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论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与路径方法

　　引言

　　因明起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后由佛教等宗教继承和创新，并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和西藏等地区。作为古代印度各宗教教派用来反驳异教他见、论证自身主张的一整套包含哲学和逻辑学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因明也是古印度各宗教文化探索各类知识的理性工具，其中既包含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包含逻辑概念和判断推理等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经佛教继承和发展的因明，是佛教哲学和佛教逻辑的理论基石，而随佛教传播并由藏传佛教继承和改造创新的藏传因明，既是藏传佛教思辨和习修的方法，也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理性工具之一。

　　一、藏传因明中国化概述

　　因明的中国化，是指古印度因明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当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简而言之，也就是因明在中国的本土化的全过程。因明的中国化与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密切相关，这个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古印度因明的传入和引进、对古印度因明的吸收和消化、对古印度因明的改造和重构、古印度因明完全融入中国文化等几个阶段。因明中国化的这些历史过程，又以人员的来往与交流、经典的翻译和注解、理论方法的改造和重构、与其他学问的结合和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等途径和方法得以完成，从而实现了因明的中国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因明。

　　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佛教中国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明作为佛教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依据，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又随其传播途径和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形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大部分。汉传因明形成之后，又随中原佛教的东传，在日本和朝鲜等地形成若干汉传因明的支系。藏传因明形成之后，也因藏传佛教在蒙古等地区的传播，传至内外蒙古及其他一些地区。可以说，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的形成都是因明中国化的结果，因明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脉相承，因明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与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密切相连，因明中国化贯穿于佛教中国化的全过程、全方位。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发展，传统上以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灭佛为界，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阶段，也有人将前者称为吐蕃佛教，后者称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各教派就是在后弘期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就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言，学界有多种说法。郑堆将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唐代佛教传入高原，开启其本土化暨中国化的进程;宋元时期，随着教派的形成，藏传佛教步入中国化轨道;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藏传佛教中国化形成新特色;新中国成立，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注入新内容。有关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方法，学界也有多种考察的维度和视角。陈宗荣从 “中华化”“时代化”“社会化”“个人化”“和谐化” 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的时代意义。班班多杰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认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应从学理依据、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切入。拉先加从政策、理论、历史、实践四个层面讨论了当下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另外，赵勇和索南才让以藏传佛教的理论和方法为视角，从 “空” 与 “有” 的关系讨论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演进历程。以上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考察维度的研究，也为我们研究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路径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如上所述，自因明传入中国以后，先后形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大支系。中原所传的因明，虽在玄奘及其后学们的推崇下出现四十多年的兴盛时期，但随着法相宗的式微很快衰落，几成绝学。近代以来，在佛教复兴的背景下，因明学研究也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先后出现了谢蒙、太虚、吕澂、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虞愚等一批因明大师，有不少因明论著问世，可惜这一次的复兴也仅持续了十多年。改革开放后，因明之学再次复兴，出现了石村、沈剑英、巫寿康、郑伟宏、姚南强等研究因明的学者，也有不少因明研究成果出版，但因明研究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仍处于冷门绝学的行列。

　　谈到因明在唐代的昙花一现，有人认为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而不喜欢抽象思维。有人则认为这与唐武宗会昌禁佛有关，并基于同样的思维倾向导致了禅宗的兴起和法相宗的式微，最终使得因明也随之失传。也有人认为，这与中国文化的品格特征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以伦理道德为其核心内容之一的，因明传入以后长期停留在纯理论分析的阶段，未能与伦理道德扯上关系，所以不能引起士大夫的兴趣，自然就无法进入主流话语系统之中。同时，认为因明传入后未能及时地实现本土化，也是导致因明最终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吕澂先生认为，其一，玄奘译介因明，始终停留在以立破为主的阶段。这就大大限制了此学的范围，并使学者很自然地轻视此学，以为无关宏旨。其二，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听者的记述注疏也未能即时流传，这多少带有秘传的意味。一般学者不得师承，即难窥其门径。这也使此学流传受了很大的局限。其三，因明二论的翻译拘于格律，文章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难得确解…… 使人发生一种此学难言的印象，而妨碍了它的流传。纵观汉传因明传播和发展的坎坷经历，当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和深层逻辑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王克喜认为，因明与中国传统的明辩学是一种性质相似的论辩体系，这种近似的逻辑体系决定了因明传入中国的命运和传入的范围。汉语与梵语以及翻译因明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对因明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和影响。由于因明中所具有的演绎、归纳、类比的性质，与以推类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的逻辑传承具有明显的差异，必然受到这种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和限制。

