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对越中乡贤诗文集的搜集、阅读与阐释

　　【摘要】周作人收藏并阅读了近三百部越人诗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学立场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视角，他对乡贤著作的阅读和阐释带有鲜明的个人癖好。他对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别感兴趣，对尊重科学常识、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别关注，对乡贤诗文中提及的故乡景物寄托了思乡之情。但是，周作人对先贤著作的阅读和接受并非没有问题，由于思想立场的偏狭，他对陆游、王阳明等人的理解有失片面。

　　【关键词】周作人;越中乡贤;诗文集

　　1914—1915年间，周作人帮助鲁迅搜集、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该书辑录了8种魏晋至隋朝学者所著会稽郡史传、地记之佚书，目的在于“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受此启发，周作人从1915年起，便有志于搜集越地乡贤著作：“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①据研究，周作人终其一生共收藏越地越人著作四百六十余部，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越地风土民俗的著作、越地历史类著作、越人诗文集、其他越人著述。②

　　其中近三百部为越人诗文集，涉及诗、词、文、日记、尺牍、诗话等文体。除王充、陆游之外，著者以明清时期为主，既包括王阳明、王畿、徐渭、屠隆、陶望龄、王思任、张岱、刘宗周、朱舜水、祁彪佳、胡天游、黄宗羲、章学诚、王衍梅、陶元藻、李慈铭、平步青等文史名家，也涵盖了李寿朋、周调梅、鲁曾熠、张桂臣、范啸风、沈宸桂等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知识分子。当然，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周作人不止于搜集、收藏同乡著作，还对之进行阅读、理解、阐释和传承，且以一种特殊的“读书录”的方式写成随笔。

　　在这些随笔中，他以阅读为契机，大段摘抄原著，同时将自己的意见穿插其间。周作人就是以这种“夹抄夹叙”的方式来达成与诸位乡贤之间的心灵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本文以周作人的这些“读书录”或曰“书话”为研究对象，试图概括出他读解乡贤诗文的思想立场和基本观点，这既有助于加深对周作人思想的理解，也有利于推进越地文学和文化研究。

　　一、“言志”：读解乡贤诗文的文学立场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推崇“文治之文”，视文学为政教德化之业。周作人将此正统文学观念命名为“载道”观，而他自己则主张“言志”观，他明确地提出：“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③他还经常袭用公安派的口号来表达“言志”观，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这实际上属于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或文化立场(“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也正是他读解乡贤诗文的基本立场。

　　在散文中，周作人非常推崇张岱和王思任，二人的特点在于讲性灵、有个性、有趣味。周作人固然认为公安派和竟陵派将晚明性灵文学思潮推向了高峰，但是，在他眼中，张岱才是集大成者，“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书，里边通有些很好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他尤其喜爱《陶庵梦忆》，原因在于：

　　一是“颇有趣味”;二是集中文章皆是“性情的流露”。④在《再谈俳文》一文中，周作人指出，张岱为文难得有“俳谐”的情调，即使身处逆境，也常发调侃之语，这便与“载道”派的正经文章迥然有别。而在诙诡、戏谑的风格方面，王思任当然更具有典型性。周作人尤其欣赏他的《文饭小品》，他指出：“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总之，周作人认为，张岱和王思任都有反对名教的倾向，都能够打破例规，“说自己的话”，从而与“载道”派拉开了距离。其文“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他们与徐渭一起，成为近三百年来浙江乃至中国文坛“飘逸”一派的代表性人物。⑤

　　周作人在《再谈尺牍》一文中说：“我近来搜集一点尺牍，同时对于山阴会稽人的著作不问废铜烂铁也都想要，所以有些东西落在这交叉点里，叫我不能不要他，这便是越人的尺牍。”⑥他对尺牍和日记有所偏爱，因其更加便于“言志”，“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达作者的个性。”⑦兹举一例。在明清时期的越人尺牍中，周作人除了阅读过王畿、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名家之作，还专门抄录了陶望龄的堂侄陶崇道的《拜环堂尺牍》。引起周作人注意的有两点：

