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黑河流域张掖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及影响因素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村居民的福祉。为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黑河流域张掖段地处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汇带，作为国家 “两屏三带”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水源涵养与荒漠化防治的重要生态功能。由于该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村庄基础设施落后、项目资金投入碎片化、长效管护机制有待完善、村庄 “空心化” 问题凸显和农户卫生习惯亟待养成等问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根本原因，而且可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推进农村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农村人居环境相关研究文献丰富，基础理论成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包括区域内公共资源管理和具有外部性的私人产品管理，属于公共事务管理范畴。从已有研究来看，公众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决策行为受到物质资本 [1]、人力资本 [2] 和社会资本 [3]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是进行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设备或者条件。村庄环保基础设施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基本保障，村庄配置环保基础设施数量越多，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可能越明显 [4]。当村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进而人们才开始关注生存环境问题，村庄在配置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才可能得到充足的保障，进而影响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5]。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劳动、知识、能力、经验及健康等的总和。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对环境治理重要性的认知能力越强，理解环境治理标准的能力也越强，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6]。

　　人力资本在人居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增强村庄环境治理能力，进而影响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社会资本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它体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只有在被行为者利用和调动时才能影响主体的行为决策 [7]。村庄中的社会资本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信任、社会互惠和村庄凝聚力等方面。社会信任能够增强农户之间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他们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8]。社会资本中的互惠性规范能够促使居民在环境治理中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减少 “搭便车” 行为，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 [9]。村庄的凝聚力能够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得环境治理工作不再是 “自扫门前雪”，而是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

　　关于黑河流域张掖段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碳储量时空变化 [10]、生态修复 [11]、水环境承载能力 [12]、水生态治理 [1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14] 等方面的研究，对农村人居环境相关研究较少。尽管单个因素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影响的研究已较充实，但综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定量考察其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影响效应的研究少见。同时，以往研究多以宏观视角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价，很少有学者以微观视角从农户主体、社会因素和村集体组织层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微观视角，基于黑河流域张掖段样本农户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旨在加强黑河流域张掖段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对推进黑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张掖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37°28′~39°57′N，97°20′~102°12′E)，辖 5 县 1 区，总面积为 3.85×10⁴km²。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年均气温 6.38℃，年均降水量 106.7mm。张掖市位于黑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是甘肃省重要的农产品和能源基地之一，其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农业种植严重依赖河水。2023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608.01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4660 元，第一产业增加值 178.36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19.55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310.10 亿元。常住人口 110.46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49.86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 45.14%。全市累计新改建农村卫生户厕 196452 座，户厕普及率达 90.86%，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普及率水平(73%)和全省平均水平(74%)。已建成市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 座，县级生活垃圾填埋场 6 座，乡镇垃圾转运场(站)、村庄垃圾收集点、收集车辆、无害化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100%。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不断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显著，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使该区域面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且对农村人居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大，亟需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1.2 研究假设

　　农户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渐意识到可持续农业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个体通常倾向于保持认知一致性，即一旦认识到自己应该保护环境，就会更倾向于采取环保行为 [15]。因此，农户对环保问题的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果往往也会更好 [9,16]。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和认知会直接影响其行为。在环境管理方面，如果农户认识到环保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们会更主动参与基础设施的管护和运行，从而保护和维护环境设施的正常运作。环境基础设施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的主效应显著为正 [17]。综上，提出假设 H1 和 H2。

　　H1：农户环保认知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H2：农户环保认知正向影响环保基础设施的管护运行。

　　农村基础设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处于支撑性地位 [18]，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及关键环节 [19]。基础设施改善为农户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和福祉提升创造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 [20]。如果在生产前期就投资建立环境保护设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效率将会有很大提高 [21]。环保设施可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户进行环境管理和治理工作，进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此外，环保设施的良好运行和维护也能保障环保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治理效果。综上，提出假设 H3。

