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提要:文中基于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额度进行测算，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影响农户接受补偿的意愿及补偿额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农户受偿水平即强度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有64.54%的农户愿意接受补偿，其受偿金额为233.98元/亩/年时，对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有促进作用。2)一般价值能显著提升农户接受补偿的意愿，政府激励的促进作用和监管的抑制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当农户感知到环境价值影响深远时，其更希望获得高水平的补偿。3)环境价值、政府激励和成本风险的系数变化呈“V型”，宗族网络的系数变化呈“倒V”型。在意愿受偿水平较低的农户中，销售前景对受偿水平的负向作用最强，其次是一般价值和成本风险的正向作用。而对受偿水平较高的农户，排名前三的影响因素依次是政府激励、销售前景、环境价值。

　　关键词: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绿色感知;外部环境

　　化学品过度施用及废弃物不当处理，逐步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阻碍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1，2]。为此，权威部门出台绿色生产相关的补偿政策，旨在通过政策改革，引导农户自觉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然而，实践中的政策实施效果却不理想[3]。农业绿色生产是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4]，政府所确定的补偿额度关乎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要生计的农户生活水平，并且其具体补偿方式和标准会受到每个农户家庭的关心。因此，探究适当的补偿水平、制定合理的补偿政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目前，有关补偿的研究主要侧重在能源利用[5]、海洋养殖[6]、草原畜牧[7]、森林保护[8]等方面。但从农业绿色生产角度探讨农户受偿意愿的研究较为缺乏。在少数研究中，自身禀赋、经济收入、技术便利性、环境知识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受偿意愿[9，10]。

　　尽管这些研究为文中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前期研究主要聚焦从人口基本特征或非经济因素的某一个方面选择变量进行单独探究，并没有综合考虑或认识到农户的内在绿色感知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的作用，更没有提及具体需要补偿多少才能激励农户实施农业绿色生产。鉴于此，文中试图将农户内在的绿色感知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一起纳入本研究，探悉其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的影响。

　　方法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农户愿意接受农业绿色生产的具体补偿额度，然后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影响农户受偿意愿及受偿额度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农户参与绿色生产受偿水平即强度的关键因素。通过文中研究，以期为制定合理的农业绿色生产补偿政策提供参考，对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绿色生产，进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设计

　　1.1数据来源及被试特征

　　数据源于课题组2020年9～11月在河南省3个产粮大县(杞县、孟津县、宝丰县)及山东省3个产粮大县(齐河县、郓城县、曹县)的走访调查。本研究累计发放问卷668份，剔除信息不完整、前后回答矛盾的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643份，有效率为96.26%。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比53.19%，年龄在40岁以上的农户占比68.75%，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农户达84.14%，拥有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比33.44%。此外，有53.03%的农户选择参加农业合作社，61.12%的农户选择兼业。

　　1.2问卷设计

　　在问卷中首先设计询问农户个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接着解释农业绿色生产的好处，最后询问有关受偿意愿及额度的问题。正式调查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1)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内在感知。2)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3)农户的受偿意愿及最低受偿金额。4)农户的基本统计特征。问卷中的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包含两个核心问题，即“如果政府对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者进行补偿，您愿意接受补偿吗?”，设置两个选项:A.是，B.否。如果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则询问第二个问题:“您认为每亩至少每年要补偿多少元能激励大家进行农业绿色生产?”，答案分别介于0～1000元之间，共计六个备选选项:A.50元以下，B.50～100元，C.300～500元，D.500～1000元，E.1000元以上。

　　1.3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主要通过假想市场环境来直接询问和调查人们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或受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10]。文中基于CVM两项选择调查法，首先询问农户是否愿意接受农业绿色生产补偿，再进一步询问其愿意接受补偿的额度。根据现有文献[11]，为计算农户的受偿额度，研究采用分组处理。

　　1.4解释变量选取

　　文中核心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对接受农业绿色生产补偿的绿色感知、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人际环境。借鉴现有研究[2，12-14]，结合实地调查情况，绿色感知变量选择一般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3个指标衡量;制度环境变量选择政府激励、政府监管2个指标衡量;市场环境变量选择销售前景、成本风险2个指标衡量;人际环境变量选择宗族网络、朋友网络2个指标衡量。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文中根据已有研究[2，15]，还选择了其它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探究可能对农户接受农业绿色生产补偿的影响。

　　2结果与分析

　　2.1WTA值的估计结果

　　依据统计学原理[11]，采用各区间中值代表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受偿额度，对于1000元以上的补偿金额用1000元代替。由表2可知，有64.54%的农户愿意接受农业绿色生产补偿，且选择补偿区间在300～500元这一范围的农户占比最高。

　　2.2WTA值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2.2.1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就绿色感知而言，一般价值在第一阶段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第二阶段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能为家庭带来的可观经济收入越多，越能提升其接受农业绿色生产补偿的意愿，同时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偿。此外，环境价值在第一阶段不显著，在第二阶段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实施农业绿色生产带来的环境价值能提升农户的受偿额度。

　　社会价值在第二阶段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越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希望获得更高的补偿金额。对于制度环境的两个维度，政府激励在第一阶段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激励对提升农户绿色生产的受偿意愿有显著积极作用，当农户受到的激励措施越多，则该农户接受补偿的可能性越大，但是该变量在第二阶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论激励措施如何增加，均不能影响农户的受偿额度。与之作用相反的是政府监管，其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的受偿意愿，表明政府的监管或惩罚措施越多，农户则越拒绝接受补偿。

