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规制与陈设看热河文庙的皇家色彩

　　摘 要：热河文庙虽是清朝承德府属的文庙，但因位于夏都而倍显地位尊崇，其建筑规制与内部陈设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建筑规制的皇家色彩，表现在热河文庙大成门、大成殿及崇圣祠的琉璃瓦铺设为太学等级，以及庙内无忠孝节孝、乡贤名宦等地方性附属祠庙两方面‍‌‍‍‌‍‌‍‍‍‌‍‍‌‍‍‍‌‍‍‌‍‍‍‌‍‍‍‍‌‍‌‍‌‍‌‍‍‌‍‍‍‍‍‍‍‍‍‌‍‍‌‍‍‌‍‌‍‌‍。 内部陈设的皇家色彩，主要从庙内藏有诸多御赐诗文、书画、祭器、碑石中彰显出来。 热河文庙是清朝夏都体系里一个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与避暑山庄、外八庙一样，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记录。

　　关键词：热河文庙; 建筑陈设; 皇家色彩

　　清代热河地区“当古北口、潘家口、喜峰口外”[1]卷49《疆域一》，处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结合地带。 此处自古以来就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错之地，自周秦至元明，或为北方游牧政权所据，或受中原王朝管辖。 入清后，热河地区逐渐呈现满蒙汉杂处的局面，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夏礼部尚书曹秀先首倡兴建热河文庙，此议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随后多番敕命满蒙汉官员协力建造，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夏正式落成。 作为清代热河地区唯一的一座文庙，热河文庙的建立大大推动了该地区儒家文化教育的发展。

　　在现有的热河文庙研究中，有学者从占地规模角度，将热河文庙与北京文庙、曲阜孔庙并称为清代三大孔庙[2]。 一般而言，这三大孔庙中的北京文庙为学庙、国庙; 曲阜孔庙为家庙、国庙; 而热河文庙为学庙、地方文庙。 但笔者认为，热河文庙不同于清代一般地方性文庙，它既是承德府属的文庙，又是位于清朝夏都的文庙，因此兼具中央和地方的双重色彩，既有皇家孔庙性质，又带有地方文庙特色。 但相较北京文庙和曲阜孔庙而言，学者对清代热河文庙的关注不多。

　　此外，目前对热河文庙的研究，学界征引史料大多是地方志材料，对清代档案和域外史料利用较少，且未廓清多种史料记载的龃龉之处。 在研究角度方面，或笼统介绍其发展演变[3]，或对石鼓等陈设展开个别研究[4]，并未对热河文庙兴建、陈设、修缮、祭祀、教育等方面展现的皇家特色进行集中地梳理和探讨。 本文以陈设为研究角度，在勾勒热河文庙的建筑布局后，通过分析其特殊的建筑规制和内部陈设，揭示清代热河文庙蕴含的皇家色彩。

　　一、热河文庙的建筑布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地方庙学是以府、州、县等地方官办学校和地方文庙相结合，共同组成的特殊建筑群。 庙学建筑或庙学一体，或庙学分离。 依据文庙和府、州、县学明伦堂的相对位置，又可将庙学一体式建筑群大体分为前庙后学式、左庙右学式、右庙左学式三种庙学布局①。 清代热河文庙属于左庙右学式，与北京文庙相同。

　　具体来看，热河文庙坐北向南，位于热河府治之东、庄亲王永瑺住所之西，背靠避暑山庄，占地面积广阔。 关于热河文庙具体的占地面积大小，清朝官方志书语焉不详，仅在兴建文庙的档案材料中有“文庙应用地基，进深须四十四丈，宽二十九丈”的记载[5]50-51，学界关于热河文庙占地大小说法不一，大多数主张16700平方米[6]，另有28900平方米的说法[7]，但均未明确说明数据来源。

　　热河文庙外围有红照壁、东西牌坊，门前无下马碑。 清代文庙门前大多配有下马碑，以表示对孔子的尊崇。 热河文庙位于清朝的夏都，却无下马碑，笔者推测或可能是因为热河文庙所在的大街，是清帝从北京至避暑山庄的“御道”，而且自热河文庙落成后，清帝大多先至热河文庙拈香行礼后，再驻跸避暑山庄。 因此即使无下马碑，也可彰显朝廷对热河文庙的尊崇。