　　H3：村庄环保设施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较强的村庄经济实力能够提供更多资源用于环境治理工作，包括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等。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会促进人居环境满意度的提高 [22]，收入越高，农户越容易接受环境治理付费，也就提升了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满意度 [23]。同时，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也能更好地规划并实施长期的环保措施，进一步改善环境治理效果。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更容易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完善环保基础设施，提升环保设施的品质和覆盖范围，还能够更好地维护和更新环保基础设施，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从而促进环保工作的效果和可持续性。综上，提出假设 H4 和 H5。

　　H4：村庄经济实力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H5：村庄经济实力正向影响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所有成员的社会资本，均存在于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关系中，个体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范围越广，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可能越强 [24]。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根本的 “差序格局”，这种存在于农村传统社会的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社会资源的获取与配置 [25]。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村庄形成了共同的传统风俗与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动员机制和内在结构 [26]。村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协作，提高环境治理效果。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增强相互信任，村庄成员更容易共同制定和实施环保计划，进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27]。社会资本的建构和运作可以促进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环保认知水平。良好的社会资本营造能推动农户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提高农户环保认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和农户内生动力 [28]，同时也能促进农户之间的互惠互助，提高农村集体行动的一致性。综上，提出假设 H6 和 H7。

　　H6：村庄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H7：村庄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户环保认知。

　　基层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9]，村 “两委” 领导人能够在公共事务开展的过程中将个人领导力转化为公共领导力，通过充分整合各类治理资源，有效开展公共事务治理 [30]，增强村民对村集体组织的信任 [31]，从而影响村民的集体行动选择。村庄治理能力越强，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宣传与实施也就越到位，就越有可能提高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与行为，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效果 [32];与此同时，良好的村庄治理能力可以将农户切身利益与集体权益有机结合 [20]，激发农户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农户环保认知 [33]。强大的治理能力可以帮助村庄更好地规划和管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设施的覆盖率和运行效率。通过提升治理能力，村庄能够更好地维护和更新环保设施，保证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从而促进环保工作的持续改善。综上，提出假设 H8、H9 和 H10。

　　H8：村庄治理能力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

　　H9：村庄治理能力正向影响农户环保认知。

　　H10：村庄治理能力正向影响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分析框架模型。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中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4 年 3 月对黑河流域张掖段样本农户开展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根据调研主题选取每个县典型乡(镇)和样本村进行入户调查，每村随机选择 20~25 户，此次调查范围涵盖了 8 个乡(镇)以及下属的 17 个村。共发放问卷 443 份，收回有效问卷 434 份，有效率为 97.97%。

　　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来看，受访者中男性 296 人，男性占据绝大多数，比例高达 68.20%;受访者主要是中年人群，32.26% 的受访者年龄为 46~55 岁，另外 56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样本农户占比也较高，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在农村地区通常有更多的经验，对村庄基本情况了解更多，确保了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农户健康状况良好占 68.66%;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水平的受访者占 45.16%;政治面貌为群众的被调查者占 62.44%;受访者家庭成员中没有村干部占 75.35%，大部分家庭并没有直接的村干部资源或关联。从农户调查的角度看，调查结果更能代表广大普通农户的观点。家庭收入的整体水平不高，家庭年收入 1 万～3 万元占 35.95%;大部分家庭距离村委会较近，居住地距离村委会距离 1km 以下占 53.46%;大部分家庭距离所在县较远，居住地距离所在县距离 7km 及以上占 70.05%;85.24% 的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整体效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反映出该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3.2 研究变量

　　基于前文研究假设，广泛借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相关成果，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物质资本指标通过村庄环保基础设施和村庄经济实力衡量，人力资本指标通过农户环保认知和村庄治理能力衡量，社会资本指标通过社会信任、社会互惠和村庄凝聚力衡量。最终设计 6 个潜变量和 27 个观测变量的题项。其中，观测变量题均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

