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从禁演到改良：民国报刊所见扬州戏史料探究

　　引言

　　20 世纪上半叶是戏曲生态演变的重要阶段，富有浓郁乡土色彩的地方剧种迈向都市，演剧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扬剧前身的扬州戏，由 “流行扬州、镇江民间的花鼓戏、扬州香火戏和扬州清曲融汇而成”，在其生长进程中，先后使用过 “扬州香火戏”“维扬文戏”“维扬大班” 等名称，在迎合都市戏曲生态格局、审美习惯及消费诉求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我，寻求适切的生长路径。而都市圈层中的文化消费主体，也在审视、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扬州戏这一特定客体的接受。民国扬州戏的演进样态，学界大多依据艺人口述等史料的分析，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民国时期其演剧生态的确切研究仍存在诸多空白。民国报刊作为各类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其中与扬州戏相关的诸多文献无疑为研究其民国时期的演剧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借助民国报刊史料，以禁演史实为研究切入点，以改良举措为梳理路径，对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扬州戏演剧生态进行深入探究与解析，可洞悉扬州戏生存发展的生态场域，藉此窥视民国都市地方戏传播状况以及戏曲与都市文化生活的互动关联。

　　一、扬州戏禁演史实辨证

　　在戏曲发展史中，官府禁戏早已有之，着眼点大多聚焦于剧目内容所关涉的社会风化问题。民国时期禁戏禁演延续了官方禁戏的思路，并无统一完备的标准，各地即时发布相关法令与举措，单纯呈现了官方意志，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戏曲这一民间艺术本身所拥有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在扬州戏的生长轨迹中，来自于当局的禁演事件，对其都市化进程以及艺术发展路径产生了较大影响，关注其发生并回溯其缘由，对民国地方戏真实生存状态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扬州戏禁演事件，《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有专门条目记载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南京金陵大戏院因演员情感纠纷引发的禁演事件，萧姓督察以 “油头粉面，有伤风化，难登大雅之堂” 为由报告禁演，后又以 “引诱妇女，装神弄鬼，谣言惑众” 为由要求禁演六十年。而《维扬一枝花：扬州扬剧艺术》提到 1959 年老艺人回忆约 1921 年南京有禁演扬剧六十年之事，孙蔚民《扬剧漫谈》提及 “禁演五十年”，一粟《第一代扬剧男旦臧雪梅》指出 1933 年南京 “禁演扬州戏六十年” 事件，时间、时限存在差异，可能存在多次禁演。

　　民国报刊记载的禁演事件更早，民国十七年(1928)5 月 7 日《新闻报》载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一区二分所限日停止唱演扬州戏;民国十八年(1929)3 月 18 日《申报》《时报》报道上海浦东陆家渡扬州戏因 “恐匪人煽惑，妨碍治安” 被查禁;同日《时事新报》载南京钓鱼台第一舞台因邻近兵工厂、常起冲突且 “有伤风化” 被停演，与《中国戏曲志・江苏卷》所记非同一事件。

　　面对禁演，扬州戏演员曾争取权利，民国十八年(1929)8 月演员代表王鉴秋呈请内政部取消禁令，公安局要求其彻底改良才可考虑开放，《中央日报》首次报道即称其 “表情猥亵，唱词俗陋”，同年 10 月仍不准演出。演员为生计托名其他剧种演出，如金陵大戏院更名 “武林戏”，军警查时改唱其他;民国十九年(1930)南京钓鱼台第一舞台扬州香火小戏变相演出被禁，下关明明戏院以 “维扬大戏” 名申请开演遭拒。

　　民国十九年(1930)7 月南京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成立，但未解决扬州戏禁演困境，民国二十二年(1933)6 月该委员会限制古装道情戏(扬州戏艺人变相演出形式)，次年 5 月以唱词猥亵加强审查。与南京不同，上海、南通等地扬州戏仍有演出，如 1936 年 9 月上海扬州戏联合会为蒋介石祝寿演出，黄金荣大世界加聘扬州戏班。

　　民国二十六年(1937)5 月南京戏剧审查会决议禁演扬州戏六十年，5 月 13 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定 6 月 1 日实行，涉及南京多处戏班，冲击从业者。七七事变后，伪南京市维新政府 1938 年 8 月仍指责扬州戏猥亵，违者处罚，此后禁演消息渐少。

　　二、禁演溯源与扬州戏传播形象的生成

　　扬州戏反复被禁，与其形象相关。早期扬州戏源于乡土，有民间文化特征，存在情色元素吸引观众，演员来源复杂，进入都市后为迎合部分受众仍凸显此类元素，如演《杀子报》中奸夫淫妇描写获乡民喝彩。其接受群体多为底层，《社会日报》1936 年载南通扬州戏 “动作词白极端淫乱”，观众多为浴堂倌、理发匠和娼妓，主流媒体认为其 “庸俗、浅薄、淫秽”。

　　民国报刊主导了扬州戏形象建构，常报道演员负面事件，如民国十七年(1928)《新闻报》载扬州戏演员拐骗女子、骗财;民国二十年(1930)《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道演员诱骗妇女、私奔、被捉奸等，强化其与 “香艳、淫秽” 的关联，甚至将 “王月华被枪杀” 事件渲染为情杀，忽略其推动伶人联合的意义。

　　禁演也因治安考虑，民国十八年(1929)南京钓鱼台第一舞台因邻近兵工厂常因购票争执被禁;扬州戏院常遭地痞骚扰，因补票等发生口角常见，甚至有演出时因拥挤引发群殴，使其被认为影响公共安全。

　　三、改良路径与扬州戏演剧样态的建构

　　民国报刊对禁演有不同声音，《小日报》1937 年 5 月认为应统一计划整理地方戏，而非粗暴禁止，三十年代后期报刊开始频繁探讨扬州戏改良路径。

　　扬州戏改良初始阶段为内部融合，民国二十年(1931)秋 “大、小开口” 艺人以 “维扬戏” 名联合演出《十美图》，逐渐合流，即香火戏(大开口)与花鼓戏(小开口)等融合，报刊记载也认可其内部曲调互渗过程。

　　为适应都市审美，扬州戏向成熟剧种学习，尤其京剧，在角色行当(生、旦、净、丑)、行头、场面、音乐、剧本等方面模仿，如 “行头与京剧雷同”“将京剧原封不动翻板改唱扬州剧”，同时其《活捉张三郎》也被其他剧种参考。

　　扬州戏也自主探索艺术形式改良，整顿组班、添置行头、编排剧本，利用机关布景、灯光等现代舞台技术，丰干提出其有 “话剧化”“平剧化” 趋势，体现其适应都市的努力与旺盛生存意志。

　　剧本革新是改良重要方面，因旧剧目 “淫秽” 遭诟病，四十年代后报刊提出删去诲淫内容，增加历史、现实题材，结合地方文化创作。艺人也实践，如崔东升改编《秋海棠》《美艳亲王》为扬州戏，创作《理发师复仇》;抗战时期根据地艺人编演《王国栋投军杀倭记》《汉奸的子孙》等宣传抗日，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革命宣传作用。

　　民国报刊为扬州戏改良提供思路，记录其生存状态，但也有理想化建议及讹误，如混淆扬州戏与淮剧渊源、错误解释 “大小开口”，但总体从推动禁演走向认同地方戏价值。

吴春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