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报刊经营活动探析

　　【摘要】晚清女性报刊主要由民间群体创办，为长远计，办刊者在注重刊物公益性的同时，不得不兼顾报刊的经营‍‌‍‍‌‍‌‍‍‍‌‍‍‌‍‍‍‌‍‍‌‍‍‍‌‍‍‍‍‌‍‌‍‌‍‌‍‍‌‍‍‍‍‍‍‍‍‍‌‍‍‌‍‍‌‍‌‍‌‍。 女性报刊的经营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采用同人出资、社会筹捐、商业性招股筹资等数法并用的方式募集办刊资金; 另一方面，采取低售价、优惠促销、开展广告业务等办法扩大报刊的发行和影响‍‌‍‍‌‍‌‍‍‍‌‍‍‌‍‍‍‌‍‍‌‍‍‍‌‍‍‍‍‌‍‌‍‌‍‌‍‍‌‍‍‍‍‍‍‍‍‍‌‍‍‌‍‍‌‍‌‍‌‍。 这些经营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报刊的推行和传播。 但总体上来看，由于现代经营管理手段的匮乏及受彼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晚清女性报刊普遍经营困难，存世时间大多不长。

　　【关键词】晚清时期　女性报刊　经营　筹资　发行

　　晚清以降，承载着“开女智”使命的女性报刊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作为兴民之利器发挥着大众传媒的文化功用。 同时，作为出版物，其亦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在商业浪潮的裹挟下，创刊者不得不应时而动、因势而变，根据报刊发展需要积极探索经营之道。 在“女学未兴”的晚清时期创办起来的女性报刊，拟想读者主要为女性群体，读者市场相对狭窄，创刊者是如何进行筹资办刊的? 在办刊过程中开展了哪些经营活动维持报刊的运营? 这些经营活动产生的效果如何? 本文拟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爬梳，探索晚清时期女性报刊整体的出版经营情况。

　　一、报刊筹资：数法并用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1]经笔者统计，晚清时期共出版36种女性报刊，[2]也主要是这三种类型。 其中同人(个人)创办的刊物数量为最; 次为机关刊物，机关刊物中大部分为同人社团创办，少部分来自教会和学校; 商业类的女性报刊尚属凤毛麟角。 不同类型的报刊，经费来源略有不同。 除少量教会、学校创办的女性报刊如《天足会报》《无锡竞志女学杂志》等经费来自其隶属的机构，商业报刊《妇女时报》依赖有正书局的资金支持外，晚清时期的女性报刊与同时期出版的多数报刊一样，创刊资金主要来自民间。 [3]

　　1. 以同人(个人)出资和社会筹捐方式为主

　　同人(个人)出资是晚清女性报刊资金募集最为常见的渠道，无论是创刊初期的资金来源，如陈撷芬“感发天下女子向学之心”而创办《女报》(1899年)，最初“所用纸墨印费均由同人资助”; [4](345)还是报刊运营中经济上的补给，如《竞化女学报》的经费“由本校常年登报费充设”，若办刊费用不足“由同人设法弥补”等，[5]晚清女性报刊经费多来源于个人、亲友、社团等的集资。 这种方式虽便利，但仅有极少数女性报刊将其作为唯一的筹资渠道，如《妇孺报》主要“由同志集款发刊并未在外劝捐”，[6]其他女性报刊在此基础上，还采用了社会筹捐等方式来募集更多的办刊资金。

　　社会筹捐属于一种公益性的捐款行为，是清末民初较普遍的报刊筹资方式。 晚清女性报刊常通过登载相关文章、筹资章程和广告等大力倡导社会捐款办刊。 1898年我国出版的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兼有中国女学会会刊与中国女学堂校刊的两重性质”，[7]虽属于机关报刊，但其所隶属的中国女学堂的基金“主要是向其他许多人士劝募来的”，[8]资金尚不充足，同样面临“银钱不济”的难处。 该刊主笔因此特发文向社会筹捐，希望中外女子能够“乐助捐款，因集款既多，这报一切都容易讲究得尽美尽善了”。

