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

　　摘要:创建于1864年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渊源颇深。文会馆实施分斋教学，具有递升性、分科类的特点，被视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在教学过程中，文会馆吸收西学教材，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教会学校使用，也为晚清新式学堂采用。文会馆秉承“完全教育”理念，重视中学与西学知识的讲授，所培养出的毕业生不仅流向教会学校，且为清廷官办新式学堂充当西学师资。

　　关键词:登州文会馆;狄考文;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

　　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创建一所小学堂，名“蒙养学堂”。经10余年发展至1877年，“蒙养学堂”更名为登州文会馆，1904年西迁潍县定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复迁济南并以其文理学科为基础组建齐鲁大学。①近人连警斋曾云:“该时所谓高等学校，照全国而论，当以登州文会馆为第一。”[1]

　　时至今时，凡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之著述，或多或少均涉及文会馆。[2]诸多中外研究对之亦不吝赞词，有说是教会大学之开端，[3]有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4]也有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5]但是，对于文会馆何以被称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却缺乏综合性专题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分科教学、课程设置与西学教材编写、新式师资培养三方面论证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

　　一、“分门别类，崇实黜虚”:文会馆与分科教学制的初创

　　1864年9月，狄考文夫妇在其驻地观音堂创设一所小学堂，此时距其来登州传教还不到一年。当时学校未得差会照准，办学纯属狄氏夫妇个人行为，经费方面既无底款又乏供给，在校舍建设上不得不因陋就简，仅设两间宿舍、一间厨房和一间教室。师资方面，狄考文因不通中文，便聘教友兼文书的张赣臣教习中国儒家典籍。

　　在首届学生招收中，因登州风气未开，士民对外来教会学校多有猜疑，学校仅招到六名男童，“一人曾入乡塾一载，余五人者均不知读书为何事。”[6]20学生入学后要读六年方能毕业，在校学习的课程多是《曙光初露》《教义问答》《旧约历史》《基督教见证》等英美传教士译编的宗教手册。因此，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师资匹配还是教材使用，学校均不具备进行分科教学的条件。

　　1873年，狄考文从传教事务中脱身，改革蒙养学堂的教学工作。在学生招收上，采取筛选制，重点招收教民之子，并与家长签署契约，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延请中国私塾先生教授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皆总括于课程;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邹立文参加乡试且中了秀才，“为学校赢得空前声誉”。这些措施提升了学堂的名誉，利于扩大学校规模和招罗生源。

　　时至1876年，狄考文视来学者增多且其文化程度渐高，恐六年学制难以学成，遂添设高等学科，分置正、备两斋，按级授课，以级递升。所谓正斋类似中等学堂，学制六年，隐括中学于内;而备斋类属小学堂，学制三年，实为正斋培养生源。之所以设置该递升性的学制，是因为“盖备斋之设以尔时学界太幼，别无小学、中学足备高等学堂之选，故不得不设备斋，以为储才之地”。及至1880年代初，这一递升性、分科类的教学体制业已成熟。

　　六年正斋，“开设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博物暨性理、理财、天文诸科”;而三年备斋隐蒙学于内，开设“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诸科”[6]28。文会馆设置正、备斋分级教学，必然要求教学知识的分科化。以其文史类课程为例。早在蒙养学堂时期，即开设文史类课程，延请中国私塾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皆总括于课程。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多，其史学类课程逐渐走出义理性的经学史局限。

　　迨至1891年，所开设的中国经学类课程有:“念《书经》”“讲《诗经》”“讲解《礼记》”“讲评《论语》”“讲评《孟子》”“讲评《大学》《中庸》”“念讲《左传》”，另有“作四韵诗”“作六韵诗”“念诗文”“念诗”“念文章”“做诗赋文章”等;史学类课程有:“万国通鉴”与“中国史”这两门通史课程以及“地理略志”等专门史课程。时至1895年，除中国经学类课程略有变化外，还增设“二十一史约编”“重学地理略志”等史地课程。[6]

　　29-311904年文会馆西迁潍县后，其文史类课程特别是史学课程设置亦趋完善。在这时，通史类课程有“西史上世纪”“西史中世纪”“西史近世纪”“中史”“科学历史”“万国公法”“历史”“进化历史”等。[6]59-61而且，还将文史类科目纳入招生考试中。考试共设九门考目，其中经学类有“读四书”“背诗书经”“作文”，史学类则有“地理”与“西史”[6]60-61。

