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良性互动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在深入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后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战略部署‍‌‍‍‌‍‌‍‍‍‌‍‍‌‍‍‍‌‍‍‌‍‍‍‌‍‍‍‍‌‍‌‍‌‍‌‍‍‌‍‍‍‍‍‍‍‍‍‌‍‍‌‍‍‌‍‌‍‌‍。 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深化设计、深入推进体制改革，培育形成自动调节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顺畅的内在机制‍‌‍‍‌‍‌‍‍‍‌‍‍‌‍‍‍‌‍‍‌‍‍‍‌‍‍‍‍‌‍‌‍‌‍‌‍‍‌‍‍‍‍‍‍‍‍‍‌‍‍‌‍‍‌‍‌‍‌‍。 加快培育内需市场体系，需增强自主自强的国内市场供给体系，提高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适配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对外开放

　　作者简介：韩永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特别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经济论文投稿刊物：国有资产管理(月刊)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份全面反映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级刊物，由国务院国资委进行业务指导。

　　一、国民经济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深入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融入全球经济市场，一直是我国追赶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对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与建设，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力持续提升，经济总量不断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我国经济不仅最具发展活力，而且已经成为连接全球产业链上游发达经济体和下游资源供给经济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枢纽。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调整，必须更好地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度提升有机衔接起来，必须立足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使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在各个环节上更加匹配，更加符合和满足国内需求变化的要求。

　　这是2020年以来党中央做出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决策的重大战略背景。 此外，近几年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主导下，世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巨大冲击，市场循环极为不畅。 多重因素的冲击、扰动，明显增大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

　　应该看到，这种冲击不单单是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更多的是来自非市场因素，而且后者的冲击影响远远大于前者。 这种政治、社会和自然的冲击因素使我国未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些情况倒逼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战略思考，必须把发展的根基建立在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必须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更多更好地依赖超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市场，增加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就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在经济、技术发展有了相当大的自主、自立、自强条件和基础之后，必须把生产出来的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本国人民和本土市场; 把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更多地用到增进人民福祉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 这也应该是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重要内容。 这个内涵要求中国经济必须更多地坚持眼光向内，以自主、自立为基础，以畅通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为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深化设计、深入推进体制改革，培育形成自动调节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顺畅的内在机制

　　培育形成自动调节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顺畅的内在机制，是形成和保障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在各个环节上有机衔接、有序畅通、高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畅通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通阻碍国内经济顺畅发展的堵点，提升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体系的适配性。 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健全要素资源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畅通要素资源市场流动的体制机制。 为此，要继续深化推进针对性更强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消除“条条块块”间各种阻隔资源流动、分割要素有效配置与市场化流动的樊篱，坚决化解阻碍我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各种阻力和障碍。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市场配置资源从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化。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现行行政区划下以及行政主导经济发展力量仍然很强的机制下，地方本位主义及其各自追求加快发展的动因，地区间利用行政性力量比拼土地供应、财税补贴等要素资源的不规范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流动不畅、资源配置分散、生产力布局同构和碎片化的情况仍然很多。

　　由于行政区划和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力量大于区域间资源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力量，切割、分化、抵消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情况还不少。 不少调查和研究显示，一些地方通过运用政府投资政策、产业支持政策、低价土地出让政策、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融资支持政策等，争夺产业和项目资源，竞争性招商引资，导致相邻省份之间产业同质化程度仍然较高，城市群内部相近城市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也很高。

　　由于不少产业项目的引入并不是依据地区相对比较优势和资源要素禀赋，而是非理性地以过多牺牲地方公共资源、土地、财政、资金等要素资源换来的、抢来的，使得地区间的主导产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法制化的推动下，近些年地区间实行行政性封锁阻隔商品和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的情况大为减少，但一些隐性的市场樊篱还或多或少地存在。 不少地方仍然采用一些隐形的价格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居民购买本地商品与公共服务，在一些旅游、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上对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实行差异化的价格等等。 这些表现，都是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扭转、纠正。

　　习近平同志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循环。 这就需要各地在未来发展中，特别是眼下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或是开始启动实施规划之际，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坚持系统观念，更多地将一域一地的发展置于全国发展“一盘棋”中来考量，把自身发展更多地放到全国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来统筹谋划; 自觉地将本地区的发展置于贯彻落实国家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来平衡; 理性、客观地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周边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国土空间布局的现实条件下，在客观分析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系统性思考与谋划。

