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当前，国家粮食安全面临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粮食贸易不确定的两难境地。需要以保障粮食有效供给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推动内外循环交错促进、保价稳供，切实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此，本文基于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以及面临的诸多约束分析，建议立足国内大循环，稳定国内粮食种植、优化粮食储备体系、牢固国际粮源供应，以增强粮食供给能力;疏通双循环流通环节堵点、有机衔接粮食内外循环，以增强粮食稳定获取能力;自我提升和对外开放并重、占据国际粮食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以增强粮食产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双循环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新的全球化形态含有全球本土化、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包容普惠、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丰富的内涵。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这是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挑战的战略举措，也是顺利实现中国国民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粮食安全本土化的根本指引。

　　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事关国运民生。构建粮食产业发展双循环是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必由之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将持续快于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不会改变，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世界第一粮食消费大国、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大国的“三大第一”将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国粮食供求状况的常态特征。[1]

　　食物消费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带动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升级和粮食消费的变化，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持续增长将引致大豆、玉米、豆粕等饲料粮需求大幅增加，这对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当前的国际粮食贸易秩序也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粮食安全风险，有几个主要表现。第一，世界粮食安全治理面临困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跨国粮农企业控制全球粮食贸易，以之为中心的粮食体系缺乏韧性和适应性。[2]

　　第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到2030年可能仍有约6.6亿人面临饥饿，与未发生COVID-19疫情的情景相比增加3000万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的长期影响”。[3]

　　第三，中国粮食进口来源国较为集中，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最高，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承担更多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商业风险、价格风险和供应链风险。中国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不断升级，因此，只有解剖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探索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径，才能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双循环格局下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内在机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本质上是高质量实现国内粮食供需平衡的能力。

　　粮食供给来源于国内生产、国际进口、期初库存三个方面，主要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出口以及期末库存的需要。当前，中国基本实现谷物自给，但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国际粮食贸易正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双循环格局下，经济全球化走向全球本土化，做好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既需要全球化思维，又应重视本土化实践。粮食安全既要以我为主、立足自主，又要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1]

　　(一)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内涵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食物消费上表现为需要实现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这意味着粮食安全保障需要达到三个目标：首先，一个国家能够为其国民提供数量充足的粮食，这是“吃得饱”和“吃得好”的前提，即需要充足的粮食供给;其次，一个国家需要让所有国民都能够获得供其所需的粮食，这是解决“吃得饱”的充分体现，即实现充分的粮食获得;最后，一个国家需要让所有国民能够获得营养健康的粮食，这是“吃得好”的必要表达，即粮食产业发展需要围绕消费需求，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双循环格局下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包含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粮食供给能力。传统农学派认为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增加粮食供给量、保证粮食自给率、解决农民问题。[2]粮食供给安全是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基本体现。双循环下的粮食供给能力表现为三个方面：

　　1)粮食供给“以我为主”，同时“适度进口”，粮食产量、单产、自给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均处于较高水平，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2)粮食供给结构与粮食需求结构相匹配，各个品种的粮食供给充足，各种品质的粮食能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和种粮需求都能被满足;3)粮食供给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即粮食供给数量能够满足国民基本生活，粮食的食用品质、营养品质和卫生品质能够达到一定标准。

　　第二，粮食稳定获取能力。FAO最早于1974年提出粮食[1]安全的明确定义：“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该定义将粮食安全描述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此后，FAO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改和丰富，并于2021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最新定义：“人人随时可在物质、社会和经济上获取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满足自身膳食需求和食物喜好，过上活力健康生活”，[2]该定义进一步提高了粮食安全的要求，强调粮食的健康和营养。但无论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做出何种修改，FAO始终认为粮食安全从个人层面来说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权利，而拥有这项权利的核心要义就是获得足够的粮食。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就是国家层面上稳定获取粮食的能力，具体来看，国内外粮食流通渠道应当具有多样性和稳定性，国内粮食价格稳定且消费者可负担，常态下和突发公共事件下国民都能持续获取足够的粮食。第三，粮食产业竞争力。在内循环中，粮食产业竞争力是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竞争要素的能力，其目的是使国家粮食安全获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在外循环中，粮食产业竞争力是中国粮食产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体现出来的国际粮源获取能力、国际市场定价能力和跨国粮食供应链控制能力，其目的是在统筹开放和安全的战略实践中，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双循环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立足国内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正是因为对外开放，中国才能依靠国际粮食贸易补足国内大豆和玉米等粮食的庞大需求缺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际贸易对于粮食安全来说是机遇还是威胁一直没有定论。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学者通常认为国际粮食贸易可以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将粮食由过剩地区运输到短缺地区，从而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的供给能力和获取能力。[3]然而，在“中心-外围”的全球经济循环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国际四大跨国粮商垄断全球80%的粮食贸易量，在收储、物流、海运、金融、贸易等多领域形成对国际粮食贸易的垄断性控制，牢牢掌握全球粮食定价权。