　　文会馆还购置文史类图书供师生取阅，以扩见闻。所购置的经学类图书有:《皇清经解》《周官精义》《周礼汇通》《四书本义》《周礼菁华》《易经大全汇解》《春秋体注》《五经体注》《经学不厌精》《朱子全书》《小学纂注》《尔雅疏》等;文学类图书有:《经馀必读》《文献通考》《唐宋丛书》《国朝文录》《梦溪笔谈》《唐宋八大家》《国语注解》《大宋文》《老宋文》《九家诗》《苏文》《柳文》《韩文》《欧文》《王文》《曾文》等;史学类图书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凤洲纲鉴》《万国通史》《二十一世纪》《泰西新史揽要》《彼得大帝》《日本全史》《欧罗巴史》《罗马志史》《欧洲史略》《普通新历史》《希腊志略》《俄国新志》《近世史略》《大美史略》《法国新志》《各大国志要》《东洋史要》《英兴记》《中东战纪本末》《俄罗斯》《德国最近进步史》《东洋历史教科书》《泰西十八周史揽要》《外史》等。[6]38-39文会馆开设的文史类课程，其课本及其参考书籍的来源大致有三:一是从上海广学会购置。如《泰西十八周史揽要》这本书，顾名思义，即用十八周的课时来串讲欧洲简史，1901至1903年间由广学会排印发行。

　　二是当时传教士的推荐，如德国巴色会教士毕安(CharlesPiton)对《资治通鉴》的推荐[7]、美国美以美会教士麦克莱(RHMaclay)对《周易》《尚书》《诗经》《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孟子》等书的推荐[8]、山东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PerryCrawford)对《凤洲纲鉴》的推荐[9]。

　　三是基督教传教士所编译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是协办山西大学堂的英国浸礼会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于1894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刊行，《万国通鉴》是谢卫楼(DavelleZSheffield)与其助手赵如光于1882年在通州公理会印刷所刊行，《中东战纪本末》是《万国公报》的创始人林乐知(YoungJohnAllen)于1896年在广学会刊行，《法国新志》是英人陔勒低(JohnScottKeltie)与傅兰雅(JohnFryer)、潘松同于1898年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笔者在研究中曾指出，文会馆的这种分斋教学，尤其是文史课程设置，对后来成立的山东大学堂影响最为显著。

　　[10]1901年文会馆第三任馆主赫士(WatsonHayes)应邀赴济办理山东大学堂时，即在办学章程上效仿文会馆开设史志、地舆课程，形成中国经学与中外历史并存的课程体系。如山东大学堂章程载明备斋除开设中国经史掌故外，还应“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授“普通学”，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译学、方言学、矿学、医学等各实学皆囊括于内。[11]总之，文会馆这种正、备斋学制所体现出来的分科教学体系，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学宫和书院，“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魇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12]

　　显然，此类学校既谈不上区分专业教学，更没有所谓年级式的递升学制。而文会馆在1880年前后所形成的正、备斋教学体系，不仅具有明显的递升性、分科类的教学特点，且注重讲授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诚如哈佛大学刘广京的研究表明，其正斋接近于美国大学预科阶段，特别是后两年教学内容的水平和美国大学一二年级不差上下。[4]从这点而言，登州文会馆“分门别类，崇实黜虚”的分斋办学体制，虽然没有院系、专业之名，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具备了分科教学的实质。[6]28

　　二、“为教会、国家所欢迎”:文会馆的课程设置与西学教材编写

　　在清代，作为国家教育机构的国子监，主要招收贵族子弟入学，其课程分经义、治事二斋，开设“四书”“五经”以及“性理大全”等课。至于地方开设的书院，在教学上偏重义理与经史之学。中国开关前后，包括人文与自然科学课程在内的西学西知逐渐在华传播。早在1818年，马礼逊(RobertMarrison)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除开设宗教课程和中国儒学课程外，还尝试开设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

　　鸦片战争后，部分福音派传教士投身文化教育事业，施行间接传教，招收教民或贫穷家庭的孩子入学。逐渐地，这类学校规模壮大，学生的文化层次也有所提高，仅开设中文课程，只能满足学生的日常读书写字需求，而不能在西学东渐这个大趋势下占得先机，从而失去引导中国发展潮流的时机，使得基督教事业发展愈加困难。因此，除开设中学课程外，教会学校还特别增设大量的西学课程，目的是培养中国人“未来的领袖”，“在中国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从而为“基督教取得在中国的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13]1-6。

