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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语的滥用看抗战题材剧中文化话语权的失衡

时间:2021年09月02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抗战剧作为我国一种独特的电视剧类型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日语的滥用、误用问题不仅拉低了艺术水准,更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失衡,对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情感带来了一定的伤害。本文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抗战剧中的日语使用情况,分析文艺作品中

  摘要:抗战剧作为我国一种独特的电视剧类型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日语的滥用、误用问题不仅拉低了艺术水准,更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失衡,对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情感带来了一定的伤害。本文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抗战剧中的日语使用情况,分析文艺作品中使用不同语种的文化意义、世界范围内为保护语言纯洁性和文化输出的举措及其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阐明抗战剧中滥用日语的弊端和解决此类问题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抗战剧;日语滥用;文化话语权;文化软实力

文化话语权

  抗战题材剧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这十四年间,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过程,为此类题材的电视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抗战剧也在我国的影视剧创作和发展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电视剧中一种独特的类型,抗战剧在其产生到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贡献了很多历史文化价值、艺术水准都很高的作品,广受观众喜爱。但是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几年前热议的“抗日雷剧”中一些过分夸张和失实的内容,“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桥段,都成为观众的笑柄和艺术的大败笔,这些问题已日渐得到纠正。除此之外的另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剧中台词的日语滥用给观众带来了观看障碍,并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失衡。

  一、抗日题材影视剧中的日语使用情况

  20世纪80年代,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在我国出现。随着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电视的普及,电视剧的种类也出现了类型化的发展趋势,抗战剧作为一种重要的电视剧类型逐渐形成。中央电视台在1980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是我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其为抗战题材的电视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抗战剧中日本人全部都讲汉语,如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铁道游击队》《四世同堂》等,这与 当时的创作理念及演员构成等有关。

  1985年的《铁道游击队》中,日本军官及日本士兵也都讲汉语,其中某些主要人物如宪兵队长山奇少佐讲的是带有日语口音的汉语,而剧中大部分其他日本人如小林及其日本妻子等都是讲较为标准的汉语。同样在1985年播出的28集电视剧《四世同堂》中,日本军官讲的也是汉语,偶尔会在其中加入当时所谓的“兵队支那语”,如“你的”“大大的有”和运用简单日文短语“很好”等。20世纪90年代的抗日题材影视剧中,日本角色依旧主要讲汉语,但是在一些只有日本角色聚集的片段中会加入少量日语对话,更多的是起到营造气氛的“环境音”作用。如1996年播出的纪小黑导演执导的电视剧《狼行佛晓》中日本人大多都讲较为标准的汉语,并且某些特定的日本人讲带有较为独特口音的汉语以符合其滑稽的形象。

  1993年播出的于振海导演的电视剧《满洲之花》中的主要日本角色均讲汉语,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如,剧中第一集开场日本士兵们聚餐时会互相讲日语并且唱日文歌曲。90年代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发展处在社会消费转型的时期,剧中加入了爱情、友情等消费元素,并且有了一些适应于此时期特征的探索和试验,在人物语言的运用上也开始加入少量日语。进入新世纪,抗日题材影视剧迎来了创作高峰,出现了大批如《历史的天空》《亮剑》《沂蒙》《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优秀的抗日题材电视剧。

  此类剧中对于人物形象特别是抗日英雄形象的塑造有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如《历史的天空》《亮剑》中的英雄形象突破了之前“高大全”的典型模式并获得成功,其中对于“日本人”形象的塑造和日本角色日语的运用等也有了很多变化,剧中日本角色基本都讲日语。此后,自2010年以来热播的抗日题材影视剧中日本官兵讲日语基本上成为主流,如《雪豹》《伪装者》《打狗棍》等比较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中日本军官也全部都讲日语。

  抗日题材电视剧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将近四十年的过程中,剧中日本角色的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只使用中文到特定场合夹杂一些日语,直到近几年的抗战剧中基本上日本军官全部都讲日语。在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中使用日语固然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更贴近史实,当时的日本军官如果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又如,一些来自于日本的演员确实给观众带来了观看的新鲜感,为抗战剧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创新元素。但是在某些抗日题材影视剧中日语的大量使用,以至于滥用,脱离了使用日语的初衷,成为了一种噱头、一种简单粗暴的表现手段,反而影响了观众的观看体验,降低了此类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抗战剧中日语的滥用情况不容忽视,以电视剧《壮士出川》为例,该剧主要讲述1937年淞沪会战,奉命增援的川军20军某团一上战场便与日军遭遇,夺回了战略要地顿悟寺,日军大举反攻,至此双方展开拉锯战。

