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清河湟诗文创作述论

　　河湟，河是指黄河，湟是指湟水，后来泛指黄河、湟水、大通河流经的 “三河间” 地区。今天来看，河湟地区主要包括青海省东北部农业区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河湟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逐渐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汇区、多民族聚居区，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明清时期，随着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不断深入，河湟地区诗文创作愈发兴盛。

　　一、明清河湟诗文创作兴起的文化背景

　　(一)儒家文化的传播

　　“文教政策作为清廷实现民族政治一体化，达到‘华夷一家’和大一统目的的方式之一”，为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修建学校，培养人才，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儒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河湟地区的文教体系，也是河湟地区儒学教育的主要阵地。儒学，即地方官学，明清两代河湟地区共建立了 7 所儒学，即河州儒学、西宁府儒学、碾伯县儒学、贵德厅儒学、西宁县儒学、大通县儒学和循化厅儒学，奠定了河湟地区儒学教育发展的基础，推动了河湟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同时，建立了大量的社学、义学和私塾。社学、义学、私塾是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不列入官学之内。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共建立了社学 28 所、义学 93 所，以及大量的私塾。此外，河湟地区建立了 14 所书院，即河州大书院、小书院、凤林书院、龙泉书院、爱莲书院、西宁府五峰书院、西宁县湟中书院、大通县三川书院、大雅书院、泰兴书院、碾伯县凤山书院、贵德县河阴书院、循化厅龙支书院和丹噶尔厅海峰书院。书院多由著名学者主持，学术氛围比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更浓。儒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的大量建立，标志着河湟地区的文教体系已趋于完备。

　　“文学发展与儒学传播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可以说，受过儒学熏陶的作家，在创作上往往都将儒学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底蕴，从儒学中获取文学创作所需的道德修养、创作灵感、诗歌题材及诗学话语。” 河湟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广泛、系统地传播和普及了儒学文化，科举考试等制度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儒学文化的积极性，作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的诗文，自然也成为读书人的必修课。由此，河湟地区产生了一大批文人儒士，使河湟地区的诗文创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外来文人的影响

　　明清两代，大量文人随着驻军、移民、屯田、经商以及官员莅任等途径进入河湟地区，为河湟地区带来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河湟地区诗文创作的发展。

　　文学名家引领河湟文学风尚。《河州志》载：“解缙，字缙绅，江西吉水人。洪武间进士，入中书知制诰堂翰林内外志。三十一年，谪河州卫礼房吏，诗文草书，遗留甚多。” 解缙谪居河州期间留有大量诗篇，影响深远;同时，解缙在河州期间常与当地文人酬唱赠答，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其《镇边楼》一诗，引来明清两代数以百计的文人唱和，堪称文坛佳话。一些名家虽然没有在河湟地区长期生活的经历，但途经河湟地区时留下了诸多诗歌名篇。杨一清在陕西为官时，创作了《积石峡》《过河州》等诗歌。吴镇，清代临洮著名诗人，其《陈子昂谈河州牡丹之胜怅然有作》《积石歌》等诗歌均是对河湟地区的吟咏。在这些文学名家的影响下，河湟地区文学氛围愈发浓郁，诗文创作蓬勃发展，积石峡、镇边楼等已经成为河湟地区的标志性景观。

　　文人儒士启迪后进，培养人才。文学巨匠对河湟地区诗文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些文人儒士来河湟地区教书育人，培养文学人才，推动河湟地区诗文创作的发展。如《西宁府新志》载：“梁景岱，陕西三原县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西宁卫儒学教授，率诸生修葺西宁、碾伯泽宫，振兴学校。甘澹泊，立崖岸，其为人礌礌如也。存心既正，而文艺亦优。察诸生有可教者，必殚尽心力;敢后者，则痛挞之。其施教侃侃如也。” 梁景岱担任西宁卫儒学教授期间，以身作则，尽心尽力，带领学生修葺学校，对可教之才殚尽心力，改变了当时重武轻文的风尚。再如《河州志》载：“李景，字士林，号松月，河州卫籍，淮安人。性度从容，善吟咏，恬退不乐仕进，乡曲子弟多赖启迪。进士朱绅、举人吴祯辈，皆陶成于门下。” 李景不追求仕途的进步，对当地学子多有启迪，河州进士朱绅、举人吴祯都是他的弟子。这些外来文人对振兴河湟地区的文学风气起了重要作用。

