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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活水绿色金融之于经济发展基于金融理论视角的解构

时间:2022年04月13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要研究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回归到金融本质。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中国少有文献从理论角度分析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拓展该领域的研究,通过探究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属性

  [摘要]要研究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回归到金融本质。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中国少有文献从理论角度分析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拓展该领域的研究,通过探究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属性和影响关系,发现绿色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结构性补充和功能效率的提升,推动了传统金融结构的“专属化”;同时经由经济增长的内生及外生变量影响了总需求和总供给。因此,建议以“五大要素”为抓手,以“三大方向”为重点,以“两大支柱”为依托,夯实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体系基础。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发展;金融功能;作用机理

绿色金融

  引言

  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将无暇他顾[1]。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①。关于金融影响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系统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领域中,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金融工具和服务的优势,促进环境改善、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能源革命和低碳科技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在“双碳”背景下,“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绿色金融更是成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30·60目标”的重要支撑。202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2022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双碳”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完善金融政策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按照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和主流研究机构的测算,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矛盾对立②,双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不是。因为环境挑战不仅仅是环境的末端治理问题,根本上也是经济问题[2](PP.107-108),实现“双碳”目标不仅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更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③。

  因此,绿色金融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既致力于打造“绿水青山”,也致力于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本质上解决“金山银山”这一经济发展问题。近年来绿色金融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绿色金融对农业发展、自贸区建设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成本效益核算和绿色金融的治理等,但是对于绿色金融到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及深化金融的内涵,绿色金融通过哪些渠道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助力,这些最根本的传导机制和理论分析相对比较少见。

  因此,本文从金融本质出发,围绕金融功能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绿色金融如何深化金融理论内涵,并综合运用金融理论及经济学理论,基于供给和需求视角对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定性分析;最后,针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框架、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提出对策研究。

  一、文献综述

  绿色金融的本质是金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其定义为“金融服务”④,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对其落脚点的定义是“投融资活动”及“整个金融体系对环境风险的有效管理”,其内涵也是金融⑤。因此要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必要回顾金融发展理论及主要理论中金融影响经济的研究成果。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金融发展理论以及金融影响经济的早期研究多分布于各流派经济增长理论之中,Tobin提出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3],揭示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Patrick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4],并引起金融发展理论界对“Patrick之谜”开展多视角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角度展开:

  (1)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7];(2)利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8-9];(3)金融功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0-11];(4)金融内生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13];(5)金融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4-15]。上述指出金融作为生产要素中提供资本的一种功能设置,利率市场化水平、金融功能的强大均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一国经济增长水平。反之,如果金融功能不健全、金融抑制导致利率远离市场化以及风险管理不到位、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则该国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二)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及创新的影响政府和学术界对绿色金融开展广泛研究,研究对象覆盖绿色金融的概念内涵及发展必要性、政策发展历程、金融机构实践;绿色金融标准、产品与工具、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或微观市场主体的影响、定量评价测度;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等多领域。绿色金融研究的兴起与全球范围内环保意识和行为的兴起不无关系,大多研究从以下角度展开:

  第一,绿色金融与创新的关系,Debnath和Sen认为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创新[16-17];Ramanathan等认为两者存在正“U”型关系,即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18]。Flammer发现绿色债券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19]。第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大多研究证明绿色金融显著促进经济增长[20-22]。(2)绿色金融对宏观经济有负向或分阶段的影响[23-24]。

  (3)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25-26],相关研究表明东部地区耦合程度最好,西部和东北相对薄弱。

  (4)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或传导机制,王遥等基于金融功能观等理论,系统性分析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作用机制[27]。孙焱林等认为绿色金融通过影响绿色投资、产业结构和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28]。柴晶霞提出绿色金融通过影响消费、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29]。

  第三,绿色金融与市场失灵和公平性问题研究,Campagnolo和Davide发现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对研究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可或缺,政府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对外部失灵的补偿很重要[30]。Pickering等认为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帮助,减少融资的不公平性和实现有效气候调节机制[31]。Sullivan认为全球70%碳排放发生在城市,政府在资助低碳产业和低碳经济时要估算资金规模、预算约束等[32]。Bhringer等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投资可能产生的环境和经济影响[33]。

  (三)文献述评总体上,绿色金融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或两者的关系”这一领域研究较少。一方面,绿色金融在我国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以政府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为主,所以讨论的多是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如王遥等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27]、王韧基于DID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效果等[34]。

  另一方面,政策激励作用要传导到经济上,本质上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技术进步、消费投资需求等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尽管有不少关于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或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却较少基于完善的逻辑框架与相关经济金融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如王遥指出具体到“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领域缺乏全面的理论研究[27],张宇和钱水土提出现有文献缺乏对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等[35]。

  此外,众多学者实证研究有不同结论,无论是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影响还是两者的耦合关系。对于单向影响的结论,形成了正相关、负相关、分阶段表现不同等三类。综上,本文回归金融本源,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补充,为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二、绿色金融在金融理论内涵上的深化

