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坛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的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

　　一、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的时空嬗变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革命历经机器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四个阶段。数字技术推动知识革命进入智能革命阶段，人工智能成为突破传统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关键技术，改变知识生成、表征方式和形态，影响知识的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人类进入全新知识图景。在公共管理学领域，数字技术推动其时空嬗变与范式重构，影响研究内容、方法及实践应用，提供新研究视角和工具，推动交叉融合与跨学科合作，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时间维度，数字技术推动公共管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变革创新，呈现整体性和高效性特征。理论研究中，数字技术支持快速获取和分析数据，掌握社会问题动态，增强研究结论普遍性和适用性，促进知识增长;实践应用中，政府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管理效率，推动管理、服务和决策模式转变。

　　在空间维度，公共管理学视野和边界不断拓展。传统公共管理学关注政府内部管理，数字时代数据驱动型研究成为主流，新兴技术提供新工具和方法，学科研究呈现交叉特点，拓宽研究范围和领域，增强世界性和开放性，数字技术成为学术增长点和研究对象。

　　总之，数字技术驱动公共管理学时空嬗变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公共管理学需站在时代前沿，推动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创新，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人民需要、人类进步，建构面向未来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的知识生产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自身与客观世界的成果，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知识边界波动。数字时代，智能技术与知识生产实践互动推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生产以数据为前提，但数据需加工处理才能成为知识。公共管理学知识生产摆脱传统模式束缚，呈现开放性、多元性、动态性特征，是数字化、多元化、复杂化过程，需学者具备问题导向思维、拥抱数字技术、保持学科交融态度，表现为面向问题导向、技术驱动、学科交融的知识生产。

　　(一)面向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公共管理学需坚持问题导向，关注时代和实践课题，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围绕现实问题和挑战进行知识创造和更新，在识别和解决问题中实现知识迭代和动态应用，建构回应时代命题的自主知识体系。

　　公共管理学知识生产具有客观性和可知性，基于对社会现象等实际事实的观察分析，通过理论建构揭示客观规律和本质逻辑，内容以公共问题为导向，过程以知识发现为目标;具有动态性和迭代性，公共问题不断变化，需研究者持续跟踪，调整研究方向和方法，推动知识更新与拓展，解决实践问题并总结反思学科知识;具有循数性和自主性，数字化转型推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算法模型捕捉问题细节，生成知识谱系，更新和修正知识体系，适应环境变化，为决策者提供知识支持。

　　(二)面向技术驱动的知识生产

　　网络成为社会 “基础设施”，信息流动突破时空边界，多元数据汇聚重组激发知识生产潜能，推动模式更新拓展。技术驱动的知识生产以大数据为基础，体现为全面数据化形态，数字技术驱动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容拓展、方式更新和过程优化。

　　从知识生产内容看，智能技术塑造和重新定义知识概念和实践，传统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受限于信息获取和研究能力，数字时代数据规模和容量超出传统尺度，包含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处理加工数据获取知识，人工智能生成新知识，丰富知识内容，实现知识 “外化”，拓展内涵与外延。

　　从知识生产方式看，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催生智能知识生产模式，依托数字化技术的数据处理和自主学习能力，打破传统权威知识体系，实现知识智能化创生和无边界传播。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实现知识智能化创新，捕捉数据深层特征和规律，处理复杂问题，发现新知识;数字化媒体兴起使知识传播方式变革，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等渠道便捷传播知识，虚拟学习社区拓宽学习空间和传播范围，知识生产朝着开放、共享和协作方向发展。

　　从知识生产过程看，大规模数据处理和智能化模型建构使知识自动化生产成为可能。传统知识生产具有经验依赖性，效率低、更新慢，算法迭代和算力提升影响知识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收集、整合和存储数据，利用技术分析数据，揭示深层次信息和规律，发现新问题、趋势和需求，转化分析结果为结构化、可视化知识，构建知识谱系，应用知识于实际场景，根据效果反馈调整，优化知识创新过程和结果。

　　(三)面向学科交融的知识生产

　　跨学科知识融合是前沿学术趋势，突破传统学科界限，为复杂社会问题解决提供新视角和方法论，大多数学科从其他学科引进知识，开展知识交易活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呈现自然与人文、理论与实证交融趋势，成为跨学科栖息地，数字技术促进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创新，推动学科视野拓宽、知识整合、交流深入。

