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建立农业合作社比较研究

　　本文以20世纪30-50年代为研究背景，采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共两党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加以比较，从而得知：国民政府的农业合作社体现的是地主的利益，新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体现贫农的利益，虽然共产党指导下的合作社也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农的政治地位，对于解决贫富分化也有帮助。

　　[关键词]20世纪30 ~50年代,农业合作社,进退机制,产权安排,民主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比1935年更加贫困，1950作社”。[5](P91)正因为国共两党都认为合作社是拯年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 6 8.7% 。 m(R 13改变农救农民的手段，20 世纪 3 0 〜5 0 年代，国共两党先民的绝对贫困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意愿，国共后发动农民开展合作运动。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两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有诸多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业合作社，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相同，两者之间相同的，即都主张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农村必然有某种相似性。但是，国共两党开展农业合作经济实现农民富裕。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党代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目标却有本质差异。

　　国民会制订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只有“提倡合作党以西方合作主义为指导，试图通过农业合作来解事业……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农民合作社”[川11.27)， 除农业危机、统制农村社会资源和对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共产党则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指导，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发展农村经济、改造农村社会和消除贫富分化。指导思想和政策目标的差异，决定了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必然存在显著的差别。

　　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合作社，都存在合作社被部分人控制的现象，但又有显著的区别：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社既存在外部人控制现象，又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而且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利用合作社剥削社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社尽管也存在被社干控制的现象，但社干在本质上是农民而非国家干部，所以，合作社在管理上的主要弊端是内部人控制，而且，控制合作社的社队干部并未利用合作社。

　　研究国共两党农民合作运动的文献很多，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国民政府时期农业合作运动的起因、过程和作用 [6](PRf );第二类是 研究 2 0 世纪 5 0 年代农业合作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合作化政策的演变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实施状况[7](PP 12〜198);第三类是对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经济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8](Ppi 15)。

　　现有研究在视角上注重从宏观层面探讨 2 0世纪30 〜5 0年代的两场农业合作化运动，就笔者管见所及，对合作化运动的组织载体 — 农业合作社— 做微观研究的不多，迄今尚无文献对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的异同做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分析对当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亦有裨益。基于此，本文拟从合作社进退机制、产权安排、民主管理、利益体现等四个方面对2 0世纪 30 ~ 5 0年代的两业合社进比 。

　　合作社的本质是穷人的自救组织，正如梁漱溟所言：合作制度是经济上弱者的自卫 ”[29](P438)。弱者为什么要加入合作社呢?其动机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希望能从合作社得到利益，所以，体现弱者利益是合作社存在的理由，如果合作社不体现弱者利益，合作社组织就与资本强权型的企业组织并无二致，世界就不需要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

　　西方合作主义强调人人可以入社，地主、富农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14](P5 ) 。2 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要逐步地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合作社实行限制地主、富农、扶持贫下中农的阶级政策。

　　大会的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入社”，获准加入合作社的地主富农，“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 。 [15KPP 358〜363)1956年颁布实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地主富农的选举权进行限制，地主富农根据其“表现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可以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者候补社员”，“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没有选举权，不能担任社内的任何重要职务;做候补社员的，并且没有表权和选举权”[16](R89)。

　　在共产党所建立的合作社里，地主、富农因受到压制而被彻底边缘化，合作社真正成为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因贫农缺乏农具和耕畜，一些地方的合作社也出现过排斥贫农的现象，如安徽凤阳城西乡的一个社不吸收贫农，只吸收有农具、耕牛的中农;红心区贫农社员周明礼没有牛被合作社开除，有的贫农入了社，但还没有摆脱被排斥的境遇。18](P76)陕西省有的地方认为贫农“土地薄，牲口少，农具坏”，入社不能显示“优越性”，因 而 “四不要 ”“五不批 ”，排斥贫农入社。

　　贫农在合作社里的境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说，“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17KR331)。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5年 6 月，国家设立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专门贷给缺乏资金的贫农，得到贷款的贫农说，“过去我人硬就是钱不硬，开会时感到自己投不起资，总是理屈，只得蹲在角落里，不敢说话。有了这个贷款，我腿也站直了，话也说响了”[8]。可见，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对提高贫农在合作社的地位、保护贫农利益起了显著的用。

　　人自救的济，合社必服务。平心而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希望合作社能够为贫农服务，但因国民党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地主利益，合作社被地主豪绅控制，合作社蜕变为地主豪绅剥削贫农的新工具。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贫下中农成为合作社的领导者，合作社根绝了国民政府时期地主豪绅利用合作社剥削贫困农民的现象。

　　五、结语

　　2 0 世纪 3 0 〜5 0 年代，国共两党都试图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来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问题。国民党在名义上按照西方合作主义开展农业合作运动，但在实践中，却破坏了西方合作主义所坚持的自愿性、民主管理性和社员互助共济性三大原则，这样的合作社被异化成为富人谋利的工具，广大贫苦农民从合作社不但不得利反而蒙受其害，合作社最终逃不出被贫苦农民抛弃的命运，这就是国民党农业合作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合作运动，尽管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贯彻自愿性原贝_ 民主管理原则，但却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广大贫农，通过合作运动提高了政治地位、改善了经济条件，消除了农村贫富分化现象。通过对两种农业合作社的比较，可得出如下三点启示。

　　第一，无论是何种合作社，都必须坚持入社和退社自由、实行社员的民主管理等最基本的合作原则，20 世纪 30~50年代所建立的两种合作社在这方面都没有很好地执行，导致 “合而不作 ”现象和内部人控制现象在两种合作社普遍存在，影响了合作社作用的发挥。

　　第二，无论是何种合作社，必须为弱者服务。国民党建立的合作社成为强者剥削弱者的工具，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共产党建立的合作社，坚持为弱者服务，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还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三，无论是何种合作社，产权界定务必清晰，该界定给私人的必须界定给私人，该界定给集体的必须界定给集体，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社员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各类新型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要充分吸收历史经验和教训，切忌采用强制手段要求农民入社，要界定清楚合作社的产权，切实保障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权力，这样才能把合作社办成真正为弱者服务的组织。

　　[参考文献]

　　[1]李树青.中国农民的贫困程度[J ].东方杂志，1935,(19).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新中国农业60 年统计资料[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3]荣梦源.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4]蒋玉珉.合作经济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 ]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 赵泉民.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7]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8] 李玉敏.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社经济政策比较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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