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生产民主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摘要：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知识生产方式反映并形塑着社会秩序。近代知识生产模式建立在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是对自然的分割、操纵和征服，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生产民主化，赋予自然以代理人，使自然的利益输入到知识生产决策中，并使之占据重要地位，完成了自然观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一种理论转向，而且一方面通过对教育影响，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意识，具有生态情感，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政策知识生产和实施的影响，使公共政策目标和行为聚焦于自然利益和环境保护，落实生态文明秩序建设。因此，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生产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责任意识，促使知识生产者从知识走向行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知识生产民主化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观

　　生态文明论文投稿刊物：《中国生态文明》(双月刊)，创刊于201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主管，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中国环境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综合性期刊。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知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根本动力，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便利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威胁着人类生存。人们发现，知识生产过程不是绝对客观和中立的，而是蕴含着自然观，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形塑产生着重要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公众参与科学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科学知识生产民主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不仅是对不断揭示的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科学知识应用的风险性、公众对科学日益不信任的反应，而且是认知方式的一场变革，是时代的产物，对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知识生产民主化中的自然观变革

　　知识生产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是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产物，知识具有了显见的社会功能，知识生产者开始依靠知识生产进行谋生和获得社会地位，它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方式和社会发展观念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科学建构起了真理性和客观性的形象，先后与宗教、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生冲突，并获得胜利。科学知识成为知识的代名词，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成为知识生产的典范，它蕴含着近代以来人们所持有的自然观。近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使得古代社会中对普遍必然真理的追求[1]转为对局部现象的可重复性验证，“自然”成为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自然”不再是自然界中的自然，而是实验室中的自然，它首先是被分割的自然，是从特定的情景中分离出来、尽量避免外部干扰([2]，p.83)的自然，以便于它在实验过程中能够得到孤立、强化和控制。其次是被建构的自然，是为了满足实验条件而对真实自然现象的选择、调整和重构，[3]成为标准化、程序化和可视化的自然，以便于在实验过程能够被观测、记录和重复。再次是被忽视的自然，自然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止于实验过程，实验数据得到采集之后，自然便隐退了，知识生产者根据预期目标对实验数据进行优劣判断和筛选，[4]以便于知识生产结果能够得到已有的同行承认的相关知识的支持，[5]与它们形成联盟，产生知识的集体辩护，更好地抵抗外界的质疑和介入能力。

　　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自然”是一种被操纵的工具，没有自身的价值，它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依赖于知识在社会中运用的情境性和建构性。知识在实验室的生产过程，是在一个具有严格约束条件的人工环境中的进行的，知识效用的发挥就只能在这种环境中进行。于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成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世界的转移”过程，[6]即对外部世界进行重构。自然界中真实的自然在知识的应用中，也被分割、建构和忽视了。无论是在实验室内部还是外部，“自然”都成为了人工的建构物和奴役的对象，成为满足人类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知识生产和应用越广泛，对自然的剥夺和侵害便越广泛。二十世纪中叶起，在人类欢呼庆祝知识的伟大成就时，生态危机随之而来。人们很快发现，春天不再是鸟语花香而变成了寂静一片、在人迹罕至和没有害虫的北极阿拉斯加海岸出现了DDT杀虫剂，[7]大自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并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自然本身的秩序出现日益严重的紊乱，环境对人类经济发展、身体健康的负向影响日益显著。

　　与此同时，近代知识生产方式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和质疑。科学史研究发现形而上学因素在科学革命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验室研究发现利益、权力在日常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生产中的网络性、情境性、地方性得到多维度揭示，知识生产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实证主义的知识垄断行为和对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经验知识的殖民行为。知识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实验方法而转向公众参与，参与研究成为起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国家的新知识生产方式，知识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初应运而生[8]并在全球得到持续关注和实践。[9]

　　知识民主包括知识生产民主化、知识传播民主化和知识应用民主化，后两者主要涉及知识分配，但是在当代知识社会中，知识分配与知识生产是共生的，一方面，人们对未来的想象“通常受到他们专业知识的限制”，[10]知识分配的多少影响着知识生产中的视角和观念;另一方面，知识生产通过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的排列组合、解释和表达方式确立着新知识的使用规则和分配方式，知识生产决定了知识分配。[11]从社会发展角度和新规则的确立角度看，知识生产民主化能够代表知识民主中最核心和最具有革命性的内容，它对知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产生了重要挑战，[12]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思维方式，转换着“自然”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首先，知识生产民主化扩大了知识生产主体，使得“自然”具有了代理人。

