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认知文学批评实践的风险评估

　　将认知科学运用于文学批评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此开启了文学研究领域的 “认知革命” 时代 (Starr 49-50; Herman 137)。围绕 “认知文学批评”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一种 “最准确的定义” 可表述为 “文学批评家与理论家因其对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深感兴趣而展开的求同存异的对话” (Richardson, “Studies” 2)。认知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 “如何界定或解释文学性”，但是理查森 (Alan Richardson) 在将其视为首要问题之际却增加了一个值得玩味的附带性表述 ——“在适用之际” (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认知文学研究难以规避这样一种潜在风险，即当文学阐释一旦采用认知科学 (和神经科学) 的跨学科视角时，文学性自身作为文学作品赖以存在的根本特质在不少情形下可能会发生流失，恰如理查森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 “诸如性别、意识形态、性取向、种族以及文化差异等诸多在过去二十五年的文学批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往往都被忽略了” (5)。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的女主人公在遭遇巡道员被火车碾轧致死那一惨剧之际所产生的情感反应究竟是来自大脑中负责感知的 “皮层下” (subcortical) 结构，还是来自更为高级的负责评价的 “新皮层” (neocortical) 结构，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Hogan, Affective 46-47) 《夜色温柔》 (Tender Is the Night) 的男主人公在火车站意外目睹一位绝望的年轻女士对自己的恋人实施枪击后依然能够 “听见” 枪声，那些回忆性的枪声到底是 “在他大脑中的哪个位置回放的?” (达马西奥 127) 这一类不乏学术趣味的问题尽管开辟了文学发生学的认知科学图景，但对于以凸显文学性为要旨的专业批评实践来说则可能包含着跨学科尝试所引发的重心偏移。笔者通过考察当今国际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批评实践，重点分析其间存在的三个典型风险区域。

　　一、基于术语置换的立场偏离

　　认知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将认知科学 (乃至于神经科学) 中部分业已经过实证检验的理论概念用于解释文学阅读进程与规律，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的确为传统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在不经意间陷入了批评冗余的困境 —— 仅仅是用一套新的术语体系去包装业已为我们熟知的文学批评传统。譬如美国学者埃尔芬拜因 (Andrew Elfenbein) 挑选了四位布朗宁 (Robert Browning) 同时代的书评家，他们均对布朗宁的诗集《男人与女人》 (Men and Women) 进行过评价，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审美立场，这无疑会对他们的 “微观阅读进程” 产生影响 (491)。

　　通过对历史性的 “理想读者” 之阅读进程作出认知科学意义上的考察，埃尔芬拜因指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评论家在遭遇到作品当中令其困惑之处时，往往会借助 “基于连贯性原则的信息提取” (coherence-based retrieval) 去重新满足认知心理学意义上的 “连贯性标准” (standard of coherence);这就意味着批评家会从其围绕作家所存储的 “背景知识” 中提取相关信息，使得原先无法理解的文本现象 (“线上阅读体验”) 获得合理的解释 (492)。

　　埃尔芬拜因的这种阅读认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元批评，也即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专业批评家的文学阅读成果加以分析，探讨他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以及个体知识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对文学产品作出评价，尤其是这些文学阅读的历史性数据如何可能成为现代认知科学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是颇具启发意义的阅读认知研究范式，但在笔者看来也导致了明显的缺陷：它们似乎只是为历史性的理想读者的专业阅读机制套上了一层认知科学的术语外衣，若将其剥离，我们会发现那些所谓基于 “连贯性” 原则的 “信息提取” 策略几乎同样可以成立 —— 毕竟，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使命即是从原本令人困惑的文本现象中揭示出其背后能够化解那些困惑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因素。