　　如前所述，登州蒙养学堂建校初期，限于师资力量，开设的多是传教士编译的宗教课程，目的是培养传教助手。在课程安排上也突出强烈的宗教性。每天的课程安排，首先由早祷开始，接着在西方传教士教师带领下唱圣歌或念《圣经》，晚上临睡前还要参加晚祷。礼拜日上午，学生要去学校附设的小教堂做礼拜;下午则开展辩论赛，其知识要点与内容也多是基督教宗教伦理知识。

　　1873年，狄考文从传教杂务中抽身，开始关注校务，遂改革教学内容，逐渐增设西学课程并改造已设中学课程。他认为，学堂开设，“总集天下学问之绝不可少”，应兼采中西之学，“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天算、地舆、测绘、航海、光、电、声、化、汽机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制造、工程之学”皆列入课程体系。[14]17在这种教学方针指导下，文会馆所设的课程按先易后难自然之次序安排，使学生可拾级而登。到19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三大门类的课程。第一类是中学。办学早期，仅设置“三字经”一门中文课程，主要是教人识字，读得《圣经》即可，以期将来为传教所用。

　　19世纪80年代后，学校正、备斋均开设较为系统的中文课程，其目的除教习学生读书识字之外，还有应对中国科举考试之意。备斋三年所开设的课程有:“读诗经(一、二)”“读孟子(上)”“读诗经(三、四)”“读孟子(下)”“讲大学”“中庸”等;正斋六年开设的课程有:“读书经(三、四)”“讲诗经(全)”“重讲论语”“读礼记(一、二)”“重讲孟子”“读礼记(三、四)”“重讲诗经”“讲读左传(一、二、三、四)”“讲礼记(一、二、三)”“讲读左传(五、六)”“讲礼记(四)”“讲易经”“讲系辞”等。据统计，备斋共开设23门课程，中学课程有8门，比例是34.8%，而正斋开设的56门总课程中，中学课程占30门，比例更是高达53.6%。

　　第二类是西方自然科学。文会馆之所以增设西学课程，除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之外，还与校长狄考文的自身兴趣有关。狄考文在美国读书时，受启蒙老师影响，对理化课程较有兴趣。来华后，他对中国教学体制逐渐熟知，深知中国教育内容之缺陷，便提出一套完整的教学改革主张，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是因为“皆以算学为要”“以算学为开导心思之法”;若中国欲培养一流的人才，应开设代数、几何等能锻炼学生逻辑和思辨能力的实学课程。[14]

　　2351873年，学校开设“几何学”“物理学”等课程，随着学生西学知识渐长，又相继增设“代数”“三角”等课程。大致来看，其课程内容是逐级增多，且难度增大。备斋所开设的课程，重点是数学基础知识，如“分子”“心算”“笔算数学(上)”“笔算数学(中)”“笔算数学(下)”。进入正斋后，不仅开设高等数学，如“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八线备旨”，还开设其他自然科学课程，如“测绘学”“微积分”“化学辨质”“量地法”“航海法”“格物(声、光、电)”“代形合参”“物理测算”“化学”。当时，文会馆开设西方自然课程，面临来自传教士群体内部的压力。

　　不少传教士以《圣经》为武器，批判这种行为，强调“上帝并没有赋予这种手段去宣传福音”，宣传自然科学反而阻碍了福音的传播。[13]5狄考文则驳斥说，考虑到西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应该用这种间接手段为学生提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督教传教士不但有权利开办学校，讲授科学，而且这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西方自然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

　　[13]4故文会馆正斋所开设的56门课程中，数学等西方自然课程达10门之多。第三类是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狄考文认为“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学典籍，内容空泛，而非“实学”，所谓“实学”即“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物之理也”，而“各国之史鉴”则是“欲尽学万事万物之理”之途径。[14]236虽然说史鉴课程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早就有之，但内容“不过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耳”，对于别国的历史传统则无记载，故应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凡欲求学问之全备者，皆不可不学。”[14]

　　236如文会馆除开设通史等人文课程之外，还开设“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等社会科学课程，相关研究表明这三门课程“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15]。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另率先开设音乐类课程。狄妻邦就烈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编辑《乐法启蒙》《训儿真言》等教材，教授乐理，启迪思想。文会馆之所以开设如上三种类别的课程，与其办学宗旨有关。学校推崇“完全教育”之理念，认为“完全彻底的标准性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要素”，而欲达此目标，须实行中西学并进的课程设置。