　　近代科学思想来源于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传统，仍然保留了知识形式有高低之分，知识生产是有闲暇的绅士自由追求真理和认识上帝的过程，与社会应用无关。[13]但是，科学知识生产出来之后，以其社会有效性迅速进入到社会应用之中，“伽利略和雷奥纳都自称会改良大炮和筑城术，因此获得了政府职务”，[14]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到20世纪成为国家予以支持的重要事业，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凸显，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需要按公共领域的的规范进行知识生产活动。[15]

　　然而，知识具有高低之分的观念，仍然被保留了下来，科学知识以超越其它知识的姿态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中的优势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其不确定性和负面性影响也突出暴露出来，引起人们对它的质疑。知识生产民主化对“谁进行生产”的问题重新考虑，([8]，pp.121-131)即重新审视知识生产主体的资格，公众被纳入进来，因此，尊重和关爱“自然”的行动者能够参与到知识生产中，代表和维护自然的利益。其次，知识生产民主化把知识生产中科学共同体内部个人间的竞争机制，转换为多元异质主体间的磋商机制，使得“自然”利益能够输入到知识生产决策中。民主的起源和发展都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为了保证公共领域中人人平等。

　　知识与民主的联姻是随着知识成为公共决策和权力分配的基础而发生的，知识作为一种结构性权力，能够“成功地在社会结构中塑造新的偏好”，[16]知识生产民主化不是科学家能够更好地说服公众，而是认识到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只是存在认知分工和方式的差异，但是不存在认知高低上的差异，他们掌握两种不同的知识，“科学专家掌握的是理想化、一般化和标准化的形式知识，公众掌握的是地方性的非形式知识”;[17]不是仅仅扩大知识生产主体，而是把公众知识输入到决策中，[18]是知识生产中从对个体天赋和能力的强调转移到对多元主体视角和方法的强调，突出了知识交流和磋商的过程。社会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地方性知识、日常经验知识都能够进入到知识决策的磋商过程之中，“自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不仅有了代理人，而且使得“自然”的利益能够进入到决策当中。

　　再次，知识生产民主化把知识生产的目标从对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知识的追求，转化为对地方性和稳健性知识的追求，突出了真实社会环境对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制约和知识生产目标的人本化转向，使得“自然”利益在知识生产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科学放弃了古典知识对普遍真理的追求，转向对特殊现象的研究，通过高度人工化、理想化的实验装置，建立起特定条件下特定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追求在严格约束条件下的普遍性和可重复性，它虽然“无法直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但是它凭借各种实验手段和设备“有能力让怀疑者和异议人士保持沉默，从而间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19]科学知识从此建构起了价值中立性和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形象，成为蓄水池中可以被作为任何用途的水。

　　但是，当人们把眼光从实验室转移到社会时，把知识生产者还原为真实的有思想感情和文化背景的人时，知识生产中蕴含的本体论承诺便显现了出来，知识自身发展的逻辑只是其蕴含的价值观发展逻辑而已。知识生产以服务于经济发展和转化为效率更高的技术为目的，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和效率观成为知识发展的逻辑，知识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现代化，但是也造成了现代性危机，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人类精神萎靡、文化衰落等问题困扰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人类幸福感的增加，知识生产的目的需要得到重新审视。知识生产民主化放弃了对普遍性真理的追求，强调知识生产的实践性和地方性，重视知识生产的社会目标和人本性，坚持多元主体参与。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宜居的环境是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根本保障，([20]，p.36)“自然”的利益在知识生产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重要，处于决策中的优先地位，生态维度成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重要维度。

　　二、知识生产民主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路径

　　知识生产民主化中蕴含的自然观变革，不仅是一种理论转向，而且通过教育和公共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传播和秩序建构产生影响。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它以知识传递为显见特征，但是其背后隐藏着对受教育者认识论的规训过程。知识生产民主化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通过改变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程序等，影响着他们的自然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首先，知识生产民主化要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体化，培养人的综合思维能力，尊重自然的规律与价值。近代科学知识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有用性，成为所有知识的典范，教育成为科学的附庸，教育的合理性依附于被教授的知识是否有助于产品生产，教育的价值被异化为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这种被科学包裹起来的教育，知识的有用价值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只有从经济目的和功利视角出发，才被认为是合法的教育，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科学教育成为教育的核心和支柱。