　　当埃尔芬拜因说， “认知科学的语汇使得我们能够对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读者的优与劣、积极与消极之两分法加以重写” (496)，他并未意识到这种 “重写” 如何有可能造成以信息冗余为代价的术语置换现象。因此，认知文学研究不应止步于用认知科学的术语体系去重新包裹文学批评的传统经验，而是有必要更进一步，在面对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之际能够作出新的发现，如理查森所强调的那般从文学书写当中 “未曾被关注过的特征…… 生产出新的理解” (“Facial” 68)。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所谓 “跨学科” 实践更多地意味着文学研究者诉诸认知科学的理论概念，而不是相反。虽然认知科学家们偶尔也会涉猎文学作品中隐藏的认知现象，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立足于其自身学科场域的话语诉求，与其说在 “研究” 文学，倒不如说是从广为人知的文化产品中找到能够强化其术语体系的便捷脚注。譬如巴黎医学院教授莱尔米特 (Jean Lhermitte) 在《英国医学杂志》 (BMJ) 上发表的神经科学论文《视觉自我幻象》虽然顺带提及病理性的人格自窥现象如何令人惊讶地出现于 “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在 18 和 19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 (431)，但他显然不是在研究文学本身，而仅仅是在为神经科学领域的实证结论提供某些业已被浪漫化的人类病理精神产品作为更为广泛的学术支撑。

　　的确，一位癫痫患者会如认知神经科学家阿尔希 (Shahar Arzy) 等人所发现的那样，一旦在颞顶交界区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受到脑电刺激，便会产生一种出体幻觉，以为 “其体外空间存在着另外一个人” (287)，但据此便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造力简单化约为 “中央神经系统的病变” (Lhermitte 433) 则可能损及文学批评中基于文学性自身的考量 —— 至少，作为文学批评者，我们不应满足于用认知科学的临床结论去终止文学审美层面的探讨。笔者认为，认知科学在解释文学发生学的奥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视野，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文学批评实践本身在认知革命时代获得新可能性的根本立足点。如果我们对认知科学家们的某些片段式的文学涉猎不假思索地进行模式泛化，极易导致文学批评实践的学术立场偏离。

　　同样是针对虚构文学世界中的生活经验，认知科学家与文学批评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考问题的路径、方法都有着本质差异 —— 无论这些问题看上去多么相似。认知科学界极具号召力的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在他那本神经科学畅销书《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中提及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的小说《夜色温柔》时指出，主人公迪克・戴弗 (Dick Diver) 之所以能够在火车站枪击事件发生后依然听见左轮手枪的回响，乃是因为其 “脑图中的模式与其所映射的事物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所谓 “脑图中的模式” 即大脑在漫长演化进程中所形成的 “一种对技能知识进行编码的程序”，达马西奥称其为 “倾向机制” (disposition strategy)，它不再拘泥于烦琐的表象映射，而是作为一种基因化的潜能装置以即插即用的灵活姿态集成处理那些由表象映射带来的海量信息，换言之，即 “根据客体和情境而定制”;这种拓扑性的加工机制使得大脑能够解决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存储记忆档案的 “工程难题”，并解释了迪克・戴弗为何只需听到有人提及火车站，便能瞬间在听觉皮层激活对应的脑图模式，尽管 “这些声音并不真实存在” (124-26)。

　　达马西奥在其神经科学术语框架下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日常片段找到了某种合理解释，将故事世界中一个极其寻常的文本现象放在了认知科学的显微镜之下;这一看似 “跨学科” 的尝试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当然极具诱惑，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认知科学家们偶尔针对个别文学作品片段作出的专业讨论往往与文学性自身无甚关联，更不用说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和审美层面展开系统化的研究 —— 毕竟，他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非针对文学阐释，而是指向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概念。

