但当时“人兵缺少，不足禽制”，所以他“欲以为静”，不想大动干戈，没想到这么做反而“更为劳”。 从历史角度看，晋武帝认为“自古及今，咸皆勤戎远戍，先劳后逸，未有得修无为于有事之时也。 ”并且，当初宣皇帝就常常以边事为忧，如今的情况却是“孙皓犯境，夷虏扰边”，晋武帝认为目前的局面是“此乃祖考之遗虑，朕身之大耻也。 ”因此，晋武帝在诏书中明确表示，“故缮甲修兵，大兴戎政，内外劳心，上下戮力。 以南夷句吴，北威戎狄。 ”

　　对晋武帝“北威戎狄”思想，应予以辩证分析。 一方面，树机能的起兵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晋地方官僚压迫的结果，“秃发树机能正是利用了少数族对晋将官员的不满情绪，进而起兵反晋的。 ”在少数民族起兵时，晋武帝以武力镇压为主要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不免造成大量的伤亡，也容易加深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 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这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却反映了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晋武帝“北威戎狄”的思想对西晋王朝来说又是比较符合时宜的。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晋武帝命马隆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二月出兵，“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彻底平定了树机能，使西晋再无伐吴的后顾之忧。 次年(280年)正月，晋武帝就命令屯于江北的晋军发动全面进攻，从而一举灭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数十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

　　三、“因俗而治”是晋武帝的又一民族关系思想。 这一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因俗而治”的思想就已有相关阐述，《礼记·王制》就提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两汉时期的许多政治家也曾以“因俗而治”思想处理民族关系，如汉武帝曾授予夜郎、滇、哀牢等部首领王、侯、君长、邑长的称号，以本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本民族，“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晋武帝虽未正式阐述过“因俗而治”的思想，不过，他在处理与南方各民族关系时的诸多做法体现了这一思想。

　　早在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便已派遣邓艾、钟会等人消灭了蜀汉政权，晋代魏后，蜀地以南以西的南中地区随之成为晋朝的辖地。 南中地区在两汉时期被称为“西南夷”，历来是多民族杂居之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 实力强大的地方豪强“大姓”以及由秦汉时期数十百个君长、王、侯发展而来的“夷帅”，盘根错节，实际掌控着南中地区的统治权。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以后，晋武帝还需要考虑以何种方式管理原吴国治下的荆州各地诸蛮以及岭南僚、俚等族。 晋武帝的“因俗而治”思想，根据南方各民族地区形势的不同，具体作用在南中地区、长江中游荆州地区以及岭南交、广二州也就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南中地区，晋武帝先以当地“大姓”、“夷帅”为官，借助其力量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 如大姓霍弋在蜀汉时期曾担任监军、安南将军，晋武帝令其“仍其任”，后又“假弋节，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 ”霍弋死，其子霍在接任，南中地区继续平稳发展。 不过，霍在离任之后，晋武帝就逐渐转变对南中地区本土势力的扶持态度。 首先，他任用汉族官员吴静治理南中地区，后因吴静“抚恤失和”，晋武帝将其征还，又令鲜于婴代之。 其次，晋武帝于泰始七年(271年)从南中分出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设置为宁州，以鲜于婴为刺史，以中原郡县制度管辖南中地区。

　　可见，晋武帝的一系列举动开始偏离“因俗而治”的思想轨道，其意图抛开当地势力、采取中原郡县制度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与南中本土势力产生矛盾，导致南中大姓和夷帅相互联结共同反抗。 在此背景下，晋武帝最终让步，并未强力推行郡县制度，而是于太康三年(282年)省罢宁州，另置“南夷校尉”进行管理。 相较于直接管理的州县制度，类似“南夷府”这般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机构，显然更适合当地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也更符合“因俗而治”的思想原则。 但在“南夷校尉”的人选上，晋武帝并没有重新任用南中本土的大姓势力，而以汉族官员天水人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 ”但李毅继任者大都“懦钝无治，政以贿成”，所以在晋武帝执政后期乃至整个西晋统治南中地区期间，当地大姓持续反抗，给晋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对于生活在长江中游的“蛮”族各部，晋武帝一方面于重镇荆州设立“南蛮校尉”，采取出兵进攻的方式，加强对江汉诸蛮的军事控制。 同时又因地制宜，分而治之，如杜预坐镇荆州“攻破山夷”之后，“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 ”另外，荆州“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 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 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据《水经注·沔水注》载，“陂水又径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扬水。

