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发展管理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

　　0 引言

　　社会创业通过商业手段获取经济收益并实现特定的社会公益目标。这种创新的商业活动既突破了政府难以运用现有的公共服务照顾到所有弱势群体的 “政府失灵” 困难，又解决了因风险太高或收益率不足而导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愿提供相应服务的 “市场失灵” 问题 [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企业得到了巨大的机会空间，例如为解决心智障碍者就业问题的社会企业 —— 喜憨儿洗车行，不仅帮助心智障碍群体实现就业，还帮助他们得到社会的认可，创始人曹军通过推广 “支持性就业” 的形式，在全国开设了多家分店，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社会创业逐渐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和认可，在理论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并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 “第四推动力”[2]。然而，我国社会创业的生存和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新兴事物，社会创业存在 “新进入者缺陷 (liability of newness)”，还没有突破被政府、投资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认同与接纳的合法性障碍 [3]。新企业成长的本质是通过合法化战略选择、突破 “合法性门槛 (legitimacy threshold)”，才能获取创业资源，实现更好的发展 [4]。然而，绝大多数社会企业在面对立法不足、缺乏系统政策扶持和民众认知度低等困境时，为获得资源支持所尝试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 [5]。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面向外部利益相关者证明其社会价值和取得所需的稀缺资源 (如投资和政策扶持等) 的关键途径之一 [6-7]。

　　在近年来的社会创业文献中，叙事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8]。文化创业理论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指出，创业者在获取所需的资源时会通过 “讲故事 (storytelling)” 即创业叙事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 的方式，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以获取认知合法性 [7]，其卷入程度 (engagement) 影响了利益相关者在创业叙事中体验到的情感反应 [9]，从而改变利益相关者对社会创业项目的态度，因此，创业叙事卷入可以看作是评价创业者是否选择合理叙事策略和创业叙事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关键指标。现有文献已经证实，社会企业家通过在社会创业的过程中选择合理的叙事策略可以克服其获取合法性的障碍 [10]。若社会企业不通过合理的叙事策略，对于不熟悉社会企业双重属性的公众而言，其社会性很难被重视 [11]。由此可见，相比传统商业企业，社会企业获取认知合法性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在讲企业故事时需要考虑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使命冲突。因此，对社会企业家获取认知合法性和创业资源的机制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 [8]。

　　回顾相关社会创业和叙事研究领域的文献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从社会创业的概念、动机、创业过程、创业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思考 [5,12-13]，且有关叙事研究的内容，学者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叙事策略的选择 [10,14]。而叙事在社会创业资源获取过程中具体的说服机制尚未明晰，叙事的说服差异如何影响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仍然模糊 [12]，因此，探讨创业叙事卷入在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中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从文化创业理论出发，进一步探究社会企业的创业叙事卷入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在社会企业的创业叙事卷入对创业资源获取影响的进程中，社会企业获取资源的关键途径就是先取得认知合法性 [6-7]。因此，拟引入认知合法性作为中介变量。此外，社会企业家通过创业叙事传递情感力量，以激发读者或观众的关注与支持 [13]，移情 — 利他主义 (empathy-altruism) 假设指出，具有高同理心的个人在感知到他人援助需求时更有可能会产生利他主义行为 [15]，利益相关者通过这种情感力量感知社会企业家获取创业资源的需求，因此，利益相关者面对社会创业企业获取创业资源的需求时可能会激发其利他主义行为。进而，引入同理心作为调节变量，揭示社会企业的创业叙事卷入与创业资源获取的边界调节，并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期为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研究做出贡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文化创业理论于 2001 年由 LOUNSBURY 和 GLYNN [7] 正式提出，他们认为创业者利用现有的存量资源，通过创业叙事获取合法性和创业资本。该理论不是单纯地将文化看作一种外部约束，更着重于了解企业家和组织如何以更加务实和战略性的方式运用文化材料 [7]。文化创业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创业叙事是新创企业实现成功的核心工具。既有研究强调了企业家如何构建与主要受众共鸣并实现组织合法性的叙事 [7]。根据该理论，企业创业初期最关键的工作是构建组织合法性，创业叙事有利于新创企业的合法化 [14]。

