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民国时期走向世界的图书馆—中国国际图书馆国际化传播研究

　　鸦片战争后，西方图书馆经营理念的传入促使我国古代藏书机构，诸如藏书楼等，由私有、封闭、专享，逐渐向公共、公开、共享转变的近代图书馆转型。清末民初，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在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功用各异的各类图书馆多已出现，且数量剧增。如据冯陈祖怡主编的《上海各图书馆概览》记载，截至 1934 年 3 月，上海的图书馆已逾 80 家。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在推进民众阅读，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国国际图书馆更在架起近代中外文化沟通桥梁方面，堪称走向世界的典范，成为国内建立最早的国际专业图书馆。

　　1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研究现状

　　中国国际图书馆作为中华民国在海外的重要文化机构，学界对其筹设历程、馆藏建设、人员结构、办馆宗旨等方面鲜有研究，留白待补处颇多。大陆学者最早进行相关领域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王昭华和贺黎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成立背景、创办人、组织机构，指出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史、图书馆史上的深远意义;赵长林则专论了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这 3 篇文章多以说明介绍为主，论述尚不够深入。

　　雷强研究了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筹设、与政府的关系、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馆藏与馆址，并对其发行的《东西文化》的刊物定位、撰稿群、问题与价值等进行了分析。另外还研究了胡天石、萧瑜对中国国际图书馆之贡献。这些成果所提供的材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线索。张静、汤诚、陈均、刘劲松等人则分别围绕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的展览、创办的学校、推广中国戏曲的实践、抗战工作展开研究。

　　中国国际图书馆于 1933 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主要创办人为李石曾、吴稚晖，馆长为胡天石，这是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总馆 (以下简称日内瓦总馆)。1934 年，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 (以下简称上海分馆) 成立，馆长为冯陈祖怡。同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还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图书学校，为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输送人才。1949 年后，日内瓦总馆的图书迁移至南美洲的乌拉圭，存放于乌拉圭国家图书馆，1993 年部分运回台湾。上海分馆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逐渐停办。

　　我国台湾学者对中国国际图书馆也有一定的研究。萧瑜最早于 1975 年探讨了李石曾与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关系。黄渊泉曾在 1983 年赴乌拉圭负责中国国际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版旧籍的考编工作并编辑了相关目录，另撰文介绍了中国国际图书馆 60 年的发展历程。陈德汉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分为日内瓦时期、乌拉圭时期、赠书回归 “国立中央图书馆” 3 个阶段，将清代以前的旧籍按照经、史、子、集、重要丛书、殿本、局本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国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图书馆保持有一定的关注度。如乌拉圭学者阿尔弗雷多・阿尔祖加拉 (Alfredo Alzugarat) 在 2014 年出版的专著中分析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历史背景、迁移过程以及在乌拉圭的发展，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和个人因素。2022 年，瑞士西部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泽维尔・布维尔 (Xavier Bouvier) 教授的科研项目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 (1932-1949): 民国时期中国艺术的传播与接受” 获得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2024 年 4 月在日内瓦召开了 “1930 年至 1950 年中国文化艺术的推广：从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谈起” 的国际研讨会。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研究资料主要散布在中国、乌拉圭、瑞士等国，搜集难度较大，加强国际合作对推动该课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仅就目前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主要存在 3 点缺憾：(1) 研究成果以介绍、考证类居多，对中国国际图书馆的行政组织系统、馆员队伍等深入分析较少;(2) 将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和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较少;(3) 未能对其走向世界的做法和国际化传播经验予以系统总结。

　　2 中国国际图书馆概况

　　2.1 机构设置：理事会选举下的馆长负责制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主要组织机构是理事会，创办人都是理事会成员，称为 “创办理事”，创办理事需一次交付国币或瑞币 4000 元，每年交国币或瑞币至少 400 元，或者捐赠同等价值的图书，每年聘 12 人为创办理事。另外还根据捐书捐款的不同数额、借陈图书的不同方式等设有名誉理事、名誉赞成人等。

　　当创办理事超过规定人数 300 的半数，即 150 人时，便由理事会成立主席团，召集大会指定馆长，未过半数时先以临时主席团代表及筹备处主任代其职务。中国国际图书馆创办之初，因于创办人数较少，便成立了临时主席团，由下列 24 人组成：蔡元培、蒋介石、赫理欧、张嘉璈、张群、张静江、倍开尔 (先生及夫人)、孙科、胡汉民、周作民、拉西曼、吴稚晖、吴铁城、李石曾、汪精卫、宋子文、朱家骅、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阎锡山、赵戴文、熊式辉。李石曾为临时主席团代表，胡天石为筹备处主任。其中有 3 名外籍人士：赫理欧是法国前内阁总理，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职;倍开尔是德国前教育部长、柏林大学教授;拉西曼则是国联卫生部长，3 人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国民党元老或政府要员，这在图书馆史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至少说明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创建得到了国民政府首肯，与国民政府提高国际地位的希冀合拍。在中国国际图书馆运营过程中，也得到了国民政府资金的注入，国民政府审计部于 1934 年核定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年度补助费为 4.8 万。