　　欧美发达国家的粮食产业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有强大的跨国粮商掌握话语权。这些跨国粮商不仅在全产业链布局粮食产业的种业、种植、收购、物流、加工，而且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技术，将传统粮食产业推到新的高度。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粮食产业链的终端需求侧、位于粮食价值链的中下游，粮食贸易主动权的缺失使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双循环格局下，促进中国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粮食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再造、提高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根本途径。

　　(二)粮食双循环的交错促进推动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双循环发展战略不同于“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既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注重国际大循环的支撑作用，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重大风险。

　　更重要的是，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双循环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粮食经济的运行也符合双循环发展的核心要义。粮食内循环是以实现国内粮食供需平衡为目标，以国内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畅通作为运行动力，以粮食外循环作为补充支持的粮食经济循环体系;粮食外循环以实现国际粮食供需平衡为目标，以国际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粮食贸易作为主要表现形式，是各国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粮食经济循环体系。

　　粮食双循环的交错促进推动中国粮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粮食双循环能否畅通运行，关键取决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从本质上说，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是高质量实现国内粮食供需平衡的能力，而国内粮食供需平衡正是粮食内循环的目标。粮食内循环从低水平的均衡发展到高水平的均衡点，是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中国粮食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第一阶段，粮食内循环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均衡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较低。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有限的水土资源只能保证谷物基本自给，而无法满足大豆和玉米等饲料粮的需求。为了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目标，必须依靠粮食外循环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来解决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问题，粮食内外循环的交错成为实现供需平衡的必然结果。

　　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引起动物性食物消费增长将使中国越来越依赖国际进口的饲料粮，粮食安全面临更多的国际风险。但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不可能像新加坡等国那样几乎完全依赖粮食外循环，而应该将粮食内循环作为主体、粮食外循环作为补充支持，双循环互相促进，推动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第三阶段，随着农业逐步对外开放，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不断增强，粮食内循环与粮食外循环相互嵌入交错的程度不断加深，粮食内循环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均衡。在这个阶段，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用更具竞争力的粮食产业推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上升至更高水平、在国际粮食价值链占据上游。粮食内循环的畅通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基础，粮食外循环畅通为粮食内循环发展提供外部优势资源。

　　粮食产业发展以更高质量的粮食内循环为动力——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流通市场不断完善、粮食消费进一步升级、粮食产业相关技术持续创新，同时以更高质量的粮食外循环为补充——“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多响应、国际粮食产业布局不断得以完善、国际粮食贸易更加稳定、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更加深入。粮食双循环在交错促进中推动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双循环格局下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理论路径

　　粮食双循环交错促进，高水平的粮食供需平衡逐步实现，粮食产业完成转型升级，粮食价值链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随着粮食内循环的演进经历三个发展层次。

　　首先是粮食供给能力的提升。当粮食供需处于较低水平均衡点时，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在这一阶段，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两种资源，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粮食供给能力的提升。合理使用有限的水土资源确保产能稳定，农业技术创新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资金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通过进口粮食实现虚拟资源转移以缓和国内尖锐的人地矛盾，通过引进边际产出更大的国际生产要素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其次是粮食稳定获取能力的提升。粮食内外循环的联系愈加紧密，粮食贸易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这一阶段，强化流通体系的支撑作用，通过完善粮食供应链实现粮食稳定获取能力的提升。完善国内粮食供应链实现“北粮南运”、产销区粮食调运、城乡间粮食运输的低损耗和高效率;完善国际粮食流供应链实现对外部贸易风险的抵御和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应对。最后是粮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一阶段，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更加凸显，通过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完善国际粮食产业布局、自主创新核心科技、重塑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使中国在全球粮食价值链中占据上游，成为全球粮食市场格局的重塑者和引导者。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面临的困境