　　一者，陶崇道在书信中“乱谈国事”，譬如，他曾写道：“奴虏披猖，阑入内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将卒当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缙绅下及走卒，甘心剪发，女请为妾，子愿称臣，牵挽不放胡骑北去者四越月于兹，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发之欲竖也。”⑧

　　这里既有对晚明军政溃败的揭露，言辞之中，也不乏对清军的贬斥。但是，此书居然未被清朝列入禁书，这一点令周作人在满足了一种“野史”癖之余，不免觉得惊奇。再者，陶崇道还时作“妙语”，如《通张葆一巡抚》中有一句：“弟处此譬之老女欲与群少年斗脂竞粉，不特粗眉不堪细画，亦觉宿酒不比新筜。高明何以教之?”周作人评论道：“这些文字都写得不坏，自有一种风趣，却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陈反新。”显然，这是符合周作人的“言志”文学立场的。

　　二、“激发志气”：对越中先贤的仰慕和评价

　　早在1915年，周作人在《读书杂录二十四则》中便辑录了张岱的《於越三不朽图赞》。此书记载了有明一代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越中精英一百余人的图赞，每人的图赞均包含画像、传记、赞语三部分内容，寄托了张岱的仰慕之情、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周作人感叹道：“后生小子，时一展对，足以激发志气”。⑨在明朝文人中，周作人对徐渭和王思任极感兴趣。图赞中对徐渭描述道：“徐文长渭，山阴人。性纵诞不羁，以狂遭酈炎之狱，先文恭力救得出。出则放浪麴蘖，恣情山水，纵横跌宕，益豪于诗”。王思任“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官不显达，三仕令尹，乃遭三黜。”⑩

　　周作人对他们的“狂”追慕不已，在他看来，后世“专事苛细精干”的绍兴“师爷”和“钱店官”与之相比，“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在越地先贤中，周作人自称最佩服的是汉代王充。他在《药味集•序》中说：“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⑪

　　当清代李慈铭在《越中先贤祠目》中序例中提出：“然如王仲任为越士，首出《论衡》一书，千古谈助，而其立言有违名教，故不与”，⑫试图以“有违名教”的名义摒弃王充，这是周作人所不能苟同的。他认为，王充的疾虚妄的精神、爱真理的态度、重情理的文章才属于真正的“儒家”。周作人将王充跟李贽、俞正燮一起列为中国思想界的三盏灯火，并对其《论衡》推崇备至：“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论衡》中九虚三增至今犹有万丈光焰。”⑬

　　也正因为周作人将儒家精义缩减成“疾虚妄”“重情理”，所以对汉以后的儒家，尤其是程朱陆王之学颇为反感。他批评后世的儒家使重视人情物理的原始儒家走向了“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⑭沦落为虚伪的纲常名教。出于这种思想立场，他对越地先贤中的大儒总体评价并不高，譬如，对于张岱在《於越三不朽图赞》中列为第一的王阳明，他很少提及。对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也表示不感兴趣。对于梁启超所称颂的“清初五大师”之一的乡贤朱舜水，他倒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但是，周作人在文中指出，“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他对朱舜水感兴趣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朱氏谈绮》中谈到许多“果献树竹、禽鸟鳞介”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第二，能体现出朱舜水个人性情的文字，“文集中的疏揭论议正经文字，又《阳九述略》，《安南供役纪事》等，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但是集里的书牍九卷，答问三卷,《谈绮》三种，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是很有意思的资料。”

　　不难看出，周作人对乡贤的阅读和理解是带有鲜明的个人癖好的。三、“越人安越”：乡贤诗作中的“事和景”周作人对绍兴有浓厚的故乡情结，这就是他在人到中年之后所谓的“越人安越”：“余生长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说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无异于吃腌菜说享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⑮收集、阅读越人的诗文集，正是满足他思乡之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为什么喜欢看同乡人的诗文，周作人有过明确的解释，即出于“乡曲之见”，“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

