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探析

　　摘要:东周赵国的青铜礼器组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整体表现出阶级差距逐渐拉大，组合形式发生改变的情况。通过对器物摆放规则、器用制度进行讨论，认为器物组合表现了东周赵国存在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东周赵国青铜器组合社会

　　东周时期属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时期，其变革不是单一阶层、某一政策或一种制度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大变动[1]。铜器是两周时期社会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组合进行研究有助于探究社会的礼制与思想变迁。目前关于东周时期的铜器组合研究主要集中在用鼎制度[2]、礼乐器制度[3]以及更加宏观的礼器制度[4]研究等方面，针对特定国别的研究相对较少。

　　东周赵国产生于社会大变革与转型的时期，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必然有东周时期社会的影子。因而针对东周赵国青铜礼器器物组合的研究，有助于从铜器的视角去审视东周赵国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截至目前，东周赵国青铜器在原平刘庄[5]、榆次棉纶厂[6]、邯郸百家村[7]、邢台南大汪[8]、涉县李家巷[9]、邯钢北大门[10]、柳林杨家坪[11]、长子牛家坡[12]、潞城潞河[13]、太原金胜村[14]、林州大菜园[15]、元氏杨家寨[16]、涉县北关[17]、邯郸市张庄桥[18]、武安市固镇古城镇[19]、和林格尔大堡山[20]、长治分水岭[21]等地皆已发现。器类主要为鼎、鬲、甗、簠、铺、豆、簋、敦、盘、鉴、匜、罐、盉、舟、罍、壶、炭盘、鍑等18类。

　　一、器物组合分析

　　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分期主要有六期说[22]与五期说[23]两种观点，但这是东周时期整个大的环境背景下的特点，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区域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东周赵国青铜器类型进行细致梳理，可将东周赵国青铜器分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与战国中晚期三期[24]。本文在此分期框架内，探讨37座随葬青铜礼容器墓葬的具体组合情况。

　　(一)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墓葬共5座，为分水岭M269、分水岭M270、分水岭M236、分水岭M229、林州大菜园M301，具体组合如下。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组合以鼎为主，鬲、簠、敦、壶、罍为次，兼有甗、盘、鉴、盉、舟。春秋晚期晚段以鼎为中心，簠、豆、敦、盘、壶、舟、罍为次，兼有甗、鉴、匜等器类，不见鬲。此外，表一所见器物数量与出现频次，展现出春秋晚期早段与晚段存在鼎、簠、敦、罍的组合以及鼎、豆的新组合。另一方面，纵观墓葬面积，林州M301面积大于30平方米，分水岭M269与M270大于25平方米，其余墓葬面积小于20平方米。虽然林州M301墓葬面积较大，但器类数量与种类不及分水岭M269与M270。由于林州M301资料并未充分发表，不排除存在其余器类的可能性。联系上文的器物组合，春秋晚期器物组合由上至下依次为10鼎2簠2敦2壶2罍、9鼎2簠2敦2壶2罍、8鼎2豆、1鼎2豆。可见第二等级开始的组合与第一等级组合出现区别，抛弃了敦，新增了豆的器类。总的来看，面积越大，器类组合越多。面积小于20平方米的墓葬不见甗、簠、敦等器类。

　　(二)战国早期

　　战国早期墓葬共13座，其中早段墓葬4座，为分水岭M53、百家村M3、南大汪M1和金胜村M673;晚段墓葬9座，为金胜村M251、潞城潞河M7、分水岭M10、分水岭M106、山西长子M7、柳林杨家坪M1、邯钢北大门、金胜村M674、涉县李家巷M01。器物组合上战国早期早段以鼎、豆、壶为主，兼有敦、盘、罍等器类。战国早期晚段以鼎、豆、壶、盘为主，兼有鬲、甗、簠、铺、敦、匜等器类。