　　就藏传因明而言，其称谓可做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传入中国西藏的因明;二是中国化的因明。前者侧重于因明的传承系统，后者注重业已形成的因明派系。若将藏传因明理解为中国化的因明，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已完成，便无需再说其中国化，而只能探讨藏族学者对因明的改造和重构，以及其独特的思想机理和内容方法等。若将藏传因明理解为传入中国西藏的因明，不仅有必要探究其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途径方法，也要研究藏族学者对因明的改造和重构，以及它独特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等。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虽不像汉传因明那样时断时续、历经坎坷，但同样经历了传入和引进、吸收和消化、改造和重构、融入和发展等几个阶段;藏传因明中国化的路径方法，也是通过人员的来往和交流、经典的翻译和注解、理论方法的改造和重构、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在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来体现的。

　　无论是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路径方法，其聚焦点均在于藏族学者对因明的改造和重构，这一过程和举措促成藏传因明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古印度佛教因明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是陈那和法称两位因明大师，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西藏的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因明经典，当属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这两部著作。《集量论》分为现量品、为自比量品、为他比量品、观喻与似喻品、观离品、观过品六品;而作为《集量论》注解的《释量论》，则将其内容整合成为自比量品、成量品、现量品、为他比量品四品。商竭罗主的因明论著《因明入正理论》，则将因明所有的内容概括为八门或八支，即 “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从以上经典的内容看，现量与比量是所有因明论著的核心内容，其他内容则是其衍生或附属的问题，均为这两个主题服务。但是，藏族学者通过熟读这些因明文献，深入理解其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后，对其中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加以改造和创新，同时对其理论框架和思想内容进行了整合和重构。例如，将印度因明的三支论式改造成二支论式等，特别是将因明学各核心要义有层次、分门别类地统摄为 “摄类” 之学，将其认识论的部分整合为 “心理” 之学，将其逻辑推理的部分解构为 “因理” 之学，并且撰写出诸多这三类论著以学习和研究因明之学。这既是藏族学者对印度因明的改造和重构，也是因明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从因明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以及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也就是因明融入藏族传统文化的情形来看，虽然藏族传统文化也借鉴了古印度将因明作为五明文化之一，这种学科分类，但又因其理性工具性功能和作用，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例如，藏族传统文化将因明和声明称为消除错误之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提倡先学声明和因明，再依次学习医方明和工巧明等，并认为声明是消除字句错误之学，因明是消除逻辑认知错误之学，就像语言文字和思维逻辑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和入门之学一样。另外，在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中，学习五部大论时，也要求先学因明和中观，再学般若、俱舍论和戒律等。在藏传佛教寺院中辩经时，既有以因明辩论的方式学习和辩论因明，也有以因明辩论的方式学习和辩论中观、般若、俱舍论和戒律等。这样依次学习和研修的原因，就在于因明不仅是一门关于思维认知和逻辑推理的学问，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和辩论的工具，通过因明思辨可以厘清学习中的各种错误。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运用因明的理论方法学习各学科知识也成为一种传统，且运用自如、习以为常，这也充分说明了因明已完全融入藏族传统文化之中。

　　二、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有关藏传因明的历史分期，至今也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青史》和《贤者喜宴》等传统史籍，只记载了《释量论》简短的师承历史，仅仅罗列了一些具有这一师承的人物名称。传统藏族学者在谈到因明发展历史时，也往往借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时间界限加以论述。

　　就现当代对藏传因明发展历史的研究而言，王森先生在讲述藏人译传和讲授因明概况时，将藏传因明发展历史概述为吐蕃时期因明典籍的翻译和后弘期之译传讲授及著述两个阶段，其中后者又分为因明在阿里地区的复兴、桑普寺的译传和著述、萨迦寺的译传讲授及著述、黄教的因明讲授及著述四个阶段。剧宗林先生在其《藏传佛教因明史略》中，也将藏传因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佛教前弘期因明的译传和佛教后弘期因明的再传两个部分。其中，后者也分为复兴于阿里地区、盛传于桑普寺、萨迦派对因明的贡献、格鲁派对因明的继承和发展四个阶段。从以上两位先生的表述来看，两者虽有些差异，但对藏传因明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分期基本一致，也就是藏传佛教前弘期、后弘期两个阶段。但后弘期的时间跨度较大，几乎就是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 11 世纪到 19 世纪，有近千年的历程。

