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经济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动因与制约因素

　　引言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制度设计、政策措施和实施力度，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安全新内涵和新主张。在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之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既有从国际格局调整和大国地缘博弈激烈化方面进行的分析 [1]，也有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和加速作用方面进行的分析 [2]，还有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进行的分析 [3]，已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认识。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作一探讨。

　　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既有经济动因也有政治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 “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4]，政府政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关系这一最基本层次上发生的变革。从这点上讲，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基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是日本对经济领域变革的主动应对。

　　这就触及一个核心问题：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 “经济动因” 都有哪些?进一步看，这种政策能否真正增进日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分析视角，首先从经济基础解析经济安保政策的任务和限度，进而阐述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已有实践和新要求、新内容;其次从任务角度入手，剖析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动因，并结合日本近期政策阐明经济动因的内涵异化及所致后果;再次从限度角度入手，探讨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制约因素;最后给出结论。

　　一、从经济基础解析经济安保政策及日本实践

　　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 是指国家最为根本和重要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①，因此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是国家经济利益问题 [5]。国家利益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因素等问题也可以划分为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 [6]。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决定了国家经济利益?或者说，国家经济利益的来源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不同流派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分水岭。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分析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把国家经济利益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强调从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基础出发理解国家经济利益，并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视角理解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一)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安保政策的任务与限度

　　作为一种政府政策，经济安保政策本质上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利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基础施以反作用的过程。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有必要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视角出发，对经济安保政策的任务与限度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的来源，进而规定了经济安保政策的任务。人类在其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依赖于特定的生产力，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人们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国家等上层建筑 [7]。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特征和性质，国家必须服务于自身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安全就是要维护现有经济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体社会秩序 [8]。这就解释了为何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安保政策存在差异，这根源于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由此导致国家对经济利益核心内容的界定不同。

　　承认国家经济利益与经济基础的本质联系，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开始浮现。但是，抽象地谈论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分析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关系及其总和(即国际经济基础)。审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现实，国际经济基础主要包括国际分工体系、人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由前两者决定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等 [9]。但是，与国内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处于 “无政府” 状态，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国际分工体系的主导者不仅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还将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 [9]。因此，国际分工地位成为国家经济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将引起国际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格局的变化。

　　于是，经济安保政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其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本国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以满足国内需要;其二，维护或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分工利益。为此，各国需要保证战略资源稳定供应(如能源、粮食和矿产安全)、对外贸易畅通(贸易安全)、资金融通顺畅(金融安全)、合理利用外来资本(外资安全)、对外投资平稳发展(对外投资安全)、产业自主可控且具有竞争力(产业安全)等。

　　第二，经济安保政策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其效果受制于现有经济基础。国家等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够影响经济基础，帮助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 [7]。在实践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适应或者不适应的情况，其反作用效果表现为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两种情形。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源头和结果来看，绝不能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相同，因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要从经济基础得到发展的力量而来的 [7]。因此，经济安保政策的作用效果受制于现有经济基础。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从其国内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安保政策会面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同资本之间的分化竞争、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经济失衡等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是破坏经济安保政策效果的根本因素，但消除这些因素等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10]。从国际看，各国只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提升地位，才能实现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 [11]，发达国家谋求强化其国际分工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变其国际分工劣势地位。由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安保政策及其效果都要受到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以及本国与他国分工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经济安保政策都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边界。有效的经济安保政策不仅要适应其国内的制度条件、产业结构和市场秩序，还要适应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动。一旦内外矛盾的累积和深化超过了国家的制度承受力，就必然造成经济安保政策的制度性失灵，甚至酿成经济和政治危机 [10]。

　　(二)日本实践：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重点以及新要求、新内容

　　作为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地窄人稠的岛国，日本经济的生存和发展都高度依赖于以国际分工体系为载体的国际经济基础，日本要利用全球资源和开拓全球市场以实现本国生存和发展。因此，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保障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生存力和竞争力。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领域、产业或部门都关系到日本的生存力和竞争力，从而成为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保障对象，只有那些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全局和国民经济在较长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产业或部门才能成为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保障对象。从以往实践看，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重点领域是资源安全、贸易安全和产业安全。