　　现存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国际图书馆概要》中，内有手写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组织系统图和行政系统图。其中，组织系统图与上述文字记载大致相符。从行政系统图中可以看出，馆长负责组建图书馆委员会，召开馆务会议，设置行政部门，分为总务部、中文图书部、西文图书部、推广部，每个部下设不同的 “股”。同书所标的房间设置图上，也提到了这 4 个部门的主任办公室。每个股的职责都有具体规定，如中文图书部典藏股负责图书保管、图书点查、书报修理装订、书库消毒卫生等。这已与当今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体系较为接近。

　　行政系统图还可以与下列一则材料相印证。1935 年从上海图书学校前往日内瓦工作的学生陈树义写有《自从到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之后》一文，对了解日内瓦总馆的组织结构颇有价值。文中提到了总务部和中文图书部的工作。例如总务部负责信件收发、归档、登记、做地址片、书籍出纳、邮借翻译、校对、杂志报纸管理、打字、油印、写蜡纸、包装书籍、开搬书箱、抄写、铅印、杂务、铜版保存、招待参观、庶务。西文图书部和推广部也应存在，日内瓦总馆职员表中列有这两部门主任的名字。至于史料中没有提到具体的 “股”，当与创办初期人手不足有关，所有工作便都统辖在四大部门之下。行政系统图应视为人员充足状态下的合理设想，也有待更多史料的挖掘和印证。

　　日内瓦总馆还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部门设置，如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置了博物馆部和咨询部。成立博物馆部的目的是 “促进西人对我之认识”，“抗战以来，复加紧宣传，鉴于日货之流行欧美，思有以制之”，大力拓展文物、国货的陈列业务;咨询部的设立则专职负责西欧人士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各地来函询问者甚多，无论其是否在该馆事业范围之内，该馆辄一一作复，久则成为习惯，该馆亦引为己责矣”。

　　上海分馆的组织与行政设置，与日内瓦总馆相似，“设有理事会，在筹备期间有主席团代表主持一切，馆内设筹备主任 1 人。更分 4 部：中文部、西文部、推广部、总务部，分掌采购、编目、分类、典藏、装订、阅览、实习、编辑、文牍、会计、事务等各项事宜”。

　　2.2 馆藏体系:“在西方重中文，在东方重西文”

　　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国内，馆藏发展策略也有所不同：“在西方重中文，在东方重西文。” 日内瓦总馆注重中文藏书的建设，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上海分馆更重视西文藏书的建设，则是为了更好地让国人了解世界。

　　日内瓦总馆的馆藏构成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李石曾等人的捐助、理事与名誉赞成人的捐赠、借陈、购买、交换与互赠、借抄。日内瓦总馆的馆藏目标是中文新书 60%、西文汉学书籍 25%、10% 为西文应用书籍、5% 为中国留学生论文。这里并未提及古籍，可能与日内瓦总馆古籍藏量宏富有关。1984 年该馆仍留存线装书近 4 万册，其中清以前旧籍约 2.4 万余册。日内瓦总馆认为西文汉学书籍的搜集较为困难，许多已经绝版且价格昂贵，一直关注此方面书籍的收藏，终于在 1935 年收购了柏林大学著名教授徐维廉藏书中的全部西文汉学书籍，在德国装箱后运往日内瓦。

　　据载，日内瓦总馆开馆时收藏中西书籍 10 万册以上。截至 1939 年，馆藏中文书籍 (包括未刊稿) 12.5 万余册 / 件，西文书籍 3 万册。伴随着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增加，原先馆舍面积较小的问题日渐凸现，故有 20 世纪 30 年代三易其址的搬迁。中国国际图书馆正式开馆的地址是在日内瓦老僧街 5 号，1934 年迁入莫达雷特宫，1937 年迁入原国际联盟裁军协会办公地。

　　上海分馆是在世界社原有图书馆基础上改组而成，藏书构成有世界社原有图书、捐赠、购买。上海分馆购书特别侧重于中国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图书，这应当是在考察上海各个图书馆后所作的抉择。冯陈祖怡为《上海各图书馆概览》作序时说：“在 (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 筹备期中，首先决定欲备悉本市各图书馆之所侧重以为发展之标准，其计划一凡他馆所已进行者，则不再从事，凡他馆所未具备者，则量力补充。” 阐明调查其他图书馆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利于各馆的分工合作。有记者前去采访时了解到 “各种图书及杂志，购买与捐赠者各占一半”“研究国际问题各种出版物占大宗”，认为应当赠置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

　　上海分馆 1934 年 5 月时藏有中西文图书约计 5 万余册，中西文杂志约 500 余种。在中国国际图书馆杂志阅览室制作的《欢迎阅览》小册子中详细记载了中西文杂志及报纸的名称。上海分馆的西文书刊，史料中提及的有国际联盟各种期刊及出版物全部、郎培安博士赠书、巴黎狄社两批赠书等。1935 年 10 月 31 日发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称上海分馆中文书籍约 12 万册，西文书籍约 10 万册，日文书籍约 1000 册，杂志约 300 余种。虽然上海分馆 “承各方人士踊跃捐赠，现仍在迅速增加中”，但时隔仅一年半，中西文图书就从 5 万册猛增到 22 万册，甚至超过了日内瓦总馆的规模，笔者对这个数字是存疑的。确实如此还是消息或印刷的错误所致，现暂未找到其他材料加以印证，但馆藏的不断增加是毋庸置疑的。上海分馆也两易其址，从建馆时的上海福开森路 393 号，到 1935 年搬至新址霞飞路 1836 号，馆舍面积不断增大。