　　……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中夏口也。 ……沔水又东得浐口，其水承大浐、马骨诸猢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来同，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 杜预所开杨口，是将夏水扬水连通，工程长达千余里。 如此浩大的国家工程，显然不是杜预能够一人决定的，需要晋武帝拍板。 晋武帝之所以同意杜预开通水道，除了为民生经济考虑之外，破除“荆蛮之所恃”，显然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东南地区交、广二州域内生活着大量“百越”族系的俚、僚等少数民族。 西晋灭吴战争结束后，晋武帝认为天下太平，可以偃武修文，于是“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针对晋武帝这一政策，原吴国归晋的交州刺史陶璜上书指出，“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 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 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 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

　　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 ”面这种情况，陶璜本人虽多加讨伐，但总是“深山僻穴，尚有逋窜”。 陶璜建议“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晋武帝“并从之”。 晋武帝之所以听从陶璜意见，在全国罢免州郡军士的大背景下，延续交州一地保留士兵的传统，显然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民族关系形势。

　　整体上看，晋武帝“因俗而治”思想与传统意义上的“因俗而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与前代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 比如，晋武帝委任霍弋等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中央直接任命的地方刺史，意味着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不但是所属部落的首领，同样也是当地其他民族包括汉人的行政长官，职权有所扩大，显然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罢免天下州郡兵马本是晋武帝制定的大政方针，但考虑到岭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情况，他又唯独保留了当地的士兵，可见其“因俗而治”思想也比较灵活。

　　从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比较符合实际，这对稳定南方地区的民族关系、推动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强民族联系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尤其是开通荆州当地水道等措施，客观上也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从中受益，这一点也可以从“南土之人”对杜预的赞歌“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中得以证明。 不过，晋武帝的“因俗而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想要加强对南方各民族地区的统治，所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盲目施策、用人不察、不考虑实际情况以及操之过急等失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四、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与传统儒家思想、“大一统”思想、前代政治家的经验教训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普遍兴起，“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限于地域”，大族又普遍将某一部儒家经书作为家学，成为维系家族传承的纽带。 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名门望族，史籍中虽未明确记载司马氏传家的是哪部儒学经典，但对司马家族成员良好的儒学教养却有一定的记录‍‌‍‍‌‍‌‍‍‍‌‍‍‌‍‍‍‌‍‍‌‍‍‍‌‍‍‍‍‌‍‌‍‌‍‌‍‍‌‍‍‍‍‍‍‍‍‍‌‍‍‌‍‍‌‍‌‍‌‍。 如司马懿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司马懿“博学洽闻，服膺儒教”。 作为世家子弟，司马炎显然也具备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他曾自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晋武帝称帝之后，“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比较注重发展儒学，并将儒家思想作为晋朝的统治思想。 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中“抚”、“怀”、“因俗而治”等是儒家学说一贯推崇的理念，如《礼记·中庸》就提到：“凡天下国家有九经……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唐孔颖达正义曰：“怀，安抚也。 君若安抚怀之，则诸侯服从，兵强士广，故天下畏之。 ”《礼记·王制》中也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记载。 可见，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定型，《春秋公羊传》载：“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到汉武帝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天地之常经”。 作为有志于天下一统的封建帝王，晋武帝自然会深受其影响，虽然他没有系统阐述过“大一统”理论，但他的有关论述清晰地表达了“大一统”的思想理念。

　　比如晋武帝灭吴之后，曾对刘毅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 又平吴会，混一天下。 ”太康年间(280—289年)，晋武帝再次面向天下求取贤才，刺史嵇绍举荐华谭为秀才。 晋武帝策问华谭治国之策，第一个问题便是“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 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 ”可见，晋武帝的“大一统”思想是整体性的，不仅包括消灭吴国统一传统观念上中原王朝的管辖区域，而且也包括彻底解决边患，以求达到高层次的“混清六合”目标。

　　前代经验教训的影响。 晋武帝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比较特殊的。 三十岁以前，他主要以“中护军、持节”或晋国“世子”的身份生活在洛阳。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死后，司马炎在王沈、贾充、裴秀等人的帮助下，废曹奂自立称帝。 晋武帝早年能够接触到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侍居洛阳的贵族子弟，称帝之后，他与少数民族直接接触的经历也比较少。 晋武帝的政治经验主要集中于治术，善于拉拢政治势力，处理民族关系本非他所长。 晋武帝要想解决好复杂的现实民族问题，只能在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中逐步探索，或者是在吸收前代政治家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加以总结和深化。

