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中艺术的现代功能

　　[摘要]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艺术不断趋向于自律，强调自身独立的存在依据与判断标准，由此现代艺术对于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与束缚具有补偿作用，能够缓和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关系。正由于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自律，现代艺术才能对社会进行深刻洞察，从而对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与束缚进行反思与批判。

　　在文学艺术领域，交往理性把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相互指涉、相互作用的意义网络。哈贝马斯以“诗性语言”概念揭示艺术的特性，诗性语言以日常语言为基础，由此其能够象征性地反映日常语言的使用方式。因而诗性语言没有悬搁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仍然能够揭示世界的真理以及人的真实需要、愿望和情感。艺术并不局限于审美表现，而是象征性地、隐喻性地指涉认知—工具领域的真实性、道德—实践领域的正当性和审美—表现领域的真诚性这三个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这意味着，艺术能够实现文化的整合功能。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动,艺术,现代功能

　　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成为时代潮流之时，哈贝马斯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基本观念，提出通过交往理性整合科学、道德和艺术，由此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既能够满足现代道德观的普遍性要求，又能够满足现代艺术走向自主化的要求，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走向自律的艺术才能发挥现代功能，将三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价值领域即认知—工具领域、道德—实践领域与审美—表现领域联系起来，使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相互沟通、相互作用，从而解决分化的文化价值领域之间失衡的现代性危机。

　　一、现代性危机与艺术自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传统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问题按照统一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行解释，并没有发展出各自独立的领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统一的实体理性分崩离析。康德批判了统一的实体理性观，指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应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韦伯进一步明确指出，现代性进程中的理性化和世俗化使文化的不同领域发生分化，产生了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独立的领域。

　　哈贝马斯以韦伯的观点为基础，区分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个形式不同的文化领域，它们和科学与技术、道德与法律、审美与艺术相对应，具有各自的判断标准，分别涉及三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由此形成了现代性的三种不同的理性结构，即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与审美—表现理性结构。由于不同文化领域逐渐被制度化，出现了相应的专家主义和专业化，“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专家们的控制之中”[1]16。

　　这样，现代性体现为一种分化后的专家主义和专业化，导致了文化的分裂。科学、道德和艺术不断地按照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艺术逐渐摆脱宗教、政治、道德的控制而获得了独立领域，出现了艺术的自主化。哈贝马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开始脱离宗教的支配，进入私人消费市场，获得了独有的审美领域，“‘美’的范畴与美的对象的领域是在文艺复兴时代首次被设定起来的”[1]17。

　　18世纪以后，随着文学、美术和音乐走向市场变成商品，艺术成为独立于宗教信仰和宫廷政治的独立审美领域，并且逐渐走向制度化，如文学杂志、博物馆、音乐厅和剧院成为其活动场所。此时艺术的自律性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康德阐述的有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游戏”“天才”等观点就是艺术趋向于自主化的理论表征。

　　19世纪中叶，绘画与文学领域产生了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色彩、线条和运动都不再主要用作表现的根据;表现的中介与生产的技术自身已成为审美对象”[1]18。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艺术媒介从表情达意的工具到自身成为审美对象，这是美学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现代艺术不再把各种艺术媒介看作工具手段，而是主张媒介本身就具有艺术性质和审美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虽然高度肯定现代艺术在媒介技巧方面所进行的革新，但也指出了现代艺术由此过分沉溺于个体表现的专门语言之中，将自律性推向极端，摒弃了艺术的认知和道德功能，割断了艺术与人的生活实践的联系。韦伯提出了人类活动的两种理性原则，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2]114，价值理性“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2]114。

　　工具理性行为是依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确定行为的取向，强调手段合理性;而价值理性行为则是为义务、尊严、信仰和美等的信念服务，强调规范合理性。对于人而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合而为一的，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合而为一分裂了，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终极意义、人生价值遭到忽视，世界成为一个失去神秘性、完全可以计算并预测的理性世界。

　　韦伯指出：“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3]29引发的后果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他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48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占和胜利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由此西方的现代化成了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工具理性操控的过程。道德生活从中世纪的神圣化发展到现代的世俗化就与工具理性的行为密切相关，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占和胜利使社会沿着放弃价值信仰，并割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密切联系的方向演变，导致文化的同质化。

　　哈贝马斯赞同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也认同韦伯所分析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两者的分离上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具有工具性与沟通性双重性质，它们分别呼应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在现代社会并行的发展。

　　工具理性的发展促使现代社会中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沟通理性的发展则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政治、社会更加开放、公正和平等，两种理性各具有其功能与价值。只是在现代社会，它们的发展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遵循的模式，是一种使认识工具的合理性越过经济和国家领域，而渗入其他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并在这里靠牺牲道德实践和美学实践的合理性，而占据优先地位的模式。

　　因此……在生活世界象征性的再生产中就发生了故障。”[4]397这是所谓“现代性”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韦伯主要立足于价值理性的维度讨论艺术，他指出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操控着人的生活和行为，日常生活变得刻板僵化，由此艺术在宗教衰落的现代社会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它通过“感性形式”的力量使人从工具理性的压力和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放出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空间。哈贝马斯和韦伯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现代艺术把自律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摆脱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与束缚。