　　1.2 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

　　社会企业想要顺利创建、成长和扩张，必须有效地识别、吸收、整合和利用足够多的外部资源 [3]。在社会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讲故事” 对创业资源的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4]。叙事是一种有效和便捷的沟通与意义建构 (sensemaking) 方式，其典型特征是故事性。社会企业创业者在叙事阐述时通过灵活多变的语言和情境，可以在保留项目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引导外部资源持有者对项目成长潜力的判断。

　　与传统的商业企业一样，社会企业需要通过精心制作与包装，将组织身份、项目的内在逻辑、承诺等重要信息以叙事的方式讲述给外部资源持有者，以减少双方之间存在的非对称信息，减少外部资源持有者对组织现状以及前景的风险感知，取得资源持有者对组织的信任和组织成长所需的外部支持。不过，对于社会企业来讲，这种讲述机制更加重要，因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社会企业需要通过 “讲故事” 的方式强调社会企业的社会性，以获取外部资源持有者的认可 [11]。MARTENS 等 [16] 对 1996—2000 年间美股 IPO 招股说明书的实证分析表明，创业叙事可以通过 3 种方式来提升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即有效传递组织身份、阐述创业机会开发的有效性、激发外部资源持有者的兴趣和承诺。

　　创业叙事对获取社会创业资源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企业创业者通过有效叙事的方式，例如有选择性地强调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 [11]，能够显著影响利益相关者，取得其信任并获得投资、客户购买等关键资源。成功的社会创业叙事侧重社会性，可以降低公众对不确定性和商业机会开发风险的感知，并激励外部资源提供者对该社会企业提供所需的支持。创业者利用创业叙事获取资源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 “说服” 的过程，叙事卷入程度决定了叙事的说服效果 [9]。叙事卷入包括叙事理解、注意力集中、临场感和情感卷入。叙事说服的前提是叙事理解，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读者所理解取决于其呈现方式、语言风格和故事结构。注意力集中反映了读者沉浸在故事当中的程度。叙事说服的重要方面之一是临场感，即让人们在阅读时感受到 “身临其境”。在这个 “说服” 的过程中，与商业企业不同的是，社会企业可以通过社会框架进行创业叙事，提升读者的道德情绪 [11]。因此，卷入程度高的社会创业叙事，更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与其建立一致的认知联系和情绪感受，进而更愿意提供融资保障。卢宝周等 [17] 对京东众筹平台上扶贫类社会创业项目叙事的研究指出，创业叙事中内在动机诉求的利他诉求能够显著提升社会创业项目的融资绩效。而对于社会企业来讲，构建成功的创业叙事的重点在于强调其社会性、充满想象力、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以及情感共鸣。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具有正向影响。

　　1.3 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社会企业在创业初期与商业企业类似，获取资源的关键在于创业叙事，而组织合法性的获取更是资源获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7]。STINCHCOMBE [18] 将组织合法性形容为解决新创企业障碍的 “一剂良药”。它对激励资源拥有者有重要作用，可以证明组织的结构是有序的、行为是规范的、企业理念是合理的，能够促进利益相关者采用适当的手段实现目标，代表投资该企业是正确的 [4]。其中，认知合法性在合法性角度的 3 个维度 (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 中是 “最具力量的和最微妙的”[19]。它对于新创社会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社会企业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导致创业者们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 [20]。对于社会企业来讲，获取认知合法性的关键渠道即借助合理的印象管理策略，而创业叙事是印象管理的主要策略之一 [5]。大多数社会企业缺乏可靠的过往业绩记录、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而创业叙事可以提供必要的解释并合理化社会企业的创业活动，以减少与创业有关的不确定性 [21]。叙事卷入是叙事说服机制的关键，而叙事质量、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都会影响叙事卷入的程度 [22]。例如，社会创业者表达出的宏大愿景、细致周全的早期准备、惨痛的过往经历和损失更能引起潜在支持者的情感共鸣，从而表现出对创业者的支持倾向 [14];同样地，如果创业者的叙事能够根据背景情况突出其社会创业身份的新颖性和社会性，将增强潜在支持者对创业叙事的清晰区分，让创业者及其叙事从众多项目中被识别出来 [23]。