  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之处在于:绿色金融能产生环境效益支持可持续发展[36],但绿色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运用金融功能和金融结构理论,定性分析并以绿色金融实务举例说明绿色金融如何深化金融理论内涵,为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奠定基础。

  (一)金融功能理论层面

  绿色金融既是对传统金融功能的结构性补充,也是对传统金融功能效率的提升。一是体现在“集聚资本”功能。金融机构通过加强对传统金融产品或工具的创新,有效解决绿色产业及项目的资金供给与融资需求的匹配性问题,使得集聚资本功能更加结构化。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2021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通过公开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规定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与运营-大型水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类绿色产业项目;还发行50亿元“碳中和”债券,通过公开市场募集资金,解决国家电网公司三项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或交流输电工程的融资需求,共节约标准煤41.2万吨,减排CO277.3万吨。又如,某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发行绿色金融(ESG)理财产品,客户通过银行网点渠道或网银系统购买产品,运用理财资金投资于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债权类资产⑥。

  二是体现在“分配资本”功能。绿色金融关注环境和社会效益、注重碳减排,引导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力等)更多地投入清洁绿色产业、新能源产业,抑制资源向污染性产业投入[1],助力能源革命,优化了传统金融情境下技术难以创新、资源配置和转移的问题。譬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境内外支持了一大批碳减排显著的新能源项目,2018年与国家发改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提供8000亿元融资;2010至2021年间,江苏分行培育支持天合光能、阿特斯等27家光伏产业龙头企业,投放贷款突破百亿元,积极帮助光伏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及成本下降;为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清洁能源发展,节约重油5.9万吨/年、CO2减排约21.22万吨,积极推动了我国相关技术、设备、人力等全链条“走出去”[37]。

  三是体现在“提供信息”和“激励机制”功能。鉴于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引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等问题,传统金融体系可发挥比较优势,对信息专业化收集和处理,提供价格等信息及解决激励问题的办法[38](PP.35-79),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绿色金融进一步深化这两项功能,为绿色活动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第一,政府层面,政府部门立足职能公开相关信息、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和体系构建做出巨大贡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健全企业、金融机构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第二,金融机构层面,金融机构基于监管部门对推进绿色金融业务的要求以及对盈利性、风险性、流动性的平衡与考量,寻找符合绿色标准和授信政策的绿色项目,在尽职调查等业务环节收集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指标、项目所获政府批文、环境和社会风险等信息。譬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客户和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状况作为受理授信业务时的调查重点,并尽职调查形成初步意见。如难以判断环境和社会风险,则寻求合格、独立的第三方调查。中国人民银行对碳减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项目的审批要求之一是项目的碳减排效益符合标准、且企业承诺向公众披露信息。

  第三,环境影响评估、环境权益交易(如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绿色认证(如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绿色建筑认证等)、绿色指数编纂(如S&PDowJonesESG指数,中证ECPIEGS可持续发展指数等[2])等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提供丰富的信用、价格、风险等信息。绿色金融的激励功能主要是引导和激励企业产业转型、资源优化、节能降耗。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资源属于公共资源,而企业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往往不够关注污染负外部性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但绿色金融可以激励企业将资本资金要素流向提升环境质量和降低碳排放的产品、技术与服务市场,这种激励和引导一般通过产品设计、过程监督、结果激励和后续支持等方式实现环境效益的内部化,最终达到不违背企业发展效率目标,并能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作用。四是体现在“风险管理”功能。对传统金融而言,金融市场和中介的产生和发展,与分散和转移风险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绿色金融也不例外。

  首先,绿色金融来源于节能环保的“正外部性”,却不能给予相关经济主体相应的收益,还会因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付出额外成本;相反地,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需政府通过立法、制定财税政策等引导和矫正,如“庇古税”,同时也需通过“科斯定理”来解决,以市场“无形的手”进行引导。因此,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环境风险显性化、环境成本确定化(包含在资源的市场价格中)。其次,多元化绿色金融工具也提供了分散和转移风险的渠道,如江苏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开展节能减排CHUEE融资方面的合作,由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财政部及江苏省财政厅共同提供风险分担⑦。

  (二)金融结构理论层面

  金融结构由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决定[39],衡量规模的指标包括金融相关比率(FIR)⑧、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⑨、金融机构发育程度瑏瑠等八项。从金融机构看,从事绿色金融的机构基本与传统金融机构一致。从金融产品看,我国2016年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绿色金融产品分类,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还包括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排污权质押贷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绿色金融专属工具,随着“双碳”深入推进,人民银行“双碳”支持工具、碳中和债等陆续推出。然而,绿色金融难以参照上述传统金融结构指标进行定量测度,原因在于:

  一是目前绿色金融的体量对金融总量的占比不大,二是如何统计除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外的其他绿色金融工具有多少规模,尚未统一。金融结构理论曾提出我国金融结构失衡,体现在直接融资发展相对不足,强调外资引进,但不够关注引进外资后的使用效率、投资流向等方面。但绿色金融的发展导向是在该领域缓解金融结构失衡矛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尽管绿色金融间接融资比重大于直接融资,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并重。在银行大力投放绿色信贷的同时,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逐渐增加绿色金融直接融资产品运用,如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证券化等。特别是“双碳”背景下,各金融机构竞相加大“双碳”支持力度,产品和工具不断丰富,绿色金融直接融资产品的规模增长较快,如2021年13家银行共发行绿色金融债384.55亿元,超过2020年发行总规模的两倍;截至2021年11月末,累计发行碳中和债2530亿元瑏瑡。多元化结构产品起到降低融资风险、优化融资结构、减少信息不对称及提升效率的作用。

  第二,相关绿色金融工具关注引进外资的使用效率、投资流向。如中国进出口银行2021年发行50亿元面向10余个国家及地区超70家投资机构的“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募集资金支持白鹤滩水电站项目,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和“碳中和”符合性分析。债券发行信息需要披露,且定期公布跟踪评级报告,这起到关注资金流向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2021年国内首单“碳中和”绿色金融债也成功发行,同样采取“债券通”模式引进国际投资者。

  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协调发展、互相补益。政策性金融机构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逆周期调节的职能定位,对绿色项目给予中长期、低成本、大规模体量的资金支持,融资品种多为信贷,注重降低整体污染、消除负面外部性,维持自身保本微利。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要统筹考虑盈利、收益,利率更多为市场定价,且不同项目融资期限应错配,但基于多金融牌照优势,可提供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形成有益补充。

  三、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供给和需求侧的分析借鉴刘世锦对经济中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40](PP.108-153),并参考黄泰岩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41],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视角,运用相关金融理论及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需求侧从需求侧看,根据GDP核算的支出法(GDP=消费支出+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即经济增长动力的“三驾马车”加“政府购买”,也是广义上需求的构成。绿色金融也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净出口,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具体影响机理如下:

  1.对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影响总体上,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集聚资本”和“分配资本”功能,动员更多资金或引导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及人力等资源等)投入到节能环绿色产业和企业,抑制资金向两高一剩产业和企业投入,同时发挥增量和存量结构化作用,进而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产生影响。

  第一,消费上,绿色资金投入增加,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逐步加大绿色产品生产或对传统产品功能提升。如绿色有机农产品、再生纸等。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市场诱导”引导消费者尝试新奇体验、逐步使用绿色产品。同时,根据相对消费理论“示范效应”[42],民众对恩格尔系数的关注逐渐转向恩格尔质量系数[43]。另外,金融衍生性功能之一是引导消费,从而扩大绿色消费。

  第二,投资上,从净现值(NPV)角度看,投资受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影响,该约束包括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等,绿色金融通过担保瑏瑢及利率方面的倾斜政策降低融资成本,通过“风险管理”功能扩大了投资量。其次,绿色金融动员资金或引导资源投入到绿色产业和企业,譬如,人民银行“双碳”工具的利率仅1.75%,低成本资金有效提升了企业信心,引导企业扩大碳减排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有效投资。因此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增加,并逐步替代“棕色投资”,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44]。再次,从金融和经济“动员储蓄作用”视角来看,储蓄的作用是指金融通过“集聚资本”功能,将经济体中的资金吸收为储蓄并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瑏瑣。

  第三,对净出口而言,绿色金融动员资金或引导资源投入绿色产业和企业之后,企业逐步加大绿色产品的生产或提升传统产品功能,产品出口增加,另一方面产品因品质提升,国内需求增加,对进口的依赖减少,净出口增加。

  四、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根据现代金融学理论中关于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应该以金融体系的五大构成要素为抓手,着力完善绿色金融的体系框架,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与认识辩证统一的关系,同时,应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为两大支柱,不断促进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突破与理论创新。

  本文以创新侧、需求侧与供给侧三大方向为重点,多维度分析绿色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精准滴灌”,建议以“五大要素”为抓手,以“三大方向”为重点,以“两大支柱”为依托,夯实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体系基础。

  以“两大支柱”为依托,促进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应以实践和理论两大支柱为依托,不断推进实践探索,深化理论研究,促进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

  1.持续推进实践探索国家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甘肃和新疆六省(区)试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在区域的重大实践。未来,可不断推动试验区的扩容,通过试验区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及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加速绿色金融的发展。

  2.持续深化理论研究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以更完备的理论体系指导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2018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凭借其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瑏瑧,显示了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重视与日俱增。目前已有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下一步,可研究将绿色金融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学理论或环境因素嵌入金融学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探索研究绿色金融的理论原理、定价机制和影响因素等,以更完备的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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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作者:刘传江1,2,张劭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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