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中的陕西经验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上较为独特的地方。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陕西不仅是始发地,而且也是较具代表性的实践区域。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陕西经验,绝非一个地方性话题,而是一个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学主流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艺术现象。陕西的作家不仅为中国

　　当代文艺贡献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其文学实践所生成的陕西经验,还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生成与陕西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 8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层面、不同形态的传统和经验。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传统是从陕西开始并延续下来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西延安展开的文艺实践，以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讲话》精神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此后中国文学艺术各领域基本沿此发展，尽管历经多种思潮冲击，当代文艺主流传统依然贯穿始终，进入新时代后进一步彰显和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实践中，陕西作家是备受瞩目的一支劲旅。其历史渊源是延安文艺传统在陕西当代文学中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延安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机构留在陕西，成为这一传统的火种。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陕军，将延安文艺的种子播入三秦大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践行延安文艺精神的典范和陕西经验的开创者、奠基者，他们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延续和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也是陕西经验生成的奠基之作，影响了后来陕西多种艺术门类的发展。

　　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学陕军，起步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的文学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展开，虽所处语境与第一代不同，但文学观念和创作道路沿第一代路线前行，是其在新语境中的延伸与发展，他们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也体现了陕西经验。

　　以杨争光、红柯、陈彦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陕军，起步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引入更多时代因素，观念和方法变化较大，但陕西经验的核心因素在其作品中延续，他们为文学陕军注入新的体验和叙事方式，丰富和扩展了陕西经验的内涵。

　　由 20 世纪 70—90 年代出生的作家组成的第四代、第五代文学陕军，在争议和选择中成长，虽遭遇多种冲击，但因背后有强大的陕西经验形塑，形成独特现象，终将赓续和丰富陕西经验的内涵。经过几代作家接力，文学陕军的实践形成了陕西经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重要标识。

　　二、陕西经验：内涵与启示

　　缘起于延安时期，经过几代文学陕军前赴后继的实践而形成的陕西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传统的重要标识，是因为陕西经验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启示意义。概括来看，文学上的陕西经验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始终坚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讲话》以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文艺发展、文艺主体改造与建构的核心问题。经由几代党的领导人的不断强调和深入论述，几代作家艺术家的自觉实践，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并由此形成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下简称 “深扎”)的实践，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和重要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各地的作家中都在延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普遍，如赵树理长期住在山西老家、李季举家迁到玉门油田等。但在陕西，“深扎” 现象更为集中典型。柳青 “深扎” 长安县皇甫村 14 年写出《创业史》、杜鹏程深入西北野战军战地采访写出《保卫延安》、陈忠实在白鹿原老家西蒋村居住几十年写出《白鹿原》。路遥、贾平凹本身自幼有着艰辛的乡村生活体验，即使在进城成为专业作家后，依然每年坚持行走在家乡的山山水水、家家户户间，才有了《平凡的世界》《秦腔》等这样一批典型的 “深扎” 事例。并且，陕西已经将 “深扎” 制度化、习惯化、长期化。绝大多数陕西作家都有到区县、企业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高建群在西安高新区、叶广芩在周至县、红柯在宝鸡金台区、冯积岐在凤翔县、方英文在汉阴县、冷梦在米脂县、朱鸿在长安区等。有的作家甚至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作家艺术家在 “深扎” 中拉近了与老百姓的关系，亲身感知了民生疾苦、具体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学习到了大量地方性知识、行业性知识，获得了在书斋里想象不到的生活体验。这就是陕西作家能够佳作迭出的真正原因，也是最重要的陕西经验。

　　始终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在文艺思想中的直接表现，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传统。作家能否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尊重生活真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被确立为评价当代文学的重要准则。走现实主义道路，是几代文学陕军的基本共识。从《创业史》《保卫延安》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再到《装台》《主角》，当代文学各个阶段最主要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集中出自陕西。这足见走现实主义道路是陕西当代文学的基本经验，也足可证明陕西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区域。尽管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现实主义从精神到方法都在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但其反映真实生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

　　柳青在《创业史》中面对的是中国农民到底该集体创业，还是个人创业的矛盾;路遥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反映的是中国农民该留守土地，还是走向城市、走向外面的世界的矛盾。所不同的是，柳青的结论是确定的、肯定性的，而路遥的结论是反思性的。而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中国农民又一次回到集体创业与个人创业的艰难抉择之中，但与柳青不同的是，杨争光的结论是批判性的。尽管作家们因面对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不同而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断，采用了不同的写法，但他们直面现实、力求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现实主义原则却是一致的。