　　[9]倡议捐款的同时，女性报刊也采用赠送刊物等有偿方式鼓励读者积极捐资。 如《天义》杂志发起捐款倡议，“唯经营伊始，财政拮据，世有赞成此旨者，尚祈慨解囊金，共襄此举”，[10]又在各期刊登捐款细则，“(该刊)暂由发起人筹捐开办，如有捐款五元以上者，奉酬本报二份，以一年为限; 十元以上则以二年为限; 二十元以上奉酬本报三份，以三年为限; 三十元以上则永远奉酬，均推为名誉赞成员”。 [11]这种“按助资之多寡，敬赠书报”[12]的筹捐方式，在创刊人看来“于世道人心裨益甚大”，不仅能够募集更多办刊资金，而且可以通过赠刊的形式加大报刊的推行，“一以广销流; 一以公利益也”，[13]在晚清女性报刊中也得到一定范围的推广。 除以上刊物，《女报》(1899)及《女学讲义》《中国女报》《留日女学会杂志》等晚清女性报刊也都采用此办法进行募资。

　　2. 现代商业招股筹资模式的尝试与借鉴

　　尽管同人出资和社会筹捐的集资方式较为普遍，但要以此来获得相对充足的资金维持报刊长久运营，却不是一件易事，“发起者不过因一时热诚激动，诸友从而和之，遂于报界独树一帜，冀其发达。 迨资本既罄，从前之附和者渐散，于是不得不停止”，[14]这种现象在近代办刊潮中普遍存在，资金的短缺成为众多刊物旋起旋灭的重要原因。 随着股份公司制的萌芽与发展，除同人集资和社会筹捐之外，晚清时期的民营出版机构陆续采用商业性的招股融资方式，部分女性报刊亦跟随这股潮流，开始尝试和借鉴招股的方式进行筹资。

　　从现有资料看，较早采用招股筹资方式的女性刊物是1904年由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①其后出版的部分女性报刊如《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女报》(1909年)及《留日女学会杂志》等陆续采用招股的方式来获得办刊资金。 创刊者中最热衷采用这种筹资方式的当属陈志群，其在创办数份女性报刊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招股的策略和办法，这一尝试成为晚清女性报刊在出版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努力探索筹资经营之路的代表和缩影。

　　《女子世界》停刊后，曾参与该刊后期编辑工作的陈志群等“同人惜焉，爰发续办之议”，[15]遂以同名续办之，称(新)《女子世界》。 续刊采用招股筹资的办法，打算“集股五百股，每股银贰元”，不过此次招股办法仍旧依照股资多寡赠送刊物，“每股赠本志续办之首期一册; 唯一人入十股者，赠阅全年一份; 满百股者，永远送阅，认为社员”，[16]除此并没有股息分配的约定，实质与《天义》的社会筹捐办法类似，算不上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招股融资。

　　从该刊第一期登记的入股者名单来看，入股者多是杂志同人，柳亚子(原《女子世界》主要撰稿人之一)和陈志群入股最多，各为25股，其他9人总共才入14股。 (新)《女子世界》与秋瑾关系密切，②续刊创办一期后，秋瑾遇害，为纪念秋瑾，陈志群决定对秋瑾所办的《中国女报》“拟赓续之，以竟女侠之遗志，为女侠之继……爰与(新)《女子世界》合为一种，改名《神州女报》”。 [17]《神州女报》第一期在上海出版，继续采取招股筹资方式，同时改进招股办法，采用大小股的招股策略，且明确了相应的股息回报额，相对提高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全社招股1万元，大股每股20元，小股每股2元，交款后即发股票，股东除得股利外，还赠送本报，大股东还有2元的子金回报”，[17]此时的融资办法已有股利等分配，体现出些许商业化的气息，但该刊创办三期后，仍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1909年陈志群重振旗鼓，打算“招股改组”[18]再办女性报刊，他总结了既往女性报刊失败的经验，“现今中国未开风气，女报一时必损失，不能永远维持”，[19]若以经营女性报刊为名进行招股，筹资效果恐仍不理想。 为此，他打算与商界合作“先集股组织一‘中国印刷局’，以《女报》附之，经费可无虞矣”。 [14]《女报》第一期刊登了办刊章程：“本社系合资会社性质，共筹股金万元……股份利息由缴银日起常年一份，每年二月底清账……所有盈余作十五份分派，以二份作公积，三份奖办事人，十份为股东红利。 ”[19]办刊章程还对报社的人员配置、业务等进行了说明，这次的招股细则在内容和规范性上较从前大有改进。