　　其一，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以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要。对于国内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海外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矿产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是国内进行生产的基本前提。日本的资源安全主要体现在供给的稳定性上，即能否保障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类战略资源，能否有效防御影响资源供给的突发事件，以及能否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其二，扩大海外市场份额，以弥补国内市场不足。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而言，扩大对外贸易是实现产品价值的必然举措。日本的贸易安全主要体现在扩大海外市场方面，即能否获得足够大的海外市场份额。

　　其三，维护和增强产业竞争力，以巩固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对于地窄人稠的日本而言，产业竞争力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石。作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日本的产业安全主要体现在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主导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能否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力。

　　2020 年前后，国际形势急速变化，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强化经济安保政策。2020 年 12 月，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并发布《关于制定 “经济安保战略” 的建议》。该建议认为，2013 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没有明确如何从经济方面实现日本国家利益;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包括资源等传统领域，还扩展到了网络空间 [12]。这说明，日本政界清晰地认识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其带来的国际经济基础变革要求日本调整经济安保政策。

　　从根本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以数字产业和绿色低碳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必然带来新的国际经济基础，当前恰好处于新旧两种国际经济基础的转换期，即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现存的各国国际分工地位、既有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都已经进入动荡变革阶段。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对国际经济基础变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分工体系，而日本国内经济又离不开国际分工体系的支撑和影响，所以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将影响日本国内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例如对解决长期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体系重塑，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也将重构，日本原有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利益分配份额正在遭受巨大冲击，日本能否维护其既得利益者地位，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国际分工体系重塑带来的挑战。为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强化经济安保政策。

　　在国内，日本以强化经济安保体制为中心，主要加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和推动科技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日本只是在能源、食品、卫生等领域强化经济安保政策;此后，日本不断从整体的制度设计上强化经济安保政策。2022 年 5 月，日本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该法案规定了 4 个方面内容：其一，确保关键物资稳定供应;其二，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其三，促进尖端技术开发;其四，专利保护制度 [13]。日本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明确纳入经济安保政策 [14]，该战略再次强调要强化供应链、加大先进技术信息收集、加强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采取政府采购等。

　　在国际，日本鼓励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和多元化投资，例如推出 “作为供应链对策的促进国内投资补贴” 的倾斜政策，支持高度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供应链迁回国内。在政策引导下，村田制作所、三菱电机、TDK 株式会社等知名半导体企业大幅增加核心零部件的在日生产比例 [15]。此外，日本将东盟国家视为稳定海外供应链的关键支点，对从事半导体等行业的日企给予补助金，积极引导日本企业向东盟投资。日本大型半导体企业已经着手调整海外生产布局，例如 2022 年索尼计划投资约 100 亿日元在泰国建立新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厂，新工厂将生产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传感器芯片，这将使索尼在泰国产能大涨 70%[16]。

　　二、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动因及其异化

　　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动因可以归结为 “风险规避动因”①和 “经济竞争动因” 两类：风险规避动因作为表面动因，是对新兴产业供应链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回应，是为了规避紧急状态下正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断的风险;经济竞争动因作为深层动因，则是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是为了确立在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持续推进，风险规避的过度安全化和经济竞争的高度政治化使得日本经济安保政策发生畸变，“泛安全化” 趋势日益凸显。