　　外来文人对河湟诗文创作的贡献实际上体现了中原文人对于河湟地区的关注，促进了河湟地区与中原内陆之间的文学文化交往，而明清河湟诗文创作的发展也体现了河湟地区文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对诗文创作的向往，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重要体现。

　　二、明清时期河湟诗文创作概貌

　　明代以前，河湟地区的诗文作品多出于外来文人之手。及至明清，随着河湟地区儒学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加之外来文人的大量涌入，河湟本土文学才逐渐崭露头角。明清时期是河湟地区诗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作家身份来看，既有本地文人，也有外来文人;既有汉族文人，又有少数民族文人。从作品内容来看，河湟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成为文人创作的不竭源泉。

　　(一)作家作品概况

　　根据《河州志・文籍志》(嘉靖)、《河州志・艺文志》(康熙)、《西宁志・艺文考》《西宁府新志・艺文志》《西宁府续志・艺文志》《贵德县志・艺文志》《大通县志・艺文志》《丹噶尔厅志・艺文》等著述的记载，《中国古籍总目》《清人别集丛刊》《丛书集成初编》《西宁府续志・志余》《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著书目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文学文献》等著作的收录以及相关图书馆的馆藏检索统计，明清两代，河湟地区有诗文作品传世的本地文人共计 52 人。其中 15 人有诗文别集存世，共计 30 部，散存诗文作品共计诗 315 首，文 55 篇。由明至清，河湟地区本地文人的诗文创作整体上呈现作品数量不断增多，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明代，河湟地区有诗文作品传世的本地文人有 12 位，其现存诗文作品主要散存于地方文献之中，以王竑、朱家仕二人存诗最多。清代，河湟地区有诗文作品传世的本地文人有 40 人，有 15 人 30 部别集存世，并且出现了如吴栻、张思宪、来维礼等享有诗文盛名的文人。河湟本地文人诗文创作的蓬勃涌现，是河湟文化取得重大进步的标志，其诗文作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河湟地区相关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在河湟地区留有作品的外来文人就有 65 人。其中现存与河湟地区有关的诗文别集主要有 4 部：贾勋《望云草堂诗集・宦游草》一卷，共收录诗歌 168 首，多为其在大通为官时所创作的作品;阔普通武《湟中行记》两卷、《青海奉使集》两卷，均为其往返青海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斌良《抱冲斋诗集・青海纪行集》三卷，共收录诗歌 262 首，是其奉命来青海致祭途中所作。其他与河湟地区有关的诗文作品散存于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之中。

　　(二)题材内容类析

　　纵观明清河湟诗文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写景纪游、即事感怀、咏史怀古、酬唱赠答等应有尽有，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从诗歌内容来看，河湟地区诗歌作品主要包括三大主题：吟咏河湟美景、反映现实生活、抒发报国豪情。

　　吟咏河湟美景

　　河湟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是文人创作的源泉。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本地文人创作出大量吟咏河湟美景的诗歌，充满着对家乡的赞美之情。清代诗人吴栻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写下大量诗篇，其中以《碾伯八景》最为著名。《南山积雪》诗云：“皎洁凌空似玉山，深秋常见羽人还。高低望处峰千叠，远近看来月一弯。影射长天迷素鹤，光浮浅水失群鹇。堪将此地千峰雪，置向巴陵伯仲间。” 此诗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全方位展示了南山积雪的美丽景象，雄奇奔放，令人向往。末尾两句将南山积雪的美景与洞庭之秀色相提并论，直接反映出诗人对家乡美景的热爱。《三川杏雨》诗云：“曾将烂熳照三川，活色生香谁于怜。柳外青帘堪问酒，水旁红雨自成泉。千家门巷皆铺锦，十里园林尽罩烟。岂是中州文杏好，移来还待探怀贤。” 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将杏花争艳的美丽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如此类的诗歌还有张和《河州八景》，张思宪《湟中八景》，张兆珪《丹噶尔八景》，李协中《时乐楼八景》等。相对本地文人而言，外来文人的写景纪游诗显得更为客观，他们以独特的眼光观察理解河湟地区的美景。杨应琚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出任西宁兵备道事，次年转任临巩道。乾隆元年(1736 年)再任西宁道。他的诗歌风格清新隽永，如《乐都山村》：“巨石斜横碧水涯，石边松下有人家。春风不早来空谷，四月深山见杏花。” 松下有人家，出言平淡而造景清幽，诗句浅近朴实，浑然天成，塑造出一种和谐、宁静的意境。申梦玺《雨后西平途中喜作》诗云：“郁郁复葱葱，山川爽气通。麦针全破雨，柳线半穿风。急濑驯鸥鹭，停云掩 。客游何太数，此景不多逢。” 此诗写西宁雨后清新秀丽的景色，宛如展开一幅山水画。全诗语言朴实，风格自然，带给人雨后清新爽朗的感觉。