　　在晚清女性报刊市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创办出版机构为报刊提供资金辅助，不失为曲线救国之策。 由此一方面可窥见当时女性报刊的经营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也可见晚清时期的民营出版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显示出强大的经济活力，成为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20]其中规模较大的民营出版企业，为国人起到了示范作用，更多出版机构由此相继创建，从而促进了近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

　　晚清女性报刊创办者在学习和借鉴现代出版经营管理办法的同时，继续秉持不以营利为办刊目的的出版理念。 如上述《女报》虽由商界人士主导筹资，但主编仍坚定宣称其办刊宗旨“总以破除迷信，注重道德与职业，期改良妇女社会，俾可策励男界社会为唯一之目的”。 [14]《妇女日报》在招股时则特别声明“本报以开通女子风气为宗旨，与他项公司营业谋利性质不同，所有股银概不起息”。 [21]

　　《中国新女界杂志》更是煞费苦心将商业性的招股筹资办法加以改进，特别制定了“借股新章”，拟筹借“一千五百股，每股金三元”。 之所以称为借股，意在刊物出版第六期至第八期时，杂志社将所筹股金拟分三期或一次性归还借股者，但并不分配股息，“本社因每股三元为期，八月所赢得之息利甚微，且各股友必赞成本报，方蒙借股目的，本非为利故，不便奉付”。

　　[22]同时允许借股者分三期交付股资给杂志社(限刊物第三期出版时缴清)，每期交一元即可。 该借股办法不仅向读者明确了杂志的非营利性，还降低了投资者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相较其他筹资办法更具吸引力。 从《中国新女界杂志》现已出版的六期内容看，其每期都登载了数页借股者的名单，是目前所见晚清女性报刊中募集资金参与人数较多的一份刊物。

　　为实现自己的办刊理想，晚清女性报刊创刊人积极探索和创新筹资办法，且并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常常数法并用，通过多渠道进行募资，如在招股筹资的同时仍然接受同人和社会的捐资。 总体而言，晚清女性报刊募集不易，且多在筹资不足、有了一点可用经费的情况下匆匆开办，资金的薄弱造成报刊的“先天不足”，不仅容易出现“第一期纸料太低，殊不雅观”[23]的窘境，且为报刊日后的“短命”埋下伏笔‍‌‍‍‌‍‌‍‍‍‌‍‍‌‍‍‍‌‍‍‌‍‍‍‌‍‍‍‍‌‍‌‍‌‍‌‍‍‌‍‍‍‍‍‍‍‍‍‌‍‍‌‍‍‌‍‌‍‌‍。

　　二、报刊经营：形式多样化

　　晚清女性报刊诞生初期，因出于公益性的教育目的，常采取免费赠阅推行的方式。 《女学报》(1898年)发行之初“为开中国女学风气起见，并非牟利，送报一月”; [24]“专为劝导女学”而设的《女报》(1899年)，每次发行“随《苏报》附送，不取分文”。 [4](345)但报刊运营若仅依靠办刊筹措的资金维持，很快便会捉襟见肘，为长远维持报刊计，晚清女性报刊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报刊的发行、促销、广告活动。