　　(一)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风险规避动因

　　作为数字产业和绿色低碳产业中的核心产业，半导体和蓄电池等产业将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运行和国民生活的基础，是新的战略资源。为了保障国内生产生活需要，日本就要保证半导体、蓄电池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但是，日本的数字产业和绿色低碳产业存在明显的脆弱性，日本政府试图积极将供应链调整为以本土为中心且更有韧性的运转模式，以此规避 “断链”“断产”“断供” 等风险，提升应急应变能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不仅具有非常广泛的工业应用，而且构成了 “数字社会的神经系统”。从外部风险看，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专业化分工非常彻底，其供应链网络涉及种类繁多的原材料、成千上万的零部件和层级众多的供应商，供应链网络上的某个链条或关键节点遭遇冲击都会导致 “断链”;加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日本半导体供应链的 “断链” 风险大幅上升。从内部风险看，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生产方式是 “模块化分工 + 全球外包”，具体包括制造模块(含设计、制造和封测 3 个环节)、材料模块和设备模块，其产品包括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 DAO(分立器件、模拟和其他)。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模块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技术优势，但是在制造模块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国内芯片制程水平低(停留在 40nm)，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努力提高半导体产业链本土化水平，确保能在紧急状态下维持生产和生活稳定。

　　第一，增加国内产能，确保半导体生产和供给能力。从产能看，2019 年日本半导体产能占全球 17%，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算少，但是用于处理数据的逻辑芯片产能很少，即便是 28~45nm 成熟制程也只占全球产能 5%。为解决此问题，日本积极吸引全球著名半导体企业赴日投资。2021 年，日本政府追加补充预算 6170 亿日元，直接用于支持引进先进半导体生产基础建设 [17]，并邀请全球著名半导体企业赴日建厂，例如铠侠公司与西部数据联合在日本北部建立闪存制造厂，美光科技也宣布在日本设立代工厂。

　　第二，以大带小，重建本土半导体产业生态。当前，日本半导体产业尚有大量颇具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但是除了设备和材料领域外，大型链主企业日益衰微。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败，其实是大型链主企业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从供应链角度看，大型半导体制造企业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和底部企业与大型制造企业就像塔身，它们相互支撑和协同，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18]。日本政府之所以吸引全球著名半导体企业赴日建厂，原因在于：其一，这些企业都是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大型链主企业;其二，厂址所在地及周边汇集了众多的本土半导体企业。日本政府的用意不仅在于当地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供应商能够为大型链主企业提供支持，更在于这些大型链主企业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附属投资，这样可以重建本土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增强半导体产业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日本著名半导体专家黑田忠广评论此举时认为：“巨大的树木出现，就可以让地下的网络重新焕发青春”[19]。

　　(二)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竞争动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半导体、蓄电池等新兴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日本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乃至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它们所涉及的不再是部门利益，而是全局利益。但是，日本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持续下降，这种趋势让日本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日本担心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丧失会侵蚀长期发展基础。日本前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林鹰之强调，“完善日本优势并建设世界所需的领域将是经济安全的支柱。如果我们不创造需要保护的东西，我们将无法增强我们的国力。这不仅仅是关于防守，而是关于发展优势。”[20] 因此，提升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经济动因。

　　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标志，数字经济对算力的需求暴涨，算力已成为支撑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可以说 “算力(芯片)就是生产力”。但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已经从世界级强国下降到普通强国。从产品端看，日企在最重要或者规模最大的门类(如存储芯片、CPU 芯片、GPU 芯片、3G/4G/5G 通信芯片)几乎没有存在感。数字经济对逻辑芯片(以 GPU 和专用芯片为代表)的要求越来越高，逻辑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等方面都要同步升级。日本芯片制造水平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当前是 3nm/2nm 制程)差距非常大，在新一代半导体技术特别是尖端逻辑芯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方面明显落后。

　　出于增强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考虑，日本一方面推动新一代半导体技术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尖端逻辑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其一，日本将科学研究与经济安保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积极推动新一代半导体技术研发。日本著名政论家船桥洋一指出，日本 “不应仅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安全”“这里最大的挑战是促进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21] 2022 年《科学技术创新白皮书》专门设置 “经济安全保障” 内容，并提出 “为了提高日本的技术优势，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可或缺性，政府必须大力促进和培育重要技术的研究开发”[22]。2022 年 6 月，日本政府设立 “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育计划”，该计划是国家级的前沿尖端技术资助计划，AI 技术、量子技术、机器人工程学、尖端传感器技术、尖端能源技术以及新一代半导体材料和制造技术是重点资助领域 [23]。2022 年 11 月，经产省成立了 “技术研究组合・最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LSTC)，该中心由东京大学等 8 家机构联手建设，被视为下一代半导体量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基地。

