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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人类学视野下庭院戏剧的仪式化实践

时间：2021年08月25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摘 要：庭院戏剧依托既有的历史建筑环境，用仪式化手段进行戏剧时空、剧情故事、观演关系的构作，使得其演出过程成为受众过渡礼仪的阶段性体验过程。从环境戏剧的视域来观察，庭院戏剧建构了有别于普通大剧院戏剧的本土性特征，召唤和引发了类似于仪式的集体

　　摘　　要：庭院戏剧依托既有的历史建筑环境，用仪式化手段进行戏剧时空、剧情故事、观演关系的构作，使得其演出过程成为受众“过渡礼仪”的阶段性体验过程。从环境戏剧的视域来观察，庭院戏剧建构了有别于普通大剧院戏剧的本土性特征，召唤和引发了类似于仪式的集体记忆、情感欢腾和交往活动。

　　关键词：戏剧人类学;庭院戏剧;仪式化;“过渡礼仪”

戏剧文化

　　戏剧与仪式之间的隐喻关系是人类学长期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戏剧理论援引仪式理论，戏剧理论家引导人们共同参与、创造仪式化戏剧;另一方面仪式理论摹仿戏剧理论，人类学仪式理论家也因类戏剧的结构观点而独辟蹊径。”①由古希腊戏剧肇始的“仪式假定”，至今都是戏剧人类学不可回避的学术原点。仪式化的戏剧在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谢克纳等戏剧家手中，从观念狂想变成剧场实践。“环境戏剧”的提出者谢克纳就强调“表演研究”不能仅仅研究戏剧或演剧，而应该重视或重新发现突出仪式的表演。②庭院戏剧，顾名思义就是在庭院里演出的戏剧，“很大程度上也是小剧场运动发展中空间观念革命带来的‘环境戏剧’的一种”。③

　　戏剧文化论文范例： 形体语言在戏剧表演中的实施对策

　　中国的庭院戏剧，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皇家的梨园戏曲，以及后来达官贵人私邸豪宅的私班演出。随着戏剧演出的大剧院化，庭院戏剧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自2011年起，昆明出现庭院戏剧演出并逐渐蔚然成风，学者吴戈称之为“昆明庭院戏剧运动”④。学者方冠男注意到，从2015年至2018年上半年，庭院戏剧在昆明城市新创剧目中比重从40%增加至88%，并对庭院剧场的建筑历史和功能变迁进行了梳理。⑤笔者发现，比起演出环境同质性较强的大剧场而言，庭院戏剧在构作诸环节中均有意识地进行了仪式化实践。本文将庭院戏剧嵌入活动事件中进行个案描述，重点解析庭院戏剧的仪式化实践及其功能、价值。

　　一、庭院戏剧演出的个案

　　笔者2019年以来持续对莲花池庭院剧场、昆明马家大院、南强街88号以及巍山古城刘家宅院的庭院剧场活动进行了调查。案例一：以2019年5月11日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剧场的庭院戏剧《问心》第186场演出为例。位于昆明市学府路与教场北路交叉路口的“莲花池庭院剧场”原名“安阜园”，占地约61亩，是莲花池公园中的一处别院。据考证，“安阜园”是明末清初时吴三桂为其宠妾陈圆圆修建的别院。

　　相传吴三桂为解爱妾思乡之情，将“安阜园”的整体布局建造成了充满浓郁苏式园林风格的建筑群落。2008年，昆明市政府对莲花池公园进行规划和改造，完成了“安阜园”(包括妆楼、燕安堂、虎阜堂、听雨榭、堂、座啸亭、澄怀亭)主体建筑的复原和修葺工作，后由云南中威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冠名为“莲花池庭院剧场”，重新对外开放。莲花池庭院剧场并不与公园共用入口，需从北门单独入内。经工作人员检票之后，观众走过宽敞的广场，便步入曲折幽静的连廊，转进亭台楼阁与水榭假山之间。

　　沿途陈列着与莲花池公园相关的历史名人简介、书画展品，走廊里摆放着《问心》的剧照。观众需要在身着民国服饰的“丫鬟”的指引下才能顺利来到演出所在地。演出场地呈品字形结构，正上方是约二十平方米的舞台，舞台下方中央有约宽两米、长十米的通道，观众席对称地分布在两边。主舞台后面、左右两边的厢房分别代表了剧情中的三户家宅。天井盖下方的观众席放着复古实木圈椅和独凳，加上四周走廊的加座，至多可纳一百三十余人观看演出。观众找座位之时，小厮、丫鬟们踏着小碎步进进出出。戏还未开场，就做足了势头。

