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加急发文章西方史学的演变

　　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史学，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下面小编介绍一篇西方史学的论文。

　　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一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德国作为兰克史学的故乡，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德国最先有人起来同兰克学派进行唇枪舌剑的论战，这就是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又可被视为西方新史学的源头。不过，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派。因而，在分析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时，法国年鉴派往往被当作主要代表。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中新旧交替的时期。也就是说，新史学已经兴起，然而还远未动摇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直至二战以后，新史学才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而占据主导地位。若以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而言，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折，大致可定在50年代(1)。二战后，法国年鉴派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基础的话，那么它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同样在50-60年代，代表新史学的英国新社会史，美国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相继兴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在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联邦德国，这种传统到60年代也被打破，而到70年代“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就应运而生 (2)。

　　那么，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对史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我们说，这种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就是说这不是局部的、个别方面的变化，而是涉及史学研究的整体、涉及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借用“范型”(paradigm)这一概念，意思是说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在“范型”上是不同的。这里需要作些说明。“范型”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ln)提出的用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有时又把它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简单说来，“范型”“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3)，大体上可理解为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用“范型”这一概念来说明史学的发展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是，绝不能生搬硬套科恩的“范型”概念，绝不能从这一概念出发生硬地套用到历史学身上。这样做，往往会忽视历史学的特点，并且犯削足适履的毛病。我们借用“范型”概念，只是为了从中受到启示;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学本身出发，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尽量弄清楚：如果讲历史学的范型，具体指哪些内容。西方有些学者将库恩的“范型”概念应用于历史学，或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范型，如纳德尔(G.H.Nadel)(4)、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tch)(5);或应用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如艾尔曼(Benjamin Elman)。应该说，他们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有些见解很值得注意。然而，在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探求史学的发展变化方面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不应在概念上兜圈子，也不必陷于细节上的争论。这里所以借用“范型”的概念，完全是为了说明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关于这点，我们试图提出以下三点初步的看法。首先，史学的“范型”应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研究实践中的基本方面。它表明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历史学家，他是按照什么方式研究和历史的。“范型”不应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脱节，不能成为某种外在的框框而要求历史学家去遵照它，相反它产生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坊”里，是对历史学家“技艺”的一种概括(6)。具体说来，它可包括哪些方面呢?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他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什么;他怎样进行论证;怎样作出结论;怎样对待其他学科;又是怎样的等等。不同范型的史学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的范型是比较清楚的。从研究对象说，传统史学的对象是狭窄的，就是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从研究方法说，主要是史料考证;从论证说，主要是脱胎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即归纳、分析、比较等;从说，主要是叙述。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果说传统史学的“范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表述的话，那么对新史学的“范型”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点看法，即某种史学的范型应概括这一史学本身最一般的特点，而不应以其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流派为根据。这主要是就新史学而言的。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流派，(7)它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种史学趋势、一种研究和历史的方式、一种史学范型。

　　斯托扬诺维奇把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范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1469-1527)时代的历史学范型，称为资鉴范型(exemplaryparadigm)，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去说它。第二类是叙事范型(narrative paradigm)，亦称兰克范型(Rankian paradigm)，它显然就是前面说的传统史学范型。第三类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型(structuralist-functionist paradigm)，它主要是对年鉴派的概括。这里，斯托扬诺维奇把新史学的范型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新史学的确反对描述性地重现过去，重视系统分析。特别是布罗代尔，他在其代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地理──历史结构史”以及划分“历史时间”的三时段说，影响十分巨大，因而布罗代尔的这些主张往往被简单地看成就是年鉴派的范型，进而也是新史学的范型。然而，这样概括是不够确切、全面的，因为无论是新史学，还是年鉴派，本身都有许多变化，因而尽管在新史学中年鉴派的影响最大，在年鉴派中布罗代尔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终究不能拿它们来概括全部。譬如，年鉴派在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1968年)以后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以致布罗代尔本人在1985年也慨叹道：“门生们没有遵循我的劝导……我与我的后继者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8)其他一些法国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以《支离破碎的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一书(1987年)严厉批评年鉴派的多斯(F.Dosse)，强调“年鉴派已非同往昔”(9)。维拉尔(P.Vilar)为了表明年鉴派第三代已不能代表布洛克以来的传统，竟然说：“年鉴派已经死亡”(10)。尽管这些意见并未被普遍接受，在第三代年鉴派中间也引起异议(11)，然而70年代以来，年鉴派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简单说来，布罗代尔所崇尚的“地理─一历史结构史”不再成为时尚，精神、心态、文化等变成历史学家关心的热点。70年代开始，心态史、历史人类学勃然而兴。伊格尔斯在回顾80年代的历史学时说：“欧美世界中包括历史研究和著述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氛围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对文化和语言的功用有了新的看法。”(12)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仅拿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来概括年鉴派以及新史学的范型特点是不够全面的。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这就需要作更为广泛的概括。大致说来，新史学的范型可作如下的概括：

