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

　　摘要:近年来“边疆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边疆学”学科构建则处于困境冲突之中，包括在没有一般“边疆学”的条件下出现了构建“边疆政治学”的情况，也有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情况。走出困境，需要以按照学科构建的一般规律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为目标，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这一起点上将边界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边疆现象中揭示边疆规律是“边疆学”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边疆学”,边界,民族国家,学科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边疆研究的积累与进步，许多学者不断呼吁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但有些学者对其进展不是很乐观，如孙勇等认为，“近年来学科建设的进展却不大，很难说中国边疆学的这一学科已经构建完成，学科体系已经基本成型”[1]。

　　笔者认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核心概念，正如张世明所指出的那样，“每当谈及边疆学的建立，在笔者脑海里立即浮现的图景，就是这一学科要争取独立‘建国’伟业。这不单是口号，更是行动的落实，不单是学科主权的苍白宣示，而是要对智识领域进行有效占领。其中必然涉及其疆域四至的确定，涉及其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划分等一系列问题”[2](14)。

　　如果没有深入研讨这些涉及“边疆学”的基本问题，那么无论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笔者不揣谫陋，对这些问题发表初步的看法。

　　一、特殊与一般:当前构建“边疆学”的困境

　　针对“边疆学”的构建，张世明认为“一般而言，学科的内核地带是比较稳固的，但学科的外围边疆地带则往往比较模糊，并且多系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2](14)。伴随着人们对“边疆学”这一“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开发，当前构建“边疆学”出现了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是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不少学者执意要构建“中国边疆学”;二是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并有相关著作问世。通过仔细研读这些著作，笔者认为需要从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中思考构建“边疆学”学科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

　　(一)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

　　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倡议可谓不绝如缕，如邢玉林先生较早发文提出要构筑“中国边疆学”[3]，马大正教授也较早提出要构筑“中国边疆学”[4]，方铁教授力主创建“中国边疆学”[5]，周伟洲教授近期所著的《关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急切倡议构建“中国边疆学”，郑汕编著的《中国边疆学概论》是回应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尝试。这些著作都是了不起的成果，在推动所谓“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上有着里程碑式的地位。

　　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有“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反映了“边疆学”构建的最新尝试。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最近，有学者仍然坚持“真正拥有边疆并需要创建一套理论体系来满足实践需要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边疆学’如果成立的话，要限定它的范畴是‘某国边疆学’，才具备应有的研究对象”[6]。

　　“中国边疆学”天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纠缠在一起，给建立“中国边疆学”带来了不少麻烦，出现了被学者们认为是“跨学科悖论”[1]或者“学科殖民”的现象[7](67)。但从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情况来看，其事实上已成了一项“烂尾工程”①。笔者认为，将“边疆学”学科框定在中国范围内，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因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则最多是中国的边疆问题研究。

　　一个国家有其自己的边疆形成历史和边疆运动规律，在解决现实的边疆问题时，有自己具体的国家利益、价值目标、原则和手段。作为一个学科，“边疆学”应当超越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是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是对边疆现象做出理论阐述的科学。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只有先掌握作为一般性学科的“边疆学”为其提供基本知识和具体的边疆运动规律，这一目标才能够实现。当然，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直接简化为“中国边疆学”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是将一般性的学科与中国的具体问题混为一谈有先例。例如，通常当我们说“经济学”，可能其中讲的是中国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度的界限，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过去讲的是苏联经济问题，现在讲的是中国经济问题，这是中国学科构建中的普遍问题。

　　二是在世界范围内，“边疆学”本身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诞生的，或者说中国各个现代学科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西学”中，直到目前为止没有“边疆学”学科。1976年在美国成立的“边疆研究协会”(AssosiationforBorderlandsStudies)是全世界最大的有关边疆问题研究的学术组织，它使用的仍然是“BorderlandsStudies”，即一个问题集研究，说明“边疆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两方面都有可能给中国学者带来影响，这种影响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直接简化为“中国边疆学”。

