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摘要：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关键词：微信群;虚拟公共空间;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乡村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的“原子化”“离散化”趋势日益显著。田间地头、小卖铺等传统公共空间原是建构村民社会关联的重要场所，因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些场所逐渐门庭冷落，致使村民的公共交往无从发生、公共舆论难以酝酿，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治理有效”定为总要求之一。

　　在离散化趋势显著的基层乡村社区，村民多以原子化个体的形式存在，村两委的治理手段有限，乡村治理呈“悬浮化”[1]，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面临重重困难。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我国的乡村治理属于“皇权不下县”的“半放任”状态[2]。国家政权自愿减少对乡村的行政干预，并采取相应的低渗透治理策略[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遍布乡村全域的人民公社等“政社合一”治理机构，国家政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步从基层乡村“退场”，乡镇以下实施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乡政村治强调村组织和村民皆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但因复杂的农村治理环境影响，在实际运作中与理想制度有所偏离：有些村委会“准行政化”趋向日益严重，“自治”没落在实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油[4]，更多的是村委会难以及时回应村民的需求，仅能维持低效治理，甚至成为“利益攫取者”。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围绕着如何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学界积累了大量成果，根据视角不同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者们从宏观出发提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要素，随后聚焦有效治理理想模式的建构，如实现当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5]、向总体性治理转化[6]、推动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7]、实现基层互动以构建新范式[8]等。第二类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在较扎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乡村治理的诸多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路径。

　　如打造农村社区协同治理[9]、再造村治主体[10]、实现连带式制衡[11]等;也有研究者对乡村治理机制困境做出整体归纳，并从“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两方面提出优化良策[12]。以上两类研究虽有视角差异，但均将重点置于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上，较少关注乡村空间的变迁对基层乡村治理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对乡村公共空间变迁与治理变革间的关联做出探索[13]，但研究对象限于小卖部、村民活动中心、村民广场等微观乡村社区中的传统型公共空间。随着移动互联网在我国乡村不断下渗，具有脱域性质的移动网络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村庄内外的重要媒介。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网络平台嵌入乡村共同体，带来建构新型公共空间的可能。本研究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聚焦中部地区一个基层村落F村，将F村村民活跃其间的微信群视为新型公共空间，“深描”村民们的线上话语实践与线下公共行动，探究在村民交往密度变低、交往时空缩小、交往意愿减弱的情况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公共空间如何为基层乡村治理带来变革、助推有效治理的过程与机制。

　　二、背景与研究方法

　　F村位于安徽省中部平原地区，属典型的暖温带季风气候。F村交通便利，乘坐火车或长途客车可数小时内到达长三角都市群任意城市，所以一直有外出打工的传统。不过据村支书介绍，F村几乎没有抛荒的农田，村发展计划仍以土地经营为主，农户自主进行畜产养殖或果树栽培。

　　F村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80元，属于中等收入行政村。简言之，该村由在外务工村民群体、在乡务农中坚村民和贫弱农户组成，呈现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14]，可以作为中部农村的“普遍模式”之一。F村没有强势的宗族势力，加上地方经济相对弱势，邻近的长三角洲城市群因技术和资本的优势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庄原子化程度高、“离散化”的趋势较明显。

　　村民习惯于“各扫门前雪”，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搭便车”现象严重。村民们盲目崇拜“能人”，拜金思想泛滥，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并不少见。在F村所在的L镇，人人都知道F村名声“不照”(方言，不好)。2017年，F村所在的地市级政府为推进网格化管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下辖各行政村建立微信群辅助治理，F村村支书建了名为“F村平安”的微信群，鼓励有微信的村民入群。截止到2020年10月初，“F村平安”微信群成员数约为村户籍人口的二分之一，除了在乡村民，也有长期在外务工人员。

　　据村支书回忆，微信群刚成立时信息寥寥，仅有村两委的简短通知，后来逐步转变成村民日常互动的场地，也是公共事务的讨论平台。群主原是村支书，后由村民投票选出，群内发言规则也经村民讨论确定。可见“F村平安”微信群超越了时空限制，为村民提供了可以自由进出与发言、交流讨论公共事务的新型公共空间。本研究将聚焦“F村平安”微信群，试图解析其为基层乡村治理带来的变革。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笔者在F村所在L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对F村进行了前期实地调查，收集整理了“F村平安”微信群2020年10月至12月的聊天记录，同时组成了报道人网络。在关键报道人的协助下，笔者对F村77人进行了深访，包括对18名外出务工人员的线上访谈。需要说明的是，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是为了提高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社会因素的理解，并非追求精准的数据或是有普遍性的结论[15]。

　　三、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到虚拟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频繁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将其视为共同体内部已然存在的、具有一定公共性的、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的形式和共同体成员的交往结构方式[16]。乡村公共空间是村落共同体成员展开公共交往的公开场所，具有社会治理、娱乐休闲、生活生产等各方面的功能，对乡村共同体的存续至关重要。

　　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占主导地位，村民们在乡绅、宗族长老等传统权威的主持下，在祠堂等传统公共空间中就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形成共识并转化成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秩序再生产，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乡村，传统社会关联被打破，“乡村内生型公共空间”衰落，“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形成[17]。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渐退场，行政力量所型塑的嵌入型公共空间无以为继，与之同时，曾因国家权力介入而凋敝的内生型公共空间逐渐复苏。

