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研究

　　摘要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需要生物安全情报的保障，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与生物安全情报工作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开展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研究意义重大。首先，面向生物安全治理，明确生物安全情报的内涵。其次，针对当前生物安全治理的新形势，构建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并深度剖析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中的“大系统”。在此基础上，阐述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运行保障。最后，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对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是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的关键支撑，有利于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进而推进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治理生物安全情报情报支持体系

　　引言

　　生物安全情报是指在生物安全治理中对其有用的生物安全信息[4]，它有助于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提高。面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与复杂庞博的生物安全风险，生物安全治理失败必定会给世界造成严重损失。生物安全情报工作强调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生物安全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围绕生物安全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生物安全治理中，生物安全情报研究理应得到高度重视。

　　生物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其影响持久性，直接决定生物安全治理内容必须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然而，传统情报手段已不能满足现阶段的生物安全治理需求。回顾情报领域的生物安全治理研究，PatrickF.Walsh[56]提出“情报治理”概念，阐述其适用于生物威胁和生物安全风险的情报流程，其发展和完善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参考依据;MihaiVelicof[7]强调生物安全与情报是互相关联的，情报可用于识别生物安全环境中存在的威胁，对威胁进行评估并用于决策活动的支撑;王秉[4]基于安全情报视角提出生物安全情报的内涵，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生物安全情报体系，为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研究奠定基础;刘光宇等[8]基于借鉴传统情报强国的生物安全领域情报工作研究，对我国生物安全治理提出了情报化的可行性建议;王明程[9]对美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进行分析，并反思其体系出现的短板，补充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不足。

　　当前，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体系尚未建立，缺乏全面的情报体系研究。鉴于此，本文面向生物安全治理，明确生物安全情报的具体内涵，阐明新形势下生物安全情报对生物安全治理的重大意义，并构建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以期完善生物安全治理内容，进而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概述

　　生物安全问题所呈现的类型多样化、表现形式差别大，生物安全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涉及多种领域的交叉综合型问题[10]。传统单一领域的情报工作已不能满足与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生物安全治理内容，然而安全情报学是重点面向安全管理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生物安全情报在信息流中直接面向生物安全问题的解决，贯穿于生物安全治理的全过程，对生物安全治理具有价值与意义。

　　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工作

　　大数据技术导致生物安全信息呈“井喷式”增长，有价值的生物安全信息被淹没，难以被准确获取。因此，生物安全治理需借助于生物安全情报。立足生物安全治理内容，生物安全情报是对生物安全治理有价值的生物安全信息集合。

　　其包涵的内容主要有：以解决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生物安全情报缺失(生物安全相关信息不完备、失真等现象)为目标，持续主动地去搜集、处理和分析更有价值的生物安全信息，做好早期识别工作，以便制定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措施;通过利用有价值的、可操作性的生物安全信息，实现及时获取已有的生物安全风险和准确预测新兴风险的重要作用;实现生物安全治理有关数据信息的监测、存储、共享和协调等有效管理与应用，从而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深度与宽度。生物安全情报工作与生物安全治理行为皆是以生物安全为中心，以解决生物安全问题为目的，二者是相互支持、互相协同的关系。面对日趋复杂的生物安全形势与严峻的生物安全风险，只有通过对生物安全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挖掘，提取预防和化解生物安全风险所需的生物安全情报，才能在生物安全风险的防范化解工作中胜出。

　　在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生物安全情报体系时，王秉[4]提出生物安全情报的基本四要素：对的问题、对的信息、对的人与对的时间。可见，生物安全情报要素紧扣生物安全治理流程，即生物安全治理者明确生物安全治理目标，针对所要解决的生物安全问题，利用高质量的生物安全信息在有效的生物安全治理时间内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防范化解。

　　生物安全情报工作可有效介入并支持生物安全治理内容，生物安全治理所要解决生物安全风险的识别、预测、决策与执行工作，皆包含于生物安全情报生命周期中：生物安全情报规划是针对所要解决的生物安全问题，对生物安全治理目标进行初步规划，实现生物安全情报的预期指导作用;生物安全情报搜集是在充分收集相关生物安全信息的基础上，识别出相关生物安全风险;生物安全情报处理分析是基于生物安全情报的深度解析，摒弃无用的生物安全信息，评估生物安全风险，提出生物安全治理防控对策;生物安全情报应用是在生物安全治理时间内运用生物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结果开展预警活动，实施应对措施的过程。

　　同时，生物安全情报的整体应用效果将以生物安全情报反馈的形式作用到生物安全情报规划环节，并伴随着生物安全情报的流动贯穿于整个生物安全情报生命周期，进而影响生物安全治理效果。其中，生物安全情报反馈是依据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来实现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调整和完善。生物安全情报工作旨在为生物安全治理流程中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提供情报支持，这也是生物安全情报面向生物安全治理内容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由上述分析可知，生物安全情报对于生物安全治理至关重要，是实现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必要条件，可充当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中的预测、决策和执行的支持系统[11]。