　　要深入学习、理解、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各地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中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的要求。 决不能再走割裂区域间的经济联系、阻止要素流动和自我循环发展的路子。 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效“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努力实现《建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的要求。

　　三、加快培育内需市场体系，增强自主自强的国内市场供给体系，提高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适配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活力与动力，持续发掘市场需求潜力，增强市场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支撑。

　　(一)要继续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放松，并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目前，我国多数产业供给能力相对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区域间生产力布局同质化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资源特别是要素资源配置浪费和竞争无序; 几乎在所有的生产领域都存在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 虽然前几年的去产能改革在消除落后和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有效解决，长期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仍很突出。 而且，新的、动态性的供给需求结构性矛盾还在不断出现。 市场盲目冲动、行政力量盲目支持，助长无效资源配置和低端制造盲目发展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近两年不少地方竞相盲目上马芯片项目就是例证‍‌‍‍‌‍‌‍‍‍‌‍‍‌‍‍‍‌‍‍‌‍‍‍‌‍‍‍‍‌‍‌‍‌‍‌‍‍‌‍‍‍‍‍‍‍‍‍‌‍‍‌‍‍‌‍‌‍‌‍。

　　本该淘汰的低端、落后产能在区域间转移、交易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放松，更加重视和解决供给结构不平衡、长短板不均衡，特别是要解决好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关键环节供给能力薄弱、技术供给不足、关键技术缺失的矛盾。 更多地用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推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去落后产能，去支持落后产能生存并在继续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债务高杠杆。 更多地用市场的力量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和理性竞争，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市场动态平衡”。

　　(二)要积极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扩大消费需求是未来支撑我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 “十四五”期间，我国应该在大幅度提高社会最终消费比率上下更大功夫，保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 近几年。 我国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上升，但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仍然很低。

　　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5 4.%，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仅为38 8%。 这两个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均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与我国最高年份1983年的67 3%和53 2%相比还分别相差11 9和14 4个百分点。 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消费潜力远未释放出来，同时也说明支撑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消费需求提升空间很大，调整、改善需求结构的空间也很大。 应该通过推进系统化的改革和政策安排，加速扭转这种不协调的发展局面，使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稳定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

　　“十四五”期间，应该把促进、扩大消费的着力点，放在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较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切实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有效释放内需市场的消费空间。 到“十四五”期末，力争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6亿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40%; 力争使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60%左右; 使居民最终消费比重提高到45%以上。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将会对扩大消费市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形成巨大推动，自然也会对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重要的支撑。

　　为此，一是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置于政府宏观政策制定的顶端，坚持就业优先政策。 要把保障就业、实现充分就业、有效控制失业率，作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目标，处理好保证就业和促进科技进步以及推进现代化生产的关系，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 要研究推进现行以城镇就业、失业为目标导向的就业计划、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乡村居民就业与失业管理制度缺失问题，将城乡居民就业和失业问题统筹起来，逐步实现全社会就业与失业目标统筹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

　　二是需要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收入有较快且合理的增长。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国民收入产出有较大背离;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率低，与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大背离; 社会成员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支撑不足。 另据统计，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类，我国中等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约为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 5%，中间偏下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则仅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 3%和24%。

　　平均值掩盖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十四五”期间，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进一步发挥收入分配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进步进程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加紧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系统性思考、设计、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注意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更加重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三)要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特别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强制造业

　　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坚持发展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是我国立国强基之本。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尤其是要放在发展制造业上。

　　《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为首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显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019年我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7 2%，比2012年的31 4%减少了4 2个百分点。

　　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倾向与苗头，一些地方和企业不切实际地过多使用现代化生产条件和“智能化”制造，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责任意识不断弱化，使社会就业结构失衡矛盾增大。 金融机构过度扩张、金融业自我循环、不合理的资产与资本配置引发经济“脱实向虚”，都使中央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被弱化。

　　一些虚拟经济发展形成了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无序挤出，实体经济发展的盈利空间被不断挤压、蚕食，线上挤线下、网络挤实体、假冒品牌及产品挤压诚实守信守法经营。 金融业的高利率、高盈利使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成本加大，利润摊薄，许多中小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却承担了许多高额的资金成本、运转成本和社会成本。 这种扭曲的市场结构严重影响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 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制度规范设计和制度安排，努力消除这些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障碍。