　　基于不同视角，研究者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公共空间分为不同类型，如根据功能分类的组织型、生活型、休闲型、事件型、项目型等[18]，或是根据特性分类的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生产性、政治性等[19]。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类虽涵盖了我国乡村较为普遍的乡村公共空间类型，也存在偏重实体型公共空间、对非物理形态公共空间关注不够的问题。本研究将乡村公共空间分为三种类别[20]，其一为场所类公共空间，小卖部、村民广场、村口空地等均属于此类，村民可以自由进出、进行公开互动交流。

　　此类公共空间是村民最重要的交往平台，也是构建村民社会关联的重要载体;其二是仪式类公共空间，如祭祖拜神等仪式或是红白喜事。这种公共空间虽无物理实体，但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将村民聚集在一起，村民们得以交换信息、维护人际关系，维持乡村社区凝聚力。其三是组织类公共空间，如村民委员会或基层乡村社区存在的其他自治组织。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村民个体的流动性、异质性不断增强，上述三类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势头日显，F村也不例外。因村里缺乏支柱性产业，在乡村民自行选择种植或畜产，或去不远的县城打工，白天难能碰面。

　　晚上村民一般在家看电视、玩手机，不再去小卖部或村口聊天，场所类公共空间因此冷清下来。家住村口不远的村民ZYY回忆：“以前天黑树底下都是人，现在谁还去树底下郭旦(方言，聊天)?”F村并无强势的宗族势力，祭祖拜神仪式寥寥，但对红白喜事向来重视。近年来F村中青年外出打工的多，在乡的村民也简化红白喜事流程，“不大搞大办，就一起吃个饭聚聚”(关键报道人CDM语)。

　　村民委员会是乡村自治制度的重要载体，但有研究将我国乡政村治分为“发展性”、“维持型”和“瘫痪型”三种，发展型属于较好的一种，仅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而维持型及瘫痪型的则有85%之多，可见基层乡村治理不容乐观[21]。具体到F村语境，村委会“准行政化”严重，忙于应付上级政府布置的各类任务，而且村支书“会混世”(方言，圆滑、善于搞关系)，给熟人开后门的行为时有发生。村民对F村的公共事务越发疏离，彼此间交流也少，F村的组织类公共空间徒有虚名。

　　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变能真实反映出乡村社会变迁的面貌，也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维持影响重大。就F村这一微观乡村社区而言，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村民原子化、村庄结构离散化趋势明显。原子化、离散化与公共空间的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村民间的社会联结进一步消解、公共意识消亡、乡土团结呈现溃败势头。直接反应在乡村治理上，就是村庄秩序消解、作为主体的村民政治“冷漠”、行政权力缺乏监督、村庄风险系数居高不下。

　　乡村公共空间是特定乡村社区的成员基于公共事件或话题进行人际交往与互动的公开场所，它对社区成员无条件开放[22]。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各异，但都有着公开、公共等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我国乡村社会快速变迁，传统公共空间走向衰落，基层治理面临诸多难题。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不断下渗，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群、QQ群、腾讯“为村”等社交媒体平台承担了传统公共空间固有的人际沟通、信息传播与协调互动的功能。

　　这些平台建构出虚拟空间，村民于其间展开的互动也要按照网络手段进行，属于全新形态的“虚拟公共空间”(virtualpublicspace)[23]。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曾提出“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概念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并指出运用理想类型可以“分析现象、理解现实并预测发展趋势”[24]。本研究将L村微信群视为虚拟公共空间理想类型之一，力图解析其对基层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以期实现经验与理论的互构。

　　四、虚拟公共空间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实践

　　近年来，变革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方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乡村现实已成为学界共识。村民在基层村庄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本来内化于基层村民自治制度中，村民拥有参与村庄治理的权利。但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村民的治理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村民参与路径有限、参与动力不足，导致权利只停留在“本本上”(rightsonbook)，而没能体现在“运作中”(rightsinaction)[25]。

　　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建构出虚拟公共空间，为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虚拟公共空间具有全新的公共空间形态，促成了新型交流方式，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的村民在虚拟公共空间中获得了表达渠道与平台，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得到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五、结语

　　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村民原子化、村庄空心化、结构离散化等问题深刻影响着乡村公共空间的存续和发展。小卖部、祠堂、井边等传统乡村公共空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村民交往失去平台、社会关联逐渐稀薄、乡村秩序无从维护、共同体认同也渐趋淡漠，给基层乡村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媒体平台嵌入微观乡村社区，构建起网络社会独有的、全新形态的虚拟公共空间。

　　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村民自由进出、实时在场、高效互动的公共交往平台，虚拟在场、直接@、实时对话、自由跟贴等网络空间交流方式推动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渠道，村民个体能便捷表达利益诉求，也能迅速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群体，与行政权力或基层组织展开协商甚至博弈，基层乡村治理的主体得到扩充。虚拟公共空间更是基层政府、村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公共场域，其间的话语互动与延长至线下的行动实践能够有效整合乡村治理主体共识、便利村民参与、增加村民社会联结、实现对村组织的监督，从而助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乡村治理论文：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当然，在充分承认互联网技术的赋能潜力、认可微信群、QQ群等构建的虚拟公共空间能有力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基础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技术介入的局限性甚至是可能风险，以免落入盲目技术乐观的陷阱。村民基于微信群的热情参与是否能保持热度?源于现实的纵向权力与基于表达权的横向社会信息权力间的博弈是否会形成剧烈冲突，甚至导向共同体的分裂?这些都是后续研究想要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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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9。

　　[3]李怀印.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C]//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4-70.

　　[4]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42-50.

　　[5]李松玉.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J].东岳论丛,2013(2):47-52.

　　作者：时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