　　新形势下生物安全情报对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生物安全风险加剧。生物安全问题的日益多样化与复杂性造成了大规模人员伤亡、心理恐惧和社会混乱，给生物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提高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开展密不可分[12]。生物安全情报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可实现生物威胁与生物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处理，进而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里，着重从以下大方面分析新形势下生物安全情报对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作用。需说明的是，由于生物安全内容极为复杂广泛，这里仅选择部分典型生物安全风险进行讨论。

　　第一，生物安全治理面对生物安全导致的传染病多具有隐蔽性与滞后性，生物安全情报工作可提供事前预测、补充事中不足与事后预防完善的支持。通常突发传染病的扩散速度快、致病方式隐蔽、致病效果滞后，病原携带者可通过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实现地理位置的跨越，将病原体带到另一个地域，实现全球性传播，导致全球性的生物安全事件发生(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与致病方式被发现时，多数已广泛作用在受体身上。生物技术只能解决事中与事后问题，而生物安全情报可实现生物安全信息的感知并发出生物安全治理的预测预警，从而全面完善生物安全治理。

　　第二，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生物技术两面性的风险，生物安全情报可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识别、评估及防控。万物皆有两面性，生物安全问题源于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技术被恶意缪用或误用(例如，微生物耐药性与基因编程婴儿事件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通过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体系进行研究方向的把控，保障生物技术的开发利用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生物技术发展的初心是为人类谋安康。

　　一方面若生物技术被误用、滥用对公共卫生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例如，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生物袭击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例如，转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充满不确定性，目前仍未有充分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且已有科学家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伴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安全风险源增多，风险后果巨大，而生物安全情报是生物安全风险识别、评估及防控的关键[13]。

　　第三，生物安全治理的传统应对内容是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生物安全情报的运用可提高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抵御能力。生物恐怖主义是蓄意将生物体内的致命微生物或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武器化，造成人类或动植物疾病或死亡的行为，其杀伤范围广、难以控制，易造成大规模伤亡、心理恐惧及社会混乱等[14]。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某国家安全局截获了来自组织嫌疑人的通话信息，但这条信息在事件发生后一天才被破译[15]。可见，生物安全情报的处理能力与分析效率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是提高抵御能力的核心。当下，大规模的生物恐怖事件发生是小概率事件，而小规模的生物恐怖事件和生物犯罪是时常发生的，结合生物安全情报的预警功能，整体提高对生物恐怖事件的抵御能力。

　　第四，生物安全治理的直面难题是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生物安全情报的运用是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交通系统的全球化发展给突发传染病、外来生物入侵等提供了便捷渠道，对各大交通枢纽进行严格的生物安全监管是国家生物安全治理防线的需求。

　　我国发生的红火蚁、凤眼莲、甘薯黑斑病等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已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与农业安全等产生严重危害。对国门关口实行外来物种信息筛查、境外人员行程监测等，其实质是数据筛查、信息处理和分析运用情报的过程，体现了生物安全情报服务于生物安全治理工作。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构建以生物安全情报生命周期为逻辑主线，基于生物安全治理流程与生物安全情报要素的关联性，建立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

　　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构成及运行

　　为保障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建设，需基于系统性与全局视角进行规划[16]。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架构由“顶层的生物安全治理流程、中层的生物安全情报要素及底层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大模块组成，其目的是借助贯穿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工作，以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方位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

　　生物安全情报工作是构建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依据来源(例如，围绕生物安全情报处理与分析的核心内容，结合实际治理工作的开展，演绎形成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生物安全情报工作流程与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运行过程相似且各环节存在对应关系，二者实现有机融合形成底层的“大系统”，进而支持中层生物安全情报要素的获取，以期共同支持顶层生物安全治理。

　　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通过“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与生物安全情报应用系统”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与生物安全治理决策支持，进而发挥支持体系防控生物安全风险的作用。因此，深度剖析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大系统”的具体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利于推动生物安全治理工作，进而提升生物安全治理的整体水平。

　　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

　　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是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运行开端，是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与应用系统的“有基之台”。在日趋复杂的生物安全形势下，生物安全情报主体进行生物安全情报规划工作是大数据时代能够充分搜集相关生物安全信息的前提保障，否则，在海量的数据库里盲目地进行信息采集犹如“大海捞针”。生物安全情报主体依据生物安全治理目标开展生物安全情报的搜集工作是生物安全情报工作中最基础部分，密切关系后续工作的开展。其中，生物安全治理者指政府部门的生物安全工作小组、生物安全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等，生物安全主体指专业生物安全情报人员等。