　　笔者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创设自己的“边疆学”，但关键问题是，创设新的学科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其他学科的支持。对中国学界不利的是，西方世界创立的民族国家给现代边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架构，或者说，边疆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西方思想占了上风，中国只是学习西方。例如，使用“中华民族”去构建中国的民族国家[8]，而中国边疆问题及其解决思维也基本上源自这一概念。

　　同时，在其他学科方面，中国整体上相对落后，无论就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中国基本上处于学习和应用阶段。这两点决定了中国暂时无法在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上有大的作为，但能够做的事情是将已有概念、理论体系进行集成化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创设“边疆学”。纵观构建“边疆学”的历史与现实，笔者发现，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开始就将其与中国的边疆问题联系。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当这些学者将这些问题说清楚或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所谓“中国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不少学者抱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倡导构建的“中国边疆学”是一个“烂尾工程”，更说明继续沿着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路线前进，可能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二)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政治学”

　　如前所述，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2005年，吴楚克教授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年，周平教授带领的团队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这些鸿富巨著的出版，是对边疆学研究前辈们“构筑中国边疆学”期盼的绝好回应①。应该讲，这两位教授怀揣家国情怀，秉持学术使命，探究“边疆治理”，着眼于中国边疆政治的整体把握，对中国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构建了“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周平教授写道:“构建完整的边疆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条件也已经具备。

　　一方面，长期的边疆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了关于边疆政治的较为丰富的知识，为边疆政治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政治学、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政治学等的快速发展，能够为边疆政治学的建构提供必要的支撑。”[9](20)

　　应当指出的是，周平教授要构建的是“中国边疆政治学”，他写道，“今日中国，之所以要构建边疆政治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则是已经有了构建边疆政治知识体系的条件”，“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各种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前从来未达到这样的程度。而目前之所以对边疆政治的知识体系形成如此的紧迫的需要，是由于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的突出”[9](19)。

　　(三)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其下属学科

　　现就“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的关系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若没有一般“边疆学”对研究边疆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的宏观指导，那么被认为是“边疆学”下属的“经济边疆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②等学科就无法萌芽，甚至在边疆学下属学科中一个广泛认可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形成。

　　一般而言，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按照这三条标准判断其独立学科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边疆学”之前建立“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下属学科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没有接受来自前者的指导，最多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内研究边疆问题③。有的专家指出，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就难以避免“学科殖民”问题，或者说，“边疆政治学”是“学科殖民”的产物[7](67)。

　　总之，构建“边疆学”面临的上述两大冲突将中国学界一直以来的努力置于尴尬境地，走出这一困境，最为重要的是寻找“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如果不从一般意义上构建“边疆学”，而直接构建“中国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可能走上一条歧途。诚然，“中国边疆学”天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纠缠在一起，给建立“中国边疆学”带来了不少麻烦，出现了“跨学科悖论”或者“学科殖民”现象。“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事实上已经成了一项“烂尾工程”，处于困境之中，因此需要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

　　“边疆学”的价值取向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一个对边疆的一般性认识，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应用已经形成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为国家利益服务。从边疆现象中揭示边疆规律是“边疆学”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边疆学”作为一般性知识体系的价值追求。为达到构建“边疆学”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目的，走出“边疆学”构建的困境，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的逻辑起点。

　　由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需要建立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参照系，所以，描述边疆需要以边界线作为参照系，由此“边界”成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民族国家，或者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既定前提，研究在成形的民族国家中的边疆现象及其边疆规律。“边疆学”研究的角度应当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边疆的理想类型，主要是在对边界的类型、形态、状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围绕边疆出现的冲突、交流等进行分析，特别是要形成关于边疆争端问题的规律与解决方式的一般性的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1]孙勇，王春焕，朱金春，等.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2]张世明，等.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3]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1).

　　[4]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J].东北史地，2011(6).

　　[5]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6]吴楚克，赵泽琳.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

　　[7]朱金春.学科“殖民”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A].华西边疆评论(第三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边疆史研究创刊于1991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唯一一个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