　　1. 低售价、广发行

　　报刊的价格是影响发行的重要指标，从下页表1统计的晚清时期部分女性报刊的售价看，办刊者在定价上本着公益推广为首，同时兼顾维持成本的原则，报刊定价相对低廉。 《女学报》(1898年)“其式单张，如《湘报》，以便裁定，并每期附图，用端楷缮写，洁白纸料，石印，俾阅者赏心悦目”，[24]免费送报一月后，仅以“每张只取纸料钱三文”的定价售卖，相较同时期商业报《申报》每份十文、维新派所办《湘报》每份五文的价格而言，更为低廉。 《天足会报》季刊，每期有180页之多，仅售价“大洋一角，除去邮费及经手提成外，实不敷本，盖本报宗旨在劝导不缠足，与谋利异。 故以价贱广行为目的”。 [25]

　　当然，尽管最初可能打算用尽量低的价格吸引读者，但在具体定价时仍需在理想和现实间进行平衡。 《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出版前拟定每册售价二角，待出版后，发现因“不惜工本，务求精良，所选纸料尤为他杂志所无，以致成本过巨”，该刊平均每期页码数为220页，若是按每册二角进行售卖将“不敷开支”。 因此“为维持久远及更求进步计”，无奈之下只好将价格调整为二角五分，并承诺“从此永无增减”。 [26]《女报》(1909年)每期售价三角，单价看似较之前出版的女性报刊高，但该刊每期页码均在195～255页间，且用纸考究、印刷精美，每期都刊有数页图画，相较刊物所用成本而言，定价不算高。

　　办刊者甚至还将此作为刊物亮点加以宣传吸引读者：“本报内容外观如是其美，而每册仅售价三角，故定价之低廉，为他杂志所无。 ”[27]1911年我国出版的第一份商业类的女性杂志《妇女时报》，每期平均页码为128页左右，单价四角，在晚清时期女性刊物中的定价最高，这与其商业类刊物的定位是相符的。 该刊主编包天笑曾谈及当时杂志售价的情形，“像《小说大观》可以算得上丰富了。 大本，计三百数十页，每期铜板插画也有十余页，定价每册一元。

　　以前的杂志，从未有每册售至一元的，一般不过二三角，若售至四角的，购者已嫌太贵”。 [28]民国初年涌现出一批商业类的女性报刊，定价几乎都在四角左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竞争关系相互压低刊物价格，出版的女性期刊售价也不低于三角。 总的来看，晚清时期的女性报刊价格普遍定在二角及以下，仅有少数几份页码较多、印刷精良的杂志定价在二角以上。 低廉的报刊售价更容易使受众范围扩展到平民阶层，特别是女性报刊的拟想读者，即在当时大多没有收入而被诟病为“十六七”乃“不劳力而分利者”[29]的女性群体。

　　为开拓市场，女性报刊还通过阅报社等途径，培养更多的读者受众。 1904年丁初我在常熟创办讲习会所，其开办的女子世界社“即讲习会所集合……女员亦达十余人以上”，由该会所成员创建的阅报社，不仅供本社社员阅读书报，“外人有介绍者亦得自由阅看。 设在海虞图书馆楼上”。 [30]《北京女报》数次刊载北京女讲报处的相关新闻，其中类似“巡警保护女讲报处”[31]这样的报道，不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且提供了讲报处的详细地址以及讲报时间，以便吸引更多女性读者前去听讲。

　　除发行价格低廉，晚清女性报刊在发行渠道上也不断进行拓展。 《女学报》(1898年)创办之初，主要采用邮购方式，至第三期发行时增设了代售点，囿于交通，代售点主要设在上海，“致市商零卖，除上海外，外岸尚无定处”。 [24]随着国家邮政事业的发展，晚清时期报刊的发行网络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代售点或代派所，女性报刊也不例外。 从相关资料来看，晚清女性报刊的代派所设置最多的是《女子世界》，至第二期发行时分售处已达43个，遍布全国。