  此剧一共35集,平均每集40分钟,合计时间长约2400分钟,剧中使用日语的对白总时长共计为111分钟,相当于大致3集电视剧的时长,剧中人物都用日语,其中单集中日语对白超过5分钟的有8集,而第二十三集中使用日语时长达到8分50秒,第三十集中更是达到了12分45秒,即此单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对话都在用日语进行。类似的情况在2015年播出的抗战剧《伏击》中也有体现。此剧讲述了一群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侵略者斗智斗勇,最终完成革命使命的故事。

  该 剧一共有45集,平均每集时长为45分钟左右,总时长为2070分钟,剧中人物使用日语对话的时长为167分钟,相当于观众要看将近4集时长的纯日语对白,占了总时长的将近十分之一。在第七集中,日语对白更是超过了10分钟,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剧中人物都在用日语对话。如此大量地使用日语给观众带来不便,尤其是给老年观众的观看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看电视”成了“看字幕”,使得观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字幕当中而不是演员的表演上,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失衡。

  二、文艺作品中所使用语种的重要性及其文化话语权体现

  (一)所用语种的文化输出作用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语系有七大类,印欧语系是其中最大的语系,该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等,是在影视作品中使用较多的语种。在影视剧中使用的语种不仅要根据影视剧中人物背景和剧情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输出的体现。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当中非常注重语种的应用,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是好莱坞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之一。如,2018年由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的惊悚悬疑电影《红雀》,影片中所有人物都使用英语,即使是主角女特工在俄罗斯境内和俄罗斯人交流的过程中也都是讲俄罗斯口音的英语。

  正因其目标受众主要为美国观众以及英语为第一语言的观众,这也正显示了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重视运用英语进行其文化输出工作。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语言的保护,因为这不仅是对语言文字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本国文化的保护和文化话语权的彰显。很多国家都出台了多种政策来保护本国语言,如,法国一直以来都在保护本国语言,在避免英语的“文化殖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1992年,法国政府修改宪法,声明“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以立宪手段确立了法语在其国家的地位。语言具有民族性,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一些抗日题材影视剧对日语的使用,超乎艺术常规和实际需求,不仅造成了观众的观看不畅,更是对日本文化的过分渲染和对中国文化地位的自我降低。

  (二)所用语种的爱国情怀体现

  文艺作品中语种的使用历来备受学者及艺术家重视,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之一,使得语种的使用上升为一种民族性的问题。法国作家都德有一句名言:“即使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把握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抓住了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萨尔瓦多也有一则谚语:“语言不灭,民族不亡。”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在全力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神圣、庄严、崇高和纯洁。

  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就是使用本国语言于爱国情怀的直接体现。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展现整个沦陷区的屈辱和对自己故土的深切的思念。《最后一课》还被收录在中国初中语文教材中,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肯定和引起的共鸣都说明了所使用语种的重要性。

  语言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之一,坚定地使用自己本国语言正是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的体现。在2015年播出的抗日题材影视剧《少帅》中,日本军官及士兵大都讲日语,少数需要说汉语的情况也是剧中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时。剧中兴安岭屯垦区的士兵宁文龙等抓住了伪装成日本农业学会在东北进行野外考察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未被识破身份之前讲汉语来掩饰自己身份和真正目的,但是在受审讯的过程中又拒绝用汉语沟通而只用日语回答。这一情节设计直接表明了讲何种语言不仅是语种的问题,而是一种主权的体现。

  (三)所用语种的文化话语权彰显

  在抗日题材影视剧中人物使用日语还是汉语及使用日语的比例,不仅仅是影视作品创作层面的问题,也是一种文化话语权的体现。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对于“话语”与“权力”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研究,《规训与惩罚》也被视为福柯思想的转折之作,使其话语理论从“话语—话语”层面进入了“话语—权力”层面。话语的功能不再体现为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话语网络形成中的作用或话语控制,而是体现为与权力缠绕在一起、作为权力的可能性条件而起作用。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从传播学出发,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既定时期,话语的生产受一定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所控制。话语的生成条件构成了某个时代“象征秩序及其表达”的“阅读格栅”,而且话语不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套权力关系。①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的构建,要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遵循话语形成与发展规律,让话语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

