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献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

　　摘要：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同光间曾多次来往京师，诗酒文会中与当时多位名伶来往密切，并编有《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等。光绪初年，又根据所见所闻为萝摩庵老人所著《怀芳记》作注。关于《怀芳记》一书的作者，日记中已有明确提示，借此可考得其人为乔松年。但由于通行本《复堂日记》为谭献生前编定的删节本，后虽有徐彦宽补录、续录，依然称不上是全本，其中与戏曲相关的大部分史料即被删除殆尽。今南京图书馆等处藏有《复堂日记》稿本六十册，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的成书历程，还充分呈现了当时士伶诗酒文会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考察花谱类书籍的生成以及同光间京师梨园生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复堂日记》;《怀芳记》;《群芳小集》;《群芳续集》;谭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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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署秀水教谕，历任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地知县。曾为诂经精舍监院、经心书院山长。平生以诗古文辞著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尤工于词，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推尊之为“托塔天王晁盖”。[1]著有《化书堂初集》三卷附《蘼芜词》一卷，《复堂类集》文四卷、诗十一卷及词三卷，《复堂日记》八卷、补录二卷、续录一卷等。除此之外，谭献还有与戏曲相关的著述，如同光间编有《群芳小集》一卷、《群芳续集》一卷，光绪年间又为萝摩庵老人所著《怀芳记》作注。这两种著述的存在，充分体现了谭献对于同光间梨园故实的熟谙，也表明谭献曾参与到晚清士伶交游与品评的活动中去。《复堂日记》作为谭献一生治学、交游、行事的总括，本当对这部分事实有所反映，但在今天所通行本中，却极少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这未免令人起疑。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复堂日记》乃是经过谭献精心编选而成的节本，其所呈现的只是其人其书的一个面向。其后虽有徐彦宽续为补辑，成补录二卷、续录一卷，依然称不上是“全本”。其全稿实分藏于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处。在稿本日记中，不仅保存有为《怀芳记》一书作注的具体时间及《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的原始文本，还具体呈现了同光间士伶互动的生动场景，这对还原二书的成书历程及其具体情境，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凭据，同时也为考察同光间京师梨园生态，增添了一份珍贵的独家史料。

　　一、《怀芳记》著者“萝摩庵老人”考实

　　《怀芳记》是嘉道以来所兴起的梨园花谱中的一种，题为“萝摩庵老人撰”“麋月楼主附注”，成于光绪二年(1876)，刊于光绪五年(1879)。此书以品评道光至同治间京师名伶为主要内容，对了解当时的京师梨园故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先后收入《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今又编入由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可以想见其流传程度。但于其作者“萝摩庵老人”，则多不得其详。如李真瑜《北京戏剧文化史》中有《清末北京的戏剧学著作》一章，叙录此书云：“《怀芳记》，作者萝摩庵老人，真实姓名、籍里失考。”[2]《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传记类著录此书，未标示著者姓名[3]。《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为此书所作提要亦云：“其人不详。”[4]

　　871然则其人确不可考吗?固然，梨园花谱因多是文人笔墨游戏的产物，加上所咏对象为男旦，因而往往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故在创作或刊刻时多不标明真实姓名，而以别号代之。如所谓“糜月楼主”(一作眉月楼主)、“笙月词人”、“南湖渔隐”、“香溪渔隐”等均是。《日下看花记》著者所谓“所以称号者，以游戏笔墨，知者自知，不必人人皆知”[5]，正是这种心理的绝好体现。以谭献《群芳小集》为例，在刊成分送同人时，就受到李慈铭“不自爱”的指责，其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群芳者，都门乐僮也。

　　无论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纸墨，以自命知微言大义之人，而刻画贱工崽子之状，又何其不自爱耶?”[6]5760于此可见此类书籍在士人心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在作者的正式刊行著述中，有关此类活动的事实往往都被抹除。这样一来，就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障碍。一方面由于别号不同于室名、字号那么常用而固定，另一方面则在于别号的选取往往具有随意性，大部分甚至是一时起兴的产物。如果没有相关的原始史料相对应，不仅别号所指真实身份难以考索，著述背后所隐藏的现实场景，更是无从勾勒。作为同类性质的《怀芳记》亦不能例外，其所署“萝摩庵老人”即为别号，似乎不易考索。其实，关于《怀芳记》一书的作者，在注者谭献的《复堂日记》中已有明确提示，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日记云：“检《怀芳记》，此书乔河帅为鞠部作也。”[7]可知此人姓乔，曾为河道总督(别称河帅)。