　　学科视野拓宽方面，传统公共管理学学者局限于本学科范畴，难以跨越边界，构建复合型研究范式，面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复杂，单一学科知识和方法难以满足需求，需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以综合性视角审视公共问题，形成全面深入的知识，如借鉴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研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化政策制定和执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数字技术对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学科知识整合方面，社会问题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公共管理学以跨越学科壁垒的新知识形态展开综合分析，数字技术打破知识形态和业态边界，呈现所有知识形态，借助数字技术，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方法，深入探索交叉领域知识，整合研究成果，构建宏观、稳定的知识体系，数字技术将各学科知识编织于网络结构中，构建多学科知识关联图谱，实现知识整合与应用。

　　学科交流深入方面，知识生产是知识创造、传播与应用的过程，新的知识增长点诞生于学科交叉空白地带，重大前沿问题需要多学科交叉、统合、汇聚，进行集群式知识生产和弥散式知识应用，数字技术降低学科合作交流成本，通过在线平台等渠道，不同学科学者实时分享成果、交流心得，共同解决复杂问题，打破学科壁垒，传播和扩散观点和理论，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契机，加速知识更新。

　　三、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和探索，把现实问题背后的逻辑机制提炼为基础性理论。当代公共管理科学研究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总结新实践经验中提出新理论问题，数字技术发展使数字应用形态日益丰富，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转向以数字议题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实践为支撑的前沿研究。

　　(一)面向学术前沿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需要研究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学理化和科学化阐释，需要研究组织支持、可研究议题和科学化研究方法。公共管理研究者以研究组织为平台，通过数据挖掘等方法探索公共问题本质和规律，为政府管理和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策略，数字技术为知识传播和应用提供平台，推动科学研究发展。

　　研究组织前沿方面，前沿学术研究需要前沿研究组织作为平台支撑，高校、智库、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在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和智库是研究基地，拥有学术资源和人才，提供研究平台;政府和企业提供实践平台，验证和完善理论，推动成果应用，转化为政策和措施，不同组织互动合作，推动研究深入发展，支持理论转化和实践创新。

　　研究议题前沿方面，数字技术广泛运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公共管理学者需敏锐发现新研究方向，拓展和更新学术议题，适应数字时代需求，数字政府、技术治理、智能决策、智慧城市等前沿议题成为研究重点，围绕数字技术对公共管理学科和实践的影响，探讨治理新模式对政府管理和社会运行的系统性变革，体现学术前沿性。

　　研究方法前沿方面，学术议题更新需要匹配研究方法，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无法跳出小数据思维定式，缺乏对复杂议题的解释力，需借鉴计算机科学的大数据和计算思维重塑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工具和数据挖掘技术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第四次研究范式，海量、即时、动态、多样的数据和先进技术成为新范式，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大数据思维是发现本质规律的有效工具，摆脱传统方法局限，促进复杂研究重塑，以海量数据为基础的技术为研究提供大样本来源，消除研究者主观性造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增强结果可信度和解释力，计算思维引入公共管理学，构建社会计算思维，有助于解释复杂问题和研究行为活动，将社会活动抽象化和符号化，构建虚拟系统模型，基于大数据统计和推演实现智能化机器运算，揭示问题深层次原因和内在机制。

　　(二)面向技术前沿的科学研究

　　数字技术迭代发展和多维应用，社会科学研究迈入智能科学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科学研究亦是如此，数字技术为研究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在模拟、预测和优化复杂现象与规律方面展现优势，推动研究范式向数据驱动和算法驱动转型。

　　技术发展前沿方面，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标志着社会从信息时代转型升级为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数字技术进入新阶段，通用人工智能展现潜力，这些前沿技术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动力基础，推动研究方法创新和变革，如大数据技术提供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云计算提供计算和存储能力，区块链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和共享方式，移动互联网技术促进研究成果传播与转化，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知识发现和更新能力。

　　技术应用前沿方面，数据信息爆炸式增长，超出人类研究者计算和分析能力，传统公共管理研究受限于数据和分析能力，只能针对有限变量研究，难以观察复杂社会系统全貌和动态变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应用，使研究者获取并分析公共管理领域各类数据，如社会经济数据等，挖掘现象背后共性规律，整体理解和分析公共管理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技术学习前沿方面，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学习、模型预测等功能，可作为辅助工具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各阶段，提升研究效率，其破局点体现为通过深度学习等技术分析处理多维度、多模态、多场景数据，解决复杂推演等计算问题，加速知识发现进程，建构的算法模型能够进行大规模模拟实验和复杂推演，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性检验并预测结果，助推研究成果实际应用转化，为研究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持，推动研究范式生成，提高研究科学性和准确性，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实现创新发展。

