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呼兰河传》的国民性解剖主题

　　内容摘要：为进一步探析《呼兰河传》国民性解剖主题，在概括分析小说中小城人国民劣根性和冯歪嘴形象独异性基础上，结合作者的情感态度，从启蒙和生存的视角思考其内涵意蕴‍‌‍‍‌‍‌‍‍‍‌‍‍‌‍‍‍‌‍‍‌‍‍‍‌‍‍‍‍‌‍‌‍‌‍‌‍‍‌‍‍‍‍‍‍‍‍‍‌‍‍‌‍‍‌‍‌‍‌‍。 小说在刻画小城人生存困境和悲剧中揭露和批判其劣根性，同时在儿童视角的感受和作者成人视角的思考描写中凸显冯歪嘴形象体现的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原始生命强力、乐观顽强精神和积极反抗追求‍‌‍‍‌‍‌‍‍‍‌‍‍‌‍‍‍‌‍‍‌‍‍‍‌‍‍‍‍‌‍‌‍‌‍‌‍‍‌‍‍‍‍‍‍‍‍‍‌‍‍‌‍‍‌‍‌‍‌‍。 萧红对小城人有批判有悲悯，在对小说和现实人们生存出路渺茫的悲苦绝望中，又力图给予希望，探寻出路‍‌‍‍‌‍‌‍‍‍‌‍‍‌‍‍‍‌‍‍‌‍‍‍‌‍‍‍‍‌‍‌‍‌‍‌‍‍‌‍‍‍‍‍‍‍‍‍‌‍‍‌‍‍‌‍‌‍‌‍。 此主题继承于鲁迅，透过国民性从内部审视反思传统弊病，进行国民性改造和存在之思，肯定民间蕴含的生命强力，显示出底层生存困境中原始生存哲学苦难救赎的重要性，有跨时代启蒙和哲理意义。

　　关键词：《呼兰河传》 国民性 萧红 生存 启蒙

　　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国民性的刻画解剖，她在抗战时期又一次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主题，将目光聚焦到东北故乡呼兰河小城和这里的人们，批判国民劣根性之外，也透过对国民性积极面的凸显，探寻改造国民性和民族生存方式的积极出路。 本文立足文本，概括分析小说呈现的小城人的国民劣根性特征和冯歪嘴形象的独异性，结合写作背景和萧红复杂的情感态度，从启蒙和生存的视角探究其主题意蕴。

　　一.小说揭示的国民性主要特征

　　《呼兰河传》通过描述小城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诸多生存悲剧刻画了国民性特征，主要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也未舍弃对国民性积极面的表现，凸显了冯歪嘴形象代表的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原始生命强力和顽强反抗精神。

　　1.底层群像的国民劣根性

　　小说前两章整体观照小城人的实际生活，既有代表性的关于大泥坑的盛举，又有琐碎普遍的生活状态，还有各类鬼神活动的精神盛举。 从中已揭示小城人的国民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后几章写“我”家租户、邻里乡亲的具体事件中有更细致的表现。

　　小城人最显著的国民性特征是热衷流言谈资，喜做看客。 从首章围绕街上大泥坑出过的种种意外、热闹就可见一斑。 一年中在泥坑里抬车抬马无数次，但没有一个人说用土把泥坑子填上，说要拆墙扩路、种树攀着走，就是没有说要填平它的。 为什么? 小城人的迂腐只是其一，萧红敏锐总结“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1]10，即精神消遣和物质利益：前者是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热闹多事，可供围观、说长道短; 后者是可以自欺欺人，吃便宜瘟猪肉。 有人、马陷坑时，过路人分两种。 旁观看热闹、喝彩的是穿长袍的清洁绅士们; 帮忙施救的是底层劳动人，也是小说主要塑造的人物群像。 第二类人老实善良、不怕脏、热心肠，然而他们也爱这热闹，第二天也传流言，一哄说马死了，制造泥坑的威严和谈资影响力，他们仍然是作者讽刺和揭露的看客。 不管是旁观热闹的冷漠，还是热心出谋划策、出力，两类人最后对泥潭默许存在的看客态度和心理是一致的。 这种不作为还因为人们生活习惯的惰性与惯性。