　　高度的叙事卷入可以拉近与潜在支持者的距离，引起情感的共鸣，从而正向影响认知合法性 [24]。只有当社会企业被视为 “值得信赖” 时，利益相关者才会认定该企业具备认知合法性，从而降低社会创业合法性压力。社会创业者为谋求资源持有者的信任，可以通过传递相似价值诉求和合理对称信息两条路径获取认知合法性，以此降低创业资源的获取难度 [5]。认知合法性能够帮助社会企业通过克服那些缺乏有说服力的订单或业绩而带来的缺陷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其信任对于社会企业获取其所需资源有着极大的帮助 [3]，是社会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 [10]。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合法性具有正向影响。

　　H3 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同理心的调节作用

　　同理心是个体拥有的特殊的心理特质，是一种个体感受并体验他人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体验产生共鸣的能力。个体的行为是他 / 她所处的环境与个体的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 [25]。一方面，即使身处同样的环境，不同的个体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因此，拥有不同个人特质的利益相关者面对同样一段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时，所产生的共鸣程度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社会企业家通过叙事传递的是一种情感力量，即通过使用情感符号 (例如文字资料或者影像资料) 激发读者或观众产生共鸣并对社会创业者的事业产生关注与支持，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合法性 [13]。另外，根据 BATSON [15] 提出的移情 — 利他主义假设，个体在感知到求助者的需求时会自发地产生利他主义，即无私帮助他人的亲社会行为，这种利他主义由个体的同理心驱动。因此，社会企业家可以通过高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传递情感力量给利益相关者，从而使利益相关者感知到社会企业对创业资源的需求并采取亲社会行动。

　　本文认为，同理心会调节创业叙事卷入和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间的关系。在创业活动中，在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创业者可以通过高度的叙事卷入拉近与利益相关者的心理距离，使得双方置身于叙事场景中，让他们感知企业的结构、行为、规范都是合理的;同时，高同理心的利益相关者面对社会企业对创业资源的需求，会自发地产生利他主义，利益相关者就会站在社会企业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产生情感共鸣，驱动利益相关者帮助社会企业家的欲望，进而提升利益相关者对社会创业项目的认知合法性。与之相反，当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水平较低时，即使面对高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时，他们也不能感受并体验他人的情感、无法感知他人的需求，因而难以完全置身于叙事场景中，与创业者的情感共鸣较低，难以产生利他行为，此时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的提升效果将被削弱。

　　基于此，预期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同理心的调节。即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水平越高，利益相关者感知到高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所传递的情感力量就越强，从而拉近社会企业创业者与支持者之间的距离，减少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在新创阶段的不确定感，加强对社会企业理念的理解，从而提高社会创业的认知合法性，进而有助于社会企业创业者获取资源。相反地，当利益相关者同理心水平较低时，他们感知到同样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所传递的情感力量是薄弱的，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在初创阶段的不确定感，从而使他们对社会企业的理念产生怀疑，削弱创业叙事卷入与认知合法性间的正向关系，获取资源的难度也随之变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正向调节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和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同理心水平越高时，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2 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共设计并开展 5 项实证研究。5 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逻辑如下。研究一探索了创业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相关性。研究二验证了创业叙事卷入是否得到了有效操纵。研究三考察叙事卷入程度不同的创业叙事是否会影响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 (H1)。研究四验证 H1，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叙事卷入程度不同的创业叙事是否影响个体对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的感知 (H2)，进一步地检验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中的中介作用 (H3)。研究五旨在检验同理心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H4)。

