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科学文艺”与改革开放后类型文学预案

　　“科学” 在此首次作为神力之外的超现实力量，使人们多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体现人的力量越来越受重视，但 “科学” 也注定被政治想象束缚，尤其是经历 “十七年” 文艺大众化后，“科学” 具有政治实用性，压抑了 “幻想” 的可能。

　　虽然科学是 “科幻小说” 的主要特色，但 “幻” 更具本体论意义，代表思维空间拓展，是科幻小说与科学报告文学的区别标志，更代表新型文学空间营造、新型文学景观建设和新型文学产业苗头。然而，在象征生产力的 “科学” 及政治站位双重作用下，“有可能的”“希望的” 文学元素被改造成 “确认的”“可证的” 意识形态美学，中国文学在 “新民歌”“红色小说”“改革文学” 等现象外，产生了 “科学文艺” 这一独特文学标本。

　　一、“科学文艺” 与作为生产力的文学

　　“科学文艺” 严格来讲并不包含科幻，它是利用文艺体裁传播正确科学知识的形式，其下的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相声、科学电影等体裁在进行科学解说时不能有想象成分，即使是假说也需向受众说明。在 1985 年以前，“社会现实” 小说是主流，科幻小说因幻想性难以成为主流，其 “幻” 字常受规约，沦为 “政治寓言” 与 “建设游记”，且很多科幻作家科普与科幻兼顾，体现了 “科学文艺” 在特定时期的实用性诉求。当时科学文艺发展艰难混乱，以叶永烈为例，他遭受批评后，童恩正、刘兴诗等十二人为其辩护，辩白内容无暇为科普文艺正名，只能试图唤起道德同情，这也解释了作家为何常科普和科幻兼顾。

　　从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到 “十七年” 文学，中国文艺界赋予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动员和宣传功能，形成独特的 “大众文艺”。“科学文艺” 中的科学诗、科学小品和科学相声等体裁鲜明继承了 “大众文艺” 特征，与国家发展意志步调一致。科学诗以精妙丰富的想象、比喻见长，常将自然现象拟人化，且最后升华往往与政治结合，有着鲜明时代烙印和集体主义诉求，如高士其的《时间伯伯》《大肠菌滚出去》《天的进行曲》，丁锋的《我的工具》等。科学小品更具说明文性质，内容涉及与生活相关的科技或太空世界、文化掌故等，多发表在《红领巾》《儿童时代》等读物类刊物上，这些刊物发行量在期刊界名列前茅，如邓冈州的《形形色色的罐头》、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等。科学相声通过捧哏和逗哏对话，利用语言趣味性讲述科学道理，篇幅较长，适合用巧妙包袱带入科学道理，比案头文学更体现文化部门利用文化普及科学的决心，如加贝的《吃火药》、于振寰的《“吹” 的学问》等。科学电影以讲述科学知识为核心，类似科学纪录片，1983 年第三十六届国际科学电影协会年会播放的影片分为教学科研、医学、科学普及、生产应用四大类，美国影片因 “假说” 不够真实受批评，受嘉奖影片多寓教于乐、知识准确;1984 年年会科研片和教学片占绝大多数，因过分强调实用性，全球科学电影水平普遍不高，与现在的 “科幻” 文艺有本质不同，当时人们认为科学和文艺可无缝结合，文艺是科学的宣传品。

　　1978 年初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文坛活力复苏的报春鸟，它以科学技术为主题，代表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复苏，利用 “报告文学” 文体使文学稳妥复苏，在政治正确前提下书写人性真实、生活磨难和理想主义光辉，还影响了很多改革小说的 “报告文学化”。“科学文艺” 主动承担将 “科学” 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任务，成为文艺作品描写真实的保护伞，旗下文艺形式难以摆脱 “报告化” 宿命，即使写未来事情，也要与共和国 “同时态化”，如郑文光的《鲨鱼侦察兵》，其叙述风格昭示主题不容变更，体现报告文学对体制依赖过强的 “原罪”，科学幻想小说尚且如此，科普类科学文艺更是如此。

　　二、“科学文艺”的时代合理性

　　“科学文艺” 并非完全是政治符号，世界上很多科幻作品在科学处理上并非真科学，却能唤起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理想，因为科学是取代神话的全民信仰。1979 年中国代表参加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大会，注意到《神秘博士》《超人》等作品，可见只要作品有深度，“科” 与 “幻” 不影响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关键是政治给其施展空间大小。冯庆认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困境源于缺乏科学精神，欧美的科幻文学 “严肃” 指人性的终极哲思与宇宙观体现，中国则继承体制内报告化小说的严肃性，两者不同，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科幻小说成政治寓言的原因，当时 “科学” 是改造社会的新型生产力，与集体有关，与个体无关。

