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时期织物翼马纹样来源及其成因

　　摘要翼马纹样作为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典型的织物纹样，不仅反映了此时期社会的审美趣味与思想情趣，更是丝绸之路畅通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文章以中国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的纺织翼马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出土实物结合文献记录，对此时期出现的纺织翼马纹样的来源、发展过程及其盛行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出现的纺织翼马纹样直接受到萨珊波斯文化的影响，但其间接根源于希腊的翼马形象。希腊的翼马纹样在传播至西亚和中亚的过程中受到双马神奈撒特耶和波斯袄教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塑，形成了具有萨珊波斯风格的团窠翼马纹样。之后随着丝绸技术的兴盛和粟特人的贸易活动带至中国本土，中国本土民众对翼马纹样的接受与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关键词翼马纹样;织物;北朝至隋唐时期;发展过程;文化背景

　　2020年6月，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周”上一个显明的主题形象——翼马纹样，引起了笔者的关注。马作为古代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动物，承载了人类太多的经验和文化。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古代的希腊、两河流域、欧亚草原、中国的西北地区等，都发现有马纹样的图腾崇拜符号。马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其不仅出现在神话故事中，更在人们的观念中穿行。

　　古代世界文明几乎都有关于马的宗教信仰和传说,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1];双马神奈撒特耶[2];中国《山海经》中的天马[3]。这些实例证明，遍及世界的马纹样题材的表现并非源于人类自发性形成的装饰审美追求，而是源于古代人类宗教和民间信仰中的共同文化现象——马崇拜。以马为题材的设计艺术贯穿人类古代设计史，也是中国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织锦纹样的重要装饰主题之一。

　　探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纺织翼马纹样的渊源与传播，对研究古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共有特征，也体现了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个性。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织锦中经常可以看到带有双翼的天马形象，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翼马形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为在春秋战国至唐朝的帝王陵墓中都发现有翼神兽，典型的翼兽形象有天禄和辟邪。关于有翼神兽的来源目前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说，另一种是本土说。以李零[4]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分析，认为有翼神兽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来自西方神话中的格里芬(Griffin)，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以朱希祖[5]、沈琍[6]为代表的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有翼神兽的形象特征，论证中国有翼神兽源自本土。

　　以上专家学者对有翼神兽来源都有着系统的论述，但有关翼马形象的来源与传播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目前，笔者仅发现李光宗在《唐代所见有翼马与东西方文明互动》[7]一文中探讨了翼马纹样的来源,并认为纺织翼马纹样的来源受希腊珀伽索斯的影响，但此文并未进一步论述翼马纹样从西往东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动因。另外，赵丰在《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1]一文中也认为北朝晚期到隋唐时期的织物翼马纹样的原型就是珀伽索斯，但没有做专门论述，此文更着重于对联珠翼马纹织物的织造技术与纹样特点进行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以图像学为视角，结合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纺织文物，分析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织物翼马纹样的来源与发展过程、纹样形式与内涵，揭示翼马纹样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盛行的原因。

　　1织物翼马纹样的发展历程

　　1.1翼马纹的起源

　　关于纺织翼马纹样的起源问题，赵丰[1]认为纺织翼马纹样来源于希腊的珀伽索斯;李光宗[7]认为翼马纹主要受古希腊的珀伽索斯(Pegasus)和格里芬(Griffin)的双重影响，并且有两个传播阶段。第一阶段是希腊化时期，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传至东方，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翼兽造型方面。第二阶段是丝绸之路畅通时期，翼马纹样在北朝晚期通过丝路经商的粟特人传至中国，主要对中国的丝织品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考古出土的翼马纹样实物的时间序列来看，笔者也认为翼马纹样是受到希腊翼马文化的影响，但其原型是否就是珀伽索斯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天马形象并非珀伽索斯一例，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翼马纹样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还受到同时期西方格里芬造型的影响。

