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探论

　　摘要：昭帝之后，汉代将军幕府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具有了辅政治事的大权。为了个人的仕途与发展，士人入幕成风，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汉代幕府创作以应用文为主，具有现实时务性、应对性;开拓了边疆外事与战争武功题材;打破了祝、颂等文体的传统文风或模式，促进了说体文的创作;适应公府特别是幕府言说与书写需要，奏记、笺等文体应运而生。因幕主与僚属的关系比较特殊，奏记、笺等呈现出较独特的文体特征与风格，在汉代文章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文体成就;奏记

　　汉代将军幕府文学是值得注意的文学形态。对此，个别学者虽有涉及，但成果相对偏少。基于此，本文试就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进行探讨。

　　一幕府原本具有鲜明的军事性，是将帅在领军

　　与战争时处理军情的场所。在汉昭帝之前，幕府成员大多根据统治者或将军的要求随时征调。每次战事结束，将军旋即罢遣部队，上交军权，其幕府自然也就解散了。这种征调与战后即罢的体制决定了当时入幕士人应是较少的。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标志着汉代将军幕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具有了辅政治事的大权，自然也就具有了行政职能。从此之后，士人入幕成为汉代特别是东汉很突出的风气。对此，《册府元龟·幕府部》云：“两汉而下，公府将幕，咸得以辟署宾佐，咨其策画焉。故士之怀才者，莫不愿伸于知己，而效其所长者矣。”[1]

　　文学论文范例：外国文学经典重读与外国文学研究

　　第8册8279“中兴之后，辟召尤盛，故当时幕府，彬彬然多贤才焉。”[1]第8册8356据笔者考辨，两汉比较重要的将军幕府主要有：西汉霍光幕府，其成员主要有杨敞、蔡义、田延年、丙吉等;王凤幕府，成员有杜钦、陈咸、陈汤等;王音幕府，成员有谷永、扬雄、杜邺等;东汉东平王刘苍幕府，成员有吴良、朱晖、闵仲叔、杜抚等;窦宪幕府，成员有班固、傅毅、崔骃、廉范等;邓骘幕府，成员有杨震、朱宠、陈禅等;梁商幕府，成员有李固、周举、马融、董尚等;梁冀幕府，成员有吴祐、崔寔、赵岐、应奉、马融、朱穆等;何进幕府，成员有袁绍、边让、陈琳、孔融等。

　　另外，王莽新朝、更始时期，一些将军也有开府辟署的权力与资格，像莽新更始将军廉丹，更始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等。著名的文人冯衍就先后仕进于二人的幕府。就职事而言，幕主辟请著名士人的目的，主要是让其协助处理各方面军政事务，为其出谋划策，“职参谋议”[2]3564，发挥智囊作用;同时，“典文章”[2]819，负责军政文书事宜，撰写各类文章。

　　在此情况下，士子立足于幕主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发挥文学特长，参与文事活动，进行文学创作，自然成为其入幕期间的重要任务。据《汉书》《后汉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统计，目前所能见到且明确属于幕府作品的，主要有杨敞《奏废昌邑王》《奏立皇曾孙》、丙吉《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杜延年《奏记霍光争侯史吴事》、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功》《说王凤》《复说王凤》《说王凤重后父》《说王凤绝罽宾》《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治河》《复说王凤起就位》《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戒王凤》、谷永《说王音》《谢王凤书》《与王谭书》《与王音书》、扬雄《羽猎赋》、杜邺《说王音》《说王商》、冯衍《说廉丹》《复说廉丹》《计说鲍永》《遗田邑书》《说邓禹》《与邓禹书》《诣邓禹笺》《与阴就书》《又与阴就书》、班彪《王命论》、班固《奏记东平王苍》《与窦宪笺》《涿邪山祝文》《封燕然山铭(并序)》《窦将军北征颂》《安丰戴侯颂》、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并序)》《大将军临洛观赋》《奏记窦宪》《与窦宪笺》《献书诫窦宪》《北征颂》《仲山父鼎铭》《安丰侯诗》、傅毅《窦将军北征赋》《西征颂》、朱宠《上疏追讼邓骘》、庞参《奏记邓骘》、崔瑗《说长史陈禅》①、李固《奏记梁商》《奏记梁商理王龚》、马融《广成颂》《飞章虚诬李固》、朱穆《奏记大将军梁冀》《复奏记梁冀》《又奏记梁冀》《崇厚论》、崔琦《外戚箴》、应劭《驳韩卓募兵鲜卑议》、袁绍《说何进》《复说何进》②、陈琳《谏何进召外兵》等。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下，幕府创作要更加丰富。陈汤担任王凤幕府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3]3023。在窦宪出击匈奴时，崔骃针对其不法行为，“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2]1721-1722。梁冀“行多不轨”，其幕府掾属崔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2]2619。这些史实充分反映了当时幕府文人的创作状况，仅崔骃就有数十篇奏记，惜因文集佚失或不为典籍所载等原因，绝大部分作品已不可见。

　　二由于入幕士子的主要职责是发挥智囊作用，献计献策，协助幕主进行军政事务处理，其创作自然多以应用文为主，以解决幕主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为根本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时务性、应对性。这是幕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所具有的鲜明特征。这种特征在丙吉、杜钦等人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元平元年(前74)，大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迎立新帝成为当时首要问题。为此，长史丙吉作《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该文首先肯定霍光废除昌邑王之举，然后直接介绍刘病已(宣帝)的相关情况：“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

