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

让期刊论文更省时、省事、省心

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元代纸币的编号及作用——以“料”为核心

时间:

  中国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逐渐无法满足市场交易和国家财政需求,从宋金时期开始,官方发行纸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纸币进入流通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在金朝末年造成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到元代,官方决定全面使用纸币,故而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设计了全新的、更为完善的货币制度,纸币从分界、定额、限地域,发展到不分界长期流通、不限定额发行、不限地域全国使用,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制度得到逐渐完善。

  关于元代钞法的运行机制,已有不少学术成果,但对于元代纸币制度的整体设计还没有完全明了,其中的编号制度仍是目前的研究空白。编号与纸币的发行、回收体系息息相关,对于纸币编号的讨论或可以推进我们对元代纸币制度的认识深度。

  元代纸币的编号又称 “料号”,其中最关键的是 “料” 这一概念。元代钞法中有 “料钞”“料号”“料例”“配料” 等多个与 “料” 相关的专门名词,虽然关于钞法的研究论著经常提及这些词或引用包含这些专名的史料,但很少对其进行解释和研究,与之相关的制度亦未有过深入讨论。截止目前,学界仅有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户部・钞法〉校释》对这些概念做过注释,然而限于体例,未能专门讨论与这一系列概念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本文拟探讨元代钞法中与料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元代纸币编号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一、料钞和料号

  之前学界提及 “料钞” 和 “料号” 两个概念的成果较多,这组概念也比较好理解。料钞即新钞,元代史料中经常记录用昏钞兑换料钞的相关规定,根据上下文很容易明白,即指用已经破旧的纸币兑换新印纸币。但新钞为什么被称为 “料钞”,《〈元典章・户部・钞法〉校释》“料钞” 条指出:“‘料’是宋元时期用于成批、成组物品计量的量词,一料意谓一批。” 盖因新印纸币成批印制和运输到兑换纸币的机构 —— 行用库,故而称之为 “料钞”。料号是字料和字号的合称。《〈元典章・户部・钞法〉校释》“字号” 条校注详细说明:“元钞承袭金制,在钞纸中部两侧分别印有‘字料’和‘字号’。‘料’是大的成批印造单位,‘号’是纸钞的具体编号,皆用《千字文》字序排列,将每张纸钞定位为某字料某字号。”《南台备要》“建言烧钞” 至正十一年(1351)六月十七日条:“照得元配料内俱有合用印帖,一切于上开写,…… 玄字几号至元贯佰壹料壹仟张。” 据此每料应为 1000 张。

  据《金史・食货志》载,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 “某字料”,右曰 “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 “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 可知金代纸币已有料号。但目前未发现金交钞实物,仅有钞版,无法确知金代料号是否亦用《千字文》中的文字表示,亦难以推断金代料号的编制原则。

  元代长期行用的中统钞和至元钞,形制与金代交钞比较接近。李逸友《元代纸币启蒙篇(一)》一文中描述了现存出土中统钞、至元钞上的字料和字号,在《中国古钞图辑》中也可见到相关图片。纸币上半部分中间为贯佰,即面额,左侧为字料,右侧为字号,均用《千字文》中的文字编号。

  《元典章・户部・钞法》“添工墨钞” 条显示,世祖统治前期,料号均由汉族士人手工填写,后来则逐渐改变。根据出土的元代纸钞实物来看,世祖时期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字料为字戳加印,字号为手写;至元通行宝钞和至正年间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字料和字号均为字戳加印。这样既减少工作量,降低工作门槛,也可以减少舞弊行为。

  填写或加盖料号的工作,很可能在倒换昏钞时由库子当场完成。黑城遗址出土了一部分未加盖字料、字号的纸币,大概是行用库尚未进行兑换的料钞。

  学者大都把料号看作元代纸币的编号,但这个编号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人民币编号有所不同。每张人民币都有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独一无二的十位编号。由于绝大部分编号由前两位的两个字母和后八位的八个数字组成理论上共有 26×26×10⁸种排列组合足够给每张人民币提供一个编号,但元代纸币的编号只有字料和字号两个汉字,这两个汉字均来自《千字文》。字料和字号均使用《千字文》中的单字,相互搭配的情况下,最多有 100 万组不同编号。