　　反映现实生活明清两代，一大批文人来河湟地区担任地方官员，他们用诗歌记录百姓的生活，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关怀。王全臣《初入河境》：“我是河州新使君，停车不忍见鸠群。行来竟日无烟火，到处逢人哭野坟。部落千郊惊旱魃，山川一望尽妖云。从今已任斯民牧，杯水何从为救焚。” 作为知州的王全臣初到河州，看到一路上荒无人烟，颓废凋敝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其《乙酉秋日郊行记事》(四首)更是深入细致地描写了河州东、西、南、北四乡人民生活痛苦的景象，可以看做是当时河州人民生活的纪实录，是研究河州地区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杨汝楩《湟中牛疫颇甚，早春大雪，其患当止，喜叠大风独酌原韵》：“冬来苦无雪，农事及春早。牛病遍四野，况复半羸老。舐犊何鸣哀?死者相藉藁。良由结塞多，终鲜降水潦。五出忽翻飞，原田压茭草。子母秉坤灵，湿湿双耳好。岂独凡卉苏，祲氛为驱扫。我车维我牛，其疾爰可保。把盏谢飞琼，一杯为卿倒。” 记述了湟中人民当时的生活情况，表达诗人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当疫患结束后，诗人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三、明清河湟诗文创作的文学交融特征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诗文创作十分兴盛，其诗文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交融特征。外来文人与本地文人相互交往，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河湟地区诗文创作的繁荣发展。

　　(一)河湟地理空间与文本空间的统一

　　文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表现自我情怀的一项特殊精神活动，每一个体成员的文学创作活动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交汇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空间共同构成了他们的创作背景。“文学地理空间之意义，是‘文学’之于‘地理’的‘价值内化’的结果。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超越、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象征意义。” 随着河湟诗文创作的不断发展，河湟地理空间与文本空间实现了统一。

　　一方面，河湟地区独特的风光与景观意象拓展了文人的创作题材。纯自然景观由是转化为被感知、被体验的自然，它引起作家心灵的激动与情感的回应，在满足主体生命需要的同时被赋予了美的意义。黄河、雪山、积石山、元朔山、日月山、泄湖峡等自然意象成为文人们乐于吟咏的对象。宗泐远赴西域求经，途经河湟雪山，欣然赋诗。《雪岭》：“华戎分壤处，雪岭白嵯峨。万古消不尽，三秋积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彩烁天河。自笑经过客，相看鬓易皤。”“雪岭” 是指青海的日月山，其终年积雪，东侧是农业区，西侧是草原牧场。宗泐在诗中描写了日月山的美丽风光，同时指出其 “华戎分壤” 的重要地理意义。自然意象之外，镇边楼、禹王庙、白塔寺、太子寺、南禅寺等人文景观也是诗人笔下的热点。解缙谪居河州期间，遍游河州境内著名景观，留下诸多吟咏河州风光的诗篇，如《登镇边楼》《宁河城》《冰灵寺》《万寿寺》《题积石》等。《冰灵寺》云：“冰灵寺上山如削，柏树龙蟠点翠微。况有冰桥最奇绝，银虹一道似天梯。”“冰灵寺” 即 “炳灵寺”，诗人采用由近及远的方式赞美冰灵寺的美景，以夸张的手法写出冰灵寺奇绝陡峭、如刀削一般的山势，苍松翠柏点缀其中，突显冰灵寺的秀丽，用比喻的手法重点描绘冰灵寺的冰桥这一代表性景致，自然天成，画面优美。整首诗构思新奇，天马行空，诗风飘逸潇洒。