　　傍晚7点30分演出正式开始。一位头发花白的商贩演员挑着担子从中间通道上场，向观众售卖纸包的点心。观众们起初错愕不已，但很快明白自己早已身处戏中，于是纷纷掏出零钱购买“民国味道”的纸包花生仁。得益于庭院本身的环境优势，四通八达的出入口方便了演员的上下场，观众需要不断调整视点参与到剧情中，成为剧情中古玩街上的路人和看客。该剧主要讲述了清末民初，主人翁穆子羽在内忧外患、世道混乱的古玩街竞争中如何斗败诸多古董大玩家，恪守儒商之道，守护民族大义的故事。第一幕是惊心动魄的“古玩斗口”，穆子羽识破做旧赝品，声誉如日中天，好友不慎为假国宝倾家荡产;第二幕是军阀仗势用赝品套钱，穆子羽不畏强权挺身而出，真藏家托付传奇国宝;第三幕是真国宝引出隐匿的做假大奸，穆子羽为守护国宝饮鸩而亡。

　　晚上九点，血红灯光和白烟笼罩着庭院，观众脚下是满场碎裂的瓷片，演出悲壮地结束了。在观众的喝彩声中，演员们(学生)依次上前谢幕，脸上露出激动而羞涩的表情。最后由穆子羽的扮演者，也就是《问心》的编剧和导演、大学老师杨Y(代称)总结发言。七八位观众捧着花束上台献花，或是熟人捧场，或是慕名而来，掌声热烈而持续。观众有一部分是演员们的好友、同事和亲友。人们三五成群，合影留念，讨论剧情，互相酬唱。此时的莲花池庭院天井剧场似乎恢复了它历史上的功能，成为主人家交友会客的地方。有观众说，此剧如果不在庭院演出，效果就不会这般好。案例二：以2019年10月1日大理巍山古城刘家大院庭院戏剧《露茗》的演出为例。

　　《露茗》的演出剧场刘家大院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巍山古城内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为“三坊一照壁”与“四合五天井”组合的“六合同春”民居建筑。据管理宅院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当时马帮文化兴盛时的商人刘增家。刘家大院内布置的字、画、匾、对，无处不体现出当时茶马贸易的兴盛，有对联“硬汉闯雄关普茶藏马易南北，铁蹄踏古道杭绸缅玉换东西”为证。刘家大院是清末建筑，庭院天井被布置成大茶铺，共摆放六人位的桌椅十套。每一桌像茶馆一样，以桌子为中心朝舞台方向摆放木椅。桌上放置了果脯、糕点、茶具等，整个庭院布置与茶铺的主题故事相呼应。

　　两侧厢房前放置八张长条凳，整个剧场可容纳观众一百余人。不同于传统的平面舞台，巍山庭院剧场把堂屋、两侧厢房、二楼等统统利用起来，创造了更多维度的演出空间。而且，剧团每次在表演前还会举行拜关公仪式。该剧讲述了大茶铺里发生的家族争斗和主人公苏零露对茶艺、茶道坚守的故事。开场七分钟，就是一场充满仪式性的祭茶大典。

　　女主角在舞台中央跳着祭祀舞，祭茶大典的 主持人高声宣读着敬茶仪式。瞬间，数十名白衣茶女从观众后方鱼贯而入，在观众席的各个桌子面前站立，按照仪式要求依次完成净手、赏茗、润茶、注水、出汤等动作，将泡好的茶分奉给观众。最后，茶女们在女主角的带领下，完成一拜神农、二拜茶圣、三拜关帝的仪式，整个祭茶大典才算完成。第三场的斗茶大典与开场的祭茶大典互相呼应。

　　日本人为争夺茶王印，要与众人斗茶。众茶行的茶女和日本茶女斗茶，是以室内剪影形式完成的。当众茶女应战失败后，女主角与日本茶女将斗茶场地从室内迁至观众席中间，面对面席地而坐。此时其他表演区域的灯光逐渐熄灭，追光打在二人身上。后排看不见的观众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将两位演员围住，仔细观看她们的斗茶过程。