　　生物安全情报的收集与获取主要来源于传统的人力生物情报与现代的技术生物情报实现供给，以期实现数据的存储、信息的实时共享及情报的协同分配。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革命和社交媒体的技术飞跃，可提供实时数据信息、实现生物环境监测(如观察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跟踪生物相关活动变化(如观察外来生物入侵情况)、了解影响生物安全相关因素(例如，微生物耐药性、添加剂的使用与转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等)的变化等，实现生物态势感知。依托互联网开源信息，充分拓展生物安全情报的采集渠道，强化多源异构数据的整合力度。

　　政府部门、情报机构与社会公众等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实时推文、照片与热搜等，感知生物安全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流行传染病与恐怖冲突等)的背景和情境，获取充足的信息。通过实地直观考察、生物实验研究、地理空间信息监测等科学技术来为生物安全治理者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在面对人力无法到达的特殊地域时，需依靠无人机、卫星侦察机等科技设备的帮助来搜集生物安全情报。利用科技的进步实现生物安全信息的搜集，其所提供的生物安全情报可靠性与精准度高。

　　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

　　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是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关键枢纽，对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与应用系统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实质是情报生成、发出预警的过程。在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的信息流支持下，生物安全治理者依据生物安全信息在生物安全治理中所体现的价值对其进行筛选、加工与处理，并对所呈现的信息内容加以转化，激活成为更具价值的生物安全情报。生物安全领域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立足不同主体视角采取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17]。

　　因此，生物安全情报需多元化的生物安全治理者(以下简称“多元主体”)针对生成的生物安全情报运用多种规制手段(如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等)进行评估，其意义在于充分挖掘生物大数据蕴含的可用于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的生物安全情报。生物安全情报可消除多元主体认识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信息的混乱程度与无序性，减少生物安全情报的偏差与流失，解决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失真问题，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相应的情报服务与决策支持，提高生物安全治理决策的成功率。生物安全情报的预警功能与信息技术的硬支撑可共同支持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

　　多元主体基于生物安全情报的深度分析，评估生物安全风险，运用生物安全风险得到分析评估结果(它本身是一种生物安全情报)，并依附技术流进行生物安全风险预警，提出治理对策(其本身是一种生物安全情报产品)。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可实现生物安全治理早期预警，减少引发生物安全风险蓄积反应时间，有助于多元主体及时发现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使某一生物系统避免遭受突发的生物安全事件攻击。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所产生的生物安全情报及情报产品可用于生物安全情报的应用，可提高生物安全治理的效率，支持生物安全治理中的决策内容。

　　生物安全情报应用系统

　　生物安全情报应用系统是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实践手段，依据生物安全情报的应用效果以生物安全情报反馈的形式作用到整个体系。当面临生物安全风险或切实发生生物安全事件时，应立足于“多学科跨部门”来解决不同类别的生物安全问题。

　　在生物安全情报应用系统中，各部门在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的情报流支持下根据不同情况，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不同的生物安全问题，将不同类型的生物安全情报回归至对应的生物安全治理领域，运用不同领域的生物技术进行帮助解决(例如，涉及生态多样性保护、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的生态安全情报回归至生态环境部;涉及生物实验室安全、生物技术泄露的科技安全情报应回归至科学技术部;涉及生物性食品安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社会安全情报回归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国家公安部等)，产出生物安全情报产品，实现生物安全情报驱动全面、精准的智慧治理。

　　应用生物安全情报引导和统领生物安全治理全流程，可提高生物安全治理的能力与效率(例如，快速发现、预测数量与确定位置等)，强化对生物时事态势的感知，合理布局和使用资源。根据生物安全情报应用效果，调整生物安全治理的方法与内容，防止甚至杜绝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收获的经验和教训，要更新补充至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中，实现情报的增值和循环利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中，着重强调要在对的时间内进行生物安全治理执行，落后于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决策的生物安全情报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的运行保障

　　运行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对生物安全情报组织体制机制建设、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生物安全治理者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升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的生物安全情报支撑和保障能力，是生物安全情报更好地服务于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要求。如表所示，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在多方面建设的协同作用下支持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者对生物安全信息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提高[18]。

　　由此可知，生物安全情报搜集系统实现对生物安全事件的感知与预警，生物安全情报主体依据疫情特征(例如，病毒的传播途径与诊疗数据等)来进行情报的多渠道采集，并形成实时的疫情信息给生物安全治理者;生物安全情报识别系统重点在于对疫情发生时使各维度的情报相互关联，并支撑治理决策;生物安全情报应用系统将治理决策落到实处，各部门间协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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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情报作为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已成为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是生物安全治理的新开端。本文明确面向生物安全治理的生物安全情报涵义，阐明新形势下生物安全情报对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结合生物安全治理内容构建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解析体系内的“大系统”及支持体系的运行，为情报主导的生物安全治理方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整体推进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此外，将生物安全情报支持体系应用于实际案例，并论证其在生物安全治理工作中产生的重要影响。需指出的是，本文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与宏观体系，今后尚需开展进一步细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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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云妙婷刘琼王秉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