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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斗士:闻一多后期的政治转变
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西南联大负起弦歌不已之责任,成就了一个教育奇迹,这与诸多联大教师身处逆境依然孜孜于学术追求密切相关。闻一多在联大早期亦潜心于学术研究,在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期间,他在战争的简陋条件下依然潜心学术、著述不断;在蒙自分校期间,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何妨一下楼主人” 的雅号可见其专注。闻一多在致张秉新的信中谈及自己在艰难时局中的自我学术坚守,在致顾毓琇信中,他拒绝到战时教育委员会任职,只为实现学术著述之志,这种学术坚守背后是与国家患难与共、砥砺抗战的情怀。
不过,1943 年前后,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以及社会愈发严重的贪腐和不公,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心态出现转变征兆,闻一多此后的转变即是集中体现。1943 年前后,昆明物价暴涨,闻一多为解决家庭生活问题挂牌治印,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社会政治的腐败以及政府对思想的管控等,推动其认知立场日趋激进。
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1943 年 3 月 10 日国民政府出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导致联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失去尊重和信任,费正清认为 1943 年是联大知识分子群体 “心理上的转折点”,闻一多也因《中国之命运》中对五四的宣战而深受影响,其自我认知和行动抉择发生转变。闻一多自述因个人生活压迫及社会政治上的可耻现象,恍然大悟 “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逐渐步出书房投身社会民主运动。
1944 年 9 月 25 日,闻一多在致堂弟闻亦博信中,谈及中国社会现实及自己投身社会民主运动的诉求,表露了由学院学者转向社会 “民主斗士” 的心迹。在 1944 年 5 月 3 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纪念 “五四” 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闻一多主张学生有权过问国家大事,要 “里应外合” 打倒孔家店,其激进主义政治文化立场可见一斑。在 1944 年 7 月 7 日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自治会举行的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闻一多批驳熊庆来的观点,认为国家糟糕至此,知识分子应出来说话,这是政治转变后对知识阶层的整体反叛。
1944 年 10 月 19 日,在联大冬青文艺社、新诗社等举行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上,闻一多向鲁迅忏悔,表达自我反叛与自我忏悔心迹,展现了由 “何妨一下楼主人” 转变为社会 “民主斗士” 的心理轨迹。1946 年 2 月 22 日,闻一多在致信中叙及近两年来心迹转变及政治担当,表明转向激进主义、投身民主政治的内心,于 1944 年 9 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以 “救火” 心态投入民盟政治工作,其 “民主斗士” 的行动抉择与政治担当由此可见。
对闻一多等联大后期激进派教师而言,因生活艰难、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而趋向政治化,迈出大学象牙之塔批判社会现实、投身民主政治活动,联大早期学院文化氛围逐步瓦解,激进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闻一多的政治转变是典型症候,联大后期朗诵诗创作的兴起即是此种政治文化思潮的产物。
二、诗的价值论:闻一多对朗诵诗的倡导
闻一多等激进派教师的政治转变引发了联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围的转变,对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联大文艺活动影响深远,政治转变后的闻一多身体力行地倡导、指引联大学生的朗诵诗创作。
作为学院派教师,闻一多政治文化立场激进转变的背后是文学立场的悄然位移,对政治诗学在联大的兴起影响深远。1944 年夏,闻一多在联大冬青文艺社作《诗与批评》演讲,将重视 “诗的宣传内容” 称为 “诗的价值论者”,将注重 “诗的语言美” 称为 “诗的效率论者”,主张诗与时代同呼吸,重视 “诗的价值论”,强调诗歌对公众世界的介入,与其早期诗的 “效率论” 主张不同。从强调宣传 “必须是一件艺术作品” 到突出 “诗的价值论”,可见其文学立场的显著转变。