　　从研究对象说，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活动)的局限，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强调历史的综合研究(13);从研究方法说，新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准确性;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新史学强调打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主张跨学科研究;从说，反对单纯的描述，强调说明问题。需要指出新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内部差别很多，本身又有发展变化，因此以上只是最一般的概括。

　　无可否认，新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一定的弯路。这主要是由于对传统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而走了极端。例如，“年鉴派”自诞生时起就打出了反对崇拜“三大偶像”的旗号。这“三大偶像”指政治事件史、“英雄”传记和叙事史。当时，为了突破传统史学“三大偶像”长期垄断的局面，与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或许是很必要的。然而，物极必反。完全抛弃政治史、人物传记和叙事，过分强调结构研究、过程分析、静态考察，就容易成为既没有人又静止不动的历史。这也是70年代以后，新史学本身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单纯地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范型的不同看作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包括技术)、方式的差别还是不够的。这样就容易流于表面，似乎只要研究政治史，主张叙事的就是传统史学，只要提倡计量方法的就是新史学，实际上新史学范型和传统史学范型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刻得多。因而上面概括的两种范型的特点还只是其表现形式。指出这些表现形式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三点看法。

　　这第三点就是，与传统史学不同，新史学十分重视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新史学家所说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是与历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结合的，而不是过于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勒高夫指出：“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疑问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14)新史学正是由于结合历史研究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探索史学本身的一系列问题，才使得它的探索带有深度，并使新史学范型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史学范型。这个问题这里不能多说，但需指出一点，即新史学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和认识客体是不可分的，强调历史主体的作用，而传统史学恰恰相反：不仅把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隔裂开来，而且反对主体的介入，以为这样才能“公正”、“客观”。在传统史学看来，历史过去就像是一个现成的聚宝盆，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不带任何感情和偏见地去发掘宝藏，然后加以整理，以便如实地重塑过去。对这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卡尔曾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15)在新史学看来，不论是史料，还是史实，都离不开主体。这样，对历史学家与史料、史实，历史学家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的看法就都发生了变化。布吉耶尔(AndreBurguiere)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悄悄发生的革命，由于它的基础是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关系被翻转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6)新史学正是由于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层次去深化自己的探索，正是由于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史学死板的、形而上学的框框。也正因为这样，如何丰富史学的认识手段，强化史学的认识功能，这样一些传统史学根本不加考虑的问题才会被提上日程。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去进一步考虑如何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如何革新研究手段，如何与其他学科结合袋子，如何更好地历史等等问题。由此可见，新史学范型的前述种种表现形式是同它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这些深层次上的探索分不开的。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1)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2)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3)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而且从事纪事、分析持续性和变化的历史学在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应保持主导地位。”(17)。这里，勒高夫把历史学家与历史文献、历史事实关系的改变列为首位，显然不是偶然的。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以上就“传统史学”范型和“新史学”范型的特点及其区别所说的几点初步意见，只是就一般趋势、总的特点而言的，切忌绝对化。事实上，随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两种范型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不断增多，而且西方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联系到各国的实际情况时需要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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