　　“(艺术)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所牺牲的东西采取补充的、收容式的态度。艺术保留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中仿佛成了非法的那些需要的满足，哪怕只是在仪式上的满足。我是指和自然、不管是和外部自然还是和自己的身体进行模拟交往的需要、对相互一致的共同生活的需要，总之，是对摆脱目的的绝对命令、放任想象于游戏空间犹如行为的自发性那样的交往的幸福感受的需要。”[5]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艺术不断趋向于自律，与社会保持距离，强调自身独立的存在依据与判断标准，其对于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与束缚具有补偿作用，能够缓和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由于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自律，由此现代艺术才能对社会进行深刻洞察，从而对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与束缚进行反思与批判。

　　二、交往理性：科学、道德与艺术平衡发展的基础

　　哈贝马斯赞同韦伯对理性化问题的分析，承认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但哈贝马斯指出理性化并非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现代性危机出现的原因是理性化没有在认知—工具领域、道德—实践领域与审美—表现领域保持平衡发展。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获得支配地位以牺牲道德和艺术的文化功能为代价，由于市场机制和科层化权力侵蚀了人的生活世界，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但哈贝马斯不同意他们因为工具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弊端而全面否定启蒙文化价值观的做法。尽管工具理性在现代性发展演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工具理性并没有像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和宗教那样取代和扼杀其他价值领域，例如，工具理性虽然侵入了道德领域，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只是工具性的结论;事实上，康德已经明确表达了现代社会中道德的普遍价值的看法，即“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6]。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所阐述的现代化问题，只是关注了文化领域的分化及其矛盾，却没发现不同的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协同合作的可能。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基础既不是传统社会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一种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主张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强调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只有通过交往理性实现了现代性的三种不同理性结构，即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与审美—表现理性结构彼此毫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化解现代性的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不能脱离交往行动而孤立存在，交往行动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行为者，借助语言理解彼此的关系。交往行动是人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全面发生关系，其根本前提是存在着一个作为知识和观念载体的“语言世界”，交往行动正是通过语言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所以，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标准除了必须满足语言表情达意的要求之外，还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对“客观世界”事态的陈述具有真实性;二是通过交往行为建立的人际关系具有正当性;三是言辞表达与说话人的意图一致从而具有真诚性。

　　在交往行动中，这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具有一致性和关联性，哈贝马斯将其称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克服了以往合理性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工具理性指向的局限性，使原本只是狭隘的获得知识与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的理性概念转变为一个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理性概念。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理性不是先验的、永恒的、形而上的实体概念，而是人在交往行动中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基础与保障。无论是科学与技术问题、法律与道德问题，还是审美与艺术问题，都能够在自由、开放、平等包容的理想言语情境中得到解决。

　　所以，哈贝马斯提出了“普遍语用学”和“交往行动理论”，“借助交往的、通过以理解为方向的语言运用的理性，社会理论应该对哲学重新提出体系任务加以研究”[4]306，具体而言，“只有交往行动模式，首先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在这里，发言者和听众，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7]135。

　　交往行动是一种旨在达成相互理解的社会行为，其参与者都认为，在理性对话的基础上可以解决分歧，达成共识。就艺术活动来说，交往行动的参与者如艺术家、批评家都宣称他们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态度、审美观念和价值立场等，但这种交往行动中有关真诚的普遍有效性要求极有可能遭到质疑，倘若产生了这种情况，交往行动的参与者就必须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具有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理想言语情境”中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

　　只有通过交往理性才能解决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的冲突，达到既保持了专业化，又“由专门文化阐发的认识潜力，必须根据交往的日常实践，进一步地加以引导，并且使之对社会行动体制卓有成效”[7]307，从而形成理性化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平衡发展的机制。这样一来，文学艺术活动与科技活动、道德伦理活动的对话沟通程序就具有了一致性。通过探究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即自我“主观世界”真诚显现，艺术批评家借助交往理性协调趣味判断的差异，获得审美共识。

　　由此观之，文学艺术领域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专家文化的范畴，它遵照抽象的有效性标准来处理趣味判断的问题。同时，哈贝马斯又发现：从浪漫主义批评开始，艺术批评逐渐走向专门化，它既要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性阐释，又要满足公众的需要，由此，艺术鉴赏者既要成为专家，又要将审美经验与现实的公众生活联系起来。文学艺术成为架构专家文化和公众生活的桥梁。

　　艺术批评专业化的内涵必然发生转换，它不再是艺术批评家自我言说的语言游戏。在文学艺术领域，交往理性把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沟通起来，形成一个相互指涉、相互作用的意义网络，“只有当艺术把在现代已分裂的一切——膨胀的需求体系、官僚国家、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化的科学——‘带出到同感的开放天空下’，美和趣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8]58。因此，可以说走向现实生活的艺术才能弥补现代性的分裂。哈贝马斯强调，如果某个文化领域过度扩张而成为中心，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目的—手段关系。