　　市场环境中的销售前景在第二阶段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农户越赞同绿色生产销路好、价格高，则越希望得到较多补偿。成本风险在第一阶段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当实施农业绿色生产需要更高成本投入，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越重，同时改变原有生产方式会牺牲创收机会，则农户越希望得到更多补偿。而在人际环境方面，宗族网络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受到家人的支持越多，其越愿意积极接受绿色生产补偿。

　　朋友网络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不显著，表明相比亲戚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朋友网络的影响较弱。在所有呈现的显著核心变量中，一般价值、销售前景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水平的影响呈逐渐上升趋势，但具体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不同。就一般价值来看，其系数在OLS回归和10～50分位上显著为正，但在50～75分位呈下降趋势，表明在受偿水平较低的家庭中，农户对一般价值的感知正向促进其接受补偿的额度。

　　销售前景在OLS回归和10～75分位上显著为负，表明农户感知到农业绿色生产的市场销路越好、产品越容易售出，则希望获得的补偿越少。可能因为绿色农产品的收入弥补了部分用于绿色生产技术改进的成本投入，因而会降低对政府补偿的期待。而受偿水平较低的农户往往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收益期待较小，故不愿意承受较大风险接受补偿以实施绿色生产。环境价值、政府激励和成本风险的系数变化呈现“V型”。

　　具体来看，环境价值系数在25～50分位为负，在75～90分位上为正，在90分位点上达到最大，表明对受偿水平较高的农户来说，当意识到绿色生产带来环境收益时，其期望的受偿水平更高。在制度环境方面，政府激励的OLS回归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感知到政府激励对其绿色生产受偿水平有较大影响。而且系数在75分位达到最高点，随后开始下降，在10分位、75～90分位上显著为正，表明激励措施的效果越明显，该部分农户越希望接受更多补偿。而成本风险的系数在10～25分位上显著，说明对意愿受偿水平较低的农户作用明显。此外，人际环境中宗族网络的系数变化呈“倒V”型，且在OLS回归和50分位点上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朋友网络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宗族网络对农户受偿水平的影响高于朋友网络。

　　3讨论

　　绿色补偿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其优势在于能够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目标相一致[16]。文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进行分析和论证。

　　与以往研究相比，文中在重新组合并优化绿色感知和环境因素的各指标后，将农户内在的绿色感知及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人际环境一同纳入本研究，考察绿色感知和环境因素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的影响，突破了以往研究单独选取某一个或某两个指标进行探讨的局限，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通过研究发现，农户对一般价值的感知越明显，其越希望接受更多农业绿色生产补偿，这一观点与以往研究得出的“受偿额度与家庭经济情况无关”的结论不同[17]，因为在以农事活动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农户对农业的热情可能受到补偿的激励[18]。

　　在制度环境因素中，政府激励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积极显著作用，这与以往研究成果即“激励措施能强化农户的自觉性，进而鼓励其改变过度施用农药的生产方式”一致[19]，再次证实了政府激励对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作用。不过，政府监管对提高农户受偿意愿的作用较为薄弱，可能解释是实践中的政策实施仍难以对农户化学品投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有研究指出[20]，如果能发挥政府管控和市场激励的协同效应，对规范农户生产行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措施。

　　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13]，文中得出市场环境中销售前景的影响远远超过成本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扩充了市场环境对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的影响方式及作用大小。文中还发现，人际环境中宗族网络能显著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受偿额度，朋友网络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不同于以往研究对“社会网络与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关系的分析[21]，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户进行重要决策时的参考对象往往是亲近的人[22]。此外，文中发现农户期望获得的农业绿色生产补偿额度为233.98元/亩/年，尽管这与以往研究存在一定差异[17]，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农户积极参与绿色生产行动，而且这一发现能弥补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研究相对不足的缺陷。

　　文中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文中重点考察了农户的内在感知及其所处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的直接影响，这些变量的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可增加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如信任感，或引入绿色感知与环境因素的交互项进行研究。其次，文中仅探究了农户在一个时间点的受偿意愿及受偿额度，没有考虑时间动态性带来的偏差。未来研究可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设定不同期限对农户跨期绿色生产意愿的差异进行研究。

　　4结论

　　基于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可获得以下结论:

　　(1)有64.54%的农户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绿色生产行动的激励。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下，使用CVM测算出农户愿意接受补偿的平均受偿额度值为233.98元/亩/年。

　　(2)一般价值、政府激励、政府监管、成本风险、宗族网络是影响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成本风险在较大程度上阻碍农户接受补偿，一般价值显著提升农户接受补偿的意愿，政府激励的促进作用和监管的抑制作用均不容忽视。一般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销售前景、宗族网络是影响受偿意愿额度的关键因素。当农户希望得到可观经济收入、较多社会认可及感知到环境价值影响深远、绿色农产品销售前景广阔时，农户则希望获得更多补偿。

　　(3)从作用趋势来看，环境价值、政府激励和成本风险的系数变化呈现“V型”，宗族网络的系数变化呈现“倒V”型。从作用大小来看，在意愿受偿水平较低的农户中，销售前景对受偿水平即强度的负向作用最强，其次是一般价值和成本风险的正向作用。而在受偿水平较高的农户中，排名前三的影响因素依次是政府激励、销售前景、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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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结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1)适当设立保险基金保证农户进行农业绿色生产的收入，同时大力加强环境知识宣传，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环境价值的认同感。2)完善激励和监管制度，提高农户的经济补偿额度，以弥补农业绿色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差距。同时积极培育包括宗族网络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农户接受补偿方面的促进作用。3)健全和拓展绿色农产品销售市场，为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的农户提供良好销售环境。此外，强调农户之间的社会互动并促进同行之间积极交流，从而鼓励更多农户接受农业生产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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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明月，赵圃婕，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