　　推进传统产业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升级，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该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传统产业依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即使其进入全盛发展时期，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产业。 国计民生、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大量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产品。 但传统产业必须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脚步，不断地运用新兴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升级，不断地创造出新产品，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社会进步，满足人们现代化生活变化的发展需要。

　　有研究指出，传统产业、传统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是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有高科技企业。 在德国的经济发展中，传统的低技术、非研发密集型企业所生产的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42%，这些传统企业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经济绩效并不比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差。

　　在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既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战略性产业，也要高度重视推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引导、鼓励、支持传统企业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政府要研究制定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有利于引导、促进企业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激励、推动传统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的政策措施，以及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着力发挥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无论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无论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 我国是现代科技进步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在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等诸多方面曾经在一个较长时期具有后发优势。 引进、购买、消化、吸收，追赶与跟进使我国经济与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强大、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世界科技进步的供给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发展需要。 再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长期对我国实行封锁、遏制‍‌‍‍‌‍‌‍‍‍‌‍‍‌‍‍‍‌‍‍‌‍‍‍‌‍‍‍‍‌‍‌‍‌‍‌‍‍‌‍‍‍‍‍‍‍‍‍‌‍‍‌‍‍‌‍‌‍‌‍。 这些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作支撑，先进的生产力来源于科技进步，来源于科技创新。 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立足于增强自主自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更多依靠自主科技创新产品的供给。 《建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并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这是对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以创新推动发展、以科技创新破解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短板制约，特别是有效化解制约内循环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等突出矛盾，突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位置与作用的战略认知和实践认知的提升。

　　贯彻落实“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需要用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率市场两种机制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效力，“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如在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方面，可以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政府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协调推进规划实施，集中国家资金投入，由政府科技部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机构，盯住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盯住国际研究发展动向、盯住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统筹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开展系统性研究、跨学科研究。

　　在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以及推进应用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注意整合发挥科技、工业、发展改革、财税部门和工程院的政策导向力量，统筹规划落地实施、协调支持步调与步骤、整合集中财力投入、组合优化政策体系，更多坚持采用国家招投标的方式，支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联合科研力量较强的企业组成科研攻关联盟，“链条式”“系统性”地组织相关工程技术力量，实施系统性研发攻关，并在推进科研成果加快产业化转化发展上，形成鼓励支撑政策; 在培育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则应更多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利益导向的激励作用，引导、支持企业自觉推进技术创新、技术革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市场的力量锻造、培养形成一批像华为那样有创新意识、有较高创新研发投入自觉、有较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市场主体。

　　激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保护知识产权极为重要。 要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深入贯彻中央已经做出的具体部署。 保护知识产权应该以政府为主体，以法律保护为手段，坚决打击各种侵权违法行为。 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体、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企业协同配合，有效发挥社会监督的共同治理体系。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大政府和法院的作为，特别是主动作为。 不能再让企业自己去花费很多精力、财力自行调查被侵权行为。

　　保护和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还有一个问题十分重要。 就是鼓励、支持社会和企业优先购买、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以激励、推动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 一方面，应该通过规划引导，用好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例如加速折旧，提高对企业技术研发的加计扣除比率，加大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值税、所得税抵扣等政策，降低国产商品生产成本和价格，提高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性价比。

　　充分发挥各行业协会的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组织研究制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改造规划并协调组织推进落实，引导企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和供应链变化，常态化地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活动，不断地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质量、培养品牌。 另一方面，要研究制定鼓励支持企业优先购买国内生产的设备、零部件、技术产品的政策，比如提高设备和零部件购进的增值税抵扣率、政府贴息贷款、进一步优化首台套设备使用等政策，以形成有利于加快提升国内制造业商品技术成熟度、产品质量、供需适配性等的政策环境，实现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打造新兴产业链。