　　如其正斋开设的56门课程中，内有西学课程20门、中学课程30门、宗教理论6门;备斋共开设23门课程，其中西学课程8门、中学课程9门、宗教理论6门。可见其课程设置之全面及平衡的特点。开设中西并存的课程，需要类型各异的教材。中学课程教材沿用中国的“四书”“五经”，从而较易获得。

　　但西学教材大都临时寻觅，多是传教士根据西文原本翻译整理，缺少针对性和目的性。在这时，一些传教士开始走向联合工作，组建教育团体，合作出版西学书籍。基督教差会附设的印刷所，也出版部分西学教材，成为教会学校所用教材的主要来源渠道。那么，这些教材的质量又如何呢?当时传教士认为这些教材“内容上过于详尽，结构安排上也太复杂。教材里的例证和公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没有为中国学生量身定做，也不适合教学使用”“根本不是什么教科书，只是些宗教传单。”[16]

　　550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传教士只能根据各自学校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在短时间内，日夜赶快编写教本的材料自然是以西籍为根据。或是逐字翻译，或是加以改编。”[17]文会馆的西学教材编写，正是在这种教学背景下起步的。狄考文来华途中，携带了不少西学书籍，加之在美国国内时从事过教育工作，所以早就怀揣开设学堂并编写教材的想法。[6]50抵登后不久，考虑到语言不通，狄考文在学校开设的课程只能局限于中学范围。

　　1868年，狄考文增设算学课程，亲自教授，但苦无教材，于是便据西文原本，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算术学》一书，供学生学习使用。后来，该教材经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一经发行，便取得成功，时人讲“该书销量无法统计”“整个帝国都在使用”[18]。在自然科学教材上，狄考文还组织编写《心算数学》《代数备旨》《基础代数学》《高级代数学》《理化实验》《理化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等，搜罗宏富，措辞简明，深受学生欢迎。[6]

　　5有时，文会馆师生也根据自己的教学或学习心得，或与校长狄考文合作，或个人编写，发行后也有不小的市场。如邹立文和狄考文合作编译的《笔算数学》，计有三卷本，1892年初次发行，之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可见其影响之广泛。再如文会馆第三任馆主赫士编写的《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文会馆学生王锡恩和张松溪编写的《实用天文》《力学测算》《勾股演算》《勾股题镜》和《八线备旨》等，均公开发行，在教会学校和公立新式学堂中广泛使用。

　　此外，登州还是美国长老会和南浸信会的活动基地，不少传教士来此接受短期培养后奔赴各布道站传教。在登短暂居留期间，这些传教士有时受文会馆邀请，前去兼职教学，借机编写一些教材，如南浸信会教士高第佩为学校编写《官话语法》和其他教材。[19]登州文会馆编写的这些教材，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使用中文编写。设学起初，之所以使用中文编写教材，主要目的还是便于中国学生接受。但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增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广泛设立各类厂矿，需要新型人才为其经济侵略服务，而精通英语则是录用人才的重要考量之一。

　　因此，学校编写英文教材，开设英文课程，利于毕业生就业，也迎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但是，文会馆在登州设学40年，一直坚持用中文教学。何以如此，狄考文认为受教育的对象是中国人，这些人要在中国生活并为中国服务，只有熟悉本国语言，才能成为人民的领袖。[20]文会馆不仅要求教师授课时使用官话，还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学生在校交流时亦使用官话。如学生建立的团体组织“辩论会”，其规章明确规定:“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凡言论有用文言或土话者，各罚金20文。”[6]62其二是贴合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

　　1877年，狄考文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联合大会上，被推举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负责编写教会学校教科书。当年10月，他在英文杂志《教务杂志》上发文，探讨西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及方法，实际上这是对文会馆教材编写经验的总结。他指出，编写教科书，既要重视理论方式，也要举例解释，辅以问题与解答，体现出教材讲解上的系统性。[21]