　　2.1 研究一：创业叙事卷入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相关性研究

　　2.1.1 研究设计与流程 线下招募了 60 名参与者，参与者平均年龄 26.25 岁;男性 27 人(占比 45%)，女性 33 人(占比 55%)。开始之前，告知参与者他们所有的数据和信息将会被严格保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后，每名参与者获得随机红包(3~5 元)作为报酬。本次研究选取了腾讯乐捐众筹平台中的 6 个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社会创业众筹项目，筹款目标均为 30 万元左右，执行周期均为 1 年左右。采用项目的众筹目标完成度来衡量创业资源获取。其中 3 个项目的目标完成度在 80% 以上，另外 3 个在 20% 以下。通过共同研讨与处理，删除叙事的文字材料中与本文无关的信息，例如项目发起方、融资期限等。参与者被要求随机阅读一段社会创业众筹项目的创业叙事，并填写叙事卷入量表。

　　对于创业叙事卷入的测量，邀请参与者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作答(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本文使用 BUSSELLE 和 BILANDZIC [22] 开发的叙事卷入量表，该量表包括叙事理解、注意力集中、临场感和情感卷入 4 个维度。叙事卷入的第 1 个维度叙事理解的具体条目包括：①我很容易理解这段叙事在表达什么意思;②我对这段叙事的内容理解非常明确。第 2 个维度注意力集中的具体条目包括：①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很专注，没有走神;②我把我的思维完全集中在这段叙事上面。第 3 个维度临场感的具体条目包括：①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叙事创造的世界中;②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叙事中的世界离我很近。第 4 个维度情感卷入的具体条目为：这段叙事在情感上触动了我。该量表已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6]。

　　2.1.2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测量量表信度，叙事卷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本文使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众筹目标完成度高于 % 的创业叙事，参与者的卷入程度打分(M=4.548，SD=0.172)显著高于众筹目标完成度低于 % 的创业叙事(M=3.424，SD=0.378)，t(41)=14.820，p<0.01。叙事卷入与创业众筹目标完成度(r=0.889，p<0.01)显著相关，说明叙事卷入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2.2 研究二：操纵检验

　　2.2.1 研究设计与流程 研究二旨在验证创业叙事卷入是否得到了有效操纵。借助网络共招募了 65 名被试，并将两组不同的实验材料随机分配给被试，完成实验任务后被试将获得随机红包(3~5 元)的报酬。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本实验所得数据将会被严格保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删除答题时间过短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61 份(高叙事卷入组：29 份;低叙事卷入组：32 份)，被试平均年龄 27.098 岁，男性 39 人(占比 63.93%)，女性 22 人(占比 36.07%)。

　　实验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借鉴 WU 等 [27] 与 KRONROD 和 DANZIGER [28] 的研究对创业叙事卷入进行操纵。即实验材料主要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在高叙事卷入组中，使用第一人称，运用劝说修辞对情境的主要内容进行描述。在低叙事卷入组中，使用第三人称，不运用劝说修辞对其进行描述。通过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可以降低文本所表达的心理距离 [24]，同时使用劝说修辞可以引起被试者的情绪反应 [13]，从而操纵创业叙事的卷入程度。实验材料来自腾讯乐捐众筹平台的社会创业众筹项目，具体如下。

　　在高叙事卷入组中，被试阅读的材料内容为：“我叫王孟琦。从出生到现在，我从未看见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和很多 90 后一样，我网购，也用打车软件，还通过社交软件结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人疑惑，孟琦你是如何使用手机获取各种信息的?听，是我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式。以前我们只能通过阅读盲文了解世界，后来出现了有声读物。到现在，我们用互联网的读屏功能来‘读’正常人所阅读的明文书籍，手指和光标落在哪儿，内容就被转换为语音读出来。然而不太好的现实是，当前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未对产品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这导致我们无法顺畅使用大多数互联网产品。2014 年，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创立了全国第一支视障工程师队伍，我来到深圳，通过半年的专业培训，成为一名合格的视障信息无障碍工程师。现在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为各大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提供无障碍测试。我的心愿是有更多志同道合的视障工程师一起努力，让互联网产品真正能变成视障者的‘手脚’和‘眼睛’，帮助大家靠自己的力量，融入外面的世界。”