　　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内外需市场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连通、相互促进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经济封闭运行，而是要通过发挥内需动力，吸引外部要素资源自发地、更多地流入中国市场，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加联通、相互依存。 即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推动形成宏达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未来发展中，我们要认真贯彻《建议》关于“以国内大循环吸引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的方针。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的趋利性流动、市场主体寻求追逐商机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19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外国投资者蜂拥回流到快速增长的中国。 报道称，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看看中国的城市化、中产阶级爆炸式增长和消费开支的演变——外国投资者一直试图找到投资这些宏大主题的方式。

　　我国所具有的巨大市场规模、巨大市场需求增长空间，拥有的全球最完整、规模巨大的工业体系和系统完备的配套能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潜力，良好的发展前景，都将是未来国际市场的巨大发展商机，都将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优秀企业、资本、技术要素向中国汇聚。 我们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好这些客观条件; 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高、经济韧性强的比较优势，以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更稳定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安排，利用国际要素助力，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升级; 要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当前，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以及即将开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工作中，在以下几方面我国有条件也有可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和贸易、投资等方面合作，并有利于拓展出新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一是进一步提高我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机衔接条件。 加强供应链合作和价值链、利益链联系，建立和巩固我国稳定的海外重要能源、资源供应渠道和供应基地，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能源、重要资源海外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国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进口依存度高达70%和45%; 铁矿、铜精矿等重要矿产资源进口依存度高达60%以上; 高端芯片、汽车发动机、变速箱、模具等的进口依存度都很高，外汇使用额很大; 石油化工生产所需的一些高端、精细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极高。

　　从长期来看，解决能源、基本原材料供给端瓶颈制约，要靠技术进步加大能源革命，大幅度提高新能源生产比重，下大力气推行节约集约使用能源资源和能源消费替代，逐步减少对海外资源的过度依赖。 从短期来看，必须千方百计加强我国与能源、资源供给国之间的长期经济技术合作，稳定和维护我国的国际市场供应渠道。 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制度和法律保障，来维护海外能源、资源供给国内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十四五”期间，要在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市场开发等方面实施更加积极、有为有效的举措，建立以我为主、长期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基地。

　　二是要研究运用一些有效而又能够被西方国家和国际市场接受的开放合作方式。 以我国拥有的科研力量优势和经济优势，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冲破各种封锁樊篱，积极参与世界基础科学研究，为我国创新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科学研究及科学实验支持，也通过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世界科学研究，为全球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近期，要利用我国在防疫、抗疫走在世界前列，较快恢复经济发展并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主要经济体的优势，加强与西方国家进行人类生命科学、防疫与公共卫生、疫苗研制、医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

　　要根据制约我国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中一些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技术等短板和重要“卡脖子”环节，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研究通过各种可行方式和途径，积极开拓与国外科研机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的渠道。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自贸区政策试验，吸引外国企业在中国自贸区设立生产基地、合作研发基地。 深耕营商环境改善，引进外资企业、加强技术交流合作，稳定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抵充或减少黑天鹅事件和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三是加强与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将达到25%左右。 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共鸣。 我们要抓住契机、因势利导，以碳中和、清洁生产、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为题材，积极主动加强同国际机构、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推进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生态和环境保护发展。

　　以我国承诺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为抓手，积极探索开展与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既受西方国家的响应和欢迎，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科研能力，推进我国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延伸拓展到更广阔的相关领域经济技术合作。 2020年1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20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提出与西方国家在几个方向和领域加强合作的倡议：第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坚定不移落实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 第二，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支持后疫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 第三，尊重自然生态系统，支持在减少土地退化、保护珊瑚礁、应对海洋垃圾等领域深化合作。 我国应该迅速行动、制定细化工作方案，积极开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

　　四是加快推进人民币更多地走向世界市场，加强在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活动中人民币结算地位，尤其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地位、拓展影响。 我国是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和先进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很高的大国，应该利用我国在国际需求市场上的独特地位和长期的供需关系，在出口国推进建立广泛的人民币结算体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日益加深，为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人民币结算体系在沿线国家的应用提供了市场空间。 应该因势利导，积极拓展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加快推进境外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健全有关法规法律、体制保障、运行机制以及监管制度。 在国内，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以人民币为计价、交易、结算货币的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服务贸易等产品出口等跨境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新华网，2020年11月4日。

　　2.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3.黄守宏：《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1日。

　　4.谢伏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政协网，2020年11月12日。

　　5.白春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求是网，2021年1月4日。

　　6.李晓红：《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政府网，202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