　　另一方面，河湟地区的地域文化气质给主流文人的精神思想带来了升华，影响了主流诗人的诗风转变。解缙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谪居河州，贬谪的不幸经历，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催生出绚烂的文学之花。“解缙在河州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对其诗风的转变和成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解缙河州诗的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对解缙诗的整体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被贬之前的解缙，少年成才，意气风发，其诗歌创作满怀豪情壮志，锋芒毕露，如《早朝赐宴》：“君臣千载共明良，侍宴枫宸锡宠光。乌帽簪花摇翠绿，金盘荐果间青黄。九重天上鸣钧乐，五色云中进玉觞。丹陛拜飏酬圣主，锦衣犹带御炉香。” 整首诗充满着少年得志的豪情。解缙被贬河州，从江南来到西北，远离家乡与亲人，心中充满了失落与愤懑，再加上河湟地区辽阔苍茫的地域环境，使得解缙锋芒毕露的个性有所收敛，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流露出悲凉与幽怨。如《述怀三首》其二：“闻道西羌路坦夷，三千里外一娥曦。英雄南北寻常事，老大悲伤九十稀。夜月书闱诗兴逸，秋风锋路雁声迟。儒冠莫恨文章误，要识儒冠显晦时。” 这首诗是解缙在贬谪之后仍充满自信的内心写照，但诗歌风格已经没有之前的锋芒毕露，特殊的地域环境与人物心境造就了解缙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杨揆，江苏无锡人，随军卫藏，途经河湟地区，使得其诗歌风格更加成熟和精深。吴兰雪曾说：“荔裳早擅风华，中年从嘉勇公出征卫藏，所历熊耳山、星宿海诸胜，异境天开，诗格与之俱变。极造幽深，发以雄丽，字外出力，纸上生芒，非摹拟从军行者所能道其一语。” 古代作家运用边塞意象表现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在描绘边塞风物时，刻意选取荒凉、萧条、凄冷且充满异域色彩的物象，贯注于自己由 “异” 而 “悲” 的情感体验，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对国家、故土的热爱之情。

　　(二)文人交往与酬唱赠答

　　明清时期，本地文人与外来文人交往密切，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唱和作品，是河湟地区文学交融最生动的写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解缙被贬谪到河州期间常与当地文士翰墨相交，诗文唱和，对当地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解缙谪居河州期间，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登镇边楼》一诗：“陇树秦云万里秋，思亲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 此诗主要抒发作者被贬后思亲怀乡，郁郁不乐的心情，后引来明清两代数以百计的诗人唱和。仅《河州志》的记载就有 41 人同题唱和，其中马应龙与何永达两位本地文人的唱和作品，足以说明解缙振兴河湟文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何永达《镇边楼步解大绅学士韵》云：“空度光阴九十秋，梦魂犹忆凤凰楼。云山久望益迢递，谩读经书到白头。” 这首诗是何永达晚年之作，诗人用 “空度光阴” 总结自己的一生，全诗悲凉的感情基调与解缙《镇边楼》诗如出一辙。同题唱和之外，酬唱赠答之作更能直接反映文人间的文学交往活动。康熙《河州志》载：“王武，字彦武，河州卫籍，江西人。博通经史，尤长诗词。尝与解学士游，遗文最多。《解文集》内《恒斋记》，是其人也。” 解缙在河州时，与王武交往密切，为好友王武写了《寄王恒斋》《题恒斋卷为王以中作》《清明日寄以中二首》《和王恒斋四首》等诗。