　　国际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霍根 (Patrick Hogan)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批评家似乎也难以全然规避上述学科障碍。他在 “文学共性” (literary universals) 研究与文学情感研究等方面颇具建树，但在其某些著述中也可发现不同程度的因术语置换所发生的学术立场偏离。譬如霍根在《美与崇高：文艺认知美学》一书中特别将《达洛维夫人》 (Mrs. Dalloway) 当作其认知文学研究的范例，指出彼得・沃尔什 (Peter Walsh) 这个人物在文本某处将 “纯粹、简单的美” 与 “走廊的对称” 相关联，反应了人脑认知结构围绕对称 “原型”/“模版” 所产生的审美愉悦 (35);在文本的另一处又分析指出小说人物赛普蒂默斯 (Septimus) 对榆树起伏运动的陶醉暗示了 “基于多巴胺的奖赏机制” (dopamine-based reward system) 的激活，它掌控 “寻求愉悦之行为” (30; 112)。又譬如霍根在《情感叙事学》 (Affective Narratology) 中指出，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 (Levin) 对异性身体的欲望如何被 “皮层下情感系统” 激活，却因 “新皮层系统” 的评价介入而遭到抑制 (46-47);这一批评实践不过是针对司空见惯的现实情感呈现 —— 欲望与克制 —— 换装了一套认知科学的术语，其本质无外乎依照普适化的认知科学概念对文学情感进行程式化、可为预判的镜像重述。

　　霍根成功引入大量的认知神经科学术语，但在具体文学文本的阐释进程中却近乎放弃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审美属性，其碎片化的认知现象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传统文学批评原本富含人文精神的阐释系统性;在其将文学文本拆分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认知科学的虚构性案例之际，再也无法就作品的总体审美属性提供体系化的阐释。造成这一缺憾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下的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者本身只聚焦于语言的片段属性，而对总体文本的 “持续阅读” 则疏于考察 (Alexandrov 103)。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霍根某种意义上站在了神经科学立场之上向文学语料库索要专业资源，换言之，霍根无意间充当了达马西奥的角色。

　　笔者注意到，英伽登 (Roman Ingarden) 曾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认知》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一书中围绕 “科学作品” 和 “文学艺术作品” 之间的差异进行过细致分析，而其中的一番劝诫之说依然适用于当下的认知文学批评事业：

　　文学艺术作品并非 [如科学作品那样] 寻求推动科学知识，而是旨在体现作品中某种非常具体的特殊价值 —— 我们称之为 “审美” 价值。它允许这些价值出现以便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并以审美的方式体验它们，这一进程有其自身的价值。倘若在某一特殊情况下，文学艺术作品因某种缘故而无法体现这些价值，那么它即便有再多的知识得以传播也是徒劳无益的。 (147)

　　在此，不妨记住英伽登的总结：我们 “出于科学目的” 去阅读科学作品，而我们阅读文学艺术作品则是为了 “实现作品的审美具体化”，两者有着巨大差异;这一观念 “对于那些执着于用科学方式去处理文学艺术作品的人士而言也不乏意义”——“警示 [他们] 不要将文学艺术作品读成科学作品” (166)。

　　二、基于隐喻逻辑的话语投射

　　隐喻的本质，如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 (George Lakoff) 所言，是 “以此物去理解和体验彼物”，这归因于人类思维进程中先天性的隐喻加工机制 ——“概念系统” (5-6);即便如数学这般 “看似最注重事实的科学”，也堪称 “人类所能想见的最为庞大的隐喻”，且不乏智性之外的美学附加值 (Wiener 95);在认知语言学家特纳 (Mark Turner) 那里，隐喻则作为一种后台运行的逻辑机制，伺服于寓言投射 (parabolic projection) 这一人类认知所特有的思维加工进程;特纳称之为 “文学心智” (literary mind)—— 它作为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 “文学能力” (literary competence)，非但不是日常语言的二级衍生物，抑或卡勒 (Jonathan Culler) 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描述的后天习得之物 (140-41)，倒恰恰是人脑进行认知活动所依赖的 “本质” 机能 (Turner, The Literary Mind 109-10)。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 “无意识的自动化进程” (Reading 159)，认知文学研究在面对认知科学理论之际似乎难以抵御特纳本人业已意识到的 “隐喻的诱惑” (100)。