  元代长期行用的纸币有中统钞和至元钞两种。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中统钞,早期发行量较小,中统年间最高年发行量为 8 万锭,至元十二年之前,最高发行量不过 40 万锭。至元十三年南宋地区纳入元朝统治,纸币发行量剧增,至元二十三年高达 218 万余锭。至元二十四年钞法改革,发行价值为中统钞 5 倍的至元钞,停止发行中统钞。至元钞年发行量从 20 万左右到 200 余万锭不等,年平均发行量大约是 100 万锭。至大四年(1311)后,中统钞再次开始发行,作为小额辅币与至元钞同时使用,大多数年份发行 10 万锭。

  中统钞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共 10 等,一套不同面额的中统钞面值共 4210 文。至元钞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共 11 等面额,一套不同面额的至元钞面值共 4215 文。1 锭为 50 贯,1 贯为 1000 文。假定一年所发行纸币的每种面额的张数相同(实际上通常要求多发小额零钞,四六配搭,总张数更多),那么 100 万锭中统钞约为 1 亿 1876 万余张,100 万锭至元钞约为 1 亿 3048 万余张。即使只发行 50 万锭中统钞,也需印制 5938 万余张纸币,使用由《千字文》单字组成的 100 万组编号,绝不可能做到每张纸币互不重复。一年印制 100 万锭中统钞的情况下,每组编号最少需 118 张纸币共用,若为至元钞则每年发行的新钞最少需 130 余张共享同一编号。

  实际上,100 万组编号最多只能让 100 万张纸币获得每张独一无二的编号,假定这 100 万张纸币都是中统钞,且每一种面额的数量相同,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总额大约是 8000 余锭。如果都是至元钞,则市场流通货币总额只能是 7000 余锭。中统钞发行量最小的年份是至元六年,共发行 22896 锭;发行至元钞最少的年份是至元三十一年,共发行 193706 锭。而且元代纸币不分界,不限制流通地域,任何一年发行的纸币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流通。也就是说,用两个来自《千字文》的汉字表示字料和字号,这种方式组成的货币编号,即使在元代发行量最少的时候,也不够确保每张纸币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因此一定会有大量纸币编号重复。随着纸币不断发行,每个编号可能会有成千上万张纸币共享。那么,元代怎么给纸币分配编号呢?由字料和字号两个汉字组成的料号,在元代钞法体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实际上,现在国内出土的元代纸币实物非常丰富,除了西藏、甘肃、宁夏、湖南等地传世和出土的少量纸币之外,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先后出土纸币 500 余张,青海格尔木农场出土纸币 400 余张。在这些成批出土的纸币中,应有很高概率包含同批印制相同面额的纸币,但考古报告中很少提及出土纸币的字料和字号。如能根据实物来查看元代纸币的料号编排方法,将会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目前为止我们无法得知成批出土的元代纸币每张的料号,因此暂时只能根据史料进行推测。为了探究元钞料号的编制方法和功能,需要从料例和配料入手。

  二、料例与配料

  之前关于元代钞法的论著中较少提到料例和配料,但《〈元典章・户部・钞法〉校释》中对这两个专名做了解释:“‘料例’一词在《元典章》中多见,当系指一组(一‘料’)纸钞的面额情况,或指对大量纸钞根据不同面额进行分类、配组(称为‘配料’)的状况。” 这条校注已经指出,料例与纸币的面额相关,但没有说明所谓 “一组纸钞的面额” 具体是什么情况。实际上,元代史料中经常直接用料或料例来表示纸币的面额。如《南村辍耕录》记载至元通行宝钞的 11 等面额,题目为 “至元钞料”,“至元印造通行宝钞,分一十一料:贰贯、壹贯、伍伯文、叁伯文、贰伯文、壹伯文、伍拾文、叁拾文、贰拾文、壹拾文、伍文。” 又如《元典章》“禁治茶帖酒牌” 条,监察御史请求多发行 11 等面额之内的 6 种较小面额零钞,解决民间小额货币不足的问题。中书省则要求各地钞库如遇到缺少零钞的情况,应 “开坐各各料例”,也就是写明缺少的各种纸币面额,提前派官前往大都领取。