　　检《清代职官年表》，清代河道总督为乔姓者仅乔松年一人。[8]乔松年(1815—1875)，字鹤侪，号健侯，山西徐沟(今属太原)人。据《清史稿》本传，乔氏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癸丑(1853)以知府发江苏，此后历任苏州知府、两淮盐运史、江宁布政史、安徽及陕西巡抚等职。同治九年庚午(1870)授仓场侍郎(驻直隶通州)，次年授东河道总督。其出都、入都时间亦与《怀芳记》中所谓“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者相合。

　　又乔松年所著有《萝藦亭文钞》一卷、《萝藦亭遗诗》四卷、《萝藦亭札记》八卷等，均以“萝藦亭”为名，与此书所题“萝藦庵”也基本吻合。关于“萝藦亭”之取名来由，姚继荣曾根据乔氏《萝藦亭札记》自序推测说：“萝藦，为缠绕本草，生于山坡、田野、路旁，从河北至福建，广有分布。萝藦亭，很可能是乔氏园亭之名。萝藦不起眼，以之名亭和题书，也反映了乔氏的自谦。”[9]完全属于一种字面的推理。其实，萝藦亭乃乔氏家乡太原一旧地名，俗称洛漠亭，在太谷县西北。以乡土地名为书名是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命名方式，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阎若璩《潜邱札记》等均是。至此，《怀芳记》的作者为乔松年，基本可以无疑。以布政使、河道总督的身份作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书，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对花谱类作者身份的界定，即创作此类书籍的群体中，除了进京应试的无名书生、落拓士子外，还可能是风流名士，甚至是身居显耀的一方大员。

　　关于《怀芳记》的成书时间，光绪五年武林云居山人序云“成于丙子仲秋”，此丙子当为光绪二年。然乔松年已逝于光绪元年(1875)，何成书反在身后?据谭献稿本日记，光绪二年仲春初二日云：“赴赞侯招饮，同集为阮霞青、乔雪千、刘叔孔，见乔河帅遗著《怀芳记》。”a又十一日日记云：“剪灯注《怀芳记》”，十二日又云“还《怀芳记》”(《丙子新书》)，可见谭献补注成于此时。因此，所谓“成于丙子仲秋”者，当是指谭献附注完成时间，其中“仲秋”或是仲春之误。至于作序者“云居山人”，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仅能从落款处得知为武林(今杭州)人。而谭献日记记载与此书相关者，仅有郑襄(赞侯)、阮恩霖(霞青)、新安黄氏b、李耘珊c等四人。其中郑襄为江夏人，阮恩霖为仪征人，李耘珊为寿州人，均与“武林”无涉，只能暂付阙如了。

　　二、《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的成书及相关问题

　　《群芳小集》《群芳续集》与《怀芳记》类似，也是以优伶为品评对象的花谱类著述。其书仿照以往《诗品》《画品》等品鉴人物的方式，将优伶按上品、逸品、丽品、能品、妙品等次序加以品题，对象包括徐小香(蝶仙)、朱莲芬(水芝)、梅巧玲(慧仙)、时小福等当时著名优伶，是戏曲史料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关于其作者“糜月楼主”与谭献的对应关系，谷曙光《梨园花谱〈群芳小集〉、〈群芳续集〉作者考略：兼谈〈谭献集〉外佚作补辑》一文已有详细的考证。a[10]但对于此书的成书过程，则多不得其详，而稿本《复堂日记》的发现，正可以弥补此中不足。《群芳小集》，一名《增补菊部群英》，书前有王诒寿(眉子)、河阳生等人的叙及题词。正文品题了同光间活跃于京师梨园行的优伶凡三十人，其中上品三人，逸品先声二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三人，其中不乏所谓“同光十三绝”中人物。