　　(三)面向实践前沿的科学研究

　　数字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应用催生数字时代社会新形态，推动公共治理实践创新，进入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实践呈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求解公共治理难题的新趋势，站在实践前沿，公共治理问题域转变，呈现多样态治理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充足实践经验，支撑研究向纵深拓展。

　　公共治理问题域方面，公共管理学是凸显问题意识的学科，要求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面向实践中的真实世界，科学研究需关注实践问题，转化研究成果为政策建议和管理实践，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应用贯通公共管理实践场域，改变政府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及政府与社会互动方式，新技术条件下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公共管理问题域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运行状态，而是关注数字技术对政府与社会的整体性影响，深入考虑化解数字鸿沟、算法风险等技术治理难题。

　　公共治理实践态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促进敏捷治理、平台治理、智能治理等形态的公共管理实践，推动治理过程中的动态调适、流程优化和主体协同，多地区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如上海市 “一网统管” 实现动态监测预警和敏捷响应，广东省 “粤省事” 政务服务平台优化政务管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浙江省杭州市 “城市大脑” 实现各方实时互动，形成协同合作网络，这些实践为研究提供前沿案例素材，为理论拓展提供新思路和方向。

　　公共治理经验值方面，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积累丰富治理经验，涌现典型案例，为科学研究提供充足经验材料和实证素材，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需对经验数据进行归纳验证和理论推导，数字时代，人工智能能够从大量经验性材料中发掘一般性规律，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飞跃，借助数字技术的知识学习、逻辑推导和数据处理能力，及时总结和提炼公共治理实践，推动科学研究创新发展，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层次转化。

　　四、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的意义建构

　　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理念和实践，数字时代更加强调通过有效管理理论和方式促进公共利益实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公正和谐，直面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建构服务国家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变革、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公共管理学势在必行。

　　(一)服务国家数字化转型

　　从服务国家数字化转型意义看，公共管理学务必服务于数字国家战略需求，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

　　提供理论服务方面，公共管理学应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理论指引，邓利维等学者建议用数字国家范式取代新公共管理范式，引领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发展，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核心关注点在于 “平台即政府” 或 “算法科层制” 等在治理实践中体现公共性，即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公共利益追求和公共责任承担，这些核心理念体现学科特色，与国家治理战略目标紧密相连，与数字国家范式高度契合，公共管理学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形成系统学科理论框架和体系，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推动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

　　提供方法指导方面，公共管理学应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效方法指导，不仅关注理论层面国家治理，还注重将数字治理理论应用于实践，解决 “数字 + 国家治理” 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瓶颈难题，提出管理策略和方法，支持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如政策制定方面数据赋能帮助政府科学、民主、高效制定政策，提高可执行性;政策执行方面基于算法的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执行流程，提高效率;政策评估方面大模型科学运用帮助客观、全面评估执行效果，为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

　　提供人才支撑方面，公共管理学应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人才支撑，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新要求，关键之一是培养造就具备数字意识及善用数据、善治网络的公务员队伍，我国虽有大量人才储备，但部分政府人员数字素养可能无法满足需求，缺乏信息技术知识和应用能力，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效果，因此，有关机构尤其是高校需通过搭建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运用数字教学法和开展系统教学与培养，向政府部门输送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优秀公共管理人才，他们既能掌握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又能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实践问题，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建构服务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公共管理学需要站在数字国家范式层面，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为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提供管理策略和专业人才，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领域深入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政府工作效率，确保政策实施，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发展。

　　(二)服务社会数字化变革

　　从服务社会数字化变革意义看，公共管理学致力于为数字社会提供优质公共知识产品，构建幸福舒适、和谐公正、普惠便捷的数字智慧社会环境。

　　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方面，公共管理学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性使其能够为社会公众或组织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知识、信息或服务，为政府部门提供大型公共数据资源库、数字图书馆等公共知识产品，推广智慧政务 APP 知识应用、引导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等，数字技术应用为公共知识产品供给提供多样化方式，如在线课程、科普讲座、研讨会等，促进知识共享，满足多元化社会需求，扩大群体覆盖范围，在线学习社区为公众营造沉浸式知识体验和学习环境，优化公共知识服务。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数字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各种社会问题为数字治理所破解，对公共管理学提出新要求，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实践关注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理问题，推动智慧交通、智慧警务、数字营商环境、数字城市等高品质社会建设，倡导多元治理理念，通过数字治理协同性赋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方面，公共管理学强调从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根源和本质，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力求通过技术红利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公共管理者肩负消除数字时代 “知识鸿沟”、深化 “知识下乡” 以及为 “银发一族” 提供老年教育等特殊公共服务使命，智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数字化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资源，分配和使用应遵循社会公平原则，确保公民享受均等数字普惠服务，公共管理学通过改革和优化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让更多人享受高质量数字化公共服务，具体关注加强数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覆盖率和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推动数字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提高供给质量;加强公共服务人员数字化管理和培训，提升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增强公众服务体验感。