  由于料即指面额,文书中也可以看到将大额纸币称为 “上料大钞”,将小额纸币称为 “下料零钞” 的情况。由此可知,虽然在料钞和料号中,料指代数量或编号,并引申具有新钞的含义。但在料例中,“料” 指代面额。在 “配料” 一词中,“料” 既与编号相关,也与面额相关,这是因为元代纸币料号中的字料这一编号与面额挂钩,是相互吻合的。

  从出土实物来看,同一面额的纸币不一定使用同一个汉字作为字料,《中国古钞图辑》收入的多种纸币可看出相同面额纸币之间用作字料的汉字有所区别。字料与面额的匹配关系应是多对一的,甚至有可能随着年份和批次不同而改变。

  关于 “配料”,《〈元典章・户部・钞法〉校释》中已提出 “或指对大量纸钞根据不同面额进行分类、配组”。但究竟如何分类、配组,以及这样做的意义,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要理解配料的方式和作用,最重要的史料是《南台备要》“建言烧钞” 条。

  这是一件元朝后期的文书。当时伪钞泛滥,而且经常有人伪造昏钞,但并不使用,而是与行用库官员勾结,用伪钞换取新钞。伪造的昏钞按照规定统一被烧掉后,犯罪证据就被顺利销毁,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因此官府在昏钞倒换和烧钞环节设置了很多防范和检查手段。根据这件文书,行用库库子收到昏钞之后,需要先 “配料钞锭”,然后在 “元配料内” 附上 “合用印帖”。文书中提到的印帖包括如下内容:(1)“行用库子王谅配料钞锭”;(2)“玄字几号至元贯佰一料一千张”;(3)“盛宁县杂物行人某 (笔者注:此处有签名)”;(4)“配料官三原县主簿不严达实,库子王谅,贴库门谅 (笔者注:此处有三人签名)”;(5)“年月日”。

  上引印帖中的 “玄字几号至元贯佰一料一千张” 这一信息至关重要,由此可知,一批纸币配料完成之后,应为字料、面额相同的 1000 张,这证明了元代纸币的字料与面额挂钩,相同面额的纸币字料编号相同,否则印帖无法以此种形式书写。正由于这一制度设计,“料” 在元代的纸币体系中既表示编号,又表示面额。而从印帖的这种形式来看,配料时很可能还需要把字料和字号都相同或者相同字料几种字号的纸币放在一起,凑成 1000 张。由于元代料号数量不多,如果字料与面额挂钩的话,每种面额的纸币字号将大量重复。此外,如前所述,元代纸币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字料和字号全都改为用加盖印戳的方式填写,则可能字号与地区有一定关系。如果每个地区的行用库都准备全套 1000 多个汉字的印戳,似乎数量过大,也没有必要;每个地区仅分配少量汉字印戳用来加盖料号,则可能更为合理。在同一地区料号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把相同料号,或字料相同、几种字号的纸币配成 1000 张,做到这一点难度并没有那么大。

  写好印帖之后,还要设置一个勘合簿,由库使掌管,勘合簿上需要再次登记料号、配料官、库子、贴库、行人等信息,要与印帖完全符合。一旦在烧钞之前检查昏钞时,发现其中混入伪造的昏钞,就要对照配料内的印帖、库使手中保管的勘合簿,查明伪钞在哪个环节混入,落实责任人,由其赔偿。上引 “建言烧钞” 文书内提到,这些昏钞并没有经过具有专业技能的行人查验真伪,只是由库官、库子和配料官密封标记之后,才让 “行人辩验”,虽然印帖与勘合簿信息相符,但烧钞时查出的伪钞,“并不是元检之数”,而且不像那些符合规定的堪烧昏钞背面 “有行人小印记事”,由此可知是库官、库子和配料官相互串通,把伪钞混入昏钞之中,并瞒过了查验的行人。因此要求倒换昏钞配料之后,需要 “检闸上料行人” 负责检查大额纸币,因很少有人伪造小额零钞,故而专业行人只需要检查上料大钞,并标记封存,防止行用库之内的官员串通作弊。

