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务实主义到理论供给：中国政治学转向的关键

　　摘要：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陷入了理论供给不足的窘境，调适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成为迫切的议题。围绕中国政治学转向主题，学界形成了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本土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等若干争论，但偏执一端的争论带有“虚假性冶。诸种争论实质上涉及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兼容不同学术论点和考察学科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讨论有必要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西方政治学的强理论供给能力得益于持续的学术积淀，而中国政治学较弱的理论供给能力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务实传统和科研体制。

　　基于此，中国政治学应从优化科研体制、强化学术自律、挖掘思想资源三个层面进行一场“理论供给侧改革冶。关键词：中国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务实主义;理论供给2019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学诞生120周年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关键期，在双重意义叠加的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和展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中国政治学应该稳步走向成熟：政治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国家的战略决策虽然包括很多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政治上的考虑，没有或缺少政治学的知识，进行这种重要决策是很困难的[2]14;民众政治意识的培育以及政治认同感的强化需要政治学发挥作用。为了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稳健发展，需要明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总结中国政治学转向的相关争论，勘定中国政治学转向的核心议题及其成因，提炼中国政治学转向的发展道路。

　　政工师课题申报知识：政治学有什么课题能申报

　　在申报职称的时候，很多讲师教授等都会申报一些课题，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做业绩的时候课题研究也是证明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政治学是很多文科类的大学都会开设的一门专业，政治学专业的教师在申报课题的时候也会着重针对政治学进行一些课题的申报。

　　1实践与理论：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诚如习近平所言：“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冶[3]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政治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改革开放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构学科基础、健全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三大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承续，更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4]。

　　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实践及由此生发的鲜活素材，使得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取得了不少理论积累和学术贡献。中国的政治学人不仅较为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论述，还引介和修正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更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产出了许多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学术理论。

　　首先，学者们对部分西方政治理论进行了对话和修正。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迟、基础较薄，加之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初始状态是“单向输入冶的，中国学人处于较为被动的接受者地位，以致于中国政治学界在一段时间内“言必称西方冶。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政治学界所效仿。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政治学者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积极与之对话。比如，对福山“好政治冶的三支柱(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理论的对话和修正，从西方舶来的协商民主、治理等政治理论进行本土化。其次，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如提炼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学术概念。

　　学者们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党内民主，围绕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的位置、步调和功用，以及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理论。还有学者以平实而深刻的语言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冶，既对民主作了基本的定位，也反映了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增量民主冶[5]。十八大以来，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政治学必须直面的关键任务。具体而言，如“四个自信冶的政治价值，“以人为本冶的指导意义，“四化同步冶的制度支撑、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廉洁政治的中国道路等现实和理论议题被提上日程。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

　　中国政治学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改革机构和行政体制、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成为中国政治学不可回避的议题。面对诸多迫切需要剖析和回应的现实任务，以及亟待讲述和解释的“中国故事冶，偏重于学习型和应用型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大多时候处于“失语冶或理论供给不足的尴尬处境。一是在宏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界高度依赖于官方的理论创新。十八大以来，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和重要论断大多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创制。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的描绘，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民主集中制、民主监督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果，中国政治学缺少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政治理论的供给乏力使得政治学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有限，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力较为微弱。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二是在中微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仍不尽如人意。围绕社区治理等微观层面问题的研究，往往止于对事件的议论、数据的分析、历史的追溯、政策的诠释，缺乏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思维启迪的学术创见。中国政治学的上述特性使得整个学科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有学者直言：“与中国的实业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的世界级成就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自省，因为只有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最不匹配，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概念和理论。冶[7]政治实践滋生出鲜活的素材和前沿的议题，政治理论在回应实践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政治理论又可对政治实践作出周密谋划和长远安排。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良性互动利于现实政治和政治学科的有序稳健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理论供给显然滞后和短缺于政治实践，因此需要调适二者的关系。

　　2争鸣与分歧：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若干争论议题

　　学者对自身所处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反思和争鸣，无疑有利于该学科的稳健成长。自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人高度关注政治学的发展问题，发起了一波波学术争鸣。其中，学术自主和政治引领、中国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也引起了持久的争论。

　　2.1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

　　政治学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双重品性：所谓学术性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相对独立性;政治性指官方的意识形态在研究中的渗透，指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实性和阶级属性。政治学的特殊属性引起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何者占据主位之争。本文将其归结为学术自主论和政治引领论。

　　学术自主论者从研究目的、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历史经验的维度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创制认识、分析和解释现象的理论和方法[8]，政治学者有推动知识进步的责任，学术研究和服务政治的关系不能颠倒[9];现实关怀是当今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具备的，但不可将现实关怀等同为政策宣讲和注解或从对立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学术评价的标准在于有无真正的“问题意识冶，而非对政策的态度[10];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秉承学术原则，遵从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是持续不断地推进学术创新的必然要求，仅仅依靠追随政治权力的脚步，只会不断地制造披着“创新外衣冶的学术泡沫[11]，因为，政治学一旦过度专注于对政坛话语的解读会使政治学研究沦为意识形态宣传[12]，使得政治学家在学术研究时会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使其情感因素高于理性因素[13];只有政治学保持较强的学术性，学术才能健康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五四冶期间[14]。

　　政治引领论者从研究目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冶[15]149。其次，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研究核心的[16]，学科存在的关键是正确的政治立场[17]。再次，中国政治学提升对于实践的解释力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在方法上必须回归领导人的著作和研究其政治智慧[18]。