　　知识生产民主化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经验生活知识在解决问题、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中的有用性和重要性，是对教育和人的再发现，教育重新回到培养人的事业，实现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转变，[21]教育不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知识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是对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强调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同样不可缺少，“自然”不再作为实验室中被操纵的结果被认知，而是作为人类的母亲被尊重和感谢，生态意识在教育中被生成和培养。其次，知识生产民主化使得教育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磋商成为教育的核心活动，自然的价值得以呈现和突出。

　　近代知识观确立了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形象，认为知识是等待被发现的真理，教育成为了以课程为渠道、以科学方法为标准的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活动，放弃了对人的反思和追问。知识生产民主化承认知识生产中的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经济资源、权力网络等社会因素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实验本身并不能单独决定最终的知识生产结果，实验数据和之前的信念共同决定了知识生产结果，[22]自然、文化、器具、环境等都是知识生产中的行动者，它们之间彼此转译，[23]共同决定着知识生产结果。“自然”与社会不再二分，“自然”不再是人所奴役和控制的对象，而是能动的行动者，其价值得到呈现和突出，知识是异质行动者之间在自然和数据的基础上磋商形成的结果，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尊重其它行动者的基础之上的磋商和学习，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积极参与的、以“学”为中心的、尊重“自然”的培育人的过程，“自然”成为知识生产的内在维度，生态情感在教育中被养成。

　　再次，知识生产民主化引导教育走向情景化学习，“自然”在知识生产中的限制作用受到认可和遵循。近代知识观建立在机械论基础之上，认为世界是一座大钟，人们“像钟表匠拆开钟表那样研究自然”，[24]自然不再必然是整体，而是可以拆分为不同的零部件;知识生产不再是古典时代对整体自然的研究，而是对切割的自然的研究，并且切割日益精细，知识成为对微小零部件的操纵结果，教育成为对自然祛魅的、去情景化的、单纯的对知识的分配和传递过程。知识生产民主化认为，在当代知识社会中，知识不同于数据和信息，后者与认知无关，是一个可以脱离情景传递的客体，而前者的转移是一个在情景中发现和学习的过程。([2]，p.36)知识的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伴随着情景的生成和建构，教育不是课程文本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而是各种解释和理解的交流，([25]，p.31)是一种持续和开放的对话，([25]，p.66)是在具体情景中对数据和信息的整合和建构的认知过程。情景是教育活动的基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必须与情景保持和谐一致实现教育的任务。“自然”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最重要情景，对具体教育活动施加着控制，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教育中得到突出。

　　三、知识生产民主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知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知识生产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知识自身的逻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者相互碰撞，形成知识生产的模式。知识生产民主化既是知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变革，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变革的要求，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将对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意义。

　　首先，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生产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知识是认知者对事物的一种反映，是“把紊乱不定的情景转变成为更加在控制之下和更有意义的情景”，知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追求真理而在于控制和操作。[34]近代科学革命伴随着资产阶级诞生和工业革命同时出现和发展，知识的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军事力量和促进产业发展，“知识就是力量”成为知识最具有号召力的宣传语，知识生产得到产业界和国家的支持，知识的快速积累使知识生产者获得更大程度认可和支持的依靠，知识生产者组成的共同体获得了自治权，自主进行选题、研究和评价，不与外部进行交流，这反过来促进了知识生产的快速发展。[35]二十世纪下半叶，知识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知识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传统知识依靠少数人进行生产的弊端也日益呈现，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知识生产必须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知识生产民主化认识到，知识“都是基于少数具有显著特征的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不仅呈现着现在的特征，也反映着过去的特征)，用已有的理论进行形塑，再以书面语言进行修饰和固定得以成形的结果”，[36]不同行动者有不同的经验、观察和认知的方式，每一类主体都是基于自身背景对对象进行操控和得出结论，专家知识存在缺陷，公众知识同样不可靠，知识生产不能再由某一类人组成的共同体垄断，需要通过民主化进行平衡和补充，形成尊重生态环境、有利于生态经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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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肖显静.生态学实验实在论:如何获得真实的实验结果[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6-27.

　　[4]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M].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