　　据稿本日记，品题始于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四日，是日同人集于聚俊堂，优伶到者有湘云、芷湘、瑞云、芷荃、采兰、佩仙等，日记云：“予辈将为群芳小集，今夕先各贻一绝句。”(《金门日录》)，所贻对象除以上六人外，另有桂枝、薇仙、荆仙三人。四月初四日，补作紫云、艳侬二绝。初六日又作芷荪一绝。二十日又云：“撰群芳小集绝句十八首，章别具。”(《金门日录》)。至此，品题三十绝句均告成。与稿本相较，刻本无采兰“兰气依然三月中，玉阶曾受露华浓。试看洧水清浏地，处处春游有国风”一绝。四月二十日，全本录成。日记云：“《群芳小集》凤洲录成，将封寄梅阁付刻也。”(《金门日录》)至于刊成时间，谭献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一日日记云：“辛未年已有《群芳小集》之刻。”

　　(《山桑宦记》)辛未即同治十年(1871)。可见是随写随刻，誉录者为潘鸿，付刻者为何梅阁。至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铭、王诒寿等已有阅读此书的记载。王诒寿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日记云：“仲修《群芳小集》已刻成，重读一过，颇胜近人白门新柳万万也。”[11]111李慈铭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得许竹筼书，送阅谭仲修所刻《群芳小集》。”[6]5760可知此书在同人间的流传情况。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此书又以《燕市群芳小集》为名登载于《瀛寰琐记》第五卷。值得注意的是，与刻本相比，此本多出朱虎儿、寄瓢生、薛瑶卿等三人题词。

　　朱虎儿，即朱虎臣，名文炳，号慕庵，浙江仁和人。薛瑶卿，原姓边，苏州人，以色艺名于杭，后为沪上名伶。考之稿本《复堂日记》及王诒寿《缦雅堂日记》，谭献与薛瑶卿相识，在同治十二年正月，此后一段时间里，与朱文炳等人频繁交游。故王诒寿以同人歌咏薛瑶卿之作编成《瑶花梦影录》一书，其中就收录有谭献题词三首。薛瑶卿跋及朱文炳等人题词当作于是时，但不知为何人抄录刊载于《瀛寰琐记》中。为此王诒寿还颇有不快，其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云：“予所作《群芳小集序》并题词、仲修诸诗及题品小赞，均为何人刻入《瀛寰琐记》中，真可痛恨也。”[11]170可见刊载时未经允许。此后《群芳小集》与《群芳续集》合刻时亦未将此数人题词纳入。

　　三、稿本《复堂日记》中的晚清梨园

　　如果说刻本《复堂日记》是谭献精心构建的“著作”，稿本日记则可谓是毫无斧凿痕迹的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日记起于同治元年(1862)，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长达四十年，几乎涵括了谭献平生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大到吏治民情、时代因革，小到衣食住行、晴雨灾荒，可谓巨细无遗。其中不乏与戏曲相关的记载。如就观剧而言，从杭州到北京，观剧可以说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谭献在记录时多不标明所观剧目名称、演员、排场等方面的信息，但也有例外，如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九日日记云：“庆福居观全胜和剧，秦声激越，竹哀丝豪，耳目为之一新。观者蚁聚，无容足之地。”(《金门日录》)通常以为，秦腔在徽班进京后已失去了人们的青睐，但据此日记，可见这种豪爽、激越的剧种在晚清依然有一定的受众。当然，日记记录所观剧目，还是以三庆、四喜为多。除观剧外，日记记载最为丰富，也最具价值的，当属与《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相关联的士伶交游史料。

　　结语

　　清代文献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它的体系性与相互关联性，日记与梨园花谱的相互印证即其中的绝好事例。日记与梨园花谱在性质上都具有隐微性，不欲见诸世人。偶尔刊刻传世，也多是经过事后加工的产物，其所呈现的并非是文本的本来面貌。如通行刊本《复堂日记》中已无从窥探谭献参与梨园活动的事实与场景，而花谱类著述如《怀芳记》《群芳小集》等，遗留的也仅仅是品评的“结果”，其背后鲜活的人与事已完全被隐藏。而稿本《复堂日记》对当时士伶活动的详细记载，却为还原当时场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缘。

　　总的来说，通过对《复堂日记》中有关梨园史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一是可以基本考定《怀芳记》作者为乔松年，另外乔氏身为一方大员，却作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对花谱类作者身份的界定，即创作此类书籍的群体中并不仅仅是落拓士子及应举书生。二是通过日记中关于《群芳小集》《群芳续集》成书的详细记载，可以基本还原二书的成书历程及其版本差异。三是日记中有关同光间士伶交往及诗酒文会的持续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当时京师梨园的真实场景，为考察晚清戏曲生态，特别是花谱类著述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最直观的梨园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