　　(一)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受到三重约束要素约束限制粮食供给数量增长。

　　第一，有限的水土资源直接决定了粮食产量上限。中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耕地资源具有人均少、高质量少、可开发少、总量多的“三少一多”特征。[1]作为世界第一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被超负荷使用，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进一步加重负荷。北方地区仅利用全国五分之一的水资源，却生产全国一半以上的粮食，[2]承担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第二，种子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良种能够促进增产，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保障，而目前中国种子行业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种业对外依存度高、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突出问题。[3]

　　例如，美国先锋公司20余个玉米品种覆盖中国东北、黄淮海地区等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威胁。[4]第三，农业人口流失。改革开放后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并推升粮食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上升。[5]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选择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因此，种粮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加。尽管农业机械化进程一直在加快，但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仍有需求缺口，尤其是未来对高素质农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将随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增长。环境约束限制粮食产量和质量的提升。

　　一方面，气候变化给粮食生产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粮食作为一种农作物，其生长和丰收本就依赖自然环境，光照、湿度、降水、温度等变化都会对粮食产量和质量造成影响。气候变暖将导致农作物生长发育受影响、干旱局面加剧、暴雨和洪涝灾害频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1]，这些都会抑制粮食产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传统农业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冲突越来越激烈。[2]

　　严重的农业污染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药残留流入水源，导致水体遭受污染、粮食有害物质超标。过量使用各种化肥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影响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对粮食产量的过度追求忽视对水源和耕地的保护，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使粮食的质量安全难以从生产源头得到保障。贸易约束降低拓展国际粮源的可能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要素约束和环境约束的存在使中国需要依靠国际粮食贸易来解决非口粮粮食国内供应不足的问题。

　　例如，若将2019年中国进口的大豆转化为虚拟水资源和虚拟土地资源的进口，则需要进口451.34亿立方米的水和4662.26万公顷的土地，[3]这相当于2019年农业用水总量的12.26%、2019年全国总播种面积的40.17%。[4]粮食进口来源国过度集中是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最突出的特征和问题，单一的国际粮源使国际粮食流通渠道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

　　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几乎控制全球的粮食产业链和粮食贸易，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也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这样的国际粮食贸易现状下，可供中国选择的国际粮源并不多。以大豆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20年中国进口大豆超过1亿吨，而世界大豆出口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国、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乌拉圭、乌克兰等国家，[5]故中国庞大的大豆需求必须依靠从这几个少数国家进口来满足，尤其对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具有非常强的依赖性。

　　玉米紧随大豆其后，是中国进口量第二高的粮食，进口玉米主要被当作饲料粮和工业粮。稻米和小麦的进口要远低于大豆和玉米，属于调节居民口味、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进口。尽管玉米、稻米和小麦也存在进口来源国集中的问题，但相较于大豆进口量来说要小得多，故拓展其国际粮源也就存在更大的可能性。

　　(二)粮食流通问题阻碍粮食供应链的建设与完善

　　严重的产后损失和浪费降低粮食获取能力。在储藏、运输、加工环节，中国每年粮食损失量在700亿斤以上;在消费环节，浪费的食物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1]

　　粮食增产需要在已有产量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浪费与促进粮食增产相比，效率更高。从另一角度看，节粮减损就相当于直接增加粮食供给、提高粮食的可获得性。造成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的原因是多样的。在储藏环节，粮食入仓方式、储藏技术应用、仓房性能、储粮害虫的发生、粮食发热均影响储粮的损失率。[2]

　　农户由于储粮装具简陋、烘干能力不足、缺少技术指导、储粮环节的节粮意识薄弱，造成巨大的粮食损失。在运输环节，损失主要源于包粮运输数量占比较高、散粮装卸运输次数较多，[3]这种不合理的运输方式不仅极易造成粮食在运输过程中渗漏，还容易导致粮食受潮和霉变。在加工环节，粮食加工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对“精细白”粮食的追求，对粮食过度加工造成粮食非必要的数量损失和营养损失。在消费环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逐渐显现，餐饮行业、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的节粮意识相对薄弱，粮食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

　　逆全球化思潮带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微妙变动使国际粮食供应链合作成为一场结果未知的博弈。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在“美国至上”的观念引领下，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国挑起贸易摩擦、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外交领域破坏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掀起反全球化高潮。[4]

