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讲学与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奠基

　　【摘要】教育学在中国大学中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发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创立与一年前到访中国的杜威实有密切的联系，北高师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cracyandEducation原本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的，被来华讲学的杜威选为授课教材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学科史

　　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杜威都被视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或“新教育”的代表人物。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杜威来华期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广为传播，译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书籍和文章不可胜数，其影响日益强大，逐渐取代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界的主导地位。”a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本文基于对新旧史料的综合分析，力主一种新的阐释角度，即杜威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并不只在实用主义这一端，他对中国教育学学科更有一种奠基性的作用，这是其理论影响既深远且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并非一门学科的教育学

　　1901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的著作《教育学》，这一事件已经被普遍承认为外国教育思想进入中国之滥觞。其后一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分仕学馆与师范馆，后者以教师培养为核心职能，延请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等人讲授“教育心理学”课程，是为中国 教育学科的源头。不过，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教育学科从来都只是师范馆课程中的一个辅助科目，以文史、数理等为专业的学生只需要在这门科目中获得一些粗浅的教育常识即可。1908年，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升格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但自京师大学堂以来的课程框架并未有太大改动。

　　例如，在杜威来华的前一年，也即1918年，北高师国文部的学生只需要修习“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三门课程即可，而且授课形式主要为“用讲义”a。换言之，在建制上，教育学并无一个独立设置的科系;在学科上，教育学也并非一个平行于文史、数理等的独立学科。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基本采取这一建制，中国师范学校自创设之始便大量借鉴日本经验，在学科设置上自然受其影响。如当时的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便分为文、理两科，文科又分为国语·汉文、英语、历史·法经三部，理科又分为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地理·博物三部。教育学并非专业，而属于所有学生都需要修习的通识课程。b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学在当时始终遭到“空谈、肤浅而无独立研究价值”的批评，部分学者“不但不承认教育学为一门‘科学’，而且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学科’”，甚至有“身为师范大学校长者，竟发师范大学不应设教育系之言”。c事实上，日本长年没有独立的教育学科，也是因为类似的社会心态。

　　当然，因为教育问题总是和社会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像“1905年清廷宣布科举停废，故当年及稍后讨论‘教育’文章出现井喷”d，但这些都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更近于一种社会舆论的体现。1920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是全国范围内高校设置‘研究科’之始，也是教育学学术专业人才培养在学科建制上的体现”e，研究科的毕业生于1922年获颁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教育学学士学位。换言之，在杜威来华的1919年，作为一个颇为弱势的边缘学科，中国教育学其实远远谈不上什么“新”“旧”之争，它面临的更多的是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迫切问题。而且，如果深究下去不难发现，杜威来华与教育研究科的设立关系极为密切，杜 威恰如围棋中的一个活子，是解决教育学科身份问题的关键。

　　二、杜威与北高师

　　北高师教员主要由留日学者构成，一开始并未介入杜威来华事宜。作为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北京大学的胡适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郭秉文、陶行知才是推动杜威来华的主力军。因为整件事出于偶然，原本受邀在日讲学的杜威，即便在从神户驶往上海的航船上也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没有任何计划可言。

　　不过，来华后的杜威很快撞上五四运动的热潮，既为学生们的热情所感染，也觉得自己的民主理论有了在东方实现的可能，因而决定延长自己滞留的时间，由此才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这一段教育史佳话。a笔者未能见到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北高师教员与杜威的接触始于何时。不过，杜威在华的首场演讲，也即1919年5月3日在江苏教育会的演讲，就是论“平民主义的教育”。

　　而且，一股“杜威热”很快在中国形成。不难想见，北高师师生一定会通过种种渠道注意到杜威来华。对部分北高师教员而言，杜威的到来其实更像是意外之喜，因为他们已经多年想要争取一个独立的教育学学科建制而未果，杜威作为一个教育学泰斗的地位在中国获得认可之后，恰恰有助于为这个学科正名。目前能见到的杜威与北高师最早的接触在1919年7月4日，当日杜威受在北高师工程系任教的美国教授丁荫(SamuelM.Dean)之邀，参观学生自己建成的三幢教学楼。b而后在11月12日，杜威写信给时任美国印第安纳州葛雷市督学的友人沃特(WilliamA.Wirt)，介绍即将赴美考察教育的北高师校长陈宝泉。