  配料勘合这一流程,在元曲《上高监司》中被描述为 “逐户儿编褙成料例来,各分旬将勘合书”。编褙成料例,即配料钞锭,书写勘合,即开写印帖和勘合簿。《上高监司》中把 “配料” 写作 “编褙成料例”,由此亦可知配料时主要以料例 (即面额) 为标准。想象一下,元代倒换昏钞的行用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柜台,收到不同面额的昏钞,盖上退印之后放入不同的盒子。一种面额纸币积累至 1000 张时,将其配成一料,登记料号,开写印帖,密封待烧。

  从史料来看,配料很可能是至元二十四年钞法改革之后出现的新要求。《元典章・户部・钞法》“常川开平准库条” 记录了至元二十年倒换昏钞的流程,至元二十年,行用库收入的昏钞并不进行配料,只是到了起解日,把昏钞送往统一地点烧毁的时候,才由 “提点官封记桩入包子”,然后把钞包的编号和个数、提点官的职位姓名和押解库官的姓名申报给户部即可。天历二年 (1329) 之前,每年发行的钞数都有明确记载,但至元二十五年时,桑哥批评 “中统钞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数”。所谓 “不知其数”,指的应是不知道市场上流通的中统钞数,大概在至元二十四年钞法改革之前,行用库并不对回收的昏钞进行配料和登记,无法统计回收了多少昏钞,因此对市场上仍在流通的纸币数量难以估计。

  元贞二年 (1296) 的 “起解昏钞违限罪名” 条初次提到 “配成料例” 的规定,这件文书中使用 “照得” 一词,可知提及的是之前已有的规定。由此来看,配料制度是至元后期建立起来的,可能为至元二十四年钞法改革的内容之一。通过配料,可以很方便地统计所回收昏钞的数额,因此能够解决 “中统钞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数” 的问题。元代的料号这一形式虽然继承自金代,但金代纸币料号的功能应是用于分界,元代纸币不分界,早期料号只有标志面额、兑换时对应新旧纸币等作用。但在至元二十四年钞法改革设计出配料制度后,料号就可以用来统计纸币数量。

  除统计数量外,料号还有关防作用。元代制作伪钞的方法之一是挑改纸币面额,将小额纸币伪造成大额,再倒换同面额的新钞。纸币的面额与字料挂钩,挑改者若要做到天衣无缝,在改面额的同时,还需要改字料。如果伪造者不知道面额与字料有关,或不知道哪些字料对应哪些面额,伪造时就很容易出现漏洞。因此《通制条格》“倒换昏钞” 条提出辨验伪钞的程序。

  由于挑改钞额者势必将数额改大,因此料例相同的情况下,面额较大者即为伪钞。根据前引《南台备要》“建言烧钞” 条可知,在烧毁昏钞的过程中,料号和配料制度也起到了重要的关防作用。在烧钞时,烧钞官查出有伪钞 “并不是元检之数”,正是因为有了严格的配料制度,才很容易地发现混入正规昏钞的 “不堪短少” 纸币。

  三、结论

  元代钞法系统中出现了料钞、字料、料号、料例、上料、下料、配料等多个与 “料” 相关的专名,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有助于我们了解元代钞法的运行机制。“料” 的含义很丰富,本意是估量、度量,在宋元时期用于成批、成组物品计量的量词,在这个意义上,料钞指的是成批印制的新钞,料号即指一批纸币的编号,这种编号由字料和字号两个来自《千字文》的汉字组成。料例指纸币的面额,这是因为纸币在印制分组的时候,同一料纸币的面额相同,类似于今天银行会把相同面额的一批纸币打包成一捆。因此,在元代钞法中,料与编号、面额两个含义相关,而元代纸币的料号和面额也相符合。根据史料来看,元代一料纸币为 1000 张,这 1000 张纸币的字料相同。配料就是指在回收昏钞时,把字料相同的纸币配成一料,密封后统一烧毁。配料的情况需要在印帖和勘合簿上进行登记,既方便统计回收昏钞的总额,也有防伪作用。元代的配料制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体现出制度在运行中的不断完善。

李鸣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