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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期刊发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时间:2016年01月25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本篇文章是由《 政策 》发表的一篇政治论文,创刊以来,在编委会正确领导下,《政策》杂志始终坚持宣传政策、研究政策、服务决策、指导工作的办刊宗旨,按照紧贴省委中心工作,力求做到让省委领导满意、广大读者满意,切实增强针对性、指导性、可读性的总体

  本篇文章是由《政策》发表的一篇政治论文,创刊以来,在编委会正确领导下,《政策》杂志始终坚持“宣传政策、研究政策、服务决策、指导工作”的办刊宗旨,按照紧贴省委中心工作,力求做到让省委领导满意、广大读者满意,切实增强针对性、指导性、可读性的总体思路,不断提高刊物质量,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成为全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掌握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从事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顺利开展工作的良师益友,被誉为“湖北第一刊”。

  论文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大大提升了该领域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基础,但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应当借助学科这一平台积极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课程教材以及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端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这大大提升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它有助干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凝炼研究方向,开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综合性学科,旨在全面地反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这就决定它必然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自己的范围。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再到制度形态的转变,也经历了从部分地区向世界范围广泛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对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伴随着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和流派这些理论、思潮和流派,有的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尽管并不科学,但它毕竟是复杂多变的时代的客观反映,并在实际生活中曾经或者还在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严峻挑战。对这些思想、流派和思潮,无疑应当给予认真的对待和深入地分析研究,吸收和借鉴它们的积极成果,驳斥和批判它们的错误观点,在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垒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的学科,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相邻学科专业在研究内容上相互交叉但又有自己相对确定的范围,它偏重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既考察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联系性,又注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的变化和演进,以及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强化学科意识,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范围,理顺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

  二

  成当肯定,l970年代末以来,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十分活跃的一个领域。大量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一批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支有志于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逐步形成,一些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成立,不少高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交流也逐步增多。这些都为国外屿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同时应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二级学科而言还是相对薄弱的,学科建设的积淀还不够雄厚,要把它建设好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虽然我们这些年翻译出版了大批相关的著作和文章,取得r一批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比较表面的,许多研究往往浅尝辄止,欲说还休,该肯定的思想没有得到充分肯定,该批判的观点没有受到应有批判。从广度上说,我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关注比较多的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得比较少。像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作的深层次的反思,拉美地区一直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更不用说深入的研究了。同时,我们对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得比较多,而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包括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得则不够。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构想,还是研究力量的整合、教材的建设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尤其是涌现出了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骨干力量,但由于长期缺乏学科的支撑,各单位的研究力量都是相对分散的,能够形成整体力量和产生较大影响的研究团体还为数不多。甚至原有的研究力量在一些高校的院系整合调整过程中被削弱和边缘化,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从教材方面建设来看,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相关教材,但适合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系列亟待建设,特别是全面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材如何编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除了在理论积淀、队伍形成、教材建设等这些“硬件”方面存在问题外,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困难更多地还在于“软件”方面,尤其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据以进行评价的“准绳”的掌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各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又有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有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对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有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又有单纯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面对如此广泛复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对它们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并非一件易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极不相同。例如,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和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不约而同地把“总体性”的概念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萨特、法兰克福学派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阿尔都塞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主义的阐释。又如,“欧洲共产主义”在战后普遍放弃“暴力革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替代等。

  凡此种种,我们如何才能认定它们的理论、观点、实践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何才能客观地评价它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得失?如果这个“准绳”掌握不到位,那么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评说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无的放矢。从原则上讲,我们当然可以说,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作家本人的思想为评价的准绳。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通过与他们文本的“对话”来获得他们的真正思想,如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正视这一问题,它都是无法摆脱的。当然,同西方一些学者借口后人无法克服与文本作者之间时空距离因而无法把握经典文本的“真精神”不同,我们相信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可以接近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思想,尽管完全的复制是不可能的,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是能够通过解读而揭示出来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会走向相对主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准绳”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它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理论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何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为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我们应当借助这,一平台积极进行学科体系、课程教材以及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建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端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与其他二级学科以及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应当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整体当中去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以及与其他相邻学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的需要。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它们理论的分析评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需要借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就国外马克思主义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那就既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公允、客观、科学的评价,也难以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的理解。

  其次,既要克服“唯我独尊”、“唯我独马”的贵族习气,又要摒弃毫无批判态度。这两种倾向住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是同时存在的。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往往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化身,从认定的概念出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思潮,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律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先入为主地给它们戴上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完全忽视它们理论创造的具体历史背景、时代主题和文化传统。另一种相反的倾向足,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持一种无批削的态度,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移植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来,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乱。这陌种倾向都应予以摒弃。真正可取的态度是,要力求了解国外马觅思主义产生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关注的主题,了解它们理论的米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加以细致地分析和别,既吸收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又澄清它们附加或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再次,要积极开展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对话与交流。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很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研究主题不同,而且也表现在话语卜的差异。加强对话与交流,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消除因为这些差异而导致的误解。特别是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只是对既往的流派、理论的研究,而且更要关注跟踪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全球化这一共同的背景下,通过对话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种种不同观点,同时发表我们自己的见解,这既有利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助于扩大我们对国际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加强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交流的同时,更需要加强与国外的交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多邀请国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参会和讲学,多派人出国留学和参加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等,这都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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