　　在晚清，文会馆根据课程设置实际而编写西学教材，可以说既符合时代之需，成为西学教材的重要来源渠道;又因其切合实际，学法得当，从而流传较广，为新式学堂普遍采用。“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各校教员也用来作为教学的参考”[22]，“为教会、国家所欢迎者”[6]5。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联合大会改组“益智书会”为“中华教育会”，推举狄考文为会长，责其统筹编制中英文术语翻译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狄考文另具体负责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测量、航海、解析几何、微积分、水、空气、热电、蒸汽、天文、印刷、机械和工具等术语的编制任务，这从侧面印证了文会馆在西学教材编写上的贡献。

　　三、“踪迹遍及十六行省”:文会馆与新式师资培养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即是缺乏实用人才，特别是匮缺培养该类人才的师资。文会馆通过奉行全面教育，教授学贯中西之内容，注重动手实践之教学方法，强调德育发展之人格塑造，为晚清提供了不少新型实用人才。特别是，学校不少毕业生走上教育岗位，散播西学，传授新知。据统计，文会馆自1877年毕业首届学生，至1904年搬迁至潍县，计培养出170名学生，加之并校之后的前四届毕业生共208人，“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治事之区，达十大公会，应国家学堂之聘者百之二十，应教会学堂之聘者百之四十;教士百之九传道百之八，译员、主笔、商人、医士各百之五;其在铁路、邮局、海关干事者仅十数人。”[6]

　　4由之可见，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比例最高。

         四、结语

        1941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的梅贻琦在《清华学报》回溯中国大学之起源时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25]梅贻琦的这篇文章，虽指出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系师从西方，但对于该“移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中国人主导还是西方人输入的，却无定论。在这点上，与梅贻琦同时代的周予同曾云:“中国新教育的出现，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26]8何以“外铄”“被动”，周予同这样解释说:“新教育产生的原因实由于与西洋文明相接触之故。

　　从明末以来，西洋文化直接输入中国，当时担任这输入工作先锋的，一为宗教，一为商业”，“西洋教士更凭籍条约的保护，深入内地传布教义，且往往设立学校与医院，以吸引下层社会。中国现代班级制的学校的创立，始于外国来华传教的教徒，乃是当时无疑的事实。”[26]9-10在上述历史情景之下，登州文会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于山东创设，并在晚清和民国的政治飘摇中历经近百年的嬗变:1864年蒙养学堂初建，18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1884年，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长老会总会批准学校升格为大学的申请;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文会馆地处登州一隅，其交通不便之弱势更为显现，长老会借机将文会馆迁至潍县与英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迁往济南，与青州的神道学堂及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并为一处，更名为后来饮誉海内外的齐鲁大学。

　　在登州的建校发展历程中，文会馆分斋授课，按级递升，在学制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乃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培养上均呈现出学制体系制度化和培养学生师资化之特点，完成了中国传统书院向现代高等教育的初步转型，刺激了现代教育体制及机构在中国本土的萌发，一定程度上可视之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缘此，山东巡抚袁世凯借鉴文会馆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之相关规定，上折倡导教育革新，又延请时任文会馆监督的赫士率一批师生赶赴济南任教，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条规，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使得山东大学堂的正式运行有了可能。

　　山东大学堂因之成为第一所京外官办高等学府，其办学章程对彼时全国新式高等教育的设立起着制度示范作用而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概而言之，文会馆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建立及发展的历史中作出了如下三方面贡献:其一是其分科教学，学校分斋教学，传授西学西知，迎合了晚清高等教育从传统学宫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其二是新式教材编写，学校据西文原文教程，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理、化、生、算等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基督教学校使用，也为晚清新式学堂采用。

　　其三是其新式师资培养模式，学校在育人中秉承“完全教育”理念，强调用中文传授西学，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择业时不会选择对英语要求较高的行业，而会从事教习中国学生的基础和高等教学机构，所以文会馆的毕业生不仅为教会学校所用，且为清廷官办新式学堂充当了西学师资。对于此“无疑的事实”，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学术探讨。

　　教育论文范文阅读：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及其范式改造

　　摘要:消极的教育学学科认知、思辨为主的传统研究范式、低效的学科绩效以及行政化的大学管理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陷入危机‍‌‍‍‌‍‌‍‍‍‌‍‍‌‍‍‍‌‍‍‌‍‍‍‌‍‍‍‍‌‍‌‍‌‍‌‍‍‌‍‍‍‍‍‍‍‍‍‌‍‍‌‍‍‌‍‌‍‌‍。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的危机反映理论品质的缺陷及其导致的学科独立性和独立发展能力的不足，而学科文化的匮乏则在深层次上强化这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