　　11月14日，杜威还出席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的演讲。可见在来华后数月内，杜威就与陈宝泉等北高师师生有了密切的过往。从陈宝泉这一面来看，“1919年10月，在山西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关于改革师范教育的争论尤为激烈”c，舆论上要求废止高师的意见势头正猛。作为应对之策，陈宝泉提出的意见便是“高师改大”，并设教育研究科，提振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学术声誉。对此，陈宝泉在同年11月创刊的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的开篇文章《改革师范教育之意见》中便郑重言明：“高等师范本科毕业生，只适于各科教授;若不设置教育研究科，无以促进教育学术之进步。”d多年以后，黎锦熙在总结北师大校史时也明确谈道：“一九二〇年，开办教育研究科，这就是本校‘升格改大运动’的最初一步。”e由此可见，教育研究科的创办从一开始就是从学术建制着眼的，并且直接为高师改大服务。

　　三、为何是DemocracyandEducation?

　　作为研究科第一班的学生，常道直不仅聆听了杜威所授的“哲学”与“教育哲学”，也聆听了杜威夫人所授的“小学教授法”。当然，常的这三门课只得到了三个*，不过，他却充分利用这次亲炙大师的机会，将杜威在“教育哲学”课上所讲内容细心记录下来，“经整理、翻译后，逐一发表在北高师平民教育社的杂志《平民教育》上”a，最后于1922年9月，将这些稿子再加编次，汇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杜威专门为此书撰写序言，“欲表示其对于常君之谢意，因彼费心力将其讲词发表并译成华文，俾多数人能获其益”b，因此，本书可谓是一份得到杜威认可的北高师授课实录。

　　常道直在弁言中也点明，杜威授课所用的教材便是他最为人熟知的名作DemocracyandEducation，此书初版于1916年，在杜威授课时实可谓是一本“新书”。绝大多数杜威学生的回忆都可证明，尽管被视为“新教育”的旗手，但杜威本人的教学风格委实有些沉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着打印好的讲义，逐字宣读。他的学生托马斯甚至曾开玩笑：“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整堂课上应该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班。他似乎像是在和楼上肯特讲堂的谁在说话。”c在来华之前，杜威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授课亦是这般风景。

　　杨来恩的研究已经表明，常本《平民主义与教育》与杜威英文原作结构相仿，只是受杜威讲课过程的影响，在详略上存在部分出入罢了。不难想象，杜威讲授这门“教育哲学”之时，基本不脱DemocracyandEducation原稿，只是偶尔针对中国的情况加以阐发，或者略去一些对一年级新生过于晦涩的部分，这些变动都体现在了常道直的译本之中。那么，杜威何以要在北高师讲授这本DemocracyandEducation呢?是为了宣扬他的实用主义主张?或者借此抨击“旧教育”，传播“新教育”吗?答案恐怕都不是。这里值得重申的是，杜威是在一个刚刚成立的教育研究科，向一群年轻的“教育学”专业新生讲授教育哲学，这在北高师，乃至在整个中国，实际上都是第一回。

　　DemocracyandEducation一书，今天已经成为教育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学术经典，自然也被视为杜威本人学术思想的结晶。然而，这往往遮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1916年这本书初版问世的时候，它其实是杜威同事孟禄所主编的教材系列(TextbookSeries)中的一册，出版商是到今天都在美国大学教材领域执牛耳的麦克米兰(Macmillan)公司。这个教材系列的广告，就印在初版本的扉页上。这一系列的书目涵盖了教育管理、教育史和教育哲学三个当时教育学最主要的子学科领域，初衷乃是为大学授课服务的。

　　教育论文投稿刊物：《中国教育学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学会主办、面向基础教育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中国基础教育主导期刊之一。现为大十六开、月刊。办刊定位于应用性研究，坚持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透视教育热点问题，大力总结推广先进教育经验，着力推动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改革发展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服务。

　　四、总结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教育学在杜威来华之前并未成为中国高校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创教育研究科，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cracyandEducation原本就是作为教材编写的，在这个时候被杜威选为授课教材，实有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刘　幸　李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