　　弗莱 (Northrop Frye) 曾专门警示我们务必提防文学跨学科研究陷入隐喻思维的两类误区：一是 “纵向隐喻”，指的是以某一学科体系作为另一学科体系的基础，从而得出预设的结论;二是 “横向隐喻”，即试图在相邻学科体系之间进行妥协性的勾连、嫁接和整合，结果使得这两类学科同时失去了其原本的学术语境 (Sinding 10)。将某种外部理论 (不限于认知科学) 植入文学作品的阐释进程中必然会造成弗莱所说的预设性或妥协性结论，因为它在实践上极易造成问题意识的本质缺失 —— 外部理论不仅先行将 “问题” 交给批评者，同时也提前将 “答案” 早早地备于工具箱之中。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术语置换现象在于用认知科学理论去包装传统文学批评的既有方案，那么此处的隐喻逻辑则意味着从认知科学 (源域) 向文学批评 (目标域) 的理论投射。相较于术语置换，它的内在呈现逻辑实则更为隐蔽。笔者无意否定认知文学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实践可能创造的空前的批评活力，而仅仅着眼于凸出文学批评活动在引入认知科学理论之际，如何对隐喻投射这种潜在思维机制保持自省，避免在利用认知科学的 “观念和模型” 之际坠入隐喻化陷阱，导致 “跨学科” 名存实亡，无法实现斯滕伯格 (Meir Sternberg) 与赫尔曼 (David Herman) 等认知文学研究领军人物们所期望的目标 —— 让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互通有无， “关注彼此的盲点” (Caracciolo 187-88)。

　　只需对当下的认知文学研究著述稍加留意，我们就会不时发现认知科学理论如何可能于不经意间沦为一种隐喻道具。牛津大学文学教授凯夫 (Terence Cave) 在晚年也逐渐对认知科学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解读康拉德 (Joseph Conrad) 小说中的 “认知饱和” 现象时将 “内叙述层的讲故事者” (intradiegetic story-teller) 视为 “神经突触 (认知传输点)” (127);虽不乏学术趣味，但这显然是一种隐喻思维，看似带有 “跨学科” 的理论摄入，实则与神经科学并无关联。

　　与凯夫的做法相仿，霍根在《认知科学、文学与艺术》一书中试图将认知科学的 “关联主义” (connectionism) 研究模型运用到文学阅读进程中;这一旨在对人脑复杂神经加工过程进行简约化处理的理论模型在霍根那里被悄然转化为读者围绕文学字词展开概念联想的隐喻平台，而关联主义所模拟的人脑神经 “节点” (nodes) 也事实上沦为文体学意义上的 “语汇” (lexical items)—— 这一隐喻性的操作绝非偶然地呼应着霍根的公开意图：从《李尔王》 (King Lear) 中挑选的 “用来说明关联主义的一段隐喻诗节” (57-58)。

　　比利时学者卡拉乔洛 (Marco Caracciolo) 将格式塔心理学的 “图形 — 背景结构” 理论投射到文学阐释进程之中 —— 既然不同的总体背景导致不同的阐释图形，那么读者的先在世界观作为背景同样也使具体文学作品获得作为图形的具体意义 (188-89)。虽然图形 — 背景理论在认知语言学层面上发挥了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价值，但是将认知科学模型过度放大以至于试图涵盖文学意义发生的社会学基础，则又不乏反讽地意味着掉进了卡拉乔洛本人所警示的认知文学研究中的 “隐喻化” 陷阱 (187)。卡拉乔洛基于图形 — 背景结构所进行的阅读理论考察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于其隐喻式的推论乃是对既有文学批评传统的简单重复，某种程度上变相复制了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的 “效果历史” 诠释学：读者的历史性作为一种总体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意义的多样性 (伽达默尔 407)。

　　同样是从认知科学视角出发，美国后人类学家海尔斯 (N. Katherine Hayles) 站在技术生态学的立场上暗示文学文类在其演变过程中体现出的 “认知潜能”，譬如照相术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出现如何对文学风景描写产生抑制性影响，迫使小说文类 “重新调整其技术，摆脱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盛行的那种风景描写话语，进而转换到照相术所无法有效运用的意识流策略” (801)。毋庸说，文学文类本身并无心智，它的所谓 “认知潜能” 不过是以一种人格化的隐喻策略呈现了文学文化共同体如何针对特定的技术历史环境作出主动的适应性变迁。