　　小城人看待苦人的不幸悲剧时的冷漠健忘态度，是对看客本质的更深一层揭露，即漠视生命、麻木的国民性特征。 小城人除泥坑盛举等热闹消遣，工作、生活都默默地，“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1]11。 王寡妇独子淹死了，轰动一时，但不久也归于平静，亲戚朋友也忘记; 人们对疯了的王寡妇的哭只会引起为时甚短的一点恻隐之心，还喜欢归划各类不幸者当做叫花子对待; 染缸房两学徒争妇人一死一判监也只是作为几年后的谈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一点”[1]12。

　　观热闹、传流言时却漠视生命，甚至帮着压迫残害生命。 例如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 人们兴奋异常地围观小团圆媳妇跳大神、洗澡等事件，出谋划策关心她，给她治“病”，却并不真正关心她的健康和生命。 她被折磨致死，人们无动于衷，埋葬完像过年回来，欢天喜地，有二伯说“人死还不如一只鸡”[1]103，她婆婆只心疼花在她身上的钱。 三姑六婆私下闲言啐语评判、抹黑王大姐，也画出看客本质。 关注和制造热闹、流言，不是因为关心他人，而是想要满足窥伺心理和作为娱乐消遣，甚至不顾对象死活，自以为的热心肠、同情心的善良表面之下是内心的冷漠残忍和漠视生命，善良、热心等已变质，极具反讽意味。 这些看客和传播流言者正是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2]45，其中还看到女性对自身同性的压迫残害。

　　漠视生命不仅表现在对他人生死的麻木，更悲哀的是对自身生而无目的的麻木，漠视自己的生命。 扎彩铺做活计的人、漏粉房的人，这些穷苦人做粗活、吃粗菜饭、穿破烂衣、甘住危房，他们的生死不怕不是勇敢，而是一切皆无所谓，活着只为也只求基本温饱而不得，逆来顺受，不知光明，没有希望和追求，糊涂过日，麻木可怕。

　　小城人喜欢自欺欺人，极具阿Q精神。 如借泥坑的存在给吃便宜瘟猪肉找遮羞布。 小说还重点刻画有二伯阿Q般的自欺欺人和怨恨心理机制，他古怪的性情是变形的自卑自负，习惯自嘲、以穷人穷命自居，似是认命的自知之明、自暴自弃，却又不甘心，所以在“有子”和“有二掌柜”的称呼和身份间在意和痛苦，又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 他内心怨恨自身的贫穷和他人的富贵，恨地位的不平等，又深知无法改变，还在心理认知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

　　呼兰河人还迷信鬼神，蒙昧无知。 繁多的鬼神活动是精神盛举，是看客的消遣，是解决病痛的求助对象，是现实生活的安慰和可笑救赎。 跳大神、画符纸治病去灾，迷信无知制造着一场场人间惨剧，荒诞闹剧以悲剧收场。

　　2.冯歪嘴形象的独异性：生存反抗与东北“力”的表现

　　小说表现的国民性优点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传统优良品性：逆来顺受、坚韧顽强、乐观、勤劳善良、勤俭等。 一方面，前文已谈到有的优点是用以反讽，表层下实是劣根性。 另一方面，小城人的确在寒凉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挣扎着顽强生存，最后一章磨倌冯歪嘴是最代表性的一个。

　　茅盾曾评论，“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着自然顽强的生命力，冯歪嘴是“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 然而在冯歪嘴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3]10

　　真找不出“特别的东西”吗? 并不是。 冯歪嘴是穷苦磨倌，作为底层群像一员，有其共性，面对同样的生存困境，特别在成家前，他是不知光明、希望的一类人，但冯歪嘴又不同于他人的麻木自私、漠视生命和苟活。 对他身上的优点，作者并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反讽，更多是怀着赞美和期望刻画其“特别的东西”。 在“我”儿童视角的观察感受和萧红成人视角的思考描写中，其形象多是积极的。