　　其二，培育本土企业拉辟达斯(Rapidus)，推进尖端逻辑芯片的设计与制造。2022 年 8 月，丰田汽车、日本电信电话、索尼、软银、日本电气、电装、铠侠和三菱 UFJ 银行等 8 家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半导体企业 Rapidus，旨在实现下一代半导体本土化生产，专攻用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特定领域的尖端逻辑芯片制造，目标是 2027 年量产 2nm 芯片。Rapidus 肩负日本尖端逻辑芯片设计与制造的重任，公司成立后，日本政府不断为其提供补贴，例如 2022 年 11 月，经济产业省宣布提供 700 亿日元补贴;2024 年 4 月，经济产业省宣布该年度将向 Rapidus 最多提供 5900 亿日元补贴 [24]

　　其三，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日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内基础欠缺的条件下，仅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于是，日本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特别是对美合作上。LSTC 与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等国外科研机构达成合作，以强化日本尖端半导体的研发实力;Rapidus 除了与 IMEC 开展合作外，还与美国 IBM 公司缔结了战略伙伴关系，Rapidus 成立之初就获得了 IBM 的 2nm 芯片技术，并在 2024 年 6 月与 IBM 就 2nm 芯片先进封装技术达成合作，旨在推进大规模生产 [25]。

　　(三)风险规避和经济竞争的异化与 “泛安全化” 趋势凸显

　　自 2022 年以来，日本进一步强化经济安保政策，新一轮的经济安保政策强化日益凸显出 “泛安全化” 趋势①。所谓 “泛安全化” 是指一项政策的安全属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26]，特别是将经济安全跨越到传统安全领域并和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日本经济安保政策 “泛安全化” 主要表现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经贸政策重心从正常竞争逐步让位于建设 “小院高墙”[27]。例如 2023 年 7 月，日本政府以强化经济安全为由加强尖端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将 23 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纳入出口管制名单，并以 “白名单” 形式将 160 多个国家排除在外②，这些均属于制造 10~14nm 及以下尖端芯片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再例如日本开始配合美国共筑 “俱乐部式” 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联盟，日本宣布加入 “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推动各成员国于 2023 年 5 月达成弹性供应链协议;此外，日美自 2022 年开始举行经济版 “2 + 2 ” 会谈，此后不断加强在尖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28]。

　　“泛安全化” 趋势形成和凸显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经济安保政策的任务设定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风险规避和经济竞争的内涵发生异化。在国际经济基础变革背景下，各国对经济安保政策作出适当调整确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泛化国家经济安全。严格地讲，风险规避是指考虑到某些活动存在损失的可能性较大时，采取主动放弃或加以改变的方式以避免相关风险的策略，例如各国出于稳定经济增长需要而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合理的，但是供应链断裂风险不同于传统安全风险，各国不应借机将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化。经济竞争是指各国有意识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争夺、较量和争胜的活动，例如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安保政策时，普遍会将获取竞争优势作为关键一环 [23];但是经济竞争属于低政治化领域，各国不应采取地缘政治思维和手段谋求经济竞争优势。

　　在新一轮的经济安保政策强化过程中，虽然日本政府仍声称所出台的政策是为了 “规避经济安全风险” 和 “提升经济竞争力”，但是从实际内容来看，风险规避和经济竞争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为风险规避的过度安全化和经济竞争的高度政治化。

　　所谓 “过度安全化” 是指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在规避经济安全风险时强化其传统安全色彩，从而导致风险规避议题过度安全化，尤其是过度传统安全化。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安全风险的边界日益模糊且难以溯源，日本有意利用了这种特征，对经济安全风险的判断愈发偏激，大肆宣扬所谓 “经济胁迫”，利用各国对新兴技术安全风险的共同担忧为日本出台相应的传统安全措施烘托氛围、提供借口，并称其为 “保障自身安全”[29]。