　　在低叙事卷入组中，被试阅读到的材料内容为：“王孟琦是一个盲人。但他网购，也用打车软件，还通过社交软件结交朋友。他主要通过听觉来使用手机和获取信息。视障人群获取信息的方式：从盲文书籍，到有声读物，现在是使用互联网的读屏功能来阅读明文书籍，鼠标点到的内容会被转换为语音读出来。但是，当前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未对产品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这导致视障者无法顺畅使用大多数互联网产品。2014 年，他加入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创立的全国第一支视障工程师队伍，通过培训成为一名视障信息无障碍工程师。他和他的团队，为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提供无障碍测试。他希望有更多视障工程师，让互联网产品能帮助视障者靠自己融入外面的世界。”

　　2.2.2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实验与研究一中的创业叙事卷入的测量保持一致。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3，量表信度较好。操纵检验的目的是检验对两种不同程度的叙事卷入的操纵是否成功。具体而言，以两组创业叙事为自变量、被试对叙事卷入的感知程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高叙事卷入组对叙事卷入程度的打分(

　　M=4.340，SD=0.476)显著高于低叙事卷入组对叙事卷入程度的打分(M=3.924，SD=0.547)，t(59)=3.153，p<0.01。因此，研究二对创业叙事的操纵成功。

　　2.3 研究三：主效应检验

　　2.3.1 研究设计与流程 研究三实验采用单因素(高叙事卷入 vs 低叙事卷入)被试间设计(one factor between-subjects design)。本实验借助网络共招募了 73 名被试，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69 份(高叙事卷入组：34 份;低叙事卷入组：35 份)，被试平均年龄 27.971 岁，男性 43 人(占比 62.32%)，女性 26 人(占比 37.68%)。实验流程与研究二相同，被试完成实验任务后将获得随机红包(3~5 元)的参与奖励。

　　通过研究二可知，对创业叙事卷入的操纵是成功的，将继续用于研究三。创业叙事的操纵检验题项与研究二相同。因变量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测量采用 PRAKASH 和 PATHAK [29] 的支付意愿量表，具体条目包括：①我愿意支付一笔费用为这个社会创业的众筹项目提供支持;②我为支持了这个社会创业的众筹项目而感到自豪;③我愿意支持这样有社会价值的创业众筹项目。量表为五点李克特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2.3.2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叙事卷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4，支付意愿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量表信度较好。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叙事卷入或低叙事卷入组，然后分别填写五点李克特量表。以两组创业叙事为自变量，被试对叙事卷入的感知程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两组创业叙事(高叙事卷入低叙事卷入)为自变量、被试支付意愿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2.4 研究四：中介效应检验

　　2.4.1 研究设计与流程 研究四实验采用单因素(高叙事卷入 vs. 低叙事卷入)被试间设计。本实验从某大学招募了 96 名被试，共收集有效问卷 96 份(高叙事卷入组：45 份;低叙事卷入组：51 份)，被试平均年龄 22.698，男性 17 人(占比 17.71%)，女性 79 人(占比 82.29%)。被试填写完问卷将获得随机红包(3~5 元)的奖励。此次实验采取线下的方式进行，其他流程与研究三相同。

　　实验操纵材料与研究三相同。变量的测量方面，因变量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测量与研究三相同，采用 PRAKASH 和 PATHAK [29] 的支付意愿量表。中介变量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采用 POLLACK 等 [30] 的量表，具体条目包括：①我预计未来该社会企业将会被大家广泛认可;②我认为会有媒体积极地报道该社会企业;③我认为该社会企业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④我预计该社会企业会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

　　2.4.2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叙事卷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1，支付意愿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8，认知合法性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8。因此，量表信度较好。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叙事卷入或低叙事卷入组，然后分别填写五点李克特量表。以两组创业叙事为自变量，以被试叙事卷入的感知程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相较于叙事卷入程度低的创业叙事，叙事卷入程度高的创业叙事更利于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H1 再次得到验证。

　　在检验中介效应之前，先对叙事卷入程度不同的创业叙事是否影响个体对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的感知(H2)进行检验。具体来讲，以两组创业叙事(高叙事卷入 / 低叙事卷入)为自变量，被试感知到的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为：高叙事卷入组对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的打分(M=4.156，SD=0.447)显著高于低叙事卷入组感知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M=3.284，SD=0.524)，t(94)=8.700，p<0.01，d=1.788。得到了验证。