　　相比之下，意大利学者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虽然同样是将进化论隐喻逻辑当作思想工具，但其分析路径却与海尔斯眼中的文类 “认知潜能” 有着很大区别：莫雷蒂在运用进化论模型考察具体文类变迁时始终将人自身视为根本要素，例如，他认为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之所以能够在 19 世纪末英国侦探文学场域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非因为文类本身具有某种进化生存冲动，而是在于那位侦探小说家本人面对文化市场的选择所不断开创的 “技术特质” (74)。

　　可以看出，将文学创作 (乃至于消费) 主体在文学场域中作出的技术性革新隐喻化地表征为文类自身的 “认知潜能”，本质上可谓对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基于隐喻认知的 “诗学功能” (poetic function) 进行的学术外溢;而这也或许是文学批评家出身的跨学科研究者们所共有的观念生态，理应得到更为审慎的关注。

　　认知文学批评实践的隐喻陷阱还有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元语表征，即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关系会悄然发生在批评家与虚构人物之间。霍根基于情感 “评价” 与 “感知” 理论对《安娜・卡列尼娜》展开的情感研究更像是他本人围绕小说人物行为进行的心智问题自测;也就是说，他的情感阐释乃是将其本人放在不同人物的立场上进行某种程度的自问自答，他试图移情于每一个被考察的人物，通过分析他们的脸部表情和行为意图来代替人物向读者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就可能造成文学情感的 “私有化” 与认知科学的通用性或客观性之间发生学理表征上的抵牾;人物在此进程中成了批评家玩具箱中的 “芭比娃娃”—— 他们难免不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情感经验去为人物试穿各种五颜六色的衣裳，却以 “认知科学” 的行话去营造一种客观姿态。文学阅读因历史读者的独特经验而呈现各不相同的审美面相，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恰恰是文学审美保持其活力的核心基础;但将其装扮成经过认知科学检验的公共概念则意味着原本丰富流动的文学情感沦为了批评者高度机械化的隐喻投射。

　　霍根在考察《安娜・卡列尼娜》中巡道员被火车碾轧致死那一事端时，特意关注了安娜的情感反应，认为她受到的强烈刺激 (“那是个不祥之兆”) 一方面来自她的 “迷信” 之思抑或对遇难者家属产生的极度同情，这属于安娜作为文学人物进行的 “情感评价”，另一方面又来自她通过路人对遇难者惨状的描述所形成的 “具象视觉化” (concrete visualization)，属于安娜的 “感知理论”—— 她 “想到了自己丈夫的死亡”;这原本是由小说人物作出的情感评价与感知，但霍根却话锋一转，写道: “那些不熟悉小说故事进程的读者可能会默认安娜幻视到自己丈夫的死亡且因此而悲伤。然而，熟悉小说结尾的读者则会猜疑即便在此处安娜的悲伤也或许是为了她自己 —— 这是寻死的最佳办法 (52-53)”。

　　霍根在这里乃是着眼于呈现情感评价理论如何可能与感知理论在文学叙事进程中相互渗透，共同造就人物情感的认知复杂性，但却由此忽略了一个批评逻辑上的显著抵牾，即每当霍根提醒读者 “回顾性地” (retrospectively) 依据作品结尾去考察人物在某一事端当下的情感反应时，他实际上已经于不觉之中将自己的情感评价跟故事世界中的人物情感评价混杂在了一起。故事人物当然可以如霍根所认为的那样围绕某一情感事端 “朝向过去” 进行因果判断，或者 “朝向未来” 作出行为预测 (66)，但是文学人物朝向过去和朝向未来的认知方式及效能显然与职业批评家存在着巨大差异;霍根所说的 “我们的” 工作记忆如何能够被默认为人物的 “工作记忆”? 当安娜遭遇到巡道员惨死铁轨那一事件时，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感到自己在故事结尾处的卧轨自杀?这种预表论逻辑到底是人物的还是霍根的呢?