  三、抗日题材影视剧中滥用日语的弊端

  (一)造成了观众观看的不顺畅

  抗日题材影视剧中过多的使用日语使得中国观众的观看不顺畅。日语对白的滥用导致很多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更是需要十分费力地盯着字幕,严重影响了观看的舒适度和流畅性,阻碍了观众对于剧情本身的欣赏。当今电视越来越成为人们客厅及卧室的一种具有“伴随性”的媒介,观众打开电视机的同时很多时候也在进行着其他活动。传媒学家麦克卢汉认为,人们经历的最大的变革是从眼睛到耳朵的过渡,即声觉空间的回归。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听觉内容在影视作品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抗日题材影视剧中对于日语的过多使用,乃至于滥用,使得观众无法良好地发挥其听觉的作用,从而在剧情理解上产生障碍。因为大段的、并非偶然出现的日语在电视剧中存在,观众必须全神贯注地结合字幕观看才能知晓台词意思、跟上剧情发展,这与现代人观看电视剧的方式相悖。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观众来讲尤甚,为了理解剧中人物的台词而长时间地盯着字幕,使生动的对白变成了简单的文字,观看极为不便并且极大地降低了观剧的良好体验,从艺术感染力来讲也是一大损失。

  (二)导致剧中人物的“新固化模式”产生

  随着抗日题材影视剧的发展,剧中人物正在逐渐摆脱模式化,转而关注于对多元立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然而日语的滥用却导致电视剧中一种新型的固化模式出现。在20世纪之前的主要抗日题材影视剧中,奉行将英雄人物浪漫化的处理方式,英雄人物都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自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亮剑》之后,李云龙等具有特点和平民气质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获得成功后,电视剧中关于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固化模式被逐步打破,剧中人物的性格及形象塑造日渐具有层次。然而于此相对应的,对于日军形象塑造简单粗暴的“丑化”,使得抗日题材电视剧的品质和深度大打折扣。

  在我国抗日题材影视剧中已经存在对于日军形象的脸谱化问题,把日本官兵单一刻板地刻画成丑陋、猥琐的形象,而不是根据情节发展需要和人物设定进行更深入的角色内心的揣摩。正如横店影视城的一名群众演员史中鹏所分享,其凭借演日本士兵,11小时内在不同的剧组以各种姿态死亡31次而成为网络红人,他试镜时的经验就是摆出各种凶狠猥琐的样子来获得导演的青睐。

  ④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对于日语的滥用也逐渐在形成一种新的固化模式,给观众带来一种错觉,即将讲日语与凶神恶煞、丑陋猥琐的日本官兵联系起来,这种定型从形象气质上的丑陋延伸到了语种运用的方面。电视剧中演员的二度创作重点应当放在演技和对人物的刻画及表达方面,刻意地追求使用日语不仅带来人物刻画一种新的固化模式,而且会降低整个电视剧的艺术水准。

  (三)对于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及民族情感的伤害

  电视剧中外语的使用,主要目的应当是对以其为母语的观众文化习惯的尊重,中国也有很多电视剧翻译成外语在海外播放,这也是为了利于在当地的传播和优待当地观众。套用此逻辑,中国的电视剧中过多的使用日语,而此类电视剧的播出地是在中国而非日本,这是否表示了某种特殊的尊重和优待?然而某些电视剧制作者为了追求所谓的效果,在抗日题材影视剧中对于日语的滥用既放弃了艺术规律也放弃了民族自尊。

  2005年10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通知中根据国家语委和广电总局关于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有关规定,针对电视剧语言使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重申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⑤而在很多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日本角色的扮演者很多都是中国演员,其日语本身说得就非常不标准,日本观众听不懂,中国观众观看起来也不顺畅,实则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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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抗日题材电视剧中日语的滥用问题不仅仅是对于艺术作品本身的不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民族感情的伤害和对文化话语权的放弃。影视剧创作者应当明确在创作中注重人物角色和内心的塑造,而不是只是符号化地“让日本人讲日语”。从利于观众观看和理解的层面来说,应当避免无必要地、大量地使用日语,使得观众需要长时间盯着字幕而忽略了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表演,失去了良好的观看体验,同时也限制了演员的发挥,造成了理解障碍。在此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应当遵守有关部门的相关要求和制作通则,在使用普通话的基本原则基础上,适当适量地使用日语,在遵从史实与艺术表现上找到一种平衡。

  作者:陶梦頔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