　　2.2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

　　所谓中国立场是指中国政治学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政治理论及科学研究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以纾解当代中国的迫切问题为己任，以“本土化冶为归宿[19]。所谓政治学的“国际视野冶，有学者从三个维度概括其含义：一是作为世界政治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学应具有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中国政治学者能从全球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阈来阐释中国社会的鲜活实践和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原创理论;三是立足全球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性政治议题的研究[20]。国内有不少知名学者发出了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声。

　　王绍光认为中国政治学需要大胆迈出“本土化冶的一步，批判性地借鉴而非盲从西方理论，创造性地思考中国政治现象，与世界各国学者双向交流[21]。杨光斌也倡导中国不应成为西方的理论试验场，中国政治学人应致力于构建本土政治学[22]。“本土化冶观点一般都萌发自下述原因———用以解释西方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在解释中国时却往往捉襟见肘甚而四处碰壁，既有政治学知识无法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精准回应，问题在于整个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偏离，或者说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23]。还有一些学人的“本土化冶立场是服务于提升本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和抵制海外政治话语的“入侵冶[24]。

　　但国际化论者认为，这些说法值得商榷。首先，所有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倘若理论前提条件不吻合，西方的理论在西方也不适用，以中外为标准来划分理论是不科学的。其次，有些“西方理论冶的建构未必依托于西方经验[25]。再次，“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排斥性的，而是由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研究者对人类政治问题的反思性认识通过知识交锋后达成共识所形成的冶[26]。复次，“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应该能够适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治学研究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强调普世性和可验证性。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特殊性是相对的，普遍性是绝对的冶[27]。

　　2.3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政治学在中国有着厚实的人文传统。我国传统政治研究偏好于对政治现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行理论思考，致力于“为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框定终极意义和规范价值，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冶[28]。

　　故而，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的政治研究重伦理、重道德、重人际关系、重内圣、重修养。西方政治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文底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到：“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冶[29]148近现代以降，政治权力、国家成为人们理解政治的主要维度，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转化为管理人的工具。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化冶和“上层化冶了的政治使众人远离通往美好生活的古典意义，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官府之学、统治之学、管理之学，从而淡化了对人的关怀初衷[30]。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精密、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迅猛推进的社会背景下，强烈的人文气息主导政治学发展未必就是幸事，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中所积聚的各种矛盾造成了诸种危机，一种专门性知识而非一种文人的“浪漫冶情感才更利于问题的纾解[31]。这几对不同学术观点间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共识冶是很难研判的，当前不少研究还是反复重申某一种学术立场。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不可能只强调学术而脱离政治，不可能只专注科学而忽视人文，不可能只关注本土而无视国际，反之亦然。

　　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看，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受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既然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理应坚守作为一门学科固有的学术底线。因此，政治性和学术性在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存在张力，但是这种张力是不可能祛除的。从本土和国际的关系看，至少在目前，很难否认本土化理论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更难否认中国政治学打造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必要性。从人文和科学的关系看，学者在争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何为主位之时，更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是两者都比较薄弱，政治学研究的科学精神日益得到学人们的重视，但政治学内含的人文关切未见增长。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在政治学研究中都不可缺少。

　　综上所述，这些争论带有一定的“虚假冶性质，过度争论反而会消耗学界的精力和资源。事实上，诸多不同争论实质上关切的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生产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必要性。本文认为，如果各方学者将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上，显然更能避免讨论中的注意力分散和无谓的资源消耗。同时，政治学话语缺失，没有足够的理论积累和成熟的原创性理论也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没有改变‘先天不足爷的现状，对政治学基本范畴还缺乏深度系统性与学理性的阐释，还没有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模式。

　　当前，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和科学之争虽然或多或少涉及了我国政治学理论生产问题，但这些讨论多关注立场、态度等主观问题。事实上，我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之缺陷虽然关涉主观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这一客观因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证明了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久久为功。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汉密尔顿，再到近现代的孔德、哈罗德·拉斯韦尔、罗伯特·达尔等政治学者，诸多大家对不同时期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才奠定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术地位。中国政治学目前面临的理论供给不足问题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因此，分析中国政治学当前的处境显然需要对中国政治学作一项学术史梳理，以揭示其历史底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滞后于政治实践的矛盾日益凸显。既有的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与科学为主题的政治学转向讨论对于学科发展颇有益处，但过度偏执一端的讨论带有“虚假性冶，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消耗。这些论争实质上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应该转移到如何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士大夫阶层的依附特性和政学相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清末民国期间的救亡图存任务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发展的时代际遇使这种传统继续传承，而不健全的科研体制加剧了学术研究中的务实主义倾向。为了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健全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鼓励校企合作的横向课题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中遵守研究规范、研究规律和道德操守，需要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中汲取养分。

　　本文基于务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的成因，因此提出的转向策略是较为有限的。事实上，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全方面的考虑。例如，还需要考虑到学科设置和跨学科交流等方面。首先，需要优化政治学内部的学科设置。人才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研究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主体。为了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才，必然需要健全科学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的教材体系日渐健全，与此同时，也应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改革开放初，中国政治学为重建学科标识，刻意拉开和国际政治的距离，造成如今中国政治学各子学科间交流甚少：研究国内政治的不关心对外关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国内政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往往都是作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55]。因此，通过健全学科体系将两者联系起来至关重要。在将来，虽未必会有作为独立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出现，但可以通过其他交叉学科的设置，使得中国政治学者自觉运用全球视角来解读国内政治问题。

　　其次，需要处理好政治学和其他的学科关系。未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意识，重新勾连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借鉴和吸收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56]，再如孕育于社会学的“社会治理冶概念也被引入了政治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对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强化“四个自信冶意义重大，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而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能力是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反思和总结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归纳和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仅仅是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的起点，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需要政府、政治学人和社会各界的长久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1]杨海蛟.主持人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J].探索.2017(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