　　事实上，霍根对其本人在文学情感研究上可能存在的隐喻投射风险是有所顾虑的，如其在文中所透露的那样， “在许多情况下，我或许并未意识到我不过是在 [往故事内容里] 填充东西。我或许将自己的随意具体化 (free concretization) 误当成了深思熟虑的推导”;换言之， “我” 在进行文本阐释之际未必能够分清 “故事实际上是怎样的” 与 “我以为故事是怎样的” 这两种情形;霍根坦承这一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性，并不乏妥协性地试图从某种加权平均的立场暗示阐释共同体的规约作用， “即便有少数读者不赞同我对故事的理论解读，但我尚能想象 (I imagine) 他们会赞同我对故事的概括” (10102)。遗憾的是，文学阐释远不止于对故事梗概加以描述，事实上这一工作的核心使命恰恰在于 “理论解读”;相应地，立足于 “我想象” 的文学情感研究与真正基于认知科学的文学情感研究之间到底应当保持怎样的批评距离，依然是值得学术界予以关注和反思的问题。

　　三、基于认知共性的历史介入

　　认知科学理论在 21 世纪的逐步普及甚至 “畅销” 毋庸置疑会在现代人文研究领域造成不同程度的学术震荡，相应地，文学批评事业也必须在分享科学理论红利的同时积极应对由此造成的潜在学科危机。认知叙事学家弗卢德尼克 (Monika Fludernik) 曾围绕认知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作出风险评估，认为这种跨学科范式在提供了诸多新的学术开拓前景之际也有可能因其围绕抽象、笼统的 “认知框架” 而重蹈以往结构主义的覆辙，再次遁入 “普适性” 和 “符号学帝国主义” 的理论象牙塔之中 (927)。

　　的确，在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时代风尚费尽周折将历史、语境关怀重新拉回到人文主义传统之后，认知革命似乎又以某种激进方式迫使我们重新面对结构主义的幽灵。笔者注意到认知文学研究领域业已出现这样一种来自权威学者的解决方案，即试图在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构建辩证关联，霍根的 “文学共性研究” 堪称典型，如其所言：基于文化和历史语境的差异研究与基于情感和道德认知主体的共性研究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关联：文化共性如同自然法则那般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加以多样化的呈现，反过来说，我们也只有回到充满差异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方能 “对共性模式进行抽取和检测” (“Literary Universals” 40)。

　　笔者认为这种历史语境化的文学共性研究在本质上依然是后结构主义体系当中的理论实践，只不过将历史的纵向逻辑压缩成了一种图表式的横向逻辑 —— 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正符合理查森在其开创的 “认知历史主义” (cognitive historicism) 概念中作出的界定：选择性地将认知科学与脑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发现运用于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文学生产当中，而其优势则在于文学中所体现的 “文化和历史差异” 一旦将相对 “稳固且恒定的人类认知与行为” 当作参照系，便能够获得 “更为清晰明了的” 展示 (“Facial” 67-68)。

　　认知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常见做法是，诉诸认知科学中久负盛名的 “心智理论” 概念去考察文学中的身体行为 (包括面部表情) 如何与不同历史阶段的认知科学发展产生互动。心智理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 “理论”，而是一种先天的基于生物遗传的社会交往能力。美国认知文学研究专家桑珊 (Lisa Zunshine) 将其描述为 “一种借助他人的内心思想、情感、欲望和意向去解释其行为的能力” (“Lying” 115-17)。认知叙事学家帕默尔 (Alan Palmer) 则认为心智理论是文学阅读中的必要思想机制，能够协助读者追踪人物意识活动的运作，换言之， “读小说即是读心” (182)。心智理论的生物学基础表现为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因观察者眼中的对象运动而产生相应的激活现象，这种 “镜像反应” (mirroring reaction) 正是灵长类 “社会智能的神经学基础” (Collins 8-9)。认知历史主义批评正是着眼于通过心智理论这种直接关乎人物行为与阅读行为的认知科学原理，去重新考察文学历史语料库当中可能被长期忽略的文学心智活动。

