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布局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一、引言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 “物化载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创新了大遗址保护利用方式，还成为讲述 “中国故事” 的关键形式。从 2010 年至 2024 年，我国分四批次公布了 135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和立项)。相关政策文件强调要构建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将中华文脉转化为 “中国故事”。但现阶段，考古遗址公园在数量、类型和空间布局上存在不足，难以完整讲述中国故事。

　　现有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多为个案分析，在区域和国家尺度上，主要集中于发展历程、态势和运营管理等方面，从宏观视角对整体空间布局的研究较少，尤其在第四批名单公布后更为缺乏。本文基于四批次 135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在时空维度全面讲述 “中国故事” 为目标，运用空间分析和数据量化方法评估其布局合理性，遵循 “历史发展特征梳理 — 时空分布现状刻画 — 空间布局现状评估 — 体系化发展策略提出” 的逻辑进行研究，为其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推动体系化发展。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征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遗址公园逐渐具有国家意义，2009 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相关管理办法试行，此后陆续公布四批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形成规范申报管理办法。

　　大遗址概况：我国前八批 5058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约 1000 处是大遗址，占比五分之一左右。国家先后公布多个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建立项目库，重点保护大遗址总数累计 195 个。我国大遗址根据考古学、年代学及中华文明发展特征分为七个时期，从类型上可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新石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等八类。大遗址在我国各省区分布不均，关中及中原地区等中部省份分布密度高，北方省份高于南方省份，上海、天津等六地尚未公布大遗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现状：2010 年以来，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逐年增长，截至 2023 年，建成和挂牌 55 家，立项 80 家，共 135 家。从立项和建成数量变化来看，存在部分立项后建设进度缓慢的问题，反映出重申报、轻建设的情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的大遗址本体多样，涉及九类遗址。城址与聚落是重要类型，两类共 93 项(含立项)，占总量 68.9%;与古代都城关联的陵墓数量也较多;而宫殿、园林、村落类较少。不同类型遗址公园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有特点，从时间上看，文化聚落、城址、陵墓类涵盖了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从空间上看，城址类和陵墓类主要在陕西、河南等古代政治经济中心，文化聚落类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手工业遗址类在东南沿海区域。现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依托大遗址时期较全面，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但见证史前及中国历史前半期的数量较多。各时期公园空间分布不均衡，与历史发展特点一致，如史前时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游部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分布区域各有不同，这种分布映射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布局，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演进轨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整体布局不均衡，依托关中及中原地区大遗址资源，以河南、陕西为中心集中分布。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27 个分布有建成或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海、天津等七地尚未布局。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目标下空间布局评估

　　评估目标与导向：以在时空维度全面立体讲述 “中国故事” 为发展目标，从系统性视角出发，以空间分布量的供应和空间布局质的优化为导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公园空间布局和管理体系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将 135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视为复杂体系，通过时空关联整合，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前瞻性布局，以承担讲述 “中国故事” 的文化使命。着力分析公园体系在数量和类型上的不足，通过量化评估确定需新增或补充的公园，提升空间分布覆盖广度。重点评估公园间文化协同作用和文化叙事体系完善程度，通过优化布局，增强公园间时空联系和文化整合，形成协同网络，助力 “中国故事” 传播。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构建评估指标体系需遵循数据可获得性、科学性等原则，综合考虑空间布局量和质的指标及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邀请多领域专家对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借助 AHP 软件计算并检验数据，最终确定各层级指标权重。由于各评价指标类型复杂、量纲不一致，将指标划分为很好、良好、一般、较差和差五个等级，分别赋予标准化分值 1.0、0.8、0.6、0.4 和 0.2，使指标具有可比性。

　　评估结果：基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空间分析和量化公式计算定量分值，结合专家、公众问卷调研及访谈的定性分值，评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空间分布特征及布局合理性。综合得分 0.518，空间布局处于一般等级。运用最邻近分析法可知公园分布整体为凝聚型，呈大凝聚、小分散趋势;核密度分析显示其空间分布不均衡呈散点化，有明显集中趋势，呈 “一带横向链接，两核辐射分散” 格局;通过计算标准椭圆差可知四批次公园空间分布方向性由一般到显著再到一般，第一批和第二批为 “西南 — 东北” 走向，第三批和第四批为 “东南 — 西北” 走向，且四批次公园重心均位于河南省，移动距离短。

　　评估结果分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大遗址约 1000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仅 135 家，占比约 14%，部分大遗址虽立项但未建成，表明管理机制需完善，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大遗址单位建设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措施，影响公园合理布局。目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类型构成不全面，虽涵盖中华文明重要历史阶段，但与我国悠久历史和多样大遗址类型相比仍有空白，难以形成完整叙事体系。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空间分布与大遗址资源分布相关，呈现不规则性和差异性，我国有七个省级行政区尚无布局，如西藏虽有重点保护大遗址但未形成代表性公园，而这些空白区域的遗址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密切相关，建立公园有助于展示传承文化、弘扬团结精神和增强国家意识。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化发展策略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针对发展现状评估结果，需从宏观层面优化申报、评定、管理程序，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构建完善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总量规模提升：差异化的奖惩政策，动态化的管理机制：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数量不足，推进第五批申报认定，促成立项建设。实施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立项多年未明显建设单位的督查，明确建设目标和考核标准，同时强化对申报单位的监督和激励，对保护展示利用到位的单位奖励推介，对不到位的实施 “黄牌警告” 或 “公告退出” 等惩罚，确保项目落地运营。

　　类型评选多元：优化申报评定路径，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注重叙事完整性，做好顶层设计，展现中华文明体系。形成上下结合的申报及认定办法，调整评选导向，鼓励价值优先原则，对具有文明发展进程价值但不满足建设要求的遗址、空缺类型遗址及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遗址，优化申报路径或直接指定申报，补充公园名录，实现空间、类型和时间的全面覆盖。

　　布局叙事一体：夯实区域协同布局，构建公园网络体系：针对空间布局不完善，构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据库，挖掘文化内涵，为大遗址保护提供支撑。通过空间关联性等构建公园体系，从单点研究转向区域研究，以文化主线串联，实现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空间的转化，形成完整网络体系。如关中 — 晋南 — 豫西地区可发挥集群优势，以其为核心区构建网络体系，凝练民族精神标识。

　　五、结论与展望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创新项目，对大遗址可持续发展和讲述中国故事意义重大。本研究揭示其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类型不全面、布局不完善等问题，提出相应发展策略，明确了讲好中国故事所需硬件基础，为后续发展指明方向。未来应构建更系统协同的空间布局体系，强化遗址公园联系，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生动讲述中国故事，让文化遗产 “活” 起来。

王新文;李思琦;李家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