　　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述中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⑯周作人搜集到很多同乡人的诗作，如《会稽掇英集》《广会稽风俗赋》《会稽三赋》《越中名胜赋》《越中百咏》《越咏》《鉴湖棹歌》《墟中十八图咏》《越风》《娱园诗存》《柯园唱和集》《鞍存杂咏》《白华绛柎阁诗》《洗斋病学草》《越妓百咏》等等。但是，他关注的重点却不是这些诗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是其中所提到的家乡的“事和景”。

　　为此，他曾自嘲道：“我这样的读诗文集，有人或者要笑为买椟还珠，不免埋没作者的苦心。”娱园是前清举人秦树銛的别业，李慈铭、陶方琦等著名文人所结的“皋社”就在那里。据周作人记载，他的大舅父是娱园主人的女婿，所以有了几次游赏娱园的机会。

　　《娱园诗存》就是“皋社”诗人题咏娱园的诗词集。如《娱园诗存》卷三中樊樊山的《望江南》一词云：“冰觳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偎瘦鹤，波摇琴幌散文鱼：水竹夜窗虚。”陶子缜的一首云：“澄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蛎洞，柳丝泉筑水凫床：古帧写秋光。”可以约略想见它的幽雅了。虽然周作人见到的娱园已然接近于废墟，但作为儿童时代的游乐之地，留下的总是温馨的回忆。更何况，在那里，周作人还有过一场“单相思”式的懵懂初恋，因此便对“娱园”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了。《柯园唱和集》是沈槱元、王衮锡等五十二人的唱和之作，收录七言绝句五百八十首。

　　周作人说：“鄙人不解诗，读之亦觉得无甚好句，但是对于此集感到兴趣者，则以柯园乃是沈园故址故也。”沈园因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而声名远扬，周作人便又联想到著名诗人陆游，他引用《越风》中的一段记载：“沈翁家有园亭，在春波桥畔，放翁逢其故妇诗，曾见惊鸿照影来，即此地也。少时觞咏其下，有和主人柯园诸景诗。内一方池澄泓，可鉴毫发。”对于周作人而言，沈园既是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一抹文化乡愁。

　　他曾赋诗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另外，在读诗集《绕竹山房诗稿》时，周作人也表示：“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很多时候，他甚至将这些诗集作为越地民俗的资料，这确实是周作人读诗的独特之处。

　　四、结语：周作人阐释乡贤诗文之失

　　综上所述，周作人收藏并阅读了近三百部越人诗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学立场和疾虚妄、重情理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角度，他对乡贤著作的阅读和阐释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他对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别感兴趣，对尊重科学常识，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别关注，对乡贤诗文中提及的故乡景物无不为之动容。但是，周作人对先贤著作的阅读和接受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他的“言志”文艺观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至少在理论上彻底放弃了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任何宗教性的信仰和责任感，还原为纯粹的个体，把五四时期已经提出的‘救出你自己’的个人本位主义原则发展到极端。”⑰以这种眼光去读诗文，必然会出现偏差。譬如，对于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周作人居然无视他的九千多首爱国诗作，仅对《老学庵笔记》感兴趣，而且也只是关注其中的“琐语”，甚至说：“《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其实，《老学庵笔记》同样渗透着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周作人的这种解读完全是避重就轻，难免会误导读者。

　　其次，周作人将儒家思想缩减为“疾虚妄、重情理”，将程朱陆王之学一概视为纲常名教而加以批判，也是有偏颇的。简要地说，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实现“仁政”理想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越中第一大哲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精义也正在于此。然而，周作人对此是麻木的，这在一个侧面上也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儒家思想的偏差。

　　作者：丁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