　　理查森的认知历史主义建构可以说是对弗卢德尼克暗示的学科风险作出的积极回应，也确实在霍根的文学共性研究和文学情感研究当中得到了正面展示，如其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看到的 “情感历史主义” (affective historicism)—— 两位恋人从其历史时代中所获得的极其有限的情欲呈现方式注定了私奔无法成为首选方案，说明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对情感的发生和反应所产生的规约 (Hogan, Literature 62; 68-69)。虽然这样的研究结论依然呈现出上文提及的阐释碎片化问题，但就认知历史主义这一折中方案来说则算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案例。不过，在笔者看来，围绕认知历史主义所持有的乐观立场却并非没有限度。事实上，它即便在专家级的批评实践中也难免遭遇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逻辑抵牾。桑珊擅长将文化研究与认知科学进行贯通，其 “认知文化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另一学术分支上的认知历史主义。在这一点上她与理查森几乎是以学术合作者的姿态并肩前行的，而她本人实则也是认知历史主义的追随者;她围绕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所谓普遍存在的 “撒谎的身体” 展开的讨论可作为一个极佳的例证，说明认知历史主义的适用限度。

　　桑珊指出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及其读者对于身体语言的 “顽固执念” 唯有借助心智理论方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从进化心理学看，身体语言往往会让我们陷入 “信任” 与 “质疑” 之间的悖论境地，这两种原始冲动构成了身体的 “双重视角” (“Lying” 119) 但又恰恰因此而 “保持着无尽的创造性”，成为 “新型表征和文化重构的丰富资源”—— 18 世纪英国小说正是 “利用了读者的日常读心焦虑” 而 “强迫” 汤姆・琼斯 (Tom Jones) 那样的主人公去信任他人旨在 “撒谎” 的身体语言 (127)。桑珊认为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 “普遍” 存在着她所发现的 “撒谎的身体”，由此将该文本现象视为那一时期的独特表征手法，但与此同时却又指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策略在于引入心智理论，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悖论：业已为心智理论规约的日常 “读心焦虑” 作为一种共通的认知属性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换言之，这种因 “撒谎的身体” 所引发的 “读心焦虑” 显然不仅仅是 18 世纪文学文化认知的专利，而是现实经验与文学经验中的共性现象，因此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所谓 “身体语言的透明度” (117) 问题无疑可在 18 世纪之前以及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类似的表征。

　　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那装疯卖傻的言行举止到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笔下皮埃尔 (Pierre) 的面部表情何以成为 “恶意造假的电报” (222)， “撒谎的身体” 在文学语料库中可谓屡见不鲜。桑珊既无法说明心智理论被用以观照 18 世纪英国小说身体表征的历史必要性，也不能说明 “撒谎的身体” 在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独特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认知历史主义在应对某些文学现象时所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诸如心智理论这样的认知能力作为带有基因遗传属性的内稳态 (homeostasis) 机制不具备 (抑或说可近乎忽略) 其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性 —— 毕竟人类文明相较于物种进化的漫长历程而言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此类基于认知能力的文学现象学考察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认知历史主义批评实际上沦为了一种以导入认知科学概念为特征的文学 “文化历史主义”，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 “认知历史主义”。

