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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影响的实证检验

时间:2020年12月03日 分类:免费文献 次数:

摘要:自贸区建设是新时代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文章采用我国2001一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自贸区设立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对投资水

《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影响的实证检验》论文发表期刊:《统计与决策》;发表周期:2020年第23期

《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影响的实证检验》论文作者信息:孙英杰(1987—),女,辽宁瓦房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林 春(1985—),男,辽宁黑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 康 宽(1994—),男,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摘要:自贸区建设是新时代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文章采用我国2001一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自贸区设立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对投资水平和出口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自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经济“三驾马车”;双重差分法

  0引言

  自贸区建设既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关于自贸区建设与地区经济增长,谭娜等(2015)以月度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法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成立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工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总额月同比增长率分别提升了2.69%和6.73%。殷华和高维和(2017)以季度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法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设立对其GDP、投资、进出口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制度创新的深入,效果变得更为明显。刘秉镰和吕程(2018)以月度面板数据和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设立对货物进出口贸易、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不同自贸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叶修群(2018)问以季度省级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GDP增长率的提高,但这种促进效应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还发现促进效应也存在地区异质性,上海和广东两个自贸区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效应,天津和福建两个自贸区表现为对第二产业的促进效应。张军等(2018)四以年度省级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随着自贸区数量与时间的增加,这种促进效应表现为“U型”态势,同时内陆型自贸区促进效果要优于沿海型自贸区。应望江和范波文(2018)以季度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法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促进了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且平均季度贡献度表现为:上海自贸区约2.27%、广东自贸区约1.18%、天津自贸区约3.55%、福建自贸区约0.70%。关于自贸区建设与资本流动,项后军和何康(2016)以季度省级面板数据和PSM-DID法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设立对其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表现为对外投资的效果要优于实际利用外资的效果。而韩瑞栋和薄凡(2019)四以年度省级面板数据和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实际利用外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促进效果方面FDI优于0DI。关于自贸区建设与保险服务贸易,徐美芳(2014)l认为上海自贸区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关于自贸区与地方治理转型,潘同人(2015)认为自贸区建设有利于促进地方治理的转型,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实现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升。综上可知,自贸区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自贸区建设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影响。

  而现阶段拉动中国经济最有力的“三驾马车”仍然是投资、消费和出口,那么自贸区建设会对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现有的研究文献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虽然有一些关于自贸区建设对投资和出口的探讨,也仅是基于上海自贸区。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中国200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以期为自贸区建设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设计

  1.1模型设定

  为了能够准确检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本文借鉴叶修群(2018)的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

  1.2变量选取

  (1)经济“三驾马车”。樊启祥等(1997)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出口需求)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扩大内需,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采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消费水平(Consumption);投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会进一步扩大需求,影响经济社会的供需结构,另一方面还会产生风向标效应,带来经济结构的倾斜,这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助力,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投资水平(Invest);以出口为代表的国外需求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引擎作用,但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传统以出口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悄然发生改变,进口贸易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本文采用净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出口水平(Exp)。

  (2)自贸区虚拟变量。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2015年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成立,2017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共7个自贸区成立,2018年海南自贸区成立,2019年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6个自贸区成立。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效果的时滞性,本文选择2001-2017年为样本考察期,而在此期间,以自贸区设立时点为基准,某一地区设立自贸区之前为0,设立自贸区之后为1。

  (3)控制变量。影响经济“三驾马车”的因素有很多,这里借鉴任保平和文丰安(2018)“的研究,选择政府支出水平、人力资本质量、创新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环境治理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财政支出水平(Budget)采用财政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质量(Quality)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创新水平(Create)采用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环境治理水平采用环境治理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

  1.3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我国2001-2017年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实证分析

  2.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可知,第(1)、(3)、(5)列的估计系数是在未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得到的回归结果,第(2)、(4)、(6)列的估计系数是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得到的回归结果。

