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之家杂志发表运用字理识字的路径

　　本篇文章是由《文学与文化》发表的一篇文字论文，本刊秉承开发而严谨的学术品格，以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文学为核心主旨，同时注重突出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性。创刊后，刊物得到了诸多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海内外众多文学文化研究者不断赐稿，多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所节录或转载，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字理就是汉字的构形理据，学术界一般称为构意，即根据词义设计的汉字构形意图。构字的笔画、部件或偏旁，不是任意堆叠在一起的，而是有其道理和依据，从而以形示义(部分字以形示音)，音、形、义尤其是形、义之间构成内在、有机的联系。这是汉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汉字的主要特征、汉字教学的独特资源，字理成为设计识字教学体系或采用教学方法的依据，理所当然。但是，如何合理运用字理却值得思考。

　　一、分析字理是手段还是目的?

　　识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阅读和习作服务，直接目的是掌握其音、形、义，即读准字音，掌握字形，了解字义。实现直接目的有多种手段和途径，运用字理识字只是其中一种，若运用适当，不失有效、高效。学习“瓜”字，一般的教师会将音、形、义分开讲解，其中的字形教学常常是让学生机械地数笔画，结果往往是学生会漏写其中的提和点，将字误为“爪”。而运用字理引导学生识字，则会介绍构字方法，讲析形与义的内在联系，即“瓜”，金文作“”，小篆作“”，它模拟了瓜藤和瓜果的样子，中间部分是瓜果，现在变形为竖折点，不能误写为竖。

　　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痕迹是信息加工的副产品，痕迹的持久性是加工深度的直接的函数。那些受到深入分析、参与精细的联想和表象的信息产生较强的记忆痕迹，并可持续较长的时间;而那些只受到表浅分析的信息则只产生较弱的记忆痕迹，并持续较短的时间”。机械地数数笔画、拆分偏旁，是“表浅”的分析、简单的加工;分析字理，则是深入的加工，有助于深刻地记忆。加工所以增强记忆，是它为回忆提供更多的检索路线，给推导出要求记忆的信息提供更多的根据。揭示汉字音、形、义三要素的内在联系，形与义、形与音可互为回忆的线索。“目不暇接”的“暇”，左边是“日”，与时间有关，是“空闲”的意思，与“目”则无关，不要误解为“看”，此时字形成为识记字义的线索;反之，若对其左边是“日”是“目”拿不定主意，则可根据“空闲”之义与时间有关而作出正确判断。“分”音“fēn”，可成为“盆”的韵母是“en”不是“eng”的线索;“沐”音“mù”可成为其字形右边是“木”不是“术”的线索。因此，适当分析字理可以提高音、形、义的识记效果。

　　不过，“六书”的介绍、古今字体演变的展示，本身不是识字教学的主要目的，而应该是正确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尤其是其重点和难点——形。《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汉字的字理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还透露着其他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譬如思维特点、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因此分析字理是在传承民族文化。但是，这是次要的、间接的目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作为提高汉字音、形、义识记效果的手段的性质。否则，小学的识字教学岂不成了大学中文等专业的文字学或汉字学课了吗?

　　字形的演化、读音的改变和意义的发展等，使得某些汉字的现代形体部分或全部丧失了理据，比如“己、未、因、不”，形与义、形与音都毫无内在联系了。有些字若寻根溯源，仍然可以找到字理，比如“年”，小篆作“”，从禾千声，本义是收成，但这个义项通常只在阅读古籍时遇到，在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未发现，而“年”的现代形体，则无法看清“禾”“千”了。有些汉字字理相对显豁，比如“小”，甲骨文作“”，模拟沙粒形，表示细小，但是这类字现代形体简单，字义已为学生熟知，易学易记，即便不分析字理，学生也极少出错。分析诸如“年”“小”等字的字理，固然可以增加汉字文化知识，但对识记音、形、义的作用不大。“年”之类的汉字，音、形、义任何一个要素都已无法成为推导其他要素的线索;“小”之类的汉字，又无需深入加工或掌握更多线索便能记忆。若分析此类字的字理，是错把手段当目的了。

　　二、确保分析字理的有效性需要什么条件?