　　中院是热河文庙的主体部分，清代的文献中未明确记载热河文庙中院实际的占地面积，但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对热河文庙的实地勘探称“庙域四周是围墙，从两侧算，宽约四十七米，长约一百五十米”[8]226，此处约七千五十平方米的院落，是热河文庙兼具皇家和地方特色的集中区域，从南至北分别是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御碑亭、东西两庑、月台、大成殿、崇圣祠。

　　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使臣入谒热河文庙的描述“大成殿后及左右，别堂、别斋不可殚记，皆穷极奢麓”[9]126。 其中，热河文庙祭祀历代先贤先儒的东西两庑各十一间，此规格极高，因为甚至到光绪三十二年抬孔庙祭祀为大祀后，有的地方文庙才勉强把东西两庑扩大为七间(如南陵县学文庙)、九间(云南武定府学)、十一间(宁国府学文庙)[10]195。

　　东院有“御座一所，宫门一座，垂花门一座，尊经阁五楹，神厨一座，神库一座，牺牲亭一间”[1]卷73《学校一》。 西院为热河的最高教育机构承德府学所在，有“前大门一座，屏门一座; 东、西斋房各七楹，东曰“进德”，曰“日新”，西曰“修业”，曰“时习”，中为明伦堂五楹; 后为照厅五楹，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各二楹; 正室三楹，照房七楹”[11]卷13《学校三》。

　　整体来看，中部院落为热河文庙的核心部分，西侧为承德府学院落，东侧为以尊经阁为中心的院落，三部分相邻而建,以墙相隔,成为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别辟门出入。

　　清代官方文献记载称热河庙学“若庙制，若学制，与夫释奠之典、勒功之碑并颁奠器、书籍，其规制悉仿太学”[11]卷11《学校一》，肯定了热河文庙具有太学一样的地位。 此外，朝鲜使团的燕行录等域外史料，曾对其建筑规格和布置之高，大加赞叹：

　　(余曩谒热河太学，制视京学。 令周瞻庙貌，想因明旧，而较之太和殿则虽似少巽，然制度之整齐则大同焉。 庭除之辽阔，厢庑之周匝，亦非东□庙之比矣。 位板皆覆椟龛，垂黄帐。 [9]335)

　　以下笔者从热河文庙特殊的建筑规制和内部陈设两大方面探究其皇家色彩。

　　二、热河文庙建筑规制体现的皇家色彩

　　热河文庙建筑规制的皇家色彩，首先表现在大成门、大成殿及崇圣祠的琉璃瓦铺设为太学等级。

　　与热河相关的清代地方志中对热河文庙大成门描述甚少，仅有“大成门一座” [11]卷11《学校一》“大成门五间”[1]卷73《学校一》的寥寥几笔。 大成殿是热河文庙内建筑规模最大、雕饰亦最为华美的建筑，是热河文庙的核心建筑。 但其具体的建筑规格，清代的档案和地方志史料中仅有“大成殿五间”的寥寥一句。

　　且关于大成殿的房间数，史料记载有出入：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内务府管工程大臣英廉汇报的热河文庙工程预算，热河文庙大成殿预计盖五间[1]卷73《学校一》，另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月十五日禧恩为查勘热河文庙工程暂缓修理情形的奏折中，也提及踏勘到大成殿五间的言语[12]124-125。 但民国时期日本学者的记载，前后有面阔七间和面阔五间互相矛盾的两处记录[8]227，笔者认为日本学者笔误的可能性较大，不知何故译者也未对此处作任何解释说明。

　　而笔者提及的关于大成门、大成殿及崇圣祠等建筑的太学规格记载，主要来源于域外史料。 朴趾源《热河日记》称热河“去岁新创太学，制如皇京”“大成殿及大成门皆重檐，黄琉璃瓦”[9]126。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清代文庙建筑覆黄琉璃瓦，是曲阜孔庙和北京文庙才有的规制：

　　阙里文庙，(世宗宪皇帝)特命易盖黄瓦，鸿仪炳焕，超越前模。 朕祇绍先猷，羹墙念切，思国子监为首善观瞻之地，辟雍规制，宜加崇饰，大成门、大成殿、著用黄瓦，崇圣祠著用绿瓦。 [13]卷50，乾隆二年九月丙申条