　　同时，随着作家们的文化视野、个人经验和文学体验的流变，现实主义在不同代际的陕西作家笔下，融入了不同的元素和写法。陈忠实的现实主义融入了一部分魔幻色彩;杨争光的现实主义融入了较多的荒诞色彩;贾平凹、红柯的现实主义融入了更多的浪漫气质;陈彦的现实主义则更多地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喜剧化;而陕西的 “90 后” 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时代》则又将乡村社会现实的书写延伸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写法。陕西经验在告诉人们，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而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作家对现实所做出的不同感知和体验，以及所采用的不同写法，正是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塑造出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典型形象。在陕西作家越走越宽广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大批典型形象。梁生宝、梁三老汉、高家林、孙少安、孙少平、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庄之蝶、引生、刘高兴、刁顺子、忆秦娥等都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其中有的形象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同时，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也在不断地被延伸到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陕西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陆续被搬上舞台和银幕，《人生》被改编为电影;《平凡的世界》两次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年又被改编为话剧;《白鹿原》被改编为秦腔现代戏、舞剧和话剧，以及电影和电视剧。

　　《鸡窝洼的人家》被改编为电影《野山》;悲剧色彩浓重的《高兴》被改编为同名喜剧电影;《装台》被改编为电视剧;《主角》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近年来，陕西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柳青、路遥也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先后出现了话剧《柳青》、电影《柳青》、话剧《路遥》等。这些改编作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扩展版，将文学中的一批典型形象扩展到了舞台和荧屏，并通过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送入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几代陕西作家艺术家连续不断地推出反映不同时代现实生活的力作，塑造出不同时代、不同特质的典型形象，共同延续并拓展了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使现实主义成为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三秦大地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肥沃土壤。

　　始终保持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众所周知，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集散地。因此，陕西作家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是天然的，且在其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首先表现为陕西作家充分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禀赋。这种禀赋是中国传统文人数千年来在绵延不断的 “文”“道” 关系中形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关学大儒张载的 “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便是这种精神禀赋的准确表述。

　　在陕西的当代文学中，无论是第一代文学陕军的代表柳青的《创业史》，第二代文学陕军的代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还是第三代文学陕军的代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陈彦的《主角》，都立足于书写社会历史的史诗式巨变，都是对乡土中国及其人的生命和命运的深重关切、对 “时” 与 “事” 的讴歌和书写，都是道义担当、文脉延续、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真实写照。在作家们的写作中，直接书写、延续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陕西作家的突出优势和特色，也是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阐释，但归根到底是一部文化小说。其所讲述的是以关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社会变革的冲击下，如何一步步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该作讲出了作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其中有赞赏、有反思、有惋惜、有批判、有期待，是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审视。

　　截至《白鹿原》出版的 1993 年，如此集中而深入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还比较少见。贾平凹的写作始终是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进行的。他对佛、禅、道，以及金石、书法和文人画的浓厚兴趣人尽皆知。他生长于陕南商洛，其性格中本身延续着复杂的文化基因，融合了楚文化的灵性和秦文化的坚韧。贾平凹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他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自觉沿用。无论是从汉字、汉语到汉诗的 “立象尽意” 的象征传统，佛道哲学中的静观美学与空间叙事，还是志怪、笔记、史志，以及古代的白话世情小说、文人小说等，中国传统叙事中的种种传统，都能在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中找到尝试的痕迹。在当代作家中，始终自觉延续中国叙事传统者，非贾平凹莫属。陈彦自幼进入戏剧院团，从演员到编剧再到团长、院长，一直到中国剧协领导，其对传统戏曲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

　　其代表剧作 “西京三部曲” 是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标志性作品。尽管进入小说写作较晚，但其小说 “戏曲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不仅以密集的行业性知识书写了当下社会中梨园行里的人生百态，而且将戏曲这一最精粹、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到了当代小说的视阈之中，绽放出独异的光彩，且以《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作家，在陕西非独上述几位，还有众多作家以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风格和叙事方式呈现着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血脉联系。与此同时，陕西的画家、音乐家、导演大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怀。例如，长安画派明确以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为艺术宗旨，并以此将传统国画现代化;赵季平等在陕西工作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几乎都与传统戏曲音乐、民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之所以如此集中地出现了这么多关注并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陕西，在中国传统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必然会成为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始终坚持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之路：陕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起始地。史料和传说中记载的神农氏炎帝、“治五气，艺五种” 的黄帝，以及作为炎黄后人和周部落祖先、“教民稼穑” 的农神后稷等农耕文明的始祖，都是在陕西的土地上开始耕种的。即使在当今中国，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以及被誉为 “中国农业奥林匹克盛会”、定期举办的 “中国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都落地陕西杨凌。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陕西应该是乡土中国的腹地。因此，几代文学陕军大多以乡村叙事为主。有人甚至由此认为文学陕军是一支农民大军，缺乏现代性。但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文坛，文学陕军真正集中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尤其表现在乡村叙事方面。

