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类型与未来走向

　　摘要: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于互助养老产生的原因与实践形态却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此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既受到了养老需求、文化传统与乡贤支持、村庄空心化等影响，也受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驱动，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村庄内生型、内外结合型、社会协助型与政府推动型四种发展形态。针对现存问题，为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完善，应深入挖掘内生需求、利用传统文化、创新供给机制和提高发展能力，走公建民营、规范互助、协同共治和自给自足之路。

　　关键词:农村养老;互助养老;养老模式;人口老龄化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村养老形势日趋严峻。为破解这一困局，国内各地对于创新农村养老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而其中一种投入少、推广容易、可复制性强的互助养老模式开始进入公众与学术研究者的视野，并伴随其推广而不断衍生出农村幸福院、居家养老服务大院、老人协会、时间银行等不同形态。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2018年9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幸福院等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支持多层次农村养老事业发展”……这些文件无疑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起到了政策引领作用。

　　养老方向论文范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尽管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已逐步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但这一养老模式在具体实践与推广中的效果却不甚良好。不仅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互助养老的良性发展，引发各地不断刷新建设数字飙升的短期行为甚至作假的行为[1]，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2]，且受运行成本限制，其覆盖范围也较为有限[3]，更适用于县乡政府和村集体能提供较强资金支持的地区[4]。

　　鉴于目前已有诸多老人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当中，且需求还在不断增加[5]，那 么就十分必要深入挖掘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在这些动因催生下的具体实践形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新型养老模式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以及城乡一体化的良性推进。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产生并非遵循单一的逻辑，而是复杂化、多维度的。从解释的视角看，学界对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产生的原因大体上存在如下四种观点:

　　一是现实需求说，即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产生于老年人的实际需要。一方面，与农村空巢老人疏化的社会网络和缺失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6]，导致其养老选择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应对结果[7];另一方面，还与农村老年人群体对于养老服务的给付能力不足有关，导致其对低成本的养老服务存在较大需求[8]。而互助养老机构恰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熟人社会的“半脱离”过渡场所，帮助其嵌入到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使其能够获取相应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资源，这正是当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9]。

　　二是文化影响说，即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冲突下农村社区互助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结果[10]。有研究发现，超越家庭和血缘关系的互助养老实践由来已久，既有伦理思想基础，也不乏生动案例[11]。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互助、邻里互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互助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社区互助就存在着前后勾连的关系[12]，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和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产生的基础[13]。

　　三是环境倒逼说，即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当前农村特殊社会环境诱致的结果。伴随农村年轻人口长期向城镇单向流动，家庭养老功能的日渐衰弱[14]，而社会化养老服务又没有及时跟上[15]，导致农村 “组织弱化、人心涣散、文化凋敝、精神空虚”，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也覆盖不到[16]，突出表现为农村空巢老年人的照料资源、精神资源乃至医疗资源都存在较大空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老年人自发组织或参与互助养老。

　　四是制度推动说，即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的产生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推动密切相关。如:贺寨平和武继龙通过对大同市水泊寺乡两个村庄合建幸福院的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该地区老年人及其子女养老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17];王潇彬等通过对福建“慈善助老安居楼”的调查发现，慈善机构在农村互助养老项目的资源整合、项目建设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综上所述，农村老人会从自身需求出发，结合自身处境、外部环境与家庭拥有的资源类型和数量，主动和理性地选择能够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的路径或策略[19]。

　　也就是说，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内外两大类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研究对认识和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多停留于对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运营情况和所面临困境的现象描述，而专门从衍生成因角度去深入挖掘其实践形态的研究还较少，不仅缺乏特定理论框架下的深入分析，也缺乏对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据此，笔者试图弥补上述不足，在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村互助养老衍生的内部条件与外部动力进行系统梳理，同时通过建立内外因素交叉分析框架来探讨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类型，指出农村互助养老的未来发展方向。二、农村互助养老衍生的内部条件在实践中，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内部动因是不尽相同的，存在着明显区别，但大体上可从养老需求旺盛、文化传统与乡贤支持、村庄空心化影响三个层面来加以解读。

　　1.养老需求旺盛。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迎合了广大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相关研究表明，老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自理能力、居住方式等都是影响其选择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独居老人往往比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更愿意选择互助养老模式[20]，年龄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生活自理能力越弱的老人也越倾向于选择互助养老模式[21]。这主要是由于低龄老年人普遍身心健康状况较好，乐于接受非传统的养老方式，能够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22]，而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受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束缚较浅，进而对子女养老的期待更低[23-24]。

