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当代中国的公益事业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关注农村贫困地区，重点为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议题和方法上，与国际发展援助紧密交织。当时的公益实践深受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影响。妇女/性别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国际发展机构的援助项目进入中国，并与公益结缘。这二者结合的“蜜月”期一直延续到2008年前后。之后，国际发展机构在华发展势头趋缓，参与式发展、妇女/性别与发展随之在公益领域也逐渐弱化。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公益组织在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实践，再现历史场景的复杂性，为公益理论本土化的讨论提供跨界视角。

　　一、社会性别与发展进中国：在地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一)何谓“妇女/性别与发展”“妇女/性别与发展”是发展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失败之后，意识到“将贫困从发展中国家赶出去”必须有穷人的参与。穷人当中，70%是女性。因此，联合国在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将妇女全面引入发展的整个努力之中”，并将1975年定为“妇女发展年”。

　　这些背景催生了“妇女与发展”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问世。这一学科受到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为代表的妇女活动家、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妇女研究学者。这使得妇女/性别与发展成为女性主义和发展学的交叉学科，既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从发展学中获取养分。在发展进程中，学科形成WID(WomaninDevelopment)、WAD(WomanandDevelopment)、GAD(GenderandDevelopment)三个流派，分别受女权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这些不同流派同发展理论结合后，在实践层面产生多种干预路线与系列分析框架。本文以“妇女/性别与发展”(GAD)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内容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妇女是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受益者。首先，妇女是决策的主体。制定所有和妇女相关的发展与反贫困政策、计划等，要有妇女的参与，要尊重妇女的需求和发展意愿。其次，妇女是行动的主体，妇女要参与到发展与反贫困的项目计划当中，妇女的参与“能够带来新的能量、新的视野和新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方面的行动。

　　其二，强调性别分析视角，认为妇女之所以较男性更容易受到贫困的侵害，是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所致，“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力方面的差异”，“社会认定的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得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导致妇女的贫困。其三，强调赋权原则，即通过对妇女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陪伴，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的能力。赋权的路径包括提供信息和资源、提高意识和觉悟、结成网络或组织。

　　(二)传播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性别与发展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动，开始在中国传播。首先是妇女研究。其主要贡献体现在：

　　(1)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框架，使农村妇女状况分析摆脱了以往单一的纵向比较思维，注重横向比较妇女的社会位置变化，凸显出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中遮蔽的诸多妇女问题，比如非农转移中妇女滞后问题、农业女性化问题、农村妇女土地权属问题。

　　(2)通过系列研讨会、翻译和出版，引入国外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的结合。当时一些重要的妇女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承接了农村妇女与发展实践项目。其次是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在中国开展项目时，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流行的发展理念及与之配套的方法和工具[1]一并引介到中国，其后，这些要素构成本地进行组织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对当时新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带动作用。

　　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被嵌入其中。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受联合国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影响，性别平等几乎成为所有发展机构的原则和资助重点，所有援助项目都要求满足社会性别敏感的条件，否则很难获得批准。因此，接受社会性别培训、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掌握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几乎是当时所有发展工作者的入门训练。

　　发展机构的主要贡献在于：(1)引入国际发展领域关于妇女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概念，如“可持续发展”“以妇女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与“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等，为深化认识提供了基础，强化了实践的可操作性;(2)引入发展中国家一些成功的妇女发展项目经验，如小额信贷、社区综合发展，拓宽了实践思路与模式;(3)培训出一批能够与国际发展思路和实践接轨的发展工作者，不少发展学学者开始转向妇女研究，壮大了性别研究队伍，也为妇女/性别与发展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4)特别要指出的是，由发展机构推动的扶贫项目大力提倡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工具，使更多农村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参与其中。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得以更具自主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妇女/性别与发展在实践中的一大进展。

　　二、妇女/性别与发展落地的“操盘手”：陕西妇女研究会

　　20世纪80年代，社会快速转型带来拐卖妇女、招生分数女高男低、女大学生分配难、差额选举中女干部屡屡败阵等诸多妇女问题，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间妇女组织的产生。陕西妇女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间妇女组织。它同时活跃在妇女研究界、发展界和公益行业，扎根农村社区的时间最长，关注议题也最为丰富。笔者任省妇联研究室副主任期间，是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其后亦长时间担任研究会负责人，直接参与了很多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在2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有一些思考与体会。

　　研究会最初以学术研究为主，注册为社会团体，是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学会。90年代中期，研究会向公益组织转型，在议题关切上也由理论研究转向行动研究。以1996年开通陕西妇女热线为标志，直接干预现实妇女问题成为研究会的工作重点。转向实践工作之后，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学习发展领域的理论思潮、干预框架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之用于实践，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部门。

　　比如，1997年，研究会与香港乐施会合作，在丹凤县实施“贫困地区妇女健康教育项目”，将“参与式农村评估”“社会性别与发展”和“妇女赋权”等理论框架带入项目，开启了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的实践;1998年，研究会在宜川项目中引入“妇女领导力培训”、参与式检测评估，积累了“需求为本”框架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经验;1999年，研究会引进参与式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组建了社会性别培训小组;2000年，研究会建立了预防家庭暴力中心，成为国内第一家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公益组织;同年针对紫阳水灾，实施紧急救援项目，将社区发展的理念和社区发展基金引入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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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妇女/性别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即中即西”的混合体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会多数项目在设计中明显受到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影响，但在操作层面上则更多地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妇女工作经验与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并创新了妇女/性别与发展理论。

　　作者：高小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