　　最终女主角苏零露以“龙虎斗”力压日本茶女千叶佳代的“抹茶”。观众们被斗茶的仪式过程所震慑，眼神之间相互交流着中华茶道胜利的自豪。尤其是，第一天第一幕演出结束时，剧组还邀请了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字先生来到大茶铺表演彝族“懒腔”助兴。观众多为当地的政府官员、文化名家及他们的家友亲眷，也有剧组人员的亲友团。演出结束后，人们聚在一 起品茶论道，两位学生演员现场制茶，而主创杨Y则给大家讲解“龙虎斗”与“抹茶”作为斗茶茶品的原因和过程，直至深夜十点半。

　　二、庭院戏剧的“过渡礼仪”特征

　　人类学关于“过渡礼仪”的分析范式，不仅可以用来解析庭院戏剧的演出过程，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庭院戏剧的亲历过程，反观到观、演双方的文化行为本身，即群体如何通过戏剧形式共同建构文化观念、秩序和意义。从庭院戏剧演出前的各种活动开始，到戏剧进行时的“非日常状态”，再到戏剧结束后人们回到现实世界，其具备了“过渡礼仪”中的分离、认知性阈限和聚合更新①的结构特征，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涵。

　　(一)分离阶段从开场前陆续走进庭院剧场时起，观众便要从庸常的社会空间跨入高度压缩的戏剧空间，悬隔自己的社会身份，与现实世界短暂分离。比如“莲花池庭院剧场”的主体演出区域，分为内外两个空间。从入口处进入园内，从影壁处转过身，便能看到由长廊、山石、水榭和妆楼所组成的室外露天式演出空间。笔者途经水榭边，看到庭院戏剧《问心》中的“穆老爷”正独坐在水边，人境融为一色，恍如隔世。

　　又如“巍山刘家大院剧场”，在进入其真正表演区的过程中，观众需要不断跨过从外庭到中庭，再到内庭的五道门槛。各道门槛形成了一种从外到内、层层入戏的过渡通道。门内的文物陈设，丫鬟或小厮盈盈相待，其实都可以视为在帮助观众从世俗身份中分离出来，进入悬搁的戏剧空间中。通往主表演区的通道及其周围象征性的物象、人事，都标示着“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称为‘旧有形式’)，或二者兼有———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②，从而进入到戏剧欣赏和心理期待的“渐进”过程中。相较于普通大剧院来说，这个“渐进”过程处于被逐渐“拉长”的状态。

　　一是源于演出空间的“渐入”性。由于演出环境内嵌在更大的庭院环境中，观众进入戏剧时空并非只从正式表演开始，而是从踏入庭院剧场的时刻就开始了。二是源于表演后台状态的前置化。人们并非正式演出时才看到演员，而在开演前就会与丫鬟、小厮和老爷“巧遇”。可以说，庭院剧场中被拉长的“渐入”过程给予了观众充分的、形式意义上的“分离”准备。相应地，当演员给观众指路时，他们当下的分离准备也就开始了。

　　(二)阈限阶段在正式演出开始之后，无论对于观众还是演员来说，都会随着剧情逐渐进入到“阈限”期，也就是“凡是通过此地域去另一地域者都会感到从身体上与巫术-宗教意义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一种特别境地”。③对于庭院戏剧而言，这种特别境地的特征是：去世俗化的体验时空、高体验的神圣状态与去身份化的互动态势。

　　三、庭院戏剧仪式化的本土建构

　　庭院戏剧的仪式化实践活动，依存于客观环境结构和主观创作意图相结合的实践场域中，体现了较为突出的本土建构特征。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③，凸显了当代全球化体系中本土文化知识建构的意义价值，即区别于一般商品的地方性事物的差异性价值。庭院戏剧仪式化实践的本土诉求，往往是通过历史、民族与地域等基本维度构建的。

　　1庭院戏剧往往通过重返历史重大时刻，将故事的时间仪式化，赋予人们的现实经验以时间之链。一方面，庭院戏剧被构作成了一个不仅空间属于过去，时间也在彰显过去的作品。庭院戏剧《问心》《露茗》《琉璃》《昆明老宅》等剧目，均定位在民国纷乱、抗日战争、昆明解放等重要历史时刻。《问心》的故事时间是模糊的，但通过剧情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带领着观众集体回忆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的国难时刻。《露茗》通过贩卖军需茶、日本茶女挑衅等事件， 暗合了民国时期的峥嵘历史岁月。

　　《昆明老宅》展现了日本空袭昆明、抗日战争、昆明解放等重大历史时刻。另一方面，庭院戏剧并非只简单指向过去的时间，而是通过历史时间赋予现实时间以神圣意义。对于过去时间重要性的表述，更多地是想让历史时间或者历史事件，与当下的时间点产生关联。如笔者2019年12月9日走进马家大院观看《昆明老宅》，殊不知当天是卢汉起义、昆明解放的70周年纪念日。