　　沈剑英的《中国佛教逻辑史》也将藏传因明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对印度因明经典的译介以及新因明的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其中，后者又以几位代表人物为标准，分为恰巴・曲吉僧格时期、萨迦班智达时期和宗喀巴师徒时期三个阶段。在论述藏传因明的逻辑思想时，也以具有贡献的因明历史人物为依据，分别介绍了萨迦班智达、宗喀巴、根敦珠巴和普觉・强巴等因明大师，以及其他藏族学者的因明论著及其逻辑思想。从以上内容来看，其侧重点不在于藏传因明的因明逻辑思想的发展历史，而在于逻辑思想本身的介绍，因此才有了这样的分目。

　　吉美桑珠在介绍因明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历史时，将藏传因明发展历史归纳为六个阶段，即前弘期的传播、后弘期的传播、俄译师开创讲授和注疏之风、恰巴・曲吉僧格创立因明新理路、卫藏地区初设讲习所和辩论场、多麦地区初设讲习所和辩论场六个部分。从这一划分的具体内容和时间界限看，前两者主要以时间为界限，后四部分以因明的发展创新为依据，特别是后四部分时间界限不甚清晰明确，一些阶段有可能属于同一时期。

　　祁顺来的《藏传因明学通论》在介绍因明在青藏高原的传播时，将藏传因明传播和发展历史概括为因明在西藏等地的传播与继承，以及因明在西藏等地的改进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又分西藏旧量论、俄・罗丹喜饶与西藏新量论、恰巴・曲吉僧格与《摄类学》、萨班的量论新体系四部分。第二阶段在介绍了格鲁派对量论的发展和推进作用后，转而论述藏传因明与量论的关系，以及藏传因明在因明发展史上的功绩和地位。其《藏传因明思想发展史》在论述藏传因明的渊源和发展历史时，将之分为因明在印度的产生和发展、因明在藏地的产生、12 世纪在萨迦寺开创讲习《释量论》之风、15 世纪后格鲁派对因明理论的普及四个阶段。其中，因明在藏地的产生这一历史时期，分为前弘期时期的因明、11 世纪在桑普寺首传《定量论》的思想、恰巴・曲吉僧格对因明的推广三个阶段。同样，12 世纪在萨迦寺开创讲习《释量论》之风这一阶段，也分为萨班作《量理宝藏论》并传播《释量论》思想、萨迦派高僧释迦却丹的因明思想、噶举派高僧的因明思想三部分。15 世纪后格鲁派对因明理论的普及这一时期，也分为宗喀巴对因明与内明的结合、宗喀巴弟子对因明的推广、宗喀巴师徒之因明思想在西藏的传播三部分。总体而言，他将藏传因明思想发展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理解为藏传因明产生和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为藏传因明传播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为藏传因明兴盛时期。这些不同的阶段既是藏传因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以理解为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随着藏传因明研究的不断深入，藏传因明发展历史的研究也越发细微。例如，郑堆主编的《中国因明学史》之 “藏传因明史” 中，将藏传因明产生和发展历史分为 10 个部分，即藏传因明的源头与历史轨迹、吐蕃时期因明的初传、后弘期藏传因明典籍的新旧译传、以噶当派桑普寺为中心的前派藏传因明、以萨迦派萨迦寺为中心的后派藏传因明、宁玛派藏传因明的传承历史、觉囊派藏传因明的传承历史、噶举派藏传因明的传承历史、格鲁派藏传因明的传承历史、近代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对藏传因明的弘扬等。较之前述各种历史分法，这一分法显得更加细致。但是，将教派传承作为划分标准，在时间上往往会出现相互重叠的情况，也相对抹煞了各教派之间的因明交流，不能突显藏传因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特点。

　　综上所述，结合藏族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藏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以及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吐蕃时期，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古印度因明也随之传入西藏，藏传因明中国化进入最初的萌芽阶段。宋代封建割据时期，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再次复兴，以及古印度因明经典的全面翻译，藏传因明中国化开始进入初始阶段。元代萨迦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不断发展，以及因明研习不断深入，因明注疏不断问世，藏传因明中国化进入发展阶段。明代帕竹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不断发展和革新，特别是随着格鲁派的产生和形成，因明研习蔚然成风，因明论著不断涌现，藏传因明中国化进入繁荣兴盛阶段。清代甘丹颇章时期，随着藏传因明理论体系的全面形成，藏传因明中国化进入成熟阶段。经过以上各个历史时期，藏传因明已逐步融入藏族传统文化，最终完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对藏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藏传因明中国化的路径方法