　　各民族文人之间的交往唱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河州马应龙是明代回族官员，与明代文坛 “前七子” 之一的康海交往密切，马应龙临终之前说：“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 他死后，康海为其撰写墓志铭，盛赞其德行：“吾已见其文，乃复闻其芬。显不异操，履无丑云。名德振振，光我雍秦。承休萃祥，允在子孙。贞珉弗磷，万年永存。” 在《重建庄毅公祠堂记》中，他对已故兵部尚书王竑表达了敬意，称其 “勋业气节，卓冠古今。” 河湟李土司家族以军功起家，在河湟地区煊赫一时。李㺬是会宁伯李英之孙，与当时的文人名士多有交集。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赞赏李㺬的文章，曾作诗《送李进士㺬还西宁》：“幡戟门前绰楔高，郎君身已着青袍。龙墀有地陈三策，虎帐无心学六韬。归蜀漫夸题柱早，入关空说弃襦豪。太行云外东西路，去国怀乡两意劳。” 李东阳用 “三策”“六韬” 的典故来赞扬李㺬文武双全的才能，“题柱”“弃襦” 则是说明李㺬的豪情壮志，既有赞赏、勉励之意，也饱含着送别的不舍之情。清代西宁诗人祁松年《读李指挥铁券》：“高阳伯出大明时，树立功勋四海知。定乱安民连奏捷，封茅列土最相宜。名标史册光千载，勇压西陲服众夷。感动英宗颁铁券，公然宠爱见乎辞。” 天顺元年(1457 年)，李文履立军功，被明英宗封为高阳伯。次年，明英宗赐李文丹书铁券，以表彰其功勋，这在少数民族人群中是极其少见的。祁松年这首诗讲述了丹书铁券的来龙去脉，高度赞扬高阳伯李文的卓越功勋。此外，李氏家族新修宗祠，著名诗人吴栻为其撰写记文。可见，李氏家族热衷于结交当时主流文人，表明其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与向往，而主流文人对李氏家族也不吝赞美之词，这是文学交融的重要体现。

　　(三)明清河湟少数民族文人汉语诗文创作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文人汉语诗文创作逐渐增多。马应龙是河湟地区回族名臣，以诗文盛名，现存诗三首：《马岭关有感书两当公馆》《镇边楼》《赠都督鲁元常》。河湟李土司家族以军功起家，后注重学习儒家文化，家族成员大都能文。《李氏家谱》中收录了李氏家族成员撰写的序跋、碑记、疏文、祭文等共计 34 篇。李完有《重修碾伯城隍庙记》《碾伯重修真武庙记》《请革庄浪参将带管西宁疏》存世。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李完，会宁伯英后也。中嘉靖戊子科乡试，任直隶衡水县知县。甫释褐，即以家人产推于兄。生平衣不重采，食无兼味，清苦有冰蘖声。居官萧然如水，寻亦解组而归。杜户读书，无间寒暑，闭影公门，人高其节。工古文词。” 李完一生高风亮节，在《请革庄浪参将带管西宁疏》中，他仗义执言：“至正德年间，权珰用事，贿赂公行，是以将官希图剥削，遂使分守庄浪参将带管西宁职衔，保障之功罔闻，诛求之惨已极。

　　仰惟皇上登极之初，首革弊政，偏汰天下冗员，今照带管参将，延今未革者，盖缘奸贪将官，假以西海未靖为名。虚张猗角之局，阴为渔猎之铒，徒乱旧章，靡臻实效。臣目击为地方害，不胜痛愤，是以不揣狂率，谨列其带管之不可者陈之。” 疏文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慷慨激昂，饱含对贪官污吏的痛愤之情，革除了庄浪参将代管西宁一事，使西宁地区人心大快。蒙古族诗人郭守邦《皇清郭氏家谱引》：“今而后，前有所考，后有所承，即世远年湮，亦不致本支莫辨，统系不明，而少紊其昭穆，暗于亲疏，爽其隆杀，忘其宗祧也。方且快史学之垂诫，石碣之启佑，其裨于后人也良深哉。” 详明世系，教化后人，阐述家谱的重大作用。河湟地区少数民族文人汉语诗文创作不仅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文学交融的结晶。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断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也使得文学交融得到了长足发展。

　　四、结语

　　“文学作为文化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关系密切。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不同区域内的文化以及民风民性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而在文学上表现出相异的地域特色。”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不仅在于地域影响了文学的基调和整体特色，还在于文学对地域的反作用。河湟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内蕴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外化于他们诗文作品里，而河湟诗文中的文学景观也成为反映河湟地域自然风景、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的历史镜像。同时，河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华各民族交汇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场域。“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进程中汇聚成强大的中华力量。”

　　中华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来就是中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凝结而成的共有文化血脉。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推动了河湟诗文创作的发展;外来文人带来的诗书传统，促进了河湟诗文创作的繁荣。同时，他们将河湟文化融入自己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内容。将河湟诗文创作置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对于全面认识交融一体的中华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多洛肯;晏庆波,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