　　当总编剧在现场激昂慷慨地把这一信息告诉观众时，现场掌声雷动。巍山刘家大院的《露茗》，每年都选在国庆节期间进行演出。主持人在现场回顾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时刻，强调本场演出的重要意义，以表示对祖国华诞的庆贺。这种“在历史”中的时间表述方式，将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等元素，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激活，重温其情境，加深其意义。“神圣性并不直接依附于既成物的内容，而是依附于它产生的过程，不依附于它的性质和属性，而是依附于它过去的创始。”①

　　庭院戏剧把自身置于时间间隔之中，置于历史的深度之中，以催生出普通剧场难于言喻的神圣感体验。除此以外，莲花池庭院剧场版的《露茗》往往选择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进行公演，而这些时间的选择反映出来的又是国人对于自然时序、先贤祭祀、祖先崇拜的追求。其实，对于生活在城市工业时间序列里的人们来说，内心极其渴求仪式感，而庭院戏剧则顺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建构了日常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内涵关联，传递、分享了特定历史时间中的集体记忆、情感。

　　2庭院戏剧仪式化实践在视觉外观和活动载体上采用了大量民族文化元素。

　　《问心》中的仿古器物和中式桌椅在庭院天井里摆放整齐，两侧厢房门锁精致。男人们身着民国时期的长袍、马褂，戴六合帽，女人们则身着精美刺绣的上衣下裙。《露茗》中，柳条藤椅、古朴茶具，就连热水壶也都是复古设计，整个剧场被装饰成大茶铺。演员们同样身着民国时期的典型服装，女主角由于嫁到了彝族安家，因此穿着彝族贵族的服饰。众茶女则采用了中国古风式的、衣袂飘飘的白色汉服。庭院戏剧将环境、造景、化境结合起来，发追远思古之情，诉民族历史之事。除此之外，庭院戏剧仪式化实践的直接载体就是其标志性的民族文化事项及礼仪。

　　《露茗》讲的是“茶”道，《问心》讲的是“瓷”理。《露茗》开场就是充满仪式性色彩的祭茶大典，台上的演员在神秘的祭祀音乐中庄严站立，而女主角苏零露则在追光下跳着祭祀舞。她手持茶杯茶壶，与背景祭祀音乐节奏相配合。众茶女奉各大名茶进场，分立于观众席之中，表情庄重、屏息凝神。众茶女随着仪式指令， 依次完成净手、赏茗、润茶、注水、出汤等动作。最后，女主角结束祭祀舞蹈，带领众茶女完成了拜神农、茶神、关帝的仪式。这一系列“仪式不仅追忆了过去，而且还借助名副其实的戏剧表现方式将过去呈现出来，这就是仪式的全部内容。”②

　　女主角苏零露在这个仪典中，表演的是茶神烹茶、享茶和与众同乐的过程，祭祀者此刻成了茶神的化身。第三幕中日斗茶大赛，主角苏零露的胜利就不仅仅是角色的胜利，而代表的是中国茶道的胜利。《问心》中三足奁、鸡缸杯、汝窑丛的鉴别过程跌宕起伏，展示了密集的中国文物知识细节。男主角穆子羽仿佛文化礼仪的导览者，带领着观众从情感式的故事体验转变为知识型的文旅体验……可见，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凸显，并渗透到观众的精神世界中。

　　结语

　　环境戏剧的主要特征是观众的参与，在演出过程中戏剧与仪式之间不断双向渗透。庭院戏剧成为这股潮流中令人瞩目的探索和实践。在普遍同质化的各地文化竞争中，空间场域的变革中赋予了庭院戏剧当仁不让的机遇，成为地方文化主体进行仪式化实践的重要载体。庭院戏剧有效地用仪式化手段，进行戏剧时空、剧情故事、观演关系的构作，使其演出过程成为受众“过渡礼仪”的阶段性体验过程，引发了类似于仪式活动的集体记忆、情感欢腾和交往行动，促进了历史的、民族的、地方的多重复合认同。

　　庭院戏剧中所蕴含的这种象征化仪式行为，对于在场者所施加的影响其实非常隐蔽。它容易隐藏在艺术精英们所从事的纯粹创作表象下而被忽视，但事实上却具有很强的改变戏剧静态审美习惯、强调身体在场体验的潜力，这对于建构当代城市戏剧新格局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曾静，朱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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