　　因明的中国化，离不开印度因明的传入，以及中华民族对它的吸收和应用。就藏传因明中国化而言，其应肇始于佛教在西藏等地的传播，形成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发展于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僧人致力于学习和应用因明，并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发挥其所有的作用。

　　公元 7 世纪前后，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当时在吐蕃传法的不仅有印度僧人，也有中原内地的僧人。在他们传法的过程中，应该对因明之学有所涉猎，通过他们的传播，吐蕃僧人亦能知道因明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同时，因明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具有自身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是一种理论学习的方法和思维辩论的工具，在佛教理论的学习和宗派教义的辩论中不可或缺。例如，藏传佛教历史上的 “佛苯之争” 和 “顿渐之争” 中，参与辩论的佛教僧人，应该是运用了因明的理论和方法。当时在吐蕃传法的印度高僧静命(寂护 743—797)，著有《摄真实论颂》《诤正理论释》等因明论著，其弟子莲花戒还对《摄真实论颂》作了详细的注解，名为《摄真实义释难》，共计八千万颂、60 卷，随后还被翻译成了藏文。此外，莲花戒还与吐蕃僧人法光合译了陈那的《因轮论》。据史书 记载，作为吐蕃赞普的赤松德赞，还著有名为《经教佛语正量论》的因明论著。以上这些因明论著经后世校勘和修订，收录在大藏经《丹珠尔》中。如果以上说法正确，《因轮论》当是翻译成藏文的第一部因明著作，《经教佛语正量论》当是吐蕃人撰写的第一部因明论著。这也是印度因明传入吐蕃，并被吐蕃接纳和吸收的例证之一。

　　当然，与佛教的传播和本土化相一致，吐蕃时期因明中国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历史文献中也没有专门传习因明的历史记录。因明虽然在古印度文化中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但在藏传佛教中，这个时期的因明仍然处于佛教总体的传习之中，是藏传佛教的附属学问，这从当时桑耶寺中所建的各个专修学院可见一斑。另外，吐蕃时期对印度因明论著的翻译也处在初级阶段。史书记载，吐蕃时期虽有一些因明传习和因明论著翻译的零星记录，但因明传习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因明论著的翻译也不够系统和成熟。例如，赞普赤热巴巾时期，虽说有噶、觉、香三位译师翻译过因明经典，但因这些译本没有得到留存，我们无法知晓其内容的完整性和翻译的准确性。对古印度因明经典较为系统的传播和熟练的藏译，当产生于藏传佛教后弘期。例如，古印度因明经典著作《释量论》的完整藏译本，是在后弘期由玛译师・格卫罗追翻译完成的，后经俄・罗丹喜饶和萨迦班智达等学者的不断修订，才成为后世所传的译本，并收录在大藏经《丹珠尔》中。即便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因明的传习和翻译也经历了从逐渐发展到完全成熟的过程，因此才有了此时的 “旧因明” 和 “新因明” 之说。从这种提法也可得知，旧因明应当在因明理论的理解和因明经典翻译，以及因明理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传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而俄・罗丹喜饶之后的新因明，则经过一定的发展和传播，弥补了原有的缺失，日趋成熟，成为藏传因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理论经典的传播来看，印度因明论著的翻译也是因明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藏族学者在不断研习和讲授因明的同时，还翻译了一大批古印度因明论著。这些古印度因明译本经后世校勘和修订，大部分都收录在大藏经《丹珠尔》因明卷中，共计 68 部。这些经典主要包括古印度佛教因明两大宗师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等因明经典，以及其后学天主慧和释迦慧等人的因明论著，内容涵盖因明理论和方法等全部量学要义。这些文献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古印度因明经典论著的译本，成为学习和了解古印度因明的珍贵文献资料。重读经典，发现这些因明译本翻译质量很高，行文流畅、语句通顺、表达准确，少有翻译的痕迹。特别是因明术语的翻译，因多采用义译的方式，不再是梵藏两文混杂、生熟语词相夹，完全符合藏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为因明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这批因明文献中，也保存有从汉文翻译而来的商竭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此书首先由唐三藏从梵文译成汉文，后来由汉族格西僧祥曲与藏族格西敦熏转译为藏文，后又由从一切有部出家的大支那(汉地)圣僧法宝于萨迦寺据汉文进行了校勘，使之成为正确译本。书名汉文为《入正理论》，而藏文则以《正理门论》称世。” 这部因明论著的翻译和传播有力地证明，藏传因明的形成也与汉传因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藏族学者对所传入的因明理论的传习和因明经典的翻译只是因明中国化的基础，那么，对印度因明论著的注解以及有关因明论著的创作，应是因明中国化的开端。藏族学者有着对印度因明论著作注解的传统，且历史久远，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历代学者所撰写的因明注疏已数不胜数，且还在不断出现。在古代印度因明注疏中，就有句义派、阐义派和庄严派等不同的注释方法或流派，藏传因明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不同的方法解释因明经典及其思想内容。例如，俄・罗丹喜饶的《定量论释难》、恰巴・曲吉僧格的《定量论要义》《定量论疏》、布顿・仁钦珠的《定量论大疏句义极明》、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量理宝藏论自释》、仁达瓦・熏努罗追的《释量论总义》《释量论庄严疏广说》、觉丹日贝热智的《定量论大疏庄严之花》、宗喀巴的《因明七论破除意暗》、贾曹杰・达玛仁钦的《释量论疏・解脱道明解》、克珠杰・格勒贝桑的《释量论大疏正理之海》等都是藏传因明注疏的经典之作。它们有的释句义，有的释意义;有的释要义，有的释总义;有的是释难，有的是广说。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充实了印度因明的中国化。

