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强调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深入研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增长难题，还讨论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等经济运行的问题。梳理了近十年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总结了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典型事实、理论见解和实证结果，并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结构转型;产业政策;宏观波动;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应该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自主理论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它立足于并系统总结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1-2]，主张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也就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来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涵盖了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经济运行，包括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3]。

　　宏观经济论文范例：标准化宏观经济贡献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王勇等分别对2016-2017年和2018-2019年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成果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介绍了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和智库研究方面的进展[4-5]。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分支学科，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5-6]。其中，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强调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结构与政策内生性的角度去更深入地研究宏观经济现象，致力于重新构建一套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依据和参考，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和健康的发展[7]。

　　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萌芽最初就始于林毅夫教授对1988年中国政府以“治理整顿”等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的思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从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现实问题导向与结构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把现有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现象并且假设“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宏观经济领域涉及诸多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财政货币政策，等等。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研究体系和当前已有的学术成果，重点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与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这四个方向分别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厘清研究脉络和路径，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3]。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区别于现有文献中结构变迁的其他理论机制，如非齐次效用函数[8]、非平衡TFP增长[9]、国际贸易[10]、创造性毁灭[11]，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理论机制，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也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内容[12]。

　　Ju等首次构建了一个具有无穷多个产业的增长模型(后文简称JLW模型)，将中观的产业和宏观的经济增长通过要素禀赋相联系，提出了要素禀赋驱动结构变迁的理论机制[13]。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产业呈现驼峰型的动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替代，总体生产函数内生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Wang等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相联系，基于不同的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有着异质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解释了产业结构不断朝着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方向发展的路径[14]。

　　王勇等则将产业升级内生地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产业是否升级取决于需求，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产业是否升级取决于要素价格，不同于JLW模型解释产业间的转移，文章阐述了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产业内的资本深化[15]。围绕禀赋结构与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关系，国内外已有许多实证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Wang等使用第一手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人工成本上升时的行为选择，结果发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搬迁而不是技术升级[16]。

　　朱兰等使用201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实证探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提高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概率，但是对其他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小或者不显著，从微观上支持了要素禀赋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17]。在中观产业层面，欧阳志刚等使用中国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的26种投入要素禀赋，通过随机森林模型，揭示了不同生产投入要素在不同行业的重要性，发现每个地区具有不同的非充分发展行业、充分发展行业和要素约束行业，应根据要素结构特征选择优先发展行业和发展路径[18]。在宏观增长层面，刘志彪等基于16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结构转换度指标，发现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但总体上结构转换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9]。

　　二、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①[29-30]。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才能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保证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但市场中总是存在一些外部性和交易成本，这时候就需要有为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市场失灵。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纠正市场失灵、激励先行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1]。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因势利导型政府就是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适时地调整目标产业，让企业逐渐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业，最后再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王勇等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应当如何选择需要扶持的产业，并讨论了政府不作为或乱为的后果[32]。

　　如果政府不作为，可能会导致所有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业之后就停留在这个产业，而不是继续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而如果政府乱为，从一开始就鼓励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那么在升级的过程中消费会被极大程度地限制，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反而低于因势利导型政府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至于如何甄别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Lin等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并且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信息、对于存在的外部性给予补贴、及时配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提升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保护特定的企业和产业[33]。

　　Lin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按照禀赋结构、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和技术周期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产业五大类[34]。五类产业不同的禀赋结构、规模特性、风险特性等，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不同。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同的瓶颈约束，政府应当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唐恒等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理论与案例》一书中，针对新时期中国的五类产业提出了不同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并通过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了阐释[35]。在具体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林毅夫等正在推进的研究是针对Rosenstein-Rodan[36]提出的大推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的外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产品互补的部门同时投资可以创造相互间的需求;二是对生产互补的产业部门同时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由于存在这种外部性，政府应该同时投资具有关联的产业。Murphy等用理论模型证明了当产业升级存在固定成本时，存在多重均衡，此时如果一个产业单独升级是亏损的，而如果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就能获得正利润，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协调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即为“大推动”[37]。但是这篇文章的模型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并没有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是否会对“大推动”的效果有所影响。在此基础上，Lin等加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讨论不同禀赋结构的国家产业升级与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区别。研究发现，加入资本要素之后，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均衡，但是依旧存在外部性，政府仍然需要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来使得企业做出对于经济增长最好的产业升级决策[38]。