　　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 HAYES [31] 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使用拔靴法在 % 置信区间、样本量为 5000 的条件下，对 H3 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具体来讲，以叙事卷入为自变量、被试支付意愿为因变量、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数据结果显示，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不包含 0(LLCI=0.357，ULCI=0.832)，表明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在加入中介变量认知合法性后，自变量叙事卷入对因变量支付意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区间(LLCI=−0.086，ULCI=0.417)包含 0。从结果可以看出，认知合法性在主效应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不同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会影响公众对于该社会企业的认知合法性，进而影响该企业的资源获取。H3 获得支持。

　　2.5 研究五：完整模型检验

　　2.5.1 研究设计与流程 研究五实验采用单因素(高叙事卷入 vs 低叙事卷入)被试间设计。此次实验共招募了 218 名被试，被试填写完问卷将获得随机红包(3~5 元)的奖励。实验流程与研究四相同。实验共收集数据 218 份，删除部分内容缺失、未完成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14 份(高叙事卷入组：111 份;低叙事卷入组：103 份)，被试平均年龄 23.626，男性 50 人(占比 23.36%)，女性 164 人(占比 76.64%)。

　　研究五的实验操纵材料与研究四相同。变量的测量方面，因变量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测量采用 PRAKASH 和 PATHAK [29] 的支付意愿量表，中介变量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采用 POLLACK 等 [30] 的量表，均与研究四相同。调节变量同理心的测量借鉴 HOCKERTS [32] 的量表，具体条目包含：①在考虑社会弱势群体时，我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②看到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我会有情绪上的反应;③我同情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此外，实验还调查了被试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2.5.2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叙事卷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3，认知合法性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4，支付意愿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7，同理心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8，量表信度较好。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叙事卷入或低叙事卷入组，然后分别填写五点李克特量表。以两组创业叙事为自变量，以被试对叙事卷入的感知程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实验研究可以有效检验因果关系，但近期研究指出综合使用不同类型的统计方法，可以减少使用单一方法的局限，进一步增强说服力 [33]。

　　同样地，以两组创业叙事(高叙事卷入 / 低叙事卷入)为自变量、被试感知认知合法性均值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为：高叙事卷入组对认知合法性的打分(

　　M=4.261，SD=0.603)显著高于低叙事卷入组感知认知合法性的程度(M=3.541，SD=0.771)，t(193)=7.568，p<0.01，Cohen′sd=1.040。H2 再次得到验证。

　　在控制性别、年龄的基础上，采用 HAYES [31] 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使用拔靴法在 % 置信区间、样本量为 5000 的条件下，对 H3 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明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0.363。在加入中介变量认知合法性后，自变量叙事卷入对因变量支付意愿的直接效应显著，区间(LLCI=0.115，ULCI=0.469)不包含 0。结果说明，认知合法性在叙事卷入程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不同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会影响公众对于该社会企业的认知合法性，进而影响该企业的资源获取，H3 再次获得验证。

　　为检验同理心对叙事卷入通过认知合法性影响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拔靴法(Model7)对模型进行检验 [31]。以两组创业叙事为自变量，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支付意愿为因变量，同理心为调节变量，在此基础上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在 95% 置信区间、样本量为 5000 的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按照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了中、高、低 3 种同理心的程度，发现当个体的同理心水平越高，创业叙事卷入通过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即同理心水平越高，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同理心对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在叙事卷入与支付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H4 得到支持。

　　3 结论与启示

　　3.1 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创业叙事对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从认知合法性的角度检验了不同叙事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影响资源获取的过程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叙事卷入程度正向影响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社会创业者在讲述创业故事时，采用第一人称，运用劝说修辞和具有冲击力的故事更能吸引潜在支持者的关注和兴趣，触动他们的情感，提升他们的叙事卷入程度，说服他们熟悉和理解该社会企业，继而对潜在支持者的投资决策产生作用，推动该社会企业获取资金等资源支持。

　　第二，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影响社会创业资源获取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叙事卷入程度高的创业叙事能够显著提升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进而对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有着正向的影响。本文揭示了社会创业者通过创业叙事获取资源的合法化过程机理。