　　藏族学者的因明著述也极为丰富，且历史久远。早在吐蕃时期，就有来吐蕃传法的静命大师所写的《摄真实论颂》，以及据说由赤松德赞所作的《经教佛语正量论》等因明论著。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除前文所列著述之外，还有丹巴瓦・玛卫僧格的《量略论》、隆钦・绕绛巴的《摄量真实性论》、克珠杰・格勒贝桑的《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以及博东班钦・乔列朗杰的《广说量论疑难》《量论・正理之光》等因明论著问世。另外，还有觉丹日贝热智的《因明发展史》和班钦・释迦确丹的《因明简史・明日之光》等因明史类著作。现今，也有毛尔盖・桑木旦的《因明理路入门》、格西・次旺的《因明七论详解・入海之舟》和格西・意喜旺秀的《量论意饰》等因明论著得以出版。藏族历代学者因明论著的问世，延续了藏传因明的历史传统，既体现了藏传因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反映着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藏族学者对因明理论和方法的改造和重新建构，标志着因明中国化的彻底完成。藏传因明总体上保留和传承了古印度因明基本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它对古印度因明的改造主要体现在某些细节和微观的层面。例如，思想观点的辨析、章节体例的调整、论式形式的简化和答辩方法的改进等。藏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重构，主要体现在论著结构内容的调整和整合，以及从哲学和逻辑学的维度对因明学思想内容的重构。例如，古印度因明经典《集量论》分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观喻与似喻、观离、观过六品，《释量论》分为自比量、成量、现量、为他比量四品。但是，藏传因明论著如萨班的《量理藏论》共分十一章，即观所知境、观能知心、观心如何识境、观成立与遣他、观所诠与能诠、观相属、观相违、观性相、观现量、观为自比量、观为他比量等。而宗喀巴的《因明七论破除意暗》只有三品，即境、具境、证境方法。其中，第一品讲常住与无常、因与果、实有与心法、境之四分法、自相与共相、所诠与能诠等内容;第二品讲能诠与心法、量识与非量、分别与无分别、错乱识与不错乱识、自明与明他、心王与心所等内容;第三品讲相违与相属、遮止与成立、总与别、一与异、遮入与立入、性相与所表、质与体、二比量等内容。显然，萨班和宗喀巴的两部藏传因明论著的结构内容既不同于以往的注释类因明著作，依据原有结构内容逐一解释论述，也不同于后世的摄类学、心理学和因理学类的论著，对因明理论进行了重新分解和建构。它们打破了印度因明论著原有的结构框架，对古印度因明的思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重构，并且调整和重构的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因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现量和比量，其他内容则是它们衍生的知识。藏传因明论著中所讲到的这些内容，虽然与印度因明论著的内容貌似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二量的内容展开的，使我们深解量学要义知识体系，这种尝试也是藏传因明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藏传因明将因明要义分解为摄类、心理和因理三部分，既是对因明理论和方法的改造和重新建构，也是印度因明彻底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藏传因明论著中，有着丰富的摄类、心理和因理类的著作，并且还在不断涌现。就摄类学著作而言，自恰巴・曲吉僧格开创摄类之学以来，就有很多摄类学著作问世。例如，达仓热朵巴・索南旺杰的《热摄类学》、色・阿旺扎西的《色摄类学》、拉・索南旺杰的《拉摄类学》、赞宝・阿旺成烈伦珠的《赞宝摄类学》、堪钦・根登嘉措的《堪钦摄类学》、居・弥庞的《弥庞摄类学》、雍增普觉巴・强巴嘉措的《雍增摄类学》等。据北京民族图书馆藏书统计，藏传因明论著中的摄类著作多达 40 余部。同样，藏传因明论著中的心理学和因理学类的著作也不胜枚举，例如，班钦・索南扎巴的《心理论》《因理论》;格西・慈成南杰的《心理论》《因理论》;克主・金巴达杰的《心理论原理・佳言总汇经教宝库》《因理论原理・诠意明镜》;班钦・贡东瓦的《心理论》《因理论》;一世嘉木样阿旺遵追的《心理论》《因理论》;卓尼・扎巴协珠的《心理略释》《心理详释》《因理略释》《因理详释》;蒙古高僧罗桑达央的《因理疑难辨析》《心理疑难辨析》;贡塘・罗追嘉措的《心理论疑难辨析》《摄类合疏・精要汇集》《因理论疑难辨析》;华锐・绕赛的《因理辨析附饰》《心理辨析附饰》《因理辨析补遗》;扎噶・洛桑班丹丹增念扎的《因理原理・正理之门》《简明心理原理・智者项饰》《因理与心理要义》等。