　　文庙用琉璃瓦铺顶始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政府规定“各文庙改用绿色琉璃瓦”[14]卷87《学校志》，直至清朝雍乾时期，相继把阙里孔庙、北京文庙的大成殿改易黄琉璃瓦，以示隆崇，其他各地文庙仍沿旧制‍‌‍‍‌‍‌‍‍‍‌‍‍‌‍‍‍‌‍‍‌‍‍‍‌‍‍‍‍‌‍‌‍‌‍‌‍‍‌‍‍‍‍‍‍‍‍‍‌‍‍‌‍‍‌‍‌‍‌‍。 据学界研究，河南省境在清代的十余处文庙大成殿大部分或为绿色琉璃瓦铺就，或为灰筒板瓦覆顶[15]327—354; 云南省境的清代文庙大成殿以青、灰瓦屋顶居多[16]116-251。 因此，大成殿琉璃瓦色的不同与其等级地位不同有密切关系。

　　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随朝鲜使团进京庆祝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其寄居热河太学多日，亲眼目睹热河文庙大成门、大成殿为重檐、黄琉璃瓦，此言当不虚。 但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对热河文庙的实地考察却有所不同，称大成殿“屋顶皆为黄琉璃瓦铺就，瓦当和滴水的上面皆施以龙形纹饰”[8]227，但大成门“单檐双椽，用灰瓦按常规铺顶，屋脊和檐头是绿瓦”[8]226，崇圣祠“单檐双椽，以普通瓦铺顶，屋脊和屋檐边则用了绿色琉璃瓦”[8]227。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描述差异的原因，与热河在清代的政治地位是夏都，而到民国降为省一级行政地方，热河文庙则由太庙级别降为地方文庙相关联。

　　此外，热河文庙建筑规制的皇家色彩还表现在热河文庙内无忠孝节孝、乡贤名宦等地方性附属祠庙。

　　据《清会典》载清代“直省府州县附庙左右，各建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岁春秋释奠”[17]卷45《礼部》。 雍正七年(1729年)命增加忠义孝悌祠和节孝祠，分别奉祀历代忠义孝悌之人和节孝之妇女，且为在祭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及先贤先儒的同时，也祭祀任职于当地有功于民的官宦或者是文章品行俱佳的贤才，清代地方文庙大成门前大多左配为名宦祠，右配为乡贤祠，入祀之人须经督抚造册报部并确核事迹后方可入祀[18]卷76《名宦乡贤》。 但各祠在学宫中的位置并不固定，《畿辅通志》也有“学宫规制各府州县相同，其附庙各祠前后左右不同者，乃度地制宜耳”[19]卷114《学校一》的说法。

　　忠孝节孝、乡贤名宦祠是清代地方府州县学的附属祠庙，诸如北京文庙、曲阜孔庙等国庙，均不设忠孝节孝、乡贤名宦等地方性祠堂①。 而热河文庙作为承德府级的文庙，也没有忠孝祠、节孝祠、乡贤祠、名宦祠，直到道光八年(1828年)承德知府海忠捐款，才在府属的振秀书院内西首建立名宦祠，在名宦祠右建立乡贤祠，在府义学东建立节孝祠[11]卷14《坛庙》。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乾隆皇帝处处比照京师太学隆重兴建热河文庙，热河文庙作为清朝夏都唯一的文庙，其建筑规格要处处彰显出浓厚的皇家色彩，故而将这种烙有地方色彩的忠孝、节孝、乡贤、名宦等祠排除在外。

　　总而言之，热河文庙内未建乡贤名宦祠、忠义孝悌和节孝祠的客观事实，与此后乾嘉二位皇帝多次亲自拈香祭拜热河文庙的身份十分符合，或是乾隆皇帝最初的制度规模设计之初，就已经把这层等级关系考虑入内了。

　　三、热河文庙内部陈设体现的皇家色彩

　　清廷将热河文庙的建筑规制比肩太学等级的同时，又将诸多御赐诗文、书画、祭器、碑石等布局其中，使其地位高于清代一般地方文庙，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文庙。

　　首先，热河文庙内悬挂诸多御笔题词。

　　热河文庙棂星门前的东西两座牌坊，向东额曰“教垂万世”，曰“道洽八埏”; 向西额曰“执中含和”，曰“参天两地”，均为乾隆御笔。 棂星门有牌楼一座，额曰“化成久道”，为乾隆御笔[1]卷73《学校一》。 乾隆皇帝御制诗《文庙释奠礼成有述》刻屏悬挂于中院的第二进院落，但具体悬挂位置，相关地方志无详细记载。