　　所谓 “高度政治化” 是指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地缘政治思维和手段服务于经济竞争目标，从而使经济竞争议题高度政治化。在新兴产业领域，日本虽然掌握着一些关键环节，但是早已没有了全技术领域和系统性开发的能力 [30]。但是，日本政府刻意营造焦虑和恐惧的氛围，倾向于使用压迫方式而非对话、谈判等合作方式对待国际经济竞争，同时跟随美国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把经济安保政策打造成盟伴网络的重要载体，增大对于他国产业升级进程的阻碍效应和破坏效应 [25]

　　总之，正是风险规避和经济竞争的内涵异化导致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 “泛安全化” 趋势日益凸显。

　　三、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制约因素

　　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原理可知，当经济安保政策适合经济基础发展需要时，经济安保政策就能获得微观经济主体的普遍支持，从而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当经济安保政策不适合经济基础时，经济安保政策就无法获得微观经济主体的普遍支持，从而无法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具体而言，影响日本经济安保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雇佣、企业之间关系、政府和企业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等 4 个方面。

　　(一)劳动力雇佣方面：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与经济安保政策相匹配

　　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无论是构建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产业链还是发展新兴产业，都需要一定数量和素质的劳动力与之匹配。有些学者从企业层面指出，劳动力是供应链韧性的第一要素。在现代供应链中，劳动力不仅是成本，更是成熟的组织沉淀下来的知识载体，特别是对于大规模制造业，强大的人力组织更是必不可少。因此，组织严密且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是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支撑，甚至可以说 “劳动力是供应链的‘肌肉’”[18]。但是，日本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缺陷就是缺乏足够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专业人才，经济安保政策急需的人才团队和就业信心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首先，日本国内劳动力数量短缺。2010 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为 7920 万，占总人口比重为 63.2%，而 2022 年相应数值分别为 7173 万和 58.8%，未来劳动力减少趋势将进一步加重。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自从 2014 年以来，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开始高于 1，除个别时期外，近些年始终维持在 1.3 左右的高位，个别年份达到 1.6 以上(2018 年)[31]。目前，与经济安保政策关系密切的制造业、建筑业、信息通信业等行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中小企业的情况最为严重 [32]。

　　其次，专业人才短缺是劳动力短缺的集中表现。以 IT 产业为例，根据相关推算，日本 IT 人才在 2019 年达到顶峰，此后逐渐下降，但是 IT 市场规模和人才需求却在不断扩大，到 2030 年将出现 59 万左右的人才缺口，而且人才平均年龄将不断上升。该预测是 2017 年公布的，尚未考虑到数字经济新业态(如生成式 AI)对 IT 人才的巨大需求。再以半导体制造为例，1999-2019 年，日本半导体相关产业(包括半导体元件、芯片和制造设备)从业人员由 230861 人降低到 168002 人，减幅高达 30%[33];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2023 年预测，未来 10 年内，8 家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将需要额外的 40000 名人力资源 [34]，如果考虑到材料和设备制造商以及外资制造商，则将面临更大的人力缺口。

　　最后，人才团队和就业信心重建任重道远。日本业内普遍认为，日本半导体企业在反复重组后，专业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团队重建必须从大学开始。目前，熊本大学、九州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等高校分别与当地企业等联手，意在尽快培养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技术人员 [35]。但是，人才团队和就业信心并不能立刻重建。当 2000 年全球 IT 泡沫破灭时，日本半导体企业大量裁员，例如日立裁员 2 万人，东芝裁员 1.8 万人，富士通裁员 1.64 万人，日立甚至对半导体部门提出 “希望 40 岁以上、科长职位以上的人员全部自行退休” 的劝退公告 [36]。当高校毕业生了解到过去 20 年半导体工程师不断被裁员，他们自然尽量避免从事半导体相关工作，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的九州，只有约 9% 的理工科学生在半导体行业就业，高层次人才更是严重短缺 [37]。日本如果不能提振半导体行业的就业信心，就算办成了若干 “速成班”，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半导体人才短缺的问题。