　　1.4 研究方法

　　从文中研究假设中可知，5 个潜变量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潜变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结构方程模型与传统的多元回归、通径分析等方法相比，可以通过作用路径系数描述潜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34]，能较好地解决离散选择模型无法反映变量间复杂因果影响，以及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不足。因此，文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解析潜变量农户环保认知、村庄环保基础设施、村庄经济实力、村庄社会资本、村庄治理能力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其对农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测量模型用来描述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运用 SPSS 23.0 分析软件，进行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量表信度检验，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CR)分析，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7，各潜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2~0.946，CR 为 0.862~0.948，且观测变量删除项后的 Cronbach’s α 系数无提高，说明问卷数据一致性良好 [35]。KMO 值 0.929，近似卡方值 5198.347，df 值 171，sig 值 0.000，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 [35]。

　　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出 5 个公因子，并得到各观测变量的载荷系数旋转载荷平方和 73.61%，代表问卷数据 73.61% 的信息，表明提取 5 个公因子(即农户环保认知、村庄环保基础设施、村庄经济实力、村庄社会资本和村庄治理能力)较为合理，结合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各分项公因子方差介于 0.594~0.866，大于 0.5，且大多数接近或超过 0.7，说明这 5 个公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各项原始指标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35]。量表效度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各观测变量的标准载荷系数(λ)介于 0.707~0.906，大于 0.7，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介于 0.565~0.722，大于 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各潜变量均能通过其观测变量予以较好的解释 [34-35]。

　　2.2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文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 Amos 24.0 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数。其中，GFI(0.862)、AGFI(0.833)、NFI(0.896)适配度指数均不理想，初设模型与问卷数据契合不好，需要进一步对初设模型进行修正。根据 AMOS 提供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 MI)，在相关理论依据基础上，对 MI 值较大的观测变量误差项之间建立共变路径以提高模型拟合度，共新建 4 对观测变量误差项之间共变路径，得到修正后模型适配度指数，运行修正后的模型。

　　修正后模型除 GFI、AGFI 值未达标准，其他所有适配度指标均符合理想标准，考虑到这两个适配度指标值已接近理想程度，修正后的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与观测数据所得的协方差矩阵之间差异足够小，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契合，可以作为分析文中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

　　2.3 结果与分析

　　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村庄社会资本、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户环保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实力、农户环保认知和村庄治理能力对村庄环保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环保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村庄经济实力、农户环保认知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影响不显著。

　　农户环保认知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98，P<0.05)，假设 H1 成立。农户的环保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和看法。较高的环保认知能够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环保理念，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更加注重环保实践。具有较高环保认知的农户更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和项目，通常更愿意参加社区环保志愿者活动和环境治理项目，通过实际行动改善环境质量，并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参与，提高整个社区的环保水平。

　　此外，环保认知较高的农户往往采用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减少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降低环境污染，保持土壤和水源的生态平衡，促进农村环境质量提升。农户在村庄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自身行为影响和教育周围居民，促进环保知识的传播和分享，提升整个村庄的环保意识，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共同改善居住环境。

　　农户环保认知对环保基础设施的管护运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1，P<0.01)，假设 H2 成立。具有高环保认知的农户更加关注环保宣传，理解环保知识，并认可宣传的作用，重视环境质量，且具备较强的环保意识。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环保行为，认识到环保基础设施的价值、必要性和有效性。此外，提高环保认知引导农户主动要求、使用和维护环保设施，积极参与社区环保共建共享，形成公众压力推动政策优化。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和设施的合理利用，这些农户起到了教育示范作用，提升了社区整体的环保意识。共同推动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有效利用，有力促进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提升。

　　村庄环保设施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60，P<0.01)，假设 H3 成立。村庄环保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和治理效率，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环保意识，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建设和运行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水质和空气质量，从而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些设施的存在激励农户更加重视环保和环境治理，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推动整体环境治理效果的提升。有效运行的环保设施不仅有助于保护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损害，还为农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间接提升了环境治理的整体效果。

