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上古文明史的颠覆与重构

　　读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是一种探险，为这部大作写书评则是一种冒险。这部著作糅合了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多学科理论，学术面向非常广泛，理论构建极为缜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轻率的评论，都可能对作者及其著作构成误读。

　　一是突破了当下学术研究的固化路径。在现有学术体系下，学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满足于在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水线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专业雷池一步，结果把可以很有趣的学术研究，变成了穷经皓首的苦逼活儿。

　　例如考古学，传统的中国考古走的是“以经证史”路线，现代考古学兴起后，考古学又成了“证经补史”的工具。如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尽量以考古出土材料说话，以避免古籍经史以讹传讹之谬，结果反而自我退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忽略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珍贵信息，丢失了挖掘历史现场的有力工具。

　　在《华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充当“学术农民工”，而是从人类文明的发端、迁徙、传播路径，关联到两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将华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审视，从而突破华夏文明的本位，采取全角大视野，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渗透的角度，独辟蹊径地还原了上古神话的真相。

　　本书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虽说该书重点是文化人类学，但采用的学术工具可谓琳琅满目，不仅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且动用生物学、上古语音学以及文化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复”来自上古的丰富信息。

　　二是颠覆了华夏上古文明的传统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随着中国意识的兴起，以及在华夏本位的话语模式笼罩下，历史研究长期难以摆脱“华夏、四夷、朝贡、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见葛兆光《宅兹中国》)《华夏上古神系》却彻底跳出了旧有框框，论证了华夏文明多元起源和华夏文明本身的开放特征，结论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妨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是夏商断代的关键性考古现场，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但这个所谓“王城”的面积究竟多大呢?只有3~4平方公里!这让有的考古学家不禁发出疑问：那个时候真的有国家吗?(见许宏《何以中国》)其实，从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具有共时性的遗址来看，所谓夏朝，不过是古代诸多方国(酋邦)中的一个，跟商周两朝根本无法形成对等关系。而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在蓄意建构这种虚假的历史逻辑，这也是朱大可在书中质疑的重点。

　　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主流观点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疑问：具有二千多个单字且结构复杂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李济看来，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会由两河流域移植到黄河流域，只是由于暂时缺乏证据，而难以形成定论。尽管如此，李济先生还是从出土器物中，找到了“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证据，有的他认为还是“无可置疑的范例”(见李济《中国早期文明》)。就此而论，朱大可这部书中一些看似具颠覆性的结论，其实是沿前人的脚步往前推进的结果。他的研究与结论，可以从李济、顾颉刚、苏秉琦、岑仲勉等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头。

　　三是跳出了中国学术话语的陈旧体系。众所周知，多数中文学术著述都具有謷牙诘屈、艰涩难读的特点，对外来术语生吞活剥，全无美感。而在这部著作中，朱大可虽然“屈从”于许多学术惯例，他那独特的朱语风格却一以贯之，在学术书写中游刃有余，充满人文主义的激情，虽涉及庞大驳杂的中国上古史范畴，调动诸多学科理论，读来却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就像是一部上古史的侦探小说。一些术语经过朱式话语转换，也变得有声有色，充满了学术的活泼张力。读到兴奋处，让人顿生“子在川上曰”的历史沧桑感。

　　我还想说的是，《神系》不仅打破了多学科的壁垒，而且给学界留下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课题，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共享平台。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同好，丢弃传统陋见，从这部著作出发，一起去探寻华夏上古文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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