　　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出现的纺织翼马纹样与之前在中国出现的翼兽造型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首先，纺织翼马纹样在外观造型上与之前的翼兽造型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在细部装饰、翅膀的结构上带有明显的萨珊波斯的元素，与之前的翼兽造型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现藏意大利国立伊特鲁利亚博物馆陶罐上就有双翼的天马图像[1]，翼马前面的双蹄做奔跑状，即将展开的双翼，似要向前腾飞。梵蒂冈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带有飞翼的马头形陶制建筑装饰[8]，此件作品被雕刻得庄重典雅，优美大方，整体造型古朴而神秘。此外，在意大利发现的一些希腊银币中有翼马形象，这都是在西方出现的翼马形象。

　　此后翼马的造型可能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带到中亚地区，因为中亚和草原各民族都有对双马神崇拜的传统，马生双翼的造型自然能被当地民众所接受。但到了西亚受双马神崇拜的影响，带翼的马在西亚和中亚地区开始成对出现，如在巴克特里亚地区(今阿富汗地区)出土的双马形发饰和龙马形吊坠，就是典型的双马神崇拜饰品，其中龙马形吊坠中的龙马带有双翼。此外，在中国北方天山、阴山、新疆巴里坤和内蒙古等地均发现有双马神造型，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一件双马纹青铜镀金带扣，双马相对，并带有双翼，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影响[9]。

　　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化在往东方传播的过程中开始与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创造出了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艺术品。虽然翼马形象经亚历山大东征带到中亚后传到中国，但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至北朝早期，具有萨珊风格的翼马纹样织锦不见东传。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笔者发现其原因之一是当时西方还未获得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丝绸文化向西传播，这在东西方文献中均有体现。

　　中国是最早掌握养蚕技术的国家。在丝绸西传之初，西方一直将盛产丝绸的国家称为“赛里斯”即“丝国”的意思。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在成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记载，赛里斯民族以森林大树上盛产的羊毛著名，他们向大树喷水冲下羊毛，然后由妻室完成纺纱织布这两道工序[10]。可见当时西方对蚕丝的来源并不清楚，更别说掌握丝绸生产技术了。《史记》也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铸铁钱器。”[11]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一段传丝公主的故事：“闻东国有也……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以桑蚕种留于此地。”[12]从出土实物来看，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3世纪前后，从那时起中亚一带开始有了桑蚕丝绸业。蚕种从西亚传播到欧洲据说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当时有一位波斯僧侣将蚕种藏于手杖之中带至罗马[13]。西亚与中亚地区在掌握蚕桑技术后，萨珊波斯地区的纺织品开始发展起来，至此，丝织品在北朝晚期开始一股丝绸文化的回流[14]。

　　1.2织物翼马纹的重塑

　　目前中国发现的纺织翼马纹织锦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无联珠圈的成行排列的翼马纹，这种翼马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遗址的壁画上可以看到[1];另一种为有联珠圈包围的成对翼马纹及单独翼马纹，这种类型的翼马在阿弗拉西阿卜古城粟特壁画人物身上出现过[15];还有一种是有联珠圈的，骑士、树相结合的对称翼马纹。不管为何种形式的翼马，其双翼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翼尖卷曲朝前而不是朝后，这是明显的中亚风格。

　　另外，翼马身上的装饰较为繁琐，有的翼马头顶带冠，颈后饰有飘带，马的双腿关节部位用绸带系缚作为装饰，有的在翼间亦装饰有联珠纹，这些翼马纹样和之前希腊的翼马造型有很大不同(图1)。这应是希腊的翼马纹样传至西亚和中亚后，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创造出了新的翼马装饰纹样，之后随着当地丝绸技术的发展和丝路贸易的兴盛于北朝晚期传至中国。 来自希腊的翼马形象由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带到波斯，随后波斯帝国进入希腊化时期，该地区先后经历了马其顿帝国，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帕提亚进入“反希腊”时代，开始提倡袄教文化，到公元224年波斯人阿尔达希尔一世推翻帕提亚，建立萨珊王朝。