　　村庄经济实力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33，P<0.05)，假设 H4 成立。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村庄，有充足的资金且愿意将其投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越有利于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意味着村庄在面对环境治理挑战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在应对污染排放、处理工业废水等方面，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庄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此外，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庄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推动环境治理工作的专业化和科技化水平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提高。

　　村庄经济实力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43，P<0.01)，假设 H5 成立。村庄的经济实力在村民平均收入、集体经济和主导产业发展等方面表现出色，这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通常能更好地推动环保设施的完善与高效运行，并确保这些设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较强的经济实力还有助于村庄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技术引进，激发社区成员的参与热情，增强环保意识。

　　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影响不显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230)。村庄社会资本虽然存量丰富，但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常常面临责任主体不清晰和社会资本作用范围有限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环境治理责任未能得到充分落实，同时也限制了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的实际效果。在实践中，经常观察到农户之间存在普遍的 “搭便车” 现象，使环境治理效果难以显现。村庄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互惠主要集中在家族和邻里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局限性，阻碍了农户合作与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打破这种局限性，以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和参与，确保环境治理责任落实到位，提升环境治理效果。

　　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户环保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5，P<0.01)，假设 H7 成立。社会资本强的村庄中，可以帮助农户更好地获取环保信息、分享环保经验、建立环保意识，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村庄往往有更加活跃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交流，促进了环保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同时，可以提高农户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他们对环保问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通过互助合作、共同倡导环保理念等方式，社会资本可以培养农户的环保意识，推动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环保实践，从而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和提升。

　　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00，P<0.05)，与假设 H8 作用方向相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往往更多地受制于一系列外部资源的配置状况，如相关项目的存在与否、项目经费的充裕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的实际力度等，外部资源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果会产生直接且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村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村庄内部事务的有效组织、协调与动员上。治理能力较强的村庄，往往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村庄内部事务的规划与执行中，这可能使得他们在争取外部资源方面相对薄弱。因此，这种内部治理能力的强化与外部资源获取的不足之间，可能形成了一种负向的显著影响。

　　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户环保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15，P<0.01)，假设 H9 成立。治理能力强的村庄中，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方力量参与环保工作，提高环保政策的执行效率和合理性。同时，能够有效地传播和宣传环保知识，加强农户对环保问题的认知和理解。通过建立完善的宣传教育体系、开展环保培训和教育活动等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可以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推动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环保行动。此外，强大的治理能力还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治理服务和支持，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政策支持和经济奖励等激励措施，促进他们更加自觉地开展环保活动。

　　村庄治理能力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40，P<0.01)，假设 H10 成立。村庄治理能力强可以帮助村庄更有效地规划和组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项目执行效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且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和运营。此外，较强的治理能力能够提供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健全的治理机制、加强政府监督和协调、促进社会参与和监督等措施，村庄治理能力可以有效推动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工作，提高村庄环保水平，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3 讨论

　　农村人居环境具有典型公共产品性质，其保护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需要政府、环保组织尤其农户的自觉广泛参与，且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叶娟丽等 [36] 以山东 X 村与广东 Z 村为研究对象，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马超峰等 [37] 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始由资源要素驱动向治理效能带动转变。唐洪松 [9] 对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认知、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杨调调等 [38] 以泾河流域甘肃段为研究对象，发现农户环保认知、村庄环保基础设施和村庄治理能力对环境治理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韩振等 [22] 基于全国 183 村 1362 份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村级人居软环境质量是影响农村居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上述研究结论已在多个区域得到验证，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结果。

　　对于一般社会问题研究，总会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偏差，文中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影响不显著，与前人研究结论不尽一致 [29-30,32]。虽然国家实施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村庄社会资本存量丰富和村庄治理能力强，但经常观察到农户之间存在普遍的 “搭便车” 现象，村干部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村庄项目的推动与实施过程中较为薄弱，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改善不显著，为农户参与保护意愿向参与行为转变的内在动力不足这一矛盾作出解释。