　　从藏传因明的发展历史看，上述三类因明文献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尽一致。虽说恰巴・曲吉僧格首创摄类之学，并撰写了首部摄类学著作《量论摄义祛蔽论》，但后来这类著作有所中断，直至格鲁派兴起以后，才有许多冠以摄类之名的因明论著陆续问世。也许是冠名的不同，抑或是后世不同的认定，其实许多所谓的因明论著的内容，其基本内容与摄类学著作相差无几。例如，宗喀巴大师的《因明七论破除意暗》和克珠杰的《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等，虽不被认定为摄类学著作，但其内容与摄类学类著作基本一致。相对而言，心理学和因理学类著作的出现则晚于摄类学著作，这类著作大都集中在格鲁派学者的因明著述中。当然后世其他教派的因明论著中也有少量的此类著作。从这一现象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分类是早期的噶当派和后期的格鲁派学者的一种因明学术传统，抑或是早期噶当派或新噶当派即格鲁派学习因明的一种创举。总而言之，这种分类以及对因明理论方法的分解和重新建构，也是因明中国化的又一例证和标志。

　　藏传因明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理性工具，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藏传因明的学习和应用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特别是在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中显得更为突出。例如，藏传佛教寺院中五部大论的学习即由因明入手，考取不同等级的格西学位，也需要通过因明辩论获得，是每一个学僧必需学习和掌握的基础学问。在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学经制度中，因明都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均有一定的学期安排，例如，格鲁派寺院学经班一般分四个年级，其中因明的学习一般都在四年左右。

　　在藏族学者翻译的各类文献典籍中，因明典籍不在少数，其中，大藏经《丹珠尔》中收录有 68 部;在历代藏族学者所撰写的各类论著中，因明论著也占有一定的分量，大多数高僧大德都撰有因明论著，具体数量无从统计。即便是非因明的著作，其字里行间也经常引用因明的话语体系表述事情的原由，以及用因明论证的方式辩驳是非，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一些作者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表述，无不受益于因明的学习和熏陶。这一切都说明因明已经彻底融入藏族传统文化当中，深刻影响着藏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

　　四、结语

　　因明又被称为佛教逻辑学，它是佛教用来论证其教义的理论和方法，内容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方法。因明传入西藏以后，通过藏族历代学者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化的因明，即藏传因明。藏传因明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理性工具。它既是藏传佛教各派必修之课，也是藏传佛教各派考取 “格西” 学位的必备之门。藏传因明中国化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有着明确的路径方法。追溯藏传因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经过藏族历代学者的不断译介和阐释，并加以改造和重构，已完全融入藏族传统文化之中，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藏传因明中国化的研究，不仅是对藏传因明发展和演变历史的研究，更是对藏传因明深层机理的研究。通过藏传因明中国化的研究，既可以了解因明在中国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区传播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也可以揭示其在实现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和机理。这一研究不仅对传承和发展因明这一既有哲学和逻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具有理性工具作用的学科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希望这一几近濒危的冷门绝学能够在新时期重新焕发生机。

贡保扎西,西南民族大学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