　　很长时间以来，“科学的功能” 被认为是认识现有世界，而非想象未知世界，导致中国 “科幻小说” 是科幻外壳下的政治站位与人性描摹，“科学” 有 “提人力”“扩眼界”“思人生”“换空间” 四个功能，终极目的是在新旧空间对比中坚定为既定意识形态服务的信念，科普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因有开拓视野等功能常被混淆，但强调时效性限制了科幻小说的哲学思考与宇宙观念。1981 年陈珏总结当代西方科幻小说有 “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 等多种流派，内容可分为社会科幻、讽刺科幻等，如《冷酷的方程式》描写自然规律和人类感情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及以前的 “科学文艺” 缺乏这种深度和悲剧内核。

　　科幻被归为 “科学文艺”，既是护身符也是绊脚石，当时要求科幻符合当代科学事实，严重压制 “幻” 的部分，而当今世界科幻经典包含不存在的东西却未造成错误认知，说明 “科幻” 应符合当代人合理的科学憧憬和深刻的科学想象，1980 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呈现儿童科普型特征，与科普在概念、叙述方式和语言文体特征上存在混淆，如《月光岛》中 “天狼星人”“生命复原素” 的设定体现 “科” 的政治与 “幻” 的随意。《珊瑚岛上的死光》中激光武器的科学来源缺乏说服力，重点是作为象征意识形态的超自然力吸引读者;苏平凡的《森林里的巨灵神》、郑文光的《猴王乌呼鲁》、童恩正的《西游新记》等作品体现出将科学力量当神力写的倾向，反映中国科幻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对 “幻” 理解不深，采取回视性视角，对真正宇宙世界兴趣不大，但在当时环境下为中国类型文学保留了生机，而西方科幻努力营造以科学为底色的新奇文学景观，将超现实的 “幻力” 由神力转化为科技力，体现 “人学” 兴起，且深入国民审美趣味。

　　三、“科学文艺”机制与中国类型文学

　　中国科学文艺的特色由中国文艺体制决定，直观体现是各级作家协会，“新时期” 初作协没给类型文学留多大空间，科幻作家有其他 “靠山” 和束缚，虽受 “科学性” 限制，但从体制内找到存在理由，当时作协重大会议几乎不重视科幻和其他类型文学，通俗文学组地位低，普及工作组地位高，对类型化通俗文学挤压大，比苏联更排斥类型文学，苏联为科幻文学等保留组别，中国作协通俗文学组讨论作品多为童话和民间故事，通俗文学在作协下属委员会地位低。

　　1949 年至 2014 年，中国作协重要会议多关注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通俗文学未受重视，导致很多 “科学幻想小说” 只能在纯文学杂志或与作协无关的读物上发表，虽有《科学文艺》等专门刊物，但无 “正统” 地位，不过因特殊性和作者读者热情，有很多传播媒介，1980 年代前后有数十种与科学文艺完全或密切相关的杂志及翻译杂志、丛书，且多不属于作协领导的出版社，不属于文学刊物，科学文艺作品还发表在受众广泛的杂志或读物上，这些杂志高度务实，把文学当成生产力的佐料，科学与国家建设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后对科学文艺的认同，不仅出于建国后体制要求，也是对中国革命文化史的承接，如民国时期陈望道创办的《太白》杂志，柳湜指出小品文与科学结合能诞生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当今认为科幻小说脱离科普是发展积极主脉的理解是简单化的，科普文艺、儿童科学文艺需要质量提升，而非体裁消亡，科学文艺其他部分也无需退出历史舞台，只是科普文化需要改革形式直白和内容嫁接随意化的问题。

　　科幻小说有 “严肃性”，但类型化适合其发展，可获得稳定读者，借鉴通俗文学市场经验，因 “科学” 与改革精神靠近，地位不明，难走向市场和摆正体制内位置。汤哲声认为通俗小说具有鲜明类型化特征，类型小说几乎等同于通俗文学，中国学界明确小说类型概念很晚，21 世纪后才有研究者出专著，当时小说类型学试图将文学经典装入，使类型划分意义打折扣，体现中国类型文学研究学者难以割舍纯文学，但他们看到了小说受众特定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能量，类型小说有独立于纯文学之外的价值，通过特定美学风格博得特定受众，完成商业化和产业化，在类型基本原则不变下创新形式、深化主题。

　　类型文学与纯文学本质区别在于在鲜明伦理框架内叙事，创新在观众舒适区内，以世俗伦理、普世精神为宣传核心，能在有限空间创新，使人们在审美和伦理上达成基本无害共识，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爱看悬疑、推理小说等，这是类型文学的族群式力量，是纯文学难做到的，小说类型理论应主要为通俗文学理论建模提供适合商业性质的逻辑来源。