　　(二)企业间关系方面：企业间竞争会降低经济安保政策的产业牵引效果

　　日本经济安保政策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己任，这有赖于日本企业形成合力。例如，半导体产业是一个高度精细化的行业，设计、光刻机、刻蚀设备和检测设备等都需要在同一工艺制程节点上对齐，并通过紧密的深度协同将各种企业拧在一起，形成稳定的供应商格局 [18]。但是，企业既然以获取利润为任务，那么企业与企业之间就会为了利润份额而展开竞争，主要包括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两种形式。在经济安保政策所支持的新兴产业中，各个企业能否将竞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并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关系经济安保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将严重制约日本经济安保政策的产业牵引效果。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一方面，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设计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半导体产业链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日本国内却没有知名的半导体设计企业。半导体设计需要丰富的知识产权(IP)支持，日本每一家大型半导体企业都拥有数量众多的 IP，但每一家都无法满足全部的 IP 需求，如果它们能够相互授权，就能够极大地提升日本半导体设计实力。但是，日本大型半导体企业之间相互提防，全力避免或阻止本国同行从自己手里得到独有的 IP，因为每一家企业都想基于自己的 IP 开发产品，结果是每一家企业都不愿意授权给其他企业，同样也拿不到其他企业的授权 [36]。这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而言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也是日本至今没有知名的 EDA 和 IP 企业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抑制后者的发展空间。初创企业之所以叫 “初创”，就是因为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且成功概率很难预测，在优秀人才引进、资金获取等方面自然竞争不过大企业，加之日本较为缺乏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机构，初创企业比大企业更需要政府扶持。但是，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重点是部分大型企业，政府的产业支持措施(如财政补贴)也更倾向于大企业(包括新组建的 Rapidus)，这不仅会强化大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垄断，而且使很多初创企业得不到急需的资金援助。究其根本，日本大企业及其背后的财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够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这导致日本经济安保政策过于倚重大企业及财团，中小企业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上。

　　(三)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政企利益分歧会降低日企对经济安保政策的配合度和执行力

　　日本经济安保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效果，还取决于日本企业对经济安保政策的配合和执行情况;更准确地说，经济安保政策的目标一定要契合日本企业的目标，才会得到日本企业的普遍贯彻。企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获取利润，这需要足够大的市场作为支撑。但是，日本国内市场有限，企业必须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是为何日本大多数企业都是外向型企业 [38]。在国际市场上，是全部出售商品还是部分出售商品将影响日本企业的利润水平。然而，日本政府的经济安保政策等于为日本企业加上 “紧箍咒”，对部分国际市场圈上 “隔离带”[37]，这与日本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利益诉求相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会降低日本企业对经济安保政策的配合度和执行力，加大经济安保政策的内部压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日本半导体设备厂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受限于经济安保政策，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很多设备都无法出口到原来的贸易伙伴国或者出口减少，会导致国际市场份额萎缩，严重损害日本半导体及其相关企业的利益。日本企业界已经对此表示担忧，例如日本丸红经济分析师铃木贵元认为，鉴于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需求不够强劲，日本政府的措施将对日本设备制造商造成打击，损害日本企业的发展 [38]。由于日本政府不顾及经济理性，导致与日本企业在出口管制问题上存在较大利益分歧，经济安保政策难以得到日本企业的普遍配合和主动执行。

　　日本企业与日本政府的利益分歧，除了出口受限将直接减少日本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即出口受限将降低日本企业的技术优势，反过来使日本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第一，经济安保政策与日本企业维护现有技术优势的利益诉求相冲突。日本企业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以维护现有技术优势。以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为例。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企业在很多细分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地位，海外业务利润率通常也较高;但是，在半导体超长的产业链中，很多品类的设备和材料的市场容量本身并不大，例如尼康和佳能是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机厂商，但 2022 年它们的光刻机业务收入只有 20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 [36]。如果禁止对外出口或出口量减少，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率降低，也就没有足够的利润和后续资金来支撑研发，会导致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