　　此外所见器物数量与出现频次展现出战国早期组合以鼎、豆、壶为主。另一方面，纵观墓葬面积，金M251墓葬面积大于100平方米;潞M7、长M7墓葬面积大于30平方米;分M53与南M1大于15平方米;其余墓葬小于10平方米。结合上文的组合来看，战国早期墓葬的器物组合从上至下依次为27鼎12豆8壶、13鼎7豆2壶、7鼎5豆3壶、2鼎2豆、1鼎2豆或2鼎的组合形式。鼎、豆、壶数量差由上至下分别为15、4;5、5;2、2;0或1。可见，等级越低，数量差越小。总体来看，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差距较大，第二等级与第三、第四等级差距较小。

　　(三)战国中晚期

　　战国中晚期墓葬共19座，其中早段9座，为潞城潞河M8、百家村M57、山西长子M11、金胜村M88、金胜村M656、林州M801、原平M1、原平M3、分水岭M11;中段3座，为分水岭M25、分水岭M126、分水岭M258;晚段7座，为涉北M1、和林格尔M1、分水岭M12、分水岭M14、分水岭M26、元氏杨家寨、榆次棉纶厂M11[25]。器物组合上战国中晚期早段以鼎、豆、壶的组合为主，兼有甗、簠、敦、盘、匜、舟;战国中晚期中段以鼎、豆的组合为主，兼有壶、鬲、敦、盘、鉴、匜、舟;战国中晚期晚段以鼎、簠、盘、鉴的组合为主，兼有鬲、豆、敦、匜、壶、舟等器类。战国早期晚段器类组合发生了一定的突变。

　　此外所见器物数量与出现频次，可见鼎、豆、壶的主流组合已经出现松动，随之而起鼎、鬲、鉴或鼎、壶、盘或鼎、鬲、豆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另一方面，纵观墓葬面积，早段林M801墓葬面积大于30平方米，百M57与长M11墓葬面积大于20平方米，潞M8与分M11大于10平方米，其余小于10平方米。中段分M126墓葬面积大于50平方米，分M25面积大于30平方米，分M258面积大于20平方米。晚段分M12面积大于70平方米，分M26与分M14面积大于40平方米，其余墓葬面积小于15平方米。

　　结合器物组合来看，早段组合由上至下分别为8鼎10豆3壶、3鼎2豆2壶或2鼎2敦2壶、2豆1壶或1鼎2壶。器类间的数量差分别为2、7;1、0或0、0;1。中段组合由上至下分别为6鼎2豆2壶、5鼎1豆1壶、1鼎1豆。器类间的数量差分别为4、0;4、0;0。晚段器物组合由上至下分别为9鼎4鬲1鉴、7鼎2豆2壶、5鼎3鉴2壶、1鼎1豆。器类间的数量差分别为5、3;5、0;2、1;0。总体来看，随着时间渐晚，器类间的组合逐渐松散，晚段更是发生了突变。器类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与该时期内无大型贵族墓葬有一定联系。但是可以看出，中小贵族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二、器物组合的演变与特点

　　通过以上针对器物组合的讨论，可以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器物组合，其主要的组合形式皆为“炊食器+盛食器+酒器”，等级较低的仅为炊食器或“炊食器+盛食器”的组合。组合的主要器类为鼎、豆、壶的组合形式，中晚期发生突变，具体演变如下。从器物组合上看，皆以鼎为中心，但配套器类经历了诸多演变。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组合主要为鼎、鬲、簠、敦、壶、罍;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器物组合形成鼎、豆、壶的固定组合形式;战国中晚期中段至晚段，器物组合中鼎、豆、壶的组合形式被打破，出现鼎、簠、盘等多样的组合形式。

　　由此可以推定器物组合的演变主要为鼎、豆、壶的确立与消亡。从器物的具体数量与出现次数来看，春秋晚期早段，器物主要为9鼎4鬲2簠2敦2壶2罍的数量组合;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器物主要划分为27鼎12豆8壶、13鼎7豆2壶或8鼎10豆3壶、7鼎5豆3壶或8鼎2豆、3鼎2豆2壶、2鼎2豆或1鼎2豆、2鼎等的组合形式。整体组合较为规整，基本以鼎、豆、壶三者的数量差划分。战国中晚期中段至晚段，器物主要划分为9鼎4鬲1鉴、7鼎2豆2壶、5鼎3鉴2壶或6鼎2豆2壶、1鼎1簠1豆或1鼎等组合形式。