　　“第四次文代会” 擘画 “新时期” 文艺路线，简报中类型化通俗文学几乎未被讨论，当时文坛低起点无法造就雅俗共赏的名著，留下民间阅读空白，西方找到通俗小说类型空间与商业价值结合点，中国因制度特殊性，以 “民间文艺”“儿童文学” 取代类型文学功能，文代会上探讨地方戏曲、美术工艺、儿童文学等，地方曲艺多次出现，体现 “十七年” 政策遗留，有人提出戏曲应大量开放，不应以现代戏为主，说明考虑到老百姓审美偏好和娱乐功能，民间文学、地方戏等受到关注，通俗文学在 “民间” 的影响被这些 “民间文艺” 取代，体现 “新时期” 文学与 “十七年” 文学的紧密联系，“文学属于人民” 强调教育人民，周扬列举的官方认可文艺作品未提及通俗文学，商品的民间无法取代需教化的民间，这是中国类型小说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

　　1980 年代人性解放，人欲解放以伦理变迁为突破口，通过文艺作品张扬，一些书刊为牟利出版俗艳文学，使中国类型文学发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科幻小说” 传播渠道介于 “官刊” 和 “读物” 之间，其他类型小说地位更不堪，言情、武侠等多通过增刊、专刊甚至非法出版物传播，校园文学是与 “科幻小说” 一样保留较多合法媒介的类型文学。1984 年国务院、文化部发布关于文化出版的文件，指出增刊内容背离办刊方针，存在荒诞不经、情趣低下等问题，对类型通俗文学市场性进行严厉批评，1980 年代类型文学因市场指向存在明显低俗倾向，如《关东文学》《花雨》等杂志封面推荐文章多以情色、奇观等吸引受众，与寓教于乐脱节，1990 年代后才缓慢步入正轨。

　　发达国家类型文学产业链意识强，如《超人》形象不断重拍翻新，英美的《魔戒》《哈利・波特》等、日本的东野圭吾作品、香港的武侠等小说都完成向影视等的转变，风靡文化圈，中国大陆类型文学 “进化” 到传统书面文学与网络文学争夺受众的关口，网络文学类型丰富，有色情、暴力等因子，但其现状启示中国通俗文学成熟类型化是争夺国内观众和向海外进军的途径，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类型文学景观、空间、谱系、产业等对观众进行 “审美培育”，其类型化手段值得借鉴。

　　结语：“科学文艺” 和科幻小说的前景

　　“科学文艺” 和科幻小说不仅是文类，更是产业，科学诗、科学电影等有存在价值，但中国科幻文艺发展中过于强调科学严谨性影响类型化历程，限制作家想象空间，需在符合当下语境前提下为科幻小说 “减负”，使其保留中国特色并尽早进入世界主流，其他科学文艺也应找适合自身规律的发展路径。

　　首先，科幻小说和科学文艺应避免过度少儿化，中国科幻小说受 “科学文艺” 体制影响存在少儿化倾向，其他科学文艺更是如此，这是 “普及重于提高” 模式导致的，该模式使作品立意流于简单颂歌模式，不利于主题深化，“科学文艺” 不必完全杜绝少儿化，但少儿化作品不能仅停留于认知或灌输意识形态层面，要深化主题、精化场景、细化情节，保留想象空间，如美国很多科幻动画片面对跨度大的年龄段受众。

　　其次，打破 “硬科幻” 和 “软科幻” 壁垒，科幻小说不是科技说明书，可前卫表达人类意志，提供思维参考，制造科学思维场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美好想象，打开思维空间，增强读者欣赏科幻小说的本体意识，调和神话思维和政治思维，让 “科学” 成为文学想象力的重要元素而非限制，使 “科学” 幻想成为人类拓展思维的常态之一。

　　再次，当下中国科幻文学通过 “现实主义” 获得发展前景，如王晋康、韩松、郝景芳、陈楸帆等作家的作品关注现实问题，但导致很多科幻小说家缺乏建构细密或宏大科幻景观的能力，现实主义是大文学趋势，类型文学主要任务是建立独特景观，韩松、王晋康等作家叙事以大基调和情绪为主线，使科幻小说与普通文学内核未根本区分，缺乏科技景观设计感与机械工艺书写，这是中国科幻小说除刘慈欣作品外难进入产业链的原因。

　　最后，科幻小说不能完全排除意识形态植入，但其与其他小说根本区别不在此，科幻文学的常态是展现广阔宇宙和微观世界，奇观是其达成目的的直接有效手段，根本目的是拓展人类认识宇宙的多元方式和激发对生存环境的适当危机感。

　　通过对科学文艺和科幻小说的分析可知，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有各自鲜明特质，欣赏时需不同审美准备和心理，政策制定方要考虑不同类型特点，让文学爱好者有归宿感，这样中国类型文学才能吸引本土受众，完成产业化进程，走向世界。

尹林,山东大学文学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