　　《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日本东京和国内分别设置了代派所，第三期出版时在国内共设代售所26个。 除常见的各地报馆、书局、专职报刊代售处，因学缘、地缘、相关社团等联系起来的关系网点都可成为晚清女性报刊的代派处。 女学生是女性报刊的重要读者群体，女学堂是多数报刊代派点的首选; 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的《女学报》(1898年)将其中的一个代派点设在维新志士所创办的泥城桥不缠足会; 同盟会会员创办的《天义》杂志，代派所分布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美国香檀山、新加坡等同盟会及其分会的所在地; 互通声气的女性报刊社也是理想的代派所，北京女报社便是《惠兴女学报》的一个代售点; 为扩大发行，还可设置若干亲友代派所，《女子世界》其中一个分售处登记人便是“柳安如先生”(该刊主要撰稿人柳亚子); 传教士创办的女性报刊《岭南女学新报》的代派所还包括教会成员所在的牙医馆、医院等。 广布的发行网络有助于晚清女性报刊的进一步推行。

　　2. 优惠促销

　　晚清女性报刊通常采用优惠促销的方式来提高刊物销量。 一是通过让利优惠鼓励读者长期或大量订阅刊物。 以《中国新女界杂志》为例，该刊单价二角五分，预定全年十二册共计二元五角; 同时还实行量大从优的价格优惠政策，凡一人预定全年五份寄一处者，每份特别减收二角，十份者每份减收三角。 除价格上的优惠，部分女性报刊还采用赠送书刊的形式鼓励读者订阅全年杂志。 《女子世界》对阅本志全年者附赠一册价值二角的增刊《美人妆》; [32]《天义》杂志登载“秋女士诗词出版预告”的广告时，也不忘刺激读者消费，“凡定本报全年者均附送一册”。

　　不过，现实中订阅全年刊物的读者恐不多，因为对于当时的订刊者而言，预定全年报刊除要承担相对大的经济负担外，还要面对报刊常出现“短命”的风险，直至20世纪30年代，还有读者因订购了“短命”的杂志而高喊“受骗”，并以此当作教训警示其他读者。 [33]二是给予代售处一定比例的酬劳，大多按照刊物价格的两成给予提成。 为激励代销商，《女报》(1909年)还设置了阶梯性的提成奖励，“凡经售本报十份以上者九折，三十份以上八折，五十份以上七折”。 代售的好处自然可使报刊广行，但晚清时期各地报刊代派处拖欠报费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是办刊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女子世界》从第四期开始便连续登出“代派诸君鉴”公告追收欠款：“兹届第四期发行而各代派处尚多未付报资及付而未足者，特登报奉闻，务祈速寄报资，以便源源续寄。 否则，一概停发，仍追前款。 ”[34]

　　汲取前人经验，后续的女性报刊采取不同措施加以防范，要么如(新)《女子世界》直接宣布“不定全年，不招代派所”，[35]或如《中国新女界杂志》颁布更为详细的“发行定章”，要求订刊者预付报款，“凡订阅本杂志全年或半年者，均须直接向本杂志总发行所函订，务请将报资、邮费一齐汇交发行所后，立即寄付凭单”。 同时对代派所加以约定，“东京各处逐月清账一次，国内各处每两个月清账一次，如有拖欠，即停寄结算”。 [36]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约定作用似乎不大，从该刊第五期登载的催收欠款的公告来看，当时除两个代派所已缴清书款外，“其他各代派诸君，多并信亦无之”。 [37]

　　此外，部分女性报刊还采用优惠券等形式进行促销。 《女子世界》出版第二年第一期时因经费紧张，不得不将刊物价格从每期二角提高到每期二角五分，突然提升价格，势必会影响刊物的销量。 鉴于此，其推出《女子世界》特别减价券，注明“凡用此券函定本报全年者，概折实洋二元”，并规定该券有效期为“六月底截止，过期及空函无效”。 [38]使用优惠券后的价格与涨价前的全年订阅价一致，加之使用日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

　　3. 广告经营

　　除了发行和促销，广告经营也是报刊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于广告的作用，《妇女旬刊》的主编体会颇深，报刊若仅依靠发行收入“尚须酬劳除去折扣，所得实不可偿纸印等费中十分之一，且有报贩延期不缴等事。 广告费，乃一报最大之收入，按月之一切应用，大半赖其帮助”。 [39]