　　而翼马纹在萨珊波斯有着崇高的宗教含义，在其所定的国教袄教里，翼马是日神密特拉的化身。此外，翼马周围通常有联珠圈包围，关于联珠圈的渊源目前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中国[16]，一说源于西亚[17]，还有一说源于希腊[18]。其实联珠圈在中国早期的原始彩陶和青铜器上都有出现过，但没有形成自觉连续的系统，也看不出其对后世艺术产生的影响[19]。而萨珊波斯的联珠纹早已广泛使用在各类装饰中。并且，在袄教中联珠象征着太阳，众多珠状纹样围成环形，象征着太阳光源。将象征着日神的翼马纹样放置在联珠纹中，刚好借以强调日神发出的万丈光芒。另外，翼马颈部和腿部装饰的飘带也是萨珊波斯艺术品中常见的装饰纹样，可能源于王室专用的披帛，借以强调所系之物的神圣属性，这种装饰形式在同时代的金银器、雕刻、壁画和金币中都有体现。因此可以推断，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翼马纹样是经过希腊式及中亚宗教的影响，渐进式发展起来的，并通过丝绸之路上擅于经商的粟特人传入中国。

　　2织物翼马纹盛行的文化背景

　　纺织翼马纹样在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的大量出现，不仅是因为其新奇的纹样题材与装饰形式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更是因为这种纹样题材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民间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鸣。

　　2.1崇马文化的兴起

　　马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人们常用“千乘之国”“兵强马壮”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强大。中国马文化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伯乐为秦穆公相千里马。汉代，对马的推崇和重视更为强烈。汉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曾专门派人到西域大宛引进汗血宝马，并为此撰写了《天马之歌》，标志了中国汗血宝马文化的发端。到了唐朝，帝王对汗血宝马的喜爱并没有退却，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白蹄乌”就是一匹汗血宝马，并且为了褒扬马的战功，下令将“白蹄乌”等六匹骏马的形象雕刻于石，置于自己的陵墓之中，史称“昭陵六骏”。唐玄宗李隆基对马也喜爱有加，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下令在宫廷设置“教坊”官署，专门训练汗血宝马为其跳舞。释居简《续舞马行》诗曾咏道：“见说天元天宝间，登床百俊俱回旋。一曲倾杯万人看，一顾群空四十万”[22]。在此诗中，就可了解唐玄宗对马的喜爱情况。

　　除了帝王之外，古代中国人对马的喜爱还可以从当时的诗歌和绘画作品中窥得一见。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与岑参都曾写过有关汗血宝马的诗句。其中杜甫咏汗血宝马的诗篇有近二十首，有“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人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23]等名句。唐代知名画家如曹霸、韩幹、韦偃等都曾用笔墨创作了一批汗血宝马形象，如韩幹的《照夜白图》，画的就是唐玄宗的坐骑“照夜白”的肖像。由此可见，纺织翼马纹样在中国的盛行并非简单因为装饰题材的新颖，还源于对文化方面的追求，它与该时期人们的行为模式、信念和感情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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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语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日益繁盛，大量具有异域风格的装饰纹样对中国这一时期的纺织艺术造成影响，翼马纹作为其中之一丰富了中国织物的文化内涵。该纹样缘起于希腊的翼马形象，在途经西亚和中亚的过程中受到双马神崇拜的影响开始出现成对造型，而后翼马纹样在萨珊波斯地区受到袄教文化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塑，并成为了一种宗教符号，随后随着当地丝绸生产技术的兴盛和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带至中国的西北部，在北朝晚期到唐初时期达到顶峰。

　　但随着纺织纹样的逐渐本土化，宋代重文轻武思想等影响，使得翼马纹逐渐衰落。并且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隋唐时期翼马纹样的盛行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与背景是分不开的，崇马文化与狩猎文化的兴起及天马思想的残存都为翼马纹样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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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细珍，孙志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