　　第三，同理心在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越强，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越大，认知合法性在创业叙事卷入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也越强。

　　3.2 理论贡献

　　基于文化创业理论，探讨了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有以下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实验方法探索创业叙事对于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内在机制，丰富了创业资源获取的相关研究。既有文献虽然已经证明创业叙事会影响创业资源的获取 [14]，但是具体的内在机制尚未明晰，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传统商业企业，在社会创业框架下这一获取机制的研究并不深入。基于文化创业理论，本文验证了社会创业中叙事卷入程度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社会企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 “创业叙事卷入 — 认知合法性 — 社会创业资源获取” 这一路径，进一步明确了认知合法性是社会创业获取外部资源的先决条件。同时，基于移情 — 利他主义假设提出同理心的调节作用，证实了个体特征对于认知合法性的影响，丰富并拓展了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创业叙事卷入视角出发，探讨社会企业认知合法性的构建。以往的组织合法性研究往往着眼于跨部门伙伴关系管理、社区参与管理和象征性行为管理 [34]，涉及社会创业者本人的具体行动和技能的并不多见。尽管有学者意识到 “讲故事” 对于认知合法性获取的重要性，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叙事与非叙事的对比 [35]，不同卷入程度的创业叙事对于认知合法化的作用机制还需要更多深入的探讨。本文通过对社会创业众筹项目不同修辞策略的分析，证实了创业叙事的卷入程度的高低对于认知合法化的影响，有效回应了社会科学领域的 “语言转向” 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叙事对于认知合法性的作用机制，对丰富叙事学在合法化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深了对社会创业这种双重属性企业的组织合法性的理解。

　　本文以中国本土社会创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丰富了创业叙事卷入、认知合法性和创业资源获取在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文化边界下的研究。与商业创业不同，社会创业更依赖于印象管理这一类文化策略来获取组织合法性和创业资源 [5]。创业叙事作为印象管理的重要策略，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也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社会创业的研究。

　　3.3 实践启示

　　对于社会创业者而言，需要重视创业叙事的重要性。社会创业身处 “新进入者缺陷”，为解决创立初期资源不足的关键问题，新企业需要建立合法性，可以通过叙事和修辞(rhetoric)的方法吸引潜在支持者的关注并获取外部资源支持。对于社会企业来讲，由于其需要兼顾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社会价值，因此需要通过选择合理的叙事策略，使潜在支持者重视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以建立合法性、获取创业资源支持。同时，在面向潜在支持者获取资源支持的过程中，创业者不光需要好的故事内容，也需要通过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表达技巧和灵活运用的劝说修辞对故事内容进行包装，吸引潜在支持者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情感反应从而说服他们。

　　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提炼出创业者华丽的叙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以避免陷入叙事者的叙事卷入陷阱。同时，需要加强专业能力，能够从生动的创业故事里提取出重要的商业逻辑和潜在的社会价值，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对项目的前景和风险进行判断。必要时，投资者应参考专业的评估判断，做出恰当的投资选择，避免投资失败。

　　3.4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作者在研究中力求严谨科学，本文仍然存在一些局限，这些不足也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第一，实验材料来自腾讯乐捐众筹平台的社会创业项目，然而社会创业叙事的场景不限于众筹，风险投资、银行贷款、天使投资等都是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支持的重要方式。本文尚未纳入这些场景，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比较分析不同情境下，创业叙事对于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出于实验设计的考虑，本文选择了文本叙事的形式，缺乏视频材料。创业叙事包括创业者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视频、与利益相关者的正式和口头对话以及宣传材料、商业计划书等文字材料 [16]。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不同媒介形式(如影像、听觉资料和文本资料等)呈现的创业叙事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第三，本文主要探索了社会创业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和同理心的调节效应。然而，对于新创企业来说，规制合法化和规范合法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影响创业合法性和创业资源获取的个人特性除了同理心，还有社会责任感等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类型的合法性构建，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对于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

厉 杰;李浩瑞;沈发美;冯诗婷,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国际商学院;上海大学上海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管理学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