　　桑珊本人是否对此有所察觉呢?答案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如她在言语间流露的那般， “我在全文当中乃是力图说明：在认知与文学 - 历史主义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认知，借用霍根的话说，乃是‘在具体情境中通过不同的具体化呈现得以落实’…… 而文学 - 历史则是借助对身体的双重视角进行实验以获得其感召力” (“Lying” 133)。桑珊的潜台词是，认知能力作为非历史化的 “共性” 可以通过文学 - 历史的 “个性” 现象加以例释，而文学 - 历史的 “个性” 则是通过对认知能力的 “共性” 加以实验去营造某种文学特色。这个辩证逻辑延续了霍根的文学共性研究思路，它本身并没有问题;可一旦被冠以 “认知历史主义” 的标签时便出现了无法自洽的瑕疵：个性化的文学 - 历史现象在其获得认知能力的共性化规约之际恰恰又失去了其历史的个性化。具体到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 “撒谎的身体” 来说，它在借助共性化的心智理论获得合理解释的同时，也就恰恰被证明不再是某个历史区间所独有的文学文化地标，而是超越历史界阈的结构主义共性。笔者认为，认知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悖论性地受困于结构主义共性与历史主义个性之间，乃是在于这一跨学科概念所预设的作为 “图形” (figure) 的历史主义与作为 “背景” (ground) 的认知主义发生了视角游离 —— 我们到底是通过心智理论去审视文学历史现象，还是反过来借助文学历史现象去考察心智理论?对于桑珊而言，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 “撒谎的身体” (作为历史主义考察对象) 理应成为 “图形”，但她同时却又通过分析这一文学文化现象去凸显原本理应作为阐释 “背景” 的心智理论;这是其认知历史主义批评实践陷入视角混沌的关键原因。

　　同样是试图将历史主义植入认知文学研究当中，为什么霍根的 “情感历史主义” 要比桑珊的 “认知历史主义” 更稳妥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研究对象选择的科学性：文学情感因其与伦理道德风尚的密切关联所获得的历史语境效应毫无疑问显著高于身体行为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 “撒谎的身体” 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文化的历史独特性，倒不妨说恰恰就已经是外化的心智理论本身，正如 “撒谎” 这个判断性标签所暗示的。为了赋予认知文学批评某种 “政治正确” 而将原本属于结构主义共性研究的内容强行纳入历史主义认知维度中 —— 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 “认知能力” 与 “认知” 这两个概念加以混淆 —— 实际上是对结构主义化约风险的过度规避，正所谓过犹不及。因此，认知历史主义本身作为认知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路径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选择恰当的真正具有历史属性的文学语料，在警惕认知结构主义化约与诉诸文学历史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下国际学界的认知文学批评依然如弗卢德尼克所担忧的那般 “缺乏分析文学文本的统一认知框架”，呈现出显著的 “离心趋向”，在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之际又意味着一场学科性的潜在 “危机” (927-28)。目前而言，相对成熟的认知文学研究所利用的认知科学理论主要还是来自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 —— 这也是英国认知诗学专家斯托克维尔 (Peter Stockwell) 心目中与文学研究有着最直接关联的主要 “认知科学领域” (4);此类认知科学的介入方式相对温和，某种意义上践行了认知诗学的奠基者策尔 (Reuven Tsur) 所倡导的 “用认知理论去阐释文学，而不是用文学去阐释认知理论” (2)。他们的学术话语总体而言更趋向于认知诗学惯常聚焦的文体与修辞，有别于霍根在著述中时常提及诸如多巴胺、杏仁核、边缘系统、尾状核等神经科学专业术语的做法 —— 后者虽然在提供认知科学理论背景方面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就文学批评实践而言，其适用度仍有待观察。认知诗学在 21 世纪认知文学研究场域中之所以能够相对突出，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它在具体批评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拓扑属性，如特纳所言：既可发生于 “语句” (phrasing) 之局部层面，又可作用于 “全局性的概念关联操控” 以及 “文类研究” 等总体层面 (Reading 149-50)。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过度追逐认知科学术语所造成的阐释碎片化、理论隐喻化乃至于文学审美立场的丧失。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每一种学科为保护其自身学术边界往往会诉诸 “条款化的、严格的、更高的准入成本” 的设置，但不同学科之间也可能产生交叉点，这正是科学革新得以产生的 “飞地”;跨学科意味着从一个主导学科转向另一个相对薄弱的学科，意味着从业人员由竞争激烈的主战场转向次战场，在那里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将原先来自主导学科的既得成就用以提升被 “入侵” 学科的地位 (65-68)。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论在纳博科夫那里获得了另一种相对温暖的演绎： “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于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 (24)。认知文学批评家是飞地上的英雄，凭借其阈限性的存在方式恰恰为我们审视文学总体景观提供了段义孚所倡导的那种不可或缺的 “边缘视野” (Tuan 46)。

于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2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