　　第二，经济安保政策与日本企业培育新兴技术优势的利益诉求相冲突。日本企业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培育新兴技术优势。以 2nm 芯片技术为例，即使 Rapidus 在发展初期实现了量产 2nm 芯片的目标，但是美、欧、韩等国家和地区已兴建不少先进芯片集群，日本如果再自我设限，就只能在更加狭小的国际市场上寻求发展，一旦面临芯片产业周期性萧条，就存在消亡风险。届时日本政府只能加大补贴力度，难免重蹈补贴包袱越背越重的覆辙 [36]。此外，国际市场对日本新兴产业的重要性还在于，新产品要实现技术迭代升级就必须通过大规模市场的检验，必须深度触及用户场景、被广泛使用和纠错调优 [18]。很多受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影响的国家或者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或者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全球数字技术孕育的关键载体 [39]，放弃这部分国际市场将使未来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四)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国际产业竞争将削弱日本构建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联盟的政策效果

　　在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的大变局中，各国及其企业都在谋求更为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日本经济安保政策效果必然受到国际产业竞争的制约。对于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而言，日本不仅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竞争，而且面临着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这些竞争将削弱日本构建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联盟政策效果。

　　日本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产业竞争。日本试图与美国强强联合，但这只是日本政府的一厢情愿。其一，美日企业存在先进技术主导权之争。当前美国与日本仍存在激烈竞争，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模拟电路、滤波器等 [25]。以先进逻辑芯片为例，日本企业已经占据了材料和设备优势，如果再掌握了设计和制造技术，那么将再一次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所以，美国在合作中一定会千方百计控制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节奏和空间。例如，Rapidus 的技术定位与英特尔存在竞争，所以最终与 Rapidus 合作的并不是英特尔，而是已经约 20 年没有大规模芯片制造经验的 IBM，由于 IBM 的技术尚不成熟，Rapidus 高层也承认，Rapidus 不能像英特尔一样大规模量产，只能探索小批量生产的运营模式。其二，美日企业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之争。供应链韧性的核心是强化龙头企业对各级供应商的监督，包括分销设施、交通枢纽和经营情况，以此明确和增强不同供应商抵御冲击的能力 [40]。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加强对日本企业的控制，并借机攫取日本优势技术。从日本方面看，即使日本对日美同盟进行强化，但其终极目标仍是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只是将配合美国视为参与塑造进而主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机会 [41]。因此，日本企业会加强对美国企业的反控制策略。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对日本形成追赶之势。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会形成一种双向避险的心理和行动：一方面日本政府要求企业要规避风险，包括避免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同时防止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企业获取关键技术;另一方面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本土企业被迫加快对进口品牌的替代，形成新的供应链生态 [18]。更重要的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企业正在主动寻求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些新兴经济体企业已经是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即使是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也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和区位优势，加快同全球和地区主要经济体合作，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这些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会逐渐削弱日本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从而制约日本构建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联盟的政策效果。

　　结语

　　经济安全的思潮和政策运作正在向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蔓延，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强化经济安全;日本也声称，为了本国的 “独立、生存和繁荣”，必须强化经济安保政策 [12]。但是，正如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也不能以它的外交辞令为根据;相反，这种外交辞令必须从物质生产活动的矛盾中，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的时代背景是国际经济基础变革，特别是新兴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日本强化经济安保政策有其必要性;但是，过度安全化和高度政治化导致日本经济安保政策出现越来越严重的 “泛安全化” 趋势，这不仅是对自由贸易和 “非歧视原则” 的严重背离，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而且不利于日本经济自身的长远发展。

　　在现有经济基础制约下，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既不 “经济”，也不 “安全”。从现实出发，日本经济的最大安全保障不是自给自足和 “小院高墙”，而是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化国家安全，遵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特别是加快推进以 RCEP 为载体的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

马学礼;高婷婷,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