　　美国作为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农业国际竞争力最强、农产品贸易最活跃的国家，是中国大豆和玉米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拥有世界四大粮商中的ADM、邦吉和嘉吉。中国进口粮食、实施农业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推动国际粮食治理始终绕不开美国，未来中美关系变动使中国参与国际粮食竞争与合作充满不确定性。

　　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从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内在机理出发，在分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双循环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立足国内大循环，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

　　首先，畅通粮食生产循环。第一，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作为战略方向，提高粮食的自我供给能力。耕地是粮食生产的第一要素，中国应当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轮作休耕来恢复耕地生产力，并且强化对耕地污染的治理。科技是粮食增产的第一动力，因此，要在保证耕地面积与数量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科技来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以科技创新突破粮食生产自然禀赋的约束、激发粮食生产潜力。

　　第二，以种业创新作为突破口，破除种子“卡脖子”的技术瓶颈。种子是粮食生产的源头保障，要在充分发挥现有粮食优质种源的基础上，增加育种科研资金的投入，调动农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整合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的研发力量，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本土种业集团。

　　第三，以维护种粮农民的权益作为立足点，通过各种政策支持使农民能种粮、想种粮、种好粮。建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满足种粮农户的生产需要;落实各项种粮补贴政策，保障种粮农户的收益;发挥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种植的优势，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第四，以绿色农业作为发展重点，推动粮食种植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减少种粮过程中对水源和耕地的污染;推广高新绿色农业技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粮食的质量;发挥粮食的多功能性，拓展粮食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旅游休闲等领域的功能。

　　其次，优化粮食储备体系。其一，优化收储粮食的库存规模。结合中国实际，确定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保持适度而有序的去库存节奏，给市场和政府决策留足反应时间和调整空间;通过调整农业支持政策分离收储承担的多重政策目标，收缩收储职能范围，确保储备粮在稳定粮食供应和粮食市场上发挥有效作用。[1]

　　其二，优化粮食储备的主体结构。学习发达国家的粮食储备模式与经验，充分发挥“藏粮于民”“藏粮于企”的最大作用，减轻国家储备的负担。进一步改善农户储粮条件，增强粮食主产区农户的储粮能力;规范粮食企业代农储粮工作，通过完善企业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增强代储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其三，优化粮食主销区的应急储备系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粮食主销区的大中城市和乡镇地区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敏感地区，因此，需要保障这些薄弱地区的粮食和食物应急储备，防止出现市场投机、哄抢粮食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最后，牢固国际粮源供应。

　　第一，坚持立足国内和适度进口的原则。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轻微的供应紧张便会导致短期内的需求放大效应，因此，任何时期都不能动摇立足国内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原则。在双循环格局下，坚持适度进口的原则是解决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保护本国粮食产业的双赢选择，是对国际市场粮食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

　　第二，把握粮食进口主动权。对于大豆等进口量庞大的粮食作物，要与相关进口来源国和国际组织进行深度合作，用稳定性更强的中长期贸易协定替代短期合同，减少外部风险的冲击。对于其他进口量相对较少的粮食作物，要将进口中心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分析相关国家出口潜力和外贸环境，尽可能多地选择更多的国家、进口更具比较优势的粮食来分散集中进口的风险。

　　第三，延伸粮食产业链，建设海外粮油基地。创新海外投资方式的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和布局，利用庞大的市场吸引力，在海外投资建设粮油基地和仓储物流中心，与他国粮食企业开展联合经营，建立惠及国内的粮油产品营销网络，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结语

　　本文在双循环格局下探讨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揭示粮食双循环交错促进推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和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总结目前中国面临的粮食安全挑战和威胁，并基于此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给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径。首先，立足国内大循环，做好粮食生产工作，优化粮食储备体系，牢固国际粮源供应，从而提高粮食供给能力，把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其次，只有疏通双循环流通环节的堵点，推进粮食全链条的节粮减损，建设稳定的“一带一路”跨国粮食供应链，与世界各国共建粮食安全共同体，才能做好粮食内外循环的衔接，提高稳定获取粮食的能力。

　　最后，自我提升和对外开放并重，加快粮食产业的现代化发展，用消费升级引领粮食产业发展，在国际粮食价值链上占据高点，从而促使中国粮食产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大循环，提高粮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开放的双循环经济体系中，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才是根本之策。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粮食安全工作有必要逐渐向食物安全的方向拓展，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给、保护居民的食物权、保持食物产业的健康发展将成为国家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重点工作。

　　作者：赵霞凃正健张久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