　　从鲁迅、沈从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陕军，构成了现代乡土叙事的一条主线。仅就文学陕军而言，如果将其书写的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按照时间顺序连接在一起，便可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陈忠实的《白鹿原》从废除帝制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革写起，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柳青的《创业史》从新中国农村变革写起，书写了乡土中国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过程;贾平凹的《古炉》和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书写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境况。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青年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奋斗史;贾平凹的《秦腔》《高兴》等书写了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农民与城市的关系;而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则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作家们书写的这条道路尽管弯弯曲曲，但却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一步步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完整历史。这正是一条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其中揭示的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历程蕴含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因此可以说，真正完整书写了乡土中国现代化、接续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恰恰是被视为 “乡土作家” 的文学陕军。

　　三、陕西经验生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陕西经验生成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前述的延安文艺和《讲话》精神，而文学陕军整体上所接续的精神禀赋和传统文脉则更加深远。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大重要文学传统，几乎都淤积在陕西的厚土之中，像岩矿一样一层一层深埋在地下，却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

　　首先，无论是从史料还是从传说中都可获知，我们今天书写文学作品，从古沿用至今的文字 —— 汉字，其诞生与陕西颇有渊源。在史料和传说中，最早造字的仓颉，是黄帝的左史官，出生于陕西白水史官村。“仓颉造字” 尽管是传说，却也是史料中记载的关于汉字诞生的历史依据，也是汉字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而汉字发展的第二块里程碑也立在陕西，那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即所谓 “书同文”，完成了文字国家化、规范化的过程。

　　用汉字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书写文学作品则是从西周开始的。公元前 1046 年，西周王朝建都镐京(今西安市内)，周公旦在这里制礼、作乐、修史，便有了后来被孔子编辑成书的《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其中，设 “大司乐”，立民间采诗制度，使《诗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第一大文脉，并由此开启了中华文脉。

　　以《楚辞》为代表的另一条文脉缘起于长江流域，但以楚人为首的多支秦末农民起义大军，先后涌入关中，占领咸阳，最终由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楚人入主关中，自然将缘起于长江流域的楚歌楚舞引入长安，一时长安城里、汉帝宫中楚歌楚舞弥漫，这一情景被刻在汉画像石中至今可见。更有甚者，当地文人纷纷仿作《楚辞》，实则是将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与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 —— 汉赋。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事实上，汉赋受《楚辞》影响，从宋人朱熹到近人郭沫若、陆侃如也有论述。由此可见，即使形成于长江流域的《楚辞》传统也汇入了关中长安，并促成了汉赋的诞生。

　　汉朝延续并扩大了周朝的民间采诗制度和秦朝的乐府，又加设了 “太乐府”，大量从民间采集歌谣，并与文人诗歌融合，形成了乐府诗歌传统。这一传统赖以生成的 “采诗制度”，尽管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观察民情所设，但在客观上为文人创作开辟了源头活水。这种文人创作汲取民间文艺的传统，直到延安时期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文艺思想，成为文人创作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一条坦途。由此可以发现，文人创作与民间文艺相互融合之路的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都树立在陕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汉朝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开辟的又一条重要文脉，便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尽管是一部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书，却对文学叙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让后世的小说、戏剧、影视的叙事艺术较难超越。而司马迁则是生长于陕西韩城，其任职、撰述《史记》均在长安。

　　及至唐朝，中国的几大文脉均臻于成熟，且又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吸纳了外来的佛教和西域文化的诸多元素，以及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养分，最终融合为一座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学高峰 —— 唐诗。仅据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完成编校的《全唐诗》收录，就有诗歌 48900 余首，诗人 2200 余位，共计 900 余卷，仅目录就有 12 卷。这些诗人当然出自各地，但大多云集长安，使长安成为人类诗歌文明的重镇。

　　唐以后的陕西尽管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不再孕育新的文脉，但以宋代的张载、蓝田四吕，明代的冯从吾，清代的李二曲，以及近代的刘古愚、牛兆濂等为代表的关学，不仅发展了儒家学说，还开启并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发展。他们提出并践行了 “横渠四句” 所倡导的中国文人的责任担当和精神禀赋，制订了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乡村自治方略，为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对陕西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了近现代。

　　近代的于右任、张季鸾、吴宓、李仪祉等重要历史人物，都同出于关学大儒刘古愚门下。关学对当代的文学陕军的影响既是深层次的，也是直接的。陕西作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和书写、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担当，以及陕西经验中的 “深扎” 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都与关学有着深层次的、潜在的联系。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受到 “蓝田四吕” 的《吕氏乡约》的直接启示，才萌发了写作动机的。《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更是以关学大儒牛兆濂为原型的。

　　这些一层又一层的文学、文化传统，淤积在陕西的沃土之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文学气场，直接或间接地形塑着当代陕西的作家、艺术家，成为陕西经验形成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

李 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