　　分析字理作为促进识记汉字音、形、义的手段，若要确保其有效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分析对象为需要深入加工才能识记的汉字，否则是做无用功;其二，从现代字形看，分析对象的音、形、义应至少有两个要素具备内在联系;其三，具体汉字的字理必须与特定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适配。学生是识字的主体，所谓对汉字的“加工”，必须是学生的自我加工。教师分析字理，是教师的加工，只有学生理解并接受了，才可内化为学生本人的加工，并有效促进识记。如果字理知识超越了学生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被内化，对于识记也就不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其字理知识能为小学各个学段学生所接受的汉字有“目、瓜、束、鼠、燕”等象形字，“刃、末”等指事字，“休、看、宝”等会意字，“渴、盲、衷、沐”等形声字。这些汉字形与义或形与音联系密切，即使是象形字，其所模拟的事物形状依然存留于汉字的现代形体中，字形所示之义也存在于学生的语言经验或知识背景中。但相当多的汉字则不然。由于汉字诞生了数千年，先人造字的理据或多或少已远离现代人的经验，它不是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课文《要下雨了》中有“水里闷得很”一句话，其中的“很”字要求“会写”。初学的学生往往把左边的“彳”写成“亻”;学了“狠”字后，容易混淆二者。若明白“很”的字理，也许就会减少出错。“很”，形声字，从“彳(chì)”“艮(qèn)”声。“彳”，小步走，可组成词语“彳亍”，以“彳”为形旁的字，与“行走”有关，如“行、往、征、径、徐”。“很”本义与“行走”有关，指“违逆、不听从”，《国语·吴语》“今王将很天而伐齐”的“很”是这个意思。由“违逆”引申“狠毒”“残暴”，最后成为副词，用以形容程度深。这样的加工不可谓不深入，不过它只是教师的加工，它所提供的信息能为成人接受，若教师讲述得更通俗、生动一些，也能为高年级学生接受，但却不能被6岁半到7岁的一年级学生理解、接受，因为它涉及的种种知识，在这个学段学生的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它们远远高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如此系统、完整的分析，违背了学生的认知特点，不但不能激起兴趣，甚至还会陷入“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的窘境。

　　班固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周朝距离文字产生的时代较今天近得多，其社会环境能够为结合字理的识字教学提供支撑。此外，周朝的小学教育当是一个阶段的教育，《白虎通》认为是孩子8岁至15岁时的教育，还有人认为小学结束时间为18岁或20岁。因此，随年龄增长而有区别地结合“六书”知识讲解字理以认字也是可行的。“六书”等文字知识在汉代被称为“小学”，这是因为孩童入学要先学文字，但却不能简单认为那时的孩子是要系统地通过“六书”来识字的。隋唐以后，“小学”所含知识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小学”作为一门学问，当然不能与基础教育对等，它专门而深奥的学问，绝非童蒙之学，如音韵学向来被称为“绝学”，其书籍也被叹为“天书”，让人望而生畏。涉及“六书”的经典之作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历二十余年方编撰而成，从文字训诂入手，按“六书”义例，探讨汉字本义，它是学术著作，而不能简单看作童蒙教材。古代指向识字的童蒙教材，周代有《史籀篇》，秦代有《仓颉篇》，汉代有《急就篇》，魏晋南北朝有《千字文》，宋代以后有《三字经》《百家姓》，其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广泛，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这些教材的共同做法是将最常用的汉字，编纂成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在当初还算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句，让孩子在反复的读背中认字，在反复的书写练习中巩固字形，同时也将常识教育和人格教育交融其间。没有证据表明，古代的童蒙识字是系统地结合“六书”等知识进行的。

　　“小学”在清展至顶峰，但未见关于系统运用“六书”理论、考索理据以认字的记述。童蒙教育大家王筠曾介绍他的教学方法：“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这个教学方法，固然与理据相合，但同时也是联系字义关联的事物，以便学生直观地了解，而这个方法只是王筠所举方法之一，说明系统贯彻起来是有困难的。难以系统地结合“六书”、字理知识进行识字教学，应与孩子接受能力有限有关。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学生适配是保证有效教学的前提。建立在学生知识背景、理解水平、接受能力基础上，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教学才是有效教学。对诸如“很”的字进行字理分析，即使准备系统周详，讲解煞费苦心，效果也是没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