　　在生活领域获得了支配地位的某种文化，使其他文化生活秩序都服从它，就会导致理性化不能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平衡发展。因而哈贝马斯不赞同阿多诺、马尔库塞“审美革命”的观点，认为这是企图用艺术价值取代科学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普遍性的另一种极端主张。同样，后现代主义把一切领域审美化，以艺术创造个性否定道德价值的普遍性，以解构的游戏精神取消理性的真理，这与工具理性单向侵入道德领域与艺术领域的偏颇殊途同归，都是现代性片面发展的表现。作为现代社会独立的文化领域，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依据与判断标准，现代性的合理化在各个文化领域应当得到全面的体现和平衡的发展。

　　三、“生活世界”中艺术的交往理性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由“系统”与“生活世界”两大体系构成。“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把金钱和权力作为手段，遵循工具理性规则，承担调节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功能，以物质再生产为再生产的内容;“生活世界”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把语言和符号作为手段，遵循交往理性规则，承担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际关系的功能，以文化再生产为再生产的内容。

　　社会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和系统的维持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交融的过程，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化为前提。与此同时，在“系统”中运行的工具理性侵入生活世界，造成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分裂。借助于普通语用学理论与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批判继承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并使其成为分析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基本概念。

　　主体间交往行动的普遍原则来自于生活世界，它只有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发挥效用。换而言之，超越具体日常生活的“生活世界”构成主体间交往行动的社会历史语境，能够为其提供普遍原则。只有在主体共同参与的交往行动的日常生活中，“生活世界”才能实现普遍原则的价值。

　　由此，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成为交往理性的基础，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也成为交往理性的前提。对于交往理性而言，单一主体与客观表象物的相互关系不必过于重视，而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同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尤为重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和相互承认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8]376

　　这种约束力量成就了一种共同生活。语言与社会的关联是理性获得普遍有效性的基础，其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现实的语言交往已经从自然和社会中独立出来。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如认知—工具领域、道德—实践领域与审美—表现领域由分裂走向整合必须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在自由、开放、平等的情境中进行。

　　虽然科学、道德和艺术涉及不同的语言(理论话语、实践话语和审美批评)、面对不同的问题(真理、正义和趣味)，但它们最终都在日常语言交往中以论证的形式实现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只有在交往行动中，作为独立领域的现代艺术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艺术将分裂的文化价值领域整合起来，使现代性的三种理性结构，即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与审美—表现理性结构相互作用、彼此调和，达到平衡状态。

　　艺术成为促进主体间交往、对话、沟通，并取得共识的有效途径。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理解同语言密切联系，形成了在多元化价值领域，基于语言沟通达成共识的交往理性观点。通过论述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哈贝马斯分析了艺术的交往理性作用：“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derMitteilung)。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一种交往理性，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8]52

　　哈贝马斯指出，席勒相信艺术具有审美教育和社会交往的功能，原因在于艺术能够产生一种“中和的心境”，以此为基础，人的心灵既超脱于物质需求的束缚，也不受道德准则的强制，感性与理性能够同时自由活动，社会由此具有了和谐的整体性。哈贝马斯通过分析席勒美学凸显了艺术作为一种交往的形式，作为沟通不同价值领域的中介的本质。

　　作为一种交往活动的艺术不同于日常交往活动，艺术家对语言的使用方式也与日常语言迥然相异。哈贝马斯以“诗性语言”来揭示艺术特殊性。他指出：“诗性语言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和建构的力量，所依靠的不是虚构陈述对事件如实复原的偏离，而是一种成功的加工，它把事例从其语境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陈述，揭示世界，开阔眼界;在此过程中，陈述的修辞方式从交往陈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8]

　　238诗性语言的运用使艺术具有修辞性因素，具体包括虚构因素、叙事因素、隐喻因素，从而产生审美快感。哈贝马斯又认为，诗性语言以日常语言为基础，由此诗性语言仍然能够象征性地反映日常语言的使用方式，但并没有悬搁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仍然能够揭示世界的真理以及人的真实需要、愿望和情感。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审美表现，而是象征性地、隐喻性地指涉认知—工具领域的真实性、道德—实践领域的正当性和审美—表现领域的真诚性这三个不同文化领域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这意味着艺术能够实现文化的整合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艺术的有效性来自于“主观世界”的真诚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具有中介作用，能够影响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

　　但是，哈贝马斯对艺术的中介作用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哈贝马斯的学生维尔默对此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他一方面赞同哈贝马斯区分不同文化领域的有效性，主张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理解艺术问题;另一方面他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将艺术有效性仅仅来自于真诚性并限定在主观世界，而是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三种不同的有效性交织在一起。艺术不影响人们的具体观点和判断，即可以增强人们持有一种观点和做出判断的能力，由此间接地影响人们在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行为，重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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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哈贝马斯.启发性的批判还是拯救性的批判[G]//刘小枫.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经典美学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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