　　该时期器物数量与出现次数混乱，不同种类的器物均互相组合，没有一定的章法。由此可以看到，器物具体数量与出现次数的演变主要为鼎、豆、壶有序组合的确立与消亡。从墓葬面积来看，春秋晚期铜器墓划分为大于30平方米、大于25平方米以及小于20平方米三类，彼此间的器物组合差表现为最低等级与高一级差值较大，其余差值较小。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晚期早段，铜器墓划分为大于100平方米、大于30平方米、大于15平方米以及小于10平方米四类。器物组合差依次为15、4;5、5或2、7;2、2;1、0或0、0;0或1。

　　可见第一等级差值远高于第二等级，第二等级开始差值减小。战国中晚期中段至晚段，铜器墓划分为大于70平方米、大于50平方米、大于30平方米、大于20平方米与小于15平方米五类。器物组合差依次为3;4、0;5、3或5、0;1、4;3或0。可见各等级间差值呈现一定的无序状态。总体来看，墓葬面积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中小贵族墓葬面积逐渐增大，器物等差君主级较大，此后各级均较小，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无序状态。

　　综上，器物组合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组合较为混乱，墓葬面积较小且器物数量差值较低;第二阶段为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器物组合形成了以鼎、豆、壶为中心的组合形式，墓葬面积增大且器物数量第一等级差值远高于次一级，此后各级差值缩小。第三阶段为战国中晚期中段至晚段，鼎、豆、壶为中心的组合形式被打破，中小贵族墓葬面积急速增大但器物数量间的差值缩小，且逐渐演变为无序状态。整体来看，器物组合的演变主要为墓葬面积的扩大、器物组合的确立与破坏以及高等级贵族差值的增大。由此也可以看到，器物组合演变的特点为阶层的分化与传统礼制组合的丧失。

　　三、器物摆放规则器物摆放规则是指青铜礼容器在墓葬内的摆放顺序与方位，研究青铜礼容器的摆放规则，有助于理解族群的生死观念与青铜礼容器内在的涵义。

　　四、器物组合与器用制度周代有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遵从它的设定[26]。周代的用鼎制度目前已为人所熟知，诸多文献也有所记述。用鼎制度等器用制度的存在，表明周代社会存在一套固定且约定俗成的器用组合。通过前文已经明晰，东周赵国器物组合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鼎、豆、壶组合的产生与破坏的过程。西周晚期，贵族权力的表现之一即为青铜器鼎、簋的组合。春秋晚期开始，鼎、豆、壶的组合形式取代了鼎、簋的组合形式。豆经常存在自名为簋的情况，反应出豆与簋存在亲近与相生关系[27]。豆与簋的此类关系，表明鼎、豆的组合可谓是鼎簋制度的新的延续。该制度时间从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具体使用情况如表四。

　　五、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的更迭——器用制度的思考东周赵国奉行的鼎、豆、壶的器物组合仅延续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即出现崩塌。此外，使用青铜礼容器随葬的墓葬中，中小贵族的墓葬面积在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迅速扩大。这些现象皆表明，东周赵国在战国时期存在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现象。]《史记·赵世家》记载：“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

　　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38]赵烈侯的此项任命，表明有才能之士通过推荐与君主的认可，也可以进入贵族的阶级。此外，《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39]赵鞅作为非周王血亲而走向权力巅峰的人，所用鼎铸刑书一事即表明对传统权力制度的蔑视，孔子的一番评论即表达出对赵鞅行为的极度不满，体现出新兴贵族阶级对传统权利模式的漠视。

　　《韩非子·孤愤》：“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40]表达出新生权力与旧有权力的冲突。东周赵国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早段的鼎、豆、壶的新组合形式与战国中晚期中段以来的无序排列，皆表达出新兴贵族对旧有礼制等级的蔑视。中小贵族铜器墓葬面积的不断扩大，甚至于统治阶级如赵王陵高大的封土，皆表明新兴权力的新兴趣以及新兴权力意识的崛起。整体上，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的转变，成为了东周时期社会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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