　　比如司马懿的一些做法就对晋武帝的影响很大。 以封赏少数民族首领为例，司马懿早年在征伐辽东公孙渊的时候，鲜卑慕容部曾有一定的军事支持，战事结束后，司马懿上表封其首领莫护跋为率义王，慕容部由此“始建国于棘城之北”。 可以说，晋武帝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的一些做法与祖父司马懿极为相似，而司马懿的做法又与曹操对来朝贡的鲜卑各部“皆表宠以为王”的做法一脉相承。 再如处理南中地区民族关系时，晋武帝也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诸葛亮的思想。 诸葛亮治蜀期间，一直坚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理念，其以南中大姓和夷帅为官的做法，也基本被晋武帝继承了下来。

　　五、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抚”是贯穿其民族关系思想的主线。 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是以柔和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抚旧怀新”和“因俗而治”思想就是直接的体现。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晋武帝也比较在意照顾内迁各族群众的情绪，如他就曾颁布《己未诏书》，规定地方军事长官征兵时，要考虑“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 ”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许多大臣都能把“抚”贯穿于处理关系之中。 如周处出任新平太守后，“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土美之。 ”汝阴王骏迁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后，“善抚御，有威恩”。

　　晋武帝的“北威戎狄”思想，虽有兵威的因素，但这一思想主要还是应对少数民族起兵的处理方略以及为伐吴作必要准备，那么一旦平定了少数民族的起兵以及消灭吴国的大业完成之后，也就基本不再借助“威”的力量。 如晋将唐彬伐吴时立有大功，后被立为持使节、兼雍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 唐彬到任之后，“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国命，示以恩信。 ”于是，鲜卑大莫廆、擿何二部遣子入贡，唐彬趁势“开拓旧境，却地千里”，鲜卑各部大为畏惧，联合攻杀大莫廆，唐彬遂出兵征讨。 晋武帝得知此事之后，采取息事宁人做法，“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 由此可见，晋武帝的“北威戎狄”思想也大体没有脱离“抚”的思维框架。

　　其二，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有机统一。 晋武帝的政治思想在《伐吴诏》当中有一定的阐述，那就是在平定吴国、解决边患之后“得休牛放马，与天下共飨无为之福”。 表面看来，他是想做垂拱而治的安稳皇帝，但事实上，晋武帝还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的。 关于这一点，后代同为帝王的李世民就看的很清楚，在评价晋武帝的功绩时，他就指出晋武帝真正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从事实来看，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确实是为了这一目标持续努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没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

　　“通”的“上代”仅限于汉末几十年时间，“服”的“前王”也大体局限在这一时期。 所以，当贾充等人在太康元年(280年)“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时，晋武帝表示“不许”。 古代帝王亲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是经济文化昌盛、民族关系平稳以及天下一统的主要象征，晋武帝消灭吴国之后，显然已具备封禅的资格。 晋武帝拒绝举行封禅大典的原因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条原因，应该是当时的民族关系还远没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化状态。

　　其三，理想目标与个人心理的极度矛盾‍‌‍‍‌‍‌‍‍‍‌‍‍‌‍‍‍‌‍‍‌‍‍‍‌‍‍‍‍‌‍‌‍‌‍‌‍‍‌‍‍‍‍‍‍‍‍‍‌‍‍‌‍‍‌‍‌‍‌‍。 晋武帝本人具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一是既想让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又对他们持有较强的戒备心理。 如匈奴刘渊侍居洛阳时，大臣王济建议用其率领匈奴部众伐吴，“帝称善”，然而孔恂和杨珧却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反对，晋武帝随即“默然。 ”二是理想与享乐心理的冲突。 晋武帝灭吴之前，目标明确，奋发图强，不但采取了多种措施处理民族关系，而且在生活上“厉以恭俭，敦以寡欲”，可灭吴之后，斗志日渐消沉，“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对民族关系、民族问题逐渐缺乏关注。 晋武帝这两种矛盾心理以及基于此的实际表现，特别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缺乏真正的沟通联系，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反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