在文艺界聚会上,闻一多以 “救火” 譬喻文艺家从事政治活动,在这种心态下,伴随着诗学立场与美学趣味的改变,他转而在联大积极倡导朗诵诗创作。1943 年 10 月 27 日,闻一多在 “历代诗选 (唐诗)” 课堂上突然讲解田间的诗,以政治担当情怀倡导、赞颂现实的、粗犷的、力的美学,田间的朗诵诗因其介入现实的战斗性而被赞赏,这在日趋激进的联大学生中引发广泛影响。
此后,闻一多在多个场合表达对文学政治效应和社会功用的重视,强调诗歌与公众世界的关联,推崇政治诗学,积极倡导朗诵诗创作。1944 年 5 月 8 日,联大国文学会主办 “五四” 文艺晚会,闻一多作 “新文艺与文学遗产” 发言,强调文学与政治结合,要 “出塔”,打倒孔家店、摧毁象牙塔,对文学政治效应的诉求显著。
1944 年 7 月 9 日,新诗社举行诗歌朗诵晚会,闻一多就朗诵诗发表看法,认为朗诵诗对象是大家,应朗诵给人民大众听,坚定了新诗社对朗诵诗的倡导。1945 年 5 月 2 日,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晚会,闻一多指出文学有功利性,诗是政治工具,呼吁需要通俗的朗诵诗等,在《五四与中国新文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目前最恰当的文艺形式是朗诵诗和歌剧。
闻一多对朗诵诗的倡导旨在追求诗歌对公众世界的介入及其社会价值的实现,表征着政治诗学的兴起,与其后期政治文化立场吻合,体现激进性,也喻示着对自己所属知识阶层审美趣味的彻底反叛,在《艾青与田间》的演讲中有着集中表达,其对知识阶层审美趣味的反叛等是联大后期激进政治文化氛围的症候,表征着激进政治诗学的发生,促成了朗诵诗创作在联大的兴起,新诗社、文艺社的成立及其朗诵诗创作是直接文学回应。
三、对公众世界的介入:朗诵诗在西南联大的兴起
闻一多后期政治立场及诗学理念的转变在联大学生中产生深远影响,新诗社的成立及其对朗诵诗的倡导是文学影响的结果和艺术见证。新诗社酝酿成立时邀请闻一多为导师,1944 年 4 月 9 日,联大十二位同学请闻一多担任导师,在其指导下归结出新诗社四条纲领,新诗社的成立是联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围在文学层面的表征,朗诵诗逐步成为联大校园诗歌潮流,与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不同,闻一多是重要引发者、指导者,诗朗诵是新诗社活动主要方式。
新诗社是联大后期力推朗诵诗创作的重要文学社团,成员众多,何达是代表性诗人,另一个积极倡导朗诵诗创作的文学社团是文艺社,1945 年 3 月 26 日成立,不少会员同为新诗社成员。
在联大后期激进政治文化氛围里,新诗社积极从事朗诵诗创作并多次举办诗歌朗诵会,反响不俗,吸引广大联大学生参与创作,其朗诵诗创作对公众世界的介入、对文学社会政治效应的诉求得到闻一多赞赏,新诗社侧重 “诗可以群” 的诗学效应,重视诗歌与公众世界的关联,朗诵诗创作成为参与社会活动的有效方式。
对新诗社、文艺社等联大后期文艺社团而言,朗诵诗创作是投身社会运动的手段与武器,背后有鲜明政治诗学诉求,在 “一二・一” 运动中集中体现,新诗社成员创作大量战斗诗歌,朗诵诗是宣传形式之一,与运动形成紧密互动,将文艺政治性追求推向极致。
以新诗社为代表的朗诵诗创作是联大后期政治文化的文学呈现与艺术见证,表征着政治诗学的兴起,对公众世界的介入是显著特质,联大后期的朗诵诗创作是在激进政治文化氛围里,以诗歌作为介入公众世界的手段与路径、打破诗创作与实际生活距离的产物,是新的文学趋向,需放置于整体文学趋向转变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朱自清对朗诵诗的分析精辟,联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围日趋激进,朗诵诗逐渐流传开来。
为达到鼓动、宣传效果,朗诵诗在诗歌语言选择上有自身特点,语言浅白易懂、比较夸张、多用重复语言,何达是联大后期朗诵诗创作代表人物,其作品充满田间式 “鼓点”,语言短促、激烈,传达强烈情绪,在 “一二・一” 运动中广为流传,朗诵诗是集体的、听觉的艺术,其风行折射出联大政治文化氛围的日趋激进,“一二・一” 运动中朗诵诗创作的繁荣及获得广泛认同是联大政治文化氛围与诗歌创作互动、转化的典型例证,显现了朗诵诗介入公众世界、打破创作与现实生活距离的艺术力量,这也是西南联大朗诵诗创作的诗学意义所在。
余论
自 1943 年 10 月闻一多在课堂上朗诵田间诗作开始,朗诵诗逐步在联大校园流传开来,在其指导、影响下,新诗社、文艺社等文艺社团积极倡导朗诵诗,成为联大后期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在诗学层面上,联大的朗诵诗创作是社会激进思潮的反映,是联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围转变的文学症候,表征着介入公众世界的政治诗学的兴起。
朗诵诗在联大后期的风行提醒我们,指认西南联大诗人群整体学院文化特征时不要掉进本质主义陷阱,西南联大诗歌创作路径异质多维,既有现代主义诗艺探索,也有朗诵诗创作,非学院化现代主义诗歌所能概括。发掘西南联大朗诵诗的源起及创作,有助于照亮被本质化简化叙事遮蔽的历史层面,呈示立体丰富的诗歌创作图式,凸显新诗特殊的诗学压力及其具体复杂的创作实践。
邓招华,汕头大学文学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