　　三、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重要阶段，厘清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机制，对于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弥补传统发展经济学关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研究的不足。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帮助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42]。

　　陈斌开等使用衡量产业结构扭曲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数衡量政府发展战略，检验政府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实施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发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增长率也更低[43]。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已有不少文献进行了尝试性研究。Wang等构建理论模型，说明了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三明治效应”：即低收入国家的“追逐效应”和发达国家的“压制效应”[44]。Lin等对比分析陷入陷阱与没有陷入陷阱国家的垂直结构差异，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一致的[45]。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优结构不同。程文等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认为收入提高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和高收入消费者的匹配效应，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来的价格效应互相作用[46]。

　　在中低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制约自主创新能力，但在中高收入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进 一步提升，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张建华等选取1950-2010年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的数据，构建包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发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大都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情况，但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体的服务业结构有关[47]。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四、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

　　经济增长与波动、宏观政策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原因究竟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因素，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林毅夫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造成的[52]。原因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扭曲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的经济表现会影响世界，世界的经济表现也会影响中国，并且不存在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的金砖国家和同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同时间段出现了更大幅度的经济下滑。

　　王勇等运用AS-AD模型并结合现实中价格序列数据分析，认为是需求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提出了中国作为同时经历的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都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全面考虑。特别是对于中国内部体制问题，需要结合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对应的结构性过程去分析扭曲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否则容易犯“新自由主义”错误，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53]。

　　短期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两大主题之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虽然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42]。对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研究方面，Boldrin等发现生产要素份额除了趋势性变化之外的持续性周期模式，文章假定不同代的资本具有异质性，建立模型解释周期性的原因，在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内生变化导致了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54]。林毅夫等用“潮涌现象”解释经济波动，即在短期内众多企业过度投资某一领域和行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浪费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导致经济波动[55]。龚刚等认为在中国，投资波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产出波动态势[56]。

　　Wang等研究在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即在JLW模型中引入搜寻匹配模型，解释宏观均衡失业率如何随着产业升级发生周期性波动[57]。张云等构建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58]。数值模拟分析反映了投资是影响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缓解金融摩擦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家庭储蓄和企业自有资金具有平滑信贷波动的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弱于需求端。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可以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在过去多年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等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本文主要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宏观领域关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的研究。除了上述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还涉及国企改革[50][61]、资本流入[62]、贸易冲击[63]等议题。

　　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在国内外顶尖杂志上的发表依旧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创新的难度本身较大，另一方面是受限于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宏微观数据。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结构视角往往需要突破当前宏观经济学单部门模型(或者不存在结构变迁的多部门模型)的主流假设，从而在理论分析上会变得更加复杂[64]。

　　当前关于中国宏观问题的学术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主流宏观教科书模型作为基准分析框架，使用中国数据来验证基于发达国家现象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型，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直接简单处理为外生的“扭曲”，然后以发达国家作为基础进行各种消除“扭曲”的反事实分析，却忽略了这些“扭曲”的内生性，忽略发展中经济体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内生差异。再加上，中国是惟一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在宏观定量事实的整理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上，需要处理多种动态过程共存所带来的复杂性，在建模处理上挑战更大。

　　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比如，关于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长时间、高频率、可靠的关于数量与价格的数据，在研究发达国家相关问题面临的数据挑战较少，相关研究也较多，但在研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时，在事实梳理和定量研究方面则面临更高的挑战。

　　作者：王勇1徐扬帆1吴紫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