　　晚清时期部分女性报刊对于广告的重要性也早有认识，设定的广告价格远远高于发行的价格。 目前所见最早经营广告业务的是《女子世界》，该刊版权页上登载的广告价目为“洋装一页四元; 半页三元”，而读者订阅该刊全年的价格仅为两元; 《中国新女界杂志》不仅大幅提高了广告价格，还根据广告登载的篇幅和时长进行阶梯收费，“一期一页十元，半页六元……一年一页九十元，半页五十五元”; 《女报》最早采取广告分级收费标准，即根据广告的版面位置分为“特级”“一等”“二等”收取不同的费用; 商业女性报刊《妇女时报》的广告收费设置最为详尽，对广告刊载的时限、版面等级、广告篇幅都进行了不同的价格分类。

　　尽管认识到报刊广告的重要性，但晚清时期的女性报刊对于广告经营业务范围还是有一定的侧重取舍，始终不离办刊宗旨。 (新)《女子世界》规定“语涉野蛮，概不登录……女学广告，照价五折”。 [40]《天义》杂志则免费登载与其宗旨相同的书刊广告：“凡中国人、日本人所著书报，与本报宗旨相合者，若以原著报及广告寄交通信所，本报按期登载不取分文。 ”[41]《中国新女界杂志》对有关女学的广告也积极鼓励，实行照价五折的优惠政策。

　　广告与报刊的发行量、影响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从实际的广告刊登业务来看，晚清女性报刊登载的广告种类和数量都比较有限。 《中国女报》虽然开通了广告业务，但几乎无人问津; 《女子世界》刊载的多是丁初我参与创办的海虞图书馆、小说林社出版的新书刊广告; 《中国新女界杂志》随着后期发行量的增加，除刊载女学相关书籍、报刊广告外，逐渐加入了女性用品如服装、化妆品的广告，但总体数量不多; 晚清时期刊载广告数量最多的女性报刊是《妇女时报》，刊物的商业性吸引了更多的商品如眼镜、化妆品、金银首饰、钟表、药品等广告。

　　三、余论

　　晚清女性报刊创办者殚精竭虑，在办刊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改进经营办法，努力拓展筹资和发行渠道。 但总体而言，大部分自筹资金创办的晚清女性报刊寿命都不长，①究其缘由，多是经济困难所致。

　　晚清女性报刊的经济困境，与现代出版经营管理手段的匮乏有关。 如在筹资创刊过程中，部分报刊虽然开始学习采用公司制招股筹资的方式，但由于多注重公益性，不考虑报刊的营利性，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此对于招股筹资的方式基本只在形式上加以模仿，并不能产生实效。 仅从招股章程来看，晚清女性报刊与同时期的大部分报刊一样，招股条例多粗糙、随意，“缺乏最基本的法人治理结构，既没有股东大会，也没有规定股东选举董事、重大决策等基本权利”。 [42]《中国女报》在招股时连最基本的股息分配计划都没有提及，《神州女报》《妇女日报》等也未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定公司管理办法等。

　　此外，在经营过程中，因缺乏管理经验造成资金回收不及时等情况时有发生，使得报刊社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女子世界》创刊虽历时两年之久，但从第四期开始便追收代派处的欠款，至第二年仍“有数处报价未清，以致本馆不堪赔累，难于周转”，[43]虽不得不采取提高刊物价格的策略以勉力维持，却还是无法缓解经济困境，自第十期开始一直脱期，直至最后终刊，“经济困难无疑是主要原因”。 [44]

　　《中国新女界杂志》出版第四期时号称“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45]自此期起却开始延误，创办人对此做了解释，“俟因预算各期印刷等费，至年终出至第十一期止(每期出版五千册)。 其为日本印刷所所得者，共需日金三千八百余元之多。 而内地代派之报费又不能按月寄付，有出无入”。 由于印刷成本高，报款回收不及时，使得报刊入不敷出，不得不另谋出路，因此这期间一直忙于“与同志数人出资合办中国新女界社合资印刷所”，以“为维持利权、弥补漏洞”，[46]由此导致第四期出版延误。