　　冯歪嘴生命力“特别”顽强，在生活的苦难考验中乐观前行。 他勤劳，打梆子、拉磨、拉黏糕卖，努力营生，成家生子波折中，更加勤恳工作，负起妻儿重担，一心改善家人生活，也小有进步，买得起新棉花、花洋布、鸡蛋，初步稳定生活。 这是他物质生活上的追求，生存和温饱层面的行动反抗。 之后面对丧妻苦难打击，更体现顽强不屈生命力‍‌‍‍‌‍‌‍‍‍‌‍‍‌‍‍‍‌‍‍‌‍‍‍‌‍‍‍‍‌‍‌‍‌‍‌‍‍‌‍‍‍‍‍‍‍‍‍‌‍‍‌‍‍‌‍‌‍‌‍。 王大姐产下二儿子死后，他承受精神苦痛，在旁观者认为的绝望中镇定下来，他和孩子在众看客幸灾乐祸的流言和恶意心理期望中，照常活着。 他不消沉，不屈服于命运，坚定了信念：在世上“一定要生根的。 要长得牢牢的。 ”[1]140他承担起责任前行，独自将两个孩子喂养大。 儿子和他一样都有极顽强的生命力，孩子的继承和长大也是希望。 这些体现出对悲剧命运和生存苦难的原始的反抗精神。

　　“特别”的还有：他不畏世俗眼光和王大姐结合，二人有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而自主婚姻的反抗精神，体现他对生活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众人眼中王大姐与他这低下穷苦的磨倌门不当户不对，是无媒苟合产子的丑事。 冯歪嘴跟祖父求助搬屋时，说“我成了家啦”[1]128，他认定自己是成家，而非掌柜太太所骂“没有脸”“把个野老婆弄到大面上来”[1]129。 别人认为他在这境地会上吊、自刎，想看热闹，他“还是好好地活着”[1]136，照顾妻儿，“他家是快乐的。 ”[1]138在呼兰河城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封建礼教枷锁因袭甚重，流言、看客心理足以杀人，从团圆媳妇、王大姐事件就可见。 而冯歪嘴敢于跳出传统规约，不畏流言，承担责任好好生活，更显难能可贵。

　　他还关爱体贴老婆，不同于随意打骂轻贱老婆的其他男性。 小城人认为子孙娘娘都怕老爷打，“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1]40。 女性地位低且自己也觉本应如此。 这是“夫为妻纲”又一旧习在小城的流毒。 所以冯歪嘴又是“异类”。 他给怀孕的妻子买鸡蛋补身，阻止她做重活，人前夸赞和心疼她俭省。 他发乎本心的至诚人伦之情，而非拥众流俗于扭曲的纲常规约，也是“特别的东西”。 他善良，待人真诚友爱，和厨子、有二爷隔窗聊天问好; 对孩子亲切怜爱，常送“我”黏糕吃，对比那些本质并不真良善的人对孩子所为，如伪装热心残害小团圆媳妇，对溺死的孩子和其母亲只做谈资不久忘却的漠然，对初生婴儿毫不怜惜赶出磨房，恶意期望冯歪嘴出生就丧母的二儿子长不大……他人的冷漠凉薄面前，冯歪嘴人情味十足。

　　冯歪嘴子代表的国民性积极面在他人国民劣根性对比衬托中塑造，也反过来再次凸显他人的麻木苟活和凉薄残忍。

　　二.主题意蕴：启蒙内涵与存在之思

　　《呼兰河传》解剖国民性，对国民性形成原因也做了一定揭示和反思，此主题蕴含了改造国民灵魂的“立人”启蒙思想，具有从内部反省文明衰落之因、探寻生存出路的启蒙意义，包含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哲理性思考。

　　萧红继承鲁迅竖起的国民性批判大旗，抱着启蒙主义，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536。 钱理群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的两代人，“有着最亲密的文学的血缘关系”。 [4]这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学创作。 ”[5]抗日大时代中，萧红选择回望家乡呼兰河小城和这里的人们，既是女性视角和自身性格的逆向性自我选择，也是文学创作再次聚焦民族自身问题、国民自身弱点、传统文化内部腐朽的表现。 “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6]，文明的衰亡腐朽更多始于其自身内部，民族内省、灵魂改造不应中断，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学在鲁迅和“五四”人的文学之后仍需继续未竟事业。