  从消费水平来看,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自贸区的设立对消费水平均产生了负向作用,这说明自贸区的设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可能是因为与高度开放政策下的自贸区建设相比,我国流通业发展存在着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相关消费制度不健全以及外资企业冲击本土企业等一系列问题,进而造成我国流通业消费水平相对偏低吗。同时,自贸区建设也会对本土产业结构及供需结构产生影响,并有可能引致资金外流和影响投资倾向,进而削弱了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从投资水平来看,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自贸区的设立对投资水平均产生了正向作用,这说明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投资水平的提升。可能是因为自贸区建设中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传统外商投资管理中存在的灰色地带,降低了外商的准入门槛,有利于外资企业的资金注入以及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进而促进投资水平提升。从出口水平来看,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自贸区的设立对出口水平均产生了正向作用,这说明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净出口的提升。可能是因为自贸区建设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带来经济快速增长,还能够通过进口克服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瓶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等,进而实现净出口水平的提升[14]。

  2.2稳健性检验

  前文结果表明自贸区建立对投资水平和出口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一结论有可能会因一定的政策倾向性或自贸区设立时的主观选择性使结论产生偏误。因此,接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1)变更控制组。前文以除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外的27个省级行政区为控制组,2017年增设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共7个自贸区,2018年增设海南自贸区,2019年又增设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6个自贸区。考虑到2019年成立的自贸区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只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和海南从控制组中剔除,以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为实验组,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从表3可知,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自贸区的设立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基本保持一致,即自贸区设立对投资水平和出口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本文的结论较为稳健。

  (2)反事实检验。如果将自贸区设立时间提前,会对经济“三驾马车”产生何种影响呢?如果滞后3期或4期的自贸区变量系数显著,则意味着经济“三驾马车”的变化很可能是由其他政策所引起的,自贸区设立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很可能不存在。反之,则说明经济“三驾马车”的变化源于自贸区设立。从表4可知,滞后3期和4期的自贸区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经济“三驾马车”的变化均不是由其他政策所引起的,而是由自贸区设立所产生的。

  3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200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自贸区设立对经济“三驾马车”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对投资水平和出口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自贸区设立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净出口的增加,但会带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减少。变更控制组检验表明前述结论是稳健的,反事实检验表明经济“三驾马车”的变化是由自贸区设立所产生的。

  通过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启示:一是自贸区建设对投资和出口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并设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创新管理模式,促使企业、居民乃至地区经济快速地适应自贸区建设所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下获得高质量发展。二是自贸区建设对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反向影响。因此,应加大对供需结构的调整,建立并完善相关消费制度,采取供应链,线上、线下一体化,独家定制等生产经营模式,丰富产品种类,创新服务模式,完善国内需求市场机制,削弱自贸区建设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三是自贸区建设提高了我国的开放水平,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应进一步助推贸易自由化与消费需求多元化、投资竞争高质量化以及进出口贸易优质化的融合,以此助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娜,周先波,林建浩.上海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J].国际贸易问题,2015(10).[2]般华,高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了“制度红利”效应吗?——来自上海自贸区的证据].财经研究,2017,43(2).

  [3]刘秉镰,吕程.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合成控制法的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8,(3).

  [4]叶修群.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经济增长——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8,(4).

  [5]张军,闰东升,冯宗宪,等.自贸区设立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动态视角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8,(11).

  [6]应望江,范波文.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一基于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11).

  [7]项后军,何康.自贸区的影响与资本流动——以上海为例的自然实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8).

  [8]韩瑞栋,薄凡.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9,(7).

  [9]徐美芳.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与上海自贸区贸易自由化探析——

  以我国保险服务贸易为例]上海经济研究,2014,(7).

  [10]潘同人.“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

  [11]类启祥,袁希民,席丹,等.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的基本特点].学习与实践,1997,(1).

  [12]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

  [13]和松灿。自贸区建设背景下流通消费存在哪些问题]人民论坛,

  2018,(30).

  [14]吕世平,汪来喜正确认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经济经纬,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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