　　办刊者虽一再保证以后“每月按期出版决不延误”，但第五、六期仍然脱期。 新创办的印刷所恐也经营不善，未能缓解经济紧张的境况，到第六期时“社中经济异常困难”，对于此前借股筹资时偿还股金的承诺亦无法完成，“如必即刻偿二千余元之股金，力实难支”，只得发文请求“诸君为始终扶持本社事业起见，特别展限”。 [47]目前仅见该刊出版六期，冯自由曾提及其“发刊至第六号，因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为日警厅禁止出版”，[48]刊物是否因此原因而终刊尚需另行考察，不过从其出版过程来看，杂志在经济困境中早已是举步维艰，勉力维持。

　　另外，作为文化的载体，报刊最能“感受时代与环境的遭际”，[49]从而影响其命运的发展。 以此为视角，可理解女性报刊的经营为何在晚清社会中尤显艰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在晚清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心态使得《中国女报》等“国内革命派报刊基本上与民族资产阶级‘严重脱节’”，[50]资金筹集尤显不易，“前头想集个万金股本……将章程登了《中外日报》……然而日子是过得不少了，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 [51]除此，部分女性报刊因革命色彩明显，受到政府打压，从而严重影响报刊运营。 《神州女报》因公开报道秋瑾革命事迹，发表如“浙省官吏残民误国之罪之不可逭也”[52]等激烈言论，鼓吹反清革命，受到地方当局压制，第二、三期改在日本出版，由此也影响到报刊的募资和运营，“旋以费绌”，[18]创办三期后困于财力被迫停刊。

　　二是在“女学未兴，女权未昌”的晚清时期，女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女性识字读文水平仍普遍低下，女性报刊拟想的女性大众读者市场基本没有形成。 同时，社会上对于女学亦是“具热心相与维持图谋改良进步者少，或作冷眼观，且造谣持破坏主义者居多”，[14]因此为兴女学而设的启蒙类女性报刊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前述陈志群创办《女报》(1909年)时，汲取其创办《神州女报》因革命锋芒过露导致办刊失败的教训，尽管特别宣称此次创办《女报》主要以“提倡女学，开通风气为主义”，并踌躇满志成立印刷局以辅之，但在该刊出版第一期时，股金“尚未招足，而所缴之款已全数开支，且已垫款二千余金”，[19]最后还是因“开办费太少……无力维持”，[53]创办五期后停刊。

　　此外，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晚清社会对于女子的教育多以培养“国民之母”为主要目标，普遍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男女虽是平权，然而性情各有所近，男子外出做事，女子主持家政，那是最相宜的……不愿做贤母，做良妇，只求着做一个女英雄……恐怕家不成家，国不成国”。 [54]由此，对于倡导女权，号召将女性解放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女性报刊被认为“过激烈”，[14]社会认可度更低。 总体来看，得不到彼时兼具话语权和经济权的男界的支持，晚清女性报刊的经营颇为不易，“女学初萌芽，开通女界必须经过男界之一阶级，男界因疑忌而生阻力，从此冰炭矣”。 [14]秋瑾在给其女弟子的信中提及经营女性报刊之难，当最能体现彼时女报创刊人的无奈心境，“知音寥寥，将伯谁呼? 同心缺少，臂助无人。 叹同胞之黑暗，痛祖国无人”。 [55]

　　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以救亡图存为中心思想的晚清女性报刊大多问世时间不长，但作为中国女性报刊的发端，无论是创刊人满怀激情、为实现理想抱负不畏艰难的出版精神，还是不断学习、摸索和改进办刊方法的经营实践，都为后来的女性报刊起到了示范性的引导作用。 除此，从晚清女性报刊出版经营的活动中还可窥见，现代出版经营管理制度的创建与完善对于报刊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报刊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亦是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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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