　　1.国民劣根性形成原因与生存困境

　　萧红批判国民性找寻其原因，深刻地反思人性、社会、传统文化弊病。 首先矛头指向人和人性本身。 小城人缺乏“人”的意识的自觉和人性的觉醒，他们把人的生命价值看得比动物、家禽还低，人死不如一只鸡。 不将自己看做“人”，何谈尊重生命和生存质量，何谈人性，于是，他们漠视生命，冷漠残忍，麻木不仁、动物不如地生存。

　　其次是呼兰河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即小城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城受地域限制，封闭落后，下层百姓物质生活极度贫穷，环境闭塞使传统思想更加浓厚，导致生活和精神的惯性、惰性，习惯了分明的等级制，安于苟活。 贫穷的物质生活加剧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的低级追求，认同生命价值的低廉，只求温饱而不得，便混混噩噩、不思进取; 贫穷、身份地位的低微，也促使诸如有二伯这类人产生怨恨心理机制和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心理性格扭曲。

　　最后是人所在的历史文化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塑造了国民的普遍性格，其中的弊病也促成国民劣根性。 封建思想礼教束缚、鬼神文化浸淫，人们因循守旧，甘于桎梏。 经年累月存在的大泥坑便是呼兰城腐朽的象征隐喻，即使有时表面看来干了、正常，内里仍是泥沼，有深陷危险，这腐朽陈败可以吞噬一切。

　　“一切都在旧的轨道里缓缓陈腐地运转下去，”[7]91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养成安静悠然、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意识，人们养成惯性惰性，也习惯忘却并前行，在正常秩序内一切照旧僵化生活。 小说中的特例——卖豆芽菜的疯女人，虽然疯了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到庙台哭一场，哭完仍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挣扎着难以忘却丧子之痛，所以只能疯，以发疯形式跳出传统正常秩序之外，用偶尔的哭诉来纪念和“不忘却”。 传统宗法制社会信奉普遍统一标准，排他拥众，控制和同化思想，禁锢自由，束缚个性，不允许特立独行。 批判这一点也是继承鲁迅提倡的“任个人而排众数”。 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的行为思想不在统一标准和正常秩序之内，于是受到周围流言伤害和精神镇压。 人们以传统的普遍的女性标准来审判她们，在流言中定其罪。 冯歪嘴和儿子顽强生存下来的结局发展不符合看客们的悲剧预期，大家居然感到遗憾，将传统文化陋习下扭曲的变态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上国民劣根性形成原因也显示出底层民众自身与外界造成的多重生存困境：物质的急剧贫乏、封建思想对人性的强大桎梏、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残忍等。

　　2.国民性改造与存在之思：反抗与出路

　　小说揭露国民劣根性造成的死亡悲剧和生存现状悲剧，体现萧红“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迥异，这里明显的是一条由死到生的哲学路线”，“用生命的毁灭来唤起生的价值”。 [7]91萧红以启蒙知识分子眼光回顾童年，深刻地审视忘却不了的儿时家乡人事物，她对小城人劣根性既有批判也有悲悯，对于小说和现实人们生存方式双重无出路感到悲苦绝望，又试图探索出路。 她关注思考小城人生死存在的种种问题弊病，包含历史真实的和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表述和存在之思‍‌‍‍‌‍‌‍‍‍‌‍‍‌‍‍‍‌‍‍‌‍‍‍‌‍‍‍‍‌‍‌‍‌‍‌‍‍‌‍‍‍‍‍‍‍‍‍‌‍‍‌‍‍‌‍‌‍‌‍。

　　而表现国民性优点、寄予其希望，则是她对改造底层民众国民性和生存方式的思考探索。 最终，萧红或是自己看到一丝希望，或是想给予自己和挣扎着改良人生的人们以希望的安慰，就如鲁迅般“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8]，她描写了东北农民生命力的顽强，特别是最后一章冯歪嘴和他孩子的极强生命力，以及这人身上“特别的东西”：对生存苦难、封建桎梏的反抗精神，发乎天性的至诚人伦亲情和人情味等。 这些是萧红未舍弃的对东北“力”的表现，对国民性中残存的优良品性难得的肯定，含着对于故乡乃至国人国家的希望。