　　文中不足之处在于，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被访对象年龄差异较明显，很大程度上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具有差异性，因此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结果有些许偏差。同时，本次调查跟踪研究时间跨度不长，可能导致对研究区域内农户群体在治理策略选择上的共性特征、差异格局及其内在行为逻辑的系统性呈现存在不足。因此，在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时，单一地考虑其中一个因素来研究难免失之偏颇，应考虑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且调查跟踪研究时间跨度应该拉长。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文中基于黑河流域张掖段 434 个样本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模型验证了农户环保认知、村庄环保基础设施、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治理能力等核心变量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85.24% 的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然而，也有一部分农户的满意度不高甚至不满意。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受到 3 个关键因素的正向影响，其影响效应及贡献度呈现显著差异：村庄环保基础设施的影响最为突出(0.460)，其次是农户环保认知水平(0.198)，而村庄经济实力的影响相对较弱(0.133)，且这 3 个驱动因素对治理效果的贡献度呈现出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

　　村庄治理能力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0.200)，而村庄社会资本对治理效果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村庄社会资本与治理能力对农户环保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村庄社会资本越丰富、治理能力越强，农户的环保认知水平往往越高。同时，农户环保认知水平的提升与村庄经济实力、治理能力的增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村庄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4.2 对策建议

　　加强农村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农户环保参与意识。进一步加大农村环保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微信、标语、专题片、宣传册、实地参观等多种方式，加强先进典型、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向广大农村群众普及健康知识，算好政治账、经济账、生态账，引导广大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调动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充分发挥各级组织作用，在广大农村党员中开展 “爱农家、净家园” 主题党日活动，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开展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走” 活动，在广大妇女组织中开展 “美丽庭院” 创评活动，大力推行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 建设，“用好行为换积分，用积分兑商品” 成为农户们竞相追赶的 “新潮流”。在村社群众中广泛开展文明村(社)、五星文明户等创评活动，逐步提升农户的环保认知水平，积极引导农户环保观念、意识与行为习惯的转变。

　　夯实村庄环境治理的经济基础。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改革为抓手，整合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成员，构筑产权关系清晰的集体经营基础。吸引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参与特色产业综合发展项目，推进特色产业链纵向、横向延伸融合，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提高产业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在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有条件的村庄可在集体经济中设置集体股，或以提取公益金(公积金)形式解决村集体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经费问题。多举措拓展生态保护治理资金筹集渠道，通过财政、税收、利息等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资金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活动中，解决财政资金不足、治理经费缺乏的问题。

　　培育村庄新型社会资本。首先，加强村民参与，组织多样化的集体活动，定期举办体育比赛、广场舞大赛、生产技能竞赛等，吸引村民广泛参与，丰富业余生活，增强社会互动和凝聚力。其次，建立村民议事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定期召开议事会，讨论和解决村庄公共事务，增强村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此外，提升信任和互惠，推动社区互助，建立邻里互助小组，鼓励村民之间相互帮助和支持，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信任度。最后，发展农村文化活动，投资建设文化广场、图书馆和活动中心，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的社会交往平台。通过以上途径，打破农户之间 “搭便车”、农户的特殊社会信任和社会互惠关系的局限性，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和参与，责任落实到位，提升环境治理效果。

　　逐步筑牢村庄环境治理的组织支撑。首先，加强农村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严格依法依规确定村 “两委” 队伍人选，把业务能力强、群众威信高、思想人品正，且真正热爱农村工作的人才选拔出来，切实提高村庄集体组织动员力。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制度，提高村务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保障村民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其次，完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拓宽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的渠道，提高村民参与有效性。结合村庄实际，设立村民综合治理委员会、村民理事会、参事会、监督委员会、纠纷调解委员会等自治委员会，构建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组织体系，拓展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的平台，提升公共事务治理效能。最后，提升村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加强村庄自治组织队伍培训工作，结合村庄建设和公共事务治理实际，开展基层组织建设、村级事务管理、环境保护、纠纷调解等培训，增强干部组织协调能力。

罗鹏;谈存峰;吕文静;陈强强,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2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