　　总而言之，建构服务社会数字化变革的公共管理学需站在数字社会发展层面，承担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满足人民公共需求，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要求公共管理学者具备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探索创新公共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关注数字社会重大问题和现实挑战，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为数字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服务人类数字化生存

　　从服务人类数字化生存意义看，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务必胸怀天下、兼济苍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关注人类发展和民生福祉。

　　首先，必须恪守共同价值。公共管理学需胸怀天下，强调以人为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共同应对数字时代治理危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优先，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人工智能 “赋能” 之道。中国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重视人工智能全球发展问题，应对挑战，引领推进落实相关倡议、建议书和宣言，促进安全、可靠和可信的人工智能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繁荣发展及加速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其次，致力推动全球治理。全球化加深使各国联系紧密，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数字技术发展是全球治理变革重要动力，也需防范数字风险，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安全、反对数字霸权与垄断是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与协调的框架和机制，公共管理学可通过推动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各国在全球性数字化问题上共同行动。公共管理学者可研究分析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理解其本质、目标、原则和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发现问题并提出改革和创新方案，为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对挑战贡献智慧，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

　　最后，务实推进国际合作。由于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各国治理体系不同，导致公共管理实践出现差异和冲突，数字技术跨地域性为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带来机遇，需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各国在尊重差异基础上，通过数字化对话、协商等方式促进相互理解与协作，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例如，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跨国资源信息共享，侦查国际犯罪，推进数字化国际合作，共享公共数据资源，提高全球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社会和谐与稳定。

　　总而言之，建构服务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公共管理学需站在全球视野高度，超越国界限制，加强国际数字化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性挑战。一方面可借鉴各国全球数字公共治理经验，完善本国数字公共管理体系，提升全球数字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可基于实证数据、理论模型和国际比较等方法拓展全球数字治理研究，提供科学化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五、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熟的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有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理念与假设，准确辩证把握中外公共管理实践特殊性与普遍性，有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观照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观点，有科学规范和文化特质的分析方法和技术路径，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公共管理学需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强化系统理论探索、扎根本土社会实践、构建整体知识图景，实现学科数字治理知识自主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学科特点的数字化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首先，汲取优秀传统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学科知识生产应立足中国实际，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能解答中国问题的知识图式。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共管理智慧，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凝练为历史性知识并融入数字治理知识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数字治理文化工具的灵魂和内核，为中国公共管理学数字化发展充实历史底蕴、奠定发展基础。

　　其次，强化系统理论探索。中国公共管理学与制度变革和现实变革关联密切，只有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持续回应公共管理现实问题。数字时代，问题求解单一思维与社会治理复杂情境的张力，要求公共管理学实现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形成适应复杂情境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基础理论研究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需在借鉴西方数字治理范式基础上，加强对中国话语下公共管理学基本概念、理论、范畴等基础内容的系统性研究，构建扎根中国、连接世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形成中国特色数字治理理论，丰富适应中国情境的数字治理理论性知识。在此基础上，加强研究方法论探索，引入多样化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尤其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探索应用新兴研究方法，如仿真实验、模拟预测、相关分析等，为理论创新提供实证支持。

　　再次，扎根本土社会实践。公共管理学具有鲜明实践特性，生产能总结中国经验、解释中国问题、规范中国实践的实践性知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内容。具体而言：一是扎根本土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 “中国数字治理” 和 “治理数字中国” 的公共治理问题;二是关注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的重大议题并进行案例研究，如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城市治理创新、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等，总结成功经验和典型模式，提炼中国特色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和方法，丰富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学实践性知识库;三是针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挑战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推动中国公共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和完善。

　　最后，构建整体知识图景。整体知识图景的形成与发展是新时代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终极目标，也是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变革路向。需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通过系统理论研究和本土实践探索，整合再造碎片化数字治理知识，实现历史性知识、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融合重构，形成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知识结构，逐步构建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有效回应时代需求的数字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创新。

陈潭,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