　　对闭塞落后的小城底层人来说，民主自由等新思想的外部启蒙暂时没有意义，他们无法接触和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他者化的启蒙是不适用的。 冯歪嘴的反抗有局限性，被茅盾称为只是“原始性的顽强”，的确，他的反抗主动性较低，思想认识不明确，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也不彻底，但正是这种极强的原始性生命需求，这种本能原欲所潜藏的强力，于底层的他们才极为适用。 鲁迅强调“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2]161，即是本着生命本能和原始需求展开。

　　首先，冯歪嘴的勤劳营生、改善物质生活是穷苦困境中的行动反抗，是生存和温饱层面的积极追求。 冯歪嘴相对孔乙己等受过封建教育荼毒的酸腐读书人不同，所以他能够因强烈的生存本能需求而在生存与温饱层面取得反抗的初步成功，自然地呼应符合鲁迅提倡的“第一要谋生”[2]159、陈独秀的“职业主义”方针。

　　其次，他突破旧习的自主成家、突破扭曲纲常流毒的爱护妻儿、独异于周遭凉薄的可贵人情味，是发展层面的精神需求上的实际反抗，他没有麻木苟活，沦为封建思想控制同化的庸众，这不仅体现他自我主体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初步觉醒，更体现出鲁迅倡导的在封建“名教的斧钺底下”幸存的未受污染的“爱”的天性[2]45和柳诒徵所谓“就天性出发的”“本乎至诚”的人伦亲情[9]的重大意义。 最后，他顽强反抗悲剧命运，不畏绝望境遇和流言重压，坚定生存信念，背负责任前行，以实际行动自我救赎，这是顽强生命力的原始反抗，原始的传统的民间哲学的生存胜利。

　　面对生存苦难的自我救赎的态度、行动与反抗精神，是作家思考人的存在的常见表现主题。 鲁迅笔下孔乙己、祥林嫂都是底层苦难者，和冯歪嘴一样，也承受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孔乙己的酸腐灵魂让他在谋生上缺乏能力和决心，无法像冯歪嘴那样清醒和积极地进行生存与温饱层面的反抗，这是其悲剧的内因; 祥林嫂是有反抗性的，历经丧夫、被迫改嫁、再丧夫、丧子等多重苦难，她也曾重振生活希望，继续坚持生存，但因最终缺乏“韧”的持续反抗而救赎失败，在封建礼教节烈思想的外界重压下，在内心信念虚无垮塌后，走向绝望和死亡。

　　而冯歪嘴做到了韧的反抗。 虽然作为未接受过新思想的下层民众，但冯歪嘴仍然表现出潜意识的解放自身、改变现存秩序的愿望，尽管有局限，然而正是这种本乎天性、基于强烈本能需求愿望的反抗行为显示了其特别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当代文学新启蒙背景下也有对生存困境和苦难的书写探讨，例如余华在90年代的苦难叙事主题中，他笔下的福贵在重重苦难后的活着，一方面是持续反抗不放弃的结果，一方面更接近于消极忍耐、被动承受的民间哲学，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原始的生存哲学。

　　茅盾认为冯歪嘴不是积极的人物，有学者认为福贵是乐观的消极、没有悲剧精神，缺乏反抗主动性，余华是在消解苦难。 这是用西方的形而上哲学标准去观照，其实冯歪嘴、福贵的生存反抗更接近于个人精神内倾的、乐观原始的中国民间哲学，是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这是从未受束缚污染的本能天性、未受扭曲的传统文化精华和生存哲学中汲取形而上的支撑，苦难者给予了自己形而上的生存信念，寻求苦难救赎。 萧红通过挖掘冯歪嘴身上国民性优秀品质，展现东北“力”，从天性的本能原欲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精神层面去观照，汲取积极力量，直面存在，积极探索适用于中国底层民众的国民性改造方式和生存出路，也看到了希望。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小说集·呼兰河传[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

　　[3]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M]//王观泉.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J].十月，1982(1):230-237.

　　[5]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37-138.

　　作者：刘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