　　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4]296文章首先提出病已为“遗诏所养”这一要害问题，暗示他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正统性;然后介绍其年龄、经学素养及道德品质，说明他具备为帝的各方面素质。该文以立帝为题，事关重大，对霍光以朝廷重臣身份形成《奏立皇曾孙》一文③，进而迎立宣帝发挥了重要作用。阳朔元年(前24)，京兆尹王章在与王凤的斗争中被劾奏致死，人们为此对朝廷颇多讥讽。

　　为补救过失，挽回时论，杜钦作《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该文指出吏民不了解王章之事，多认为他是因直言而死，为打消吏民疑惑，作为辅政者的王凤应当举行直言极谏科的选拔。由此可见，此文所具有的政治应对性是很鲜明的。士人为维护幕主的根本利益，往往敢于针对其行事及其缺失、不法之处进行讽谏。

　　永元元年(89)，窦宪为车骑将军，辟崔骃为掾;出击匈奴时，又擢其为主薄。“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2]1721-1722阳嘉二年(133)，杨伦被大将军梁商辟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2]2565。崔琦在入仕梁冀幕府期间，“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2]2619。士人的这种讽谏意识自然导致了其作品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性。如，崔骃讽谏窦宪的作品大多不可得见，但由《太平御览·人事部·谏诤》所载《与窦宪笺》可窥知一二。

　　据《后汉书》本传，窦宪本人颇为贪婪，一些趋炎附势之人自然会贡物求荣，崔文就是针对这种问题而作的。作者首先描述汉阳太守帅吏卒贡献鹰狗的情景，“云欲上幕府”一句巧妙道出了窦宪的贪婪好异;然后引用“禽兽之皮，不足以备器用”“公侯非兕靡射”等《传》《礼》之语，批评窦宪所为非法，乃“细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为要资”[5]第5册,277，直接摆明讽谏态度。桓帝即位后，朱穆曾多次上书幕主梁冀。“穆以冀埶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2]1462其《奏记大将军梁冀》借历法天象之事，向梁冀进谏：“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6]286这些文句径陈政治问题，直接批判梁冀竞逐私欲，纵容小人，体现出鲜明的直谏精神。

　　三一般而言，各类传统文体都有规定性的题材

　　与表现对象，呈现出较稳定的文体样式。但在某种情况下，由于承担了特殊的文学任务与要求，相关文体书写自然能够突破传统题材的拘束，从而蕴入新的内涵;同时，能够打破既定书写模式，形成新的文体样式。其中，窦宪幕府对传统文体的发展尤其显著，这充分体现在祝、颂等文体上。永元元年六月，窦宪统率诸部皆会于涿邪山，举行祝祷仪式。

　　班固《涿邪山祝文》即是应祝祷需求而作，有鲜明的仪式性。该文今存四句：“晃晃将军，大汉元辅。”“仗节拥旄，钲人伐鼓。”[6]259祝文主要是向神明与先祖等进行祷告、以求福佑的一种文体，其文体基本要求是“降神务实，修辞立诚”[8]375，即祝文主要用于降神，因此文风要朴实，写作态度要真诚敬重。基于这种文体要求，班文应有向天地神灵祈祷以求胜利的内容。

　　但除此以外，从现存残句看，该文重在颂赞窦宪的英勇神武与出征盛况，气势宏大，其文风绝非朴实所能概括，这反映了班固在祝体上的突破。颂源于《诗经》中的“商颂”“周颂”等，最初主要用于“告神”等祭祀仪式，以歌颂帝王先祖的盛业功德为主，有鲜明的仪式性。挚虞《文章流别论云》：“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9]到了汉代，其仪式性逐渐削弱，主要用于歌功颂德。对此，刘师培云：“两汉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为告神之乐章矣。”[10]

　　同时，其基于祭祀功能与仪式性质而形成的文句典雅、以四言为主的文体特征，总体上为汉代所继承。像刘向《高祖颂》、扬雄《赵充国颂》、史岑《出师颂》等均是如此。然而，在文体发展过程中，一旦应用场合、文学任务发生变化，颂体的文体特征、结构模式自然也会随之而变。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就证明了这一点。

　　该颂由序引、颂语两部分组成。序引已成为文章的主体，先叙写车骑将军窦宪的德行才干，次写他精选部队，率军出征，再写他奋力征战，破敌制胜，最后写其文武并隆的功勋，铺陈繁富，文字美瞻。本应为主体的颂语，则寥寥六句：“亹亹将军，克广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濳，眇兮与神参。”[6]252可见，班颂已总体上打破了传统颂体的文体结构、模式，已经变成以序引为主的散文创作。当然，颂语在形式上还是保持了四言形式，体现出对传统文体特征的继承。

　　笺多用来反映作者与幕主、府郡的日常往来及其所见所感，借以向幕主、府郡等表达个人情怀或认识，有的还有一定的规讽作用，具有鲜明的日常性、私情性特征。如冯衍《诣邓禹笺》云：“今日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上堂则蓑不御，此更为适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5]第7册,747据《东观汉纪》，建武初，冯衍曾辟将军邓禹府，“数奏记于禹，陈政言事”[15]。

　　此文即作于该时期，通过裘蓑之用抒发作者希企重用的情怀。班固《与窦宪笺》为短文数则，如其中一则云：“昨上以宝刀赐臣曰：‘此大将军少小时所服，今以赐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惭。”[6]245这些笺文描写日常生活中窦宪对他的赏赐，抒发其喜悦心情及对窦宪的感念。自汉武之后，因受崇经意识影响，汉代应用文多追求典雅繁富，而笺体文则因重在反映日常往来及所见所感，故而较为随意，往往由感而发，舒散自然，形制短小。这种文体风格、特征在汉代文章史上是有价值与意义的。

　　引用文献：

　　[1]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M].严可均，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全汉文[M].严可均，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文心雕龙义证[M].詹锳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韦春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