　　大成殿正位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乾隆皇帝御书额曰“广大中和”，联曰“有开必先冠古今而垂教化，无思不服合内外以振文章”，后来嘉庆皇帝又御书额曰“圣集大成”放于乾隆匾额之东，道光皇帝御书额曰“圣协时中”置于西[11]卷11《学校一》。 至民国时期，其西又增加宣统执笔的“中和位育”匾额[8]227。

　　其次，热河文庙内储藏诸多钦赐书画。

　　热河文庙东院的主体建筑尊经阁是储藏书籍之所。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于武英殿库贮各书内，择其尤切于诸生讲求者，计九十二部”[20]卷388《礼部·学校》装订御赐于热河文庙。 九十二部书籍清单详见于《钦定热河志》，笔者此处不再赘述。 尊经阁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之后是否又藏有新的钦颁之物，笔者在清代地方志和档案材料中暂未找到依据。

　　但据杉村勇造先生的调查，“热河文庙尊经阁藏书远远超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乾隆皇帝基于修建文庙的奏请者礼部尚书曹秀先之请所赏赐的图书数量，计有图书一百八十种，一万三千零四十六册，画图一百二十一幅，而且其中含有乾隆皇帝特为尊经阁用宋藏经纸写下的《热河文庙碑记》《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记》以及记述乾隆皇帝一代武功的九十六幅铜版画和把中国最早的西方建筑绘成画的《圆明园水法图》等大量的贵重图书”[8]228。 笔者从杉村勇造先生开列的图书、画册名单推测，嘉庆年间或之后清廷似又御赐书画于热河文庙尊经阁，但具体时间及数量内容无法推知。

　　再次，热河文庙内恭藏十件御赐周朝祭器。

　　热河文庙的祭祀活动主要集中于大成殿、东西两庑和崇圣祠内进行，具体的祭祀器物陈设规格，可参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谕：

　　热河地方每年夏秋为圣驾巡幸之所，今兴设庠序，文物声明，宜从美备。 所有大成殿龛案陈设，俱照京师太学款式成做。 两庑及崇圣祠内龛案，并各神牌位次，亦照京师太学成式制造安设。 至祭器乐器及一切供器等项，除所供特颁周时法物外，俱照京师太学所用各器，如式制造，以备供献。 [20]卷438《礼部·中祀》

　　热河文庙大成殿、东西两庑和崇圣祠的所有龛案陈设、神牌位次、祭器、乐器、供器等均照京师太学成式制造安设，可见其祭祀规格相比其他地方文庙尤显隆重。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特颁周时法物共十件，分别是文王鼎、宝尊、夔凤卣、素洗、雷纹爵、叔朕簠、蟠夔壶、蟠夔罍、雷纹觚、蝉纹簋[1]卷74《学校二》各一，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广木作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初五至初十日之间，该处曾多次奉旨更换铜器呈览，直至初十日将文王鼎为首的十件铜器清单呈览，才获准钦颁[5]362-363。

　　这是比照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十件周时法物颁给京师太学的做法，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特颁，并明确提出热河文庙“用光俎豆，依大学例”[1]卷74《学校二》，且“平时这十件周时法物均秘藏于文庙西院明伦堂内后面倒札库里保存，恭遇皇上驻跸热河亲诣行礼，方才由藏库取出供于楠木大案之上”[21]。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将热河文庙的祭祀规格遵循北京文庙的标准，处处彰显其夏都文庙的超高地位。

　　最后，热河文庙内林立众多御赐碑石。

　　热河文庙中院的第二进院落是祭祀的主体区域，更是乾隆皇帝在热河文庙树碑立石用以宣传文治武功的最佳位置，除大成门外左南向壁刊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的《晓示生员卧碑》和刻录于左的《训饬士子谕旨》与一般文庙规制并无二致以外，大成门内外和御碑亭之中林立众多乾隆皇帝御赐碑石，这是许多地方府学文庙所不具备的。