　　2.文化传统和乡贤支持。

　　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宗族互助的传统，但在传统社会中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主要是以家庭为主体、以宗族为主导的，典型的如中国唐代的宗族赡老制度、宋代的义庄模式以及民国时期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着的过继、孝子会、招赘、邻里互助和乡村互助基金会等。这些组织形式通过地缘与血缘将家族、亲属、邻里紧密联系到一起，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关爱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有效的福利支持，不仅把养老的责任由“小家”扩大为“大家”，还上升到乡规民约的高度，内化于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如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就明确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互助理念，鼓励村民自发的互助行为。这些根植于乡民思想的意识逐渐发展成为村民个体之间的共识和默契，并演变成为村民言行的基本遵循与指南。

　　3.村庄空心化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乡村社会结构日益消解，农村社区组织成为基层政府代理人的行政化趋向明显，公共服务供给功能孱弱[30]。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村老年人从家庭获取养老资源难度增加。在此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普遍不尽人意，本土独居、孤寂留守和异乡漂泊成为了农村老年人晚年的几种主要境遇[31]，他们在物质资源、照料资源和精神资源三方面均存在较大需求[32][33]。在一些经济欠发达、资源稀缺、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十分有限，再加上入住民办养老机构的成本较高，农村老人更倾向于选择互助养老模式。

　　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对于入住老人的个人收入水平要求不高，低收入老人亦可以顺利入住。而农村留守老人参与互助养老好处多多，一方面能够节约生活开支和时间成本，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的水电能源、家具家电的免费使用、饮食方面的低收费、医疗费用的减免等方面，还体现在老人在互助养老机构中因为不需要每天从事做饭、打扫卫生等工作而节约了的时间成本上;另一方面又能够丰富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增加与同龄人的互动机会，在相互支持中获取精神慰藉。但也应该注意到，老年人在互助养老组织中可能还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从而在心理上会给老年人带来一定困扰，他们往往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三、农村互助养老衍生的外部动力

　　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情况上看，其衍生不仅受内在条件影响，还存在外力驱动的现象。

　　1.政策扶植和村“两委”推动。研究表明，政府行为会影响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方式的认知与评价，且农村老人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偏好[34]，即一般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肯定某种养老方式后老年人才会放心选择该种养老方式。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对新型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持有怀疑态度，而当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这一养老模式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老年人的疑虑。

　　四、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类型

　　如上所述，学界认为，农村互助养老衍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受到养老需求、文化传统与乡贤支持、村庄空心化等内在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环境外力因素的制约，但主要是老年人自主选择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产物[41]。由此，笔者引入库尔特.勒温“群体动力理论”的相关观点，即将人的行为视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42]，一并将内外两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但考虑到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性，本部分着重将内在需求作为衡量互助养老衍生内在条件的主要指标，将政府投入作为衡量互助养老衍生外部动力的主要指标。

　　五、农村互助养老的未来发展走向

　　通过上文对于农村互助养老衍生动因及实践类型的深入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逻辑是不尽相同的。总的来说，政府投入和内生需求越高，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就会发展得越好;相反，如果政府在互助养老模式的建设和管理上大包大揽、层层控制，往往会导致农村互助养老机构的自身管理能力不强、筹资能力萎缩，从而削弱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还要注意到，完全依靠少数农村老人的自发自觉以及社会精英的带动来发展互助养老也是不现实的，这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多方协同共治，应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进行积极探索，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向着手:

　　1.深入挖掘内生需求，走公建民营之路。通过上文对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的梳理发现，农村老人对于互助养老服务需求较多，但囿于传统“养儿防老”观念而在思想层面存在较多顾虑，而一些地区互助养老机构运营不良的事实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老人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选择。基于农村老人参与互助养老行为逻辑的个体差异，高收入老人往往更加看重互助养老模式的精神慰藉功能，而低收入老年人则更加看重互助养老低成本优势。

　　这就启示我们:一要加强宣传，深入挖掘农村互助养老的内生需求，逐渐转变农村老人的养老观念，使老年人及其子女突破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的思想束缚;二要提高互助养老的保障 层次，丰富互助养老的供给内容，转变社会对互助养老层次低的认知;三是探索实施互助养老的“公建民营”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互助养老机构，也可适当向老年人收取一定费用，以保证互助养老机构的可持续运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宜生搬硬套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保障层次进行定位，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探索务实、高效、低成本的互助养老模式。

　　2.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走规范互助之路。通过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和互助文化传统浓郁的地区往往可以自发地产生具有互助性质的农村养老模式。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养老活动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和正面支持，往往也能够发展得较好[38]。

　　参考文献:

　　[1]赵志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2]刘妮娜.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3]高灵芝.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定位和运营问题及对策[J].东岳论丛，2015(12).

　　[4]周娟，张玲玲.幸福院是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好的选择吗?———基于陕西省榆林市R区实地调查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5).

　　[5]赵志强，杨青.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J].农村经济，2013(1).

　　[6]陈际华，黄健元.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社会资本的缺失与补偿———基于苏北S县“老年关爱之家”的经验分析[J].学海，2018(6).

　　作者：李俏孙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