　　其中，乾隆皇帝为热河文庙的隆重落成专门创作的《高宗御制热河文庙碑记》和《高宗御制热河承德府纪事八韵诗》，俱刻立于南向御碑亭中[11]卷12《学校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成门内摆放①一套终清一朝仅北京文庙与热河文庙才有的乾隆石鼓，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以周宣之文存不及半，重用其文以成十章，亲定首章及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文中余字，截长补短为之，是为新刻石鼓，与旧鼓并列国学，其热河文庙亦置一分焉”[22]252，并奉敕摹石，现存字凡三百有十，重文二十有一，在戟门内左右各五鼓。 并在大成门内左竖碑南向刻刊《御制集石鼓文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阴上列《石鼓释文音训》，下列东阁大学士王杰等《释文音训序》”[11]卷12《学校二》。

　　后来，其他地方官员奏请仿刻石鼓文列于当地文庙，乾隆皇帝否决了这一提议：

　　朕以太学为京师首善之区，热河为每年驻跸之地，因特令将重刻石鼓文，于两处建立，若如该学政所奏，则各省学宫，均须纷纷请建，殊为多事，着传旨申饬。 [13]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条

　　从批示中可看出，热河文庙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北京文庙并肩的。

　　此外，热河文庙还有众多御制碑刻，譬如大成门外右壁东向坎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将热河七厅改设府州县的上谕全文②，左壁西向勒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记》。 大成门内右壁东向勒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制补咏战胜廓尔喀图序》，左壁西向勒有同年撰写的《御制十全记》[11]卷12《学校二》，日本学者的考察记录[8]226-227与《承德府志》记载相同，可见乾隆皇帝把热河文庙作为彰显其十全武功的重要场所，其超高规格不言而喻。

　　综上可见，黄琉璃瓦铺设、无附属地方性祠庙等建设规制的太学等级以及诸多钦赐诗文、书画、碑石装饰其内，使得热河文庙充满着浓厚的皇家色彩。 不仅如此，朝鲜燕行使臣多番将其与北京文庙并肩比较，更显热河文庙的皇家特色。 例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鲜使团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留宿热河期间，曾于七月二十日戊戌与安南王及从臣、南掌、缅甸使臣等一同拜谒热河文庙，并记录其时热河文庙情形如下：

　　四圣十二哲侑飨正殿，先贤先儒从祀两庑，一如燕都文庙。 而先圣位前桌上排列雷文爵、文王鼎、笾豆敦彛，闻是御府古器而移来云。 大成殿覆黄琉璃瓦，前为大成门，后为崇圣祠，而尊经阁在殿东，彛伦堂在殿西，两庑在殿廷左右‍‌‍‍‌‍‌‍‍‍‌‍‍‌‍‍‍‌‍‍‌‍‍‍‌‍‍‍‍‌‍‌‍‌‍‌‍‍‌‍‍‍‍‍‍‍‍‍‌‍‍‌‍‍‌‍‌‍‌‍。 大成门北阶有左右棂星，内安石鼓，各五座，鼓上面摸刻燕都石鼓文。 大成门南廷筑大湖石为池，跨虹桥绕玉栏，庙貌之宏丽洁净，反胜于燕都文庙。 [23]487-489

　　待朝鲜众使团从热河回至燕京后，于八月二十六日甲戌拜谒北京文庙，又有如下的记载：

　　东西两庑各十九间，东西向分祀先贤先儒，一如热河文庙位次。 ……旧石皷十，元潘迪石皷音训碣一，皇帝以旧字渐损，招禁私塌别以玉箸书猎碣文，新造石鼓，列于大成门之南陛上东西，亦如热河石鼓之制。 [24]147-160

　　朝鲜燕行使臣的记载，观察视角独特，易于发现清廷文人墨客忽略之处，由使臣对热河文庙的描述来看，热河文庙落成10多年后，仍旧是宏丽洁净，各种陈设规格一如北京文庙，可见乾隆时期对热河文庙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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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从建筑规制与内部陈设来看，热河文庙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笔者认为，在以避暑山庄为中心的夏都体系中，热河文庙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是以外八庙为载体的藏传佛教文化之外，一个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 热河文庙与避暑山庄、外八庙一样，都是为清帝进行政治活动服务的御用场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记录”[25]156。 同时，作为清代三大皇家孔庙之一，热河文庙是清王朝在多民族地区设立文庙以推行文教政策的典范，与其它长城边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庙一样，其落成大大促进了当地儒家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因其夏都文庙塞外特殊地位为加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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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马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