　　2.3 馆员队伍：中西搭配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员通常是指从事图书馆管理和运营的馆长、部门主任、馆员、事务员和馆工等，即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各类人员。中国国际图书馆因常涉对外事务，对馆员提出了较高的外语水平要求。1935 年冯陈祖怡带领陈树义等 4 名上海图书学校学生到达日内瓦总馆，除了工作，学生们还自修英文、法文，每日午饭后由本馆秘书乐为于教授 1 小时法文。而当时的上海图书学校课程设置中也包含了法文、英文等课程。

　　现存日内瓦总馆职员一览表中记载了包括馆长胡天石在内的 9 位职员，其中外籍人士就有 5 位，记录如下：Matthey Hélène (31 岁，国籍瑞士，西文图书部主任)、Loewy-Mermod Félix (46 岁，国籍奥地利，推广部主任兼秘书)、Divorne Arlette (23 岁，国籍瑞士，馆员)、Gratwohl Frieda (18 岁，国籍瑞士)、Selva Raphaelle (18 岁，国籍意大利，速记员)。其中两人还在部门主任的重要岗位上任职。上海分馆目前已知也至少聘请了外籍人士一名：Douglas Atcheson。

　　日内瓦总馆聘用人员的途径，除了正式馆员外，还通过任用实习生来辅助工作，史料中曾提到 6 位来自上海图书学校的学生。实习生中也有外籍人士，如专事翻译工作的一名熟悉中文的犹太裔德国女士。

　　关于馆员人数，现存史料中提到日内瓦总馆的主要是《中国国际图书馆概要》一书和陈树义《自从到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之后》一文，将正式员工、实习生、司机等服务人员都统括在内，人数至少有 22 人;涉及上海分馆人数的主要是《上海各图书馆概览》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中的报道，有主任冯陈祖怡，副馆长靳鸿，馆员董希白、周煜、Douglas Atcheson，助理馆员，练习生等 15 人，1935 年增至 16 人。

　　3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宗旨与文化交流举措

　　3.1 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

　　在中国近代的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主要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聘请国外专家来华任教，借鉴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学制度，是 “单方面的形式开展而不是对等的交流”。

　　1922 年，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中国虽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但被认为教育文化水平落后于欧洲主流国家，并没有中国代表加入。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1930 年中国才加入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的行列。1932 年，李石曾到日内瓦参加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及国际新教育会议，“感于我国文化实有宣传之必要，乃与胡公天石商，所以谋世界文化合作之道”。

　　中国国际图书馆之所以用 “中国国际” 为馆名 (法文馆名是 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据李石曾说，“中国国际” 一词，是指 “中国与国际文化并重”，因为 “如果国际文化没有中国文化在内，将是残缺不全的”。当时有人提出命名为国际图书馆即可，中国本就是国际的一部分。但李石曾认为，“许多名为‘国际的 ×××’的机构，多是偏重欧洲，不是真的平等的国际机构。即如国际联盟及世界语，也是偏重欧洲性的，而不着重中国部分，所以必须要提出‘中国’‘国际’的双重字样”。由此可知，中国国际图书馆是中国文化属于弱势的一方的背景下成立的。

　　据此，中国国际图书馆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创立宗旨：一是 “介绍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于世界，以期各国多数人士对于中国有真确之认识”;二是 “以中国出版及缮写之种种材料供国际机关之咨询与参考”;三是 “供中西学者关于中国国际间学术之研究，期得沟通中西文化较大之效率”;四是 “以国际机关或他项刊物供中国人士之阅览与研究”。根据办馆宗旨，中国国际图书馆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如致力于国际出版事业、举办多种类型的展览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2 面向国际致力出版

　　中国国际图书馆致力于国际出版事业，主要表现在：成立国际印字局，创立图书学校，发行多语种出版物等。

　　日内瓦总馆为了便于印刷，与瑞士著名的印刷厂孔狄舒号共同组建了中国国际印字局，备有中文大小各号最新铅字，聘有印刷专门人员。中国国际印字局除了印刷日内瓦总馆出版物外，还承印了中外委托的文件及书报。

　　为向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输送专业性强、外语水平较高的实用人才，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 1934 年发起成立上海图书学校，设置图书、出版、印制、组织 4 科，注意发展出版印刷事业，是一所融实践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注重工读结合的学校，对外语的重视则凸显了办学的国际性导向。

　　日内瓦总馆的出版物主要分为以下 3 类：

　　(1) 连续出版物。《东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 和《中国画报》(China Illustriert) 两种期刊，分别创刊于 1934 年、1935 年，以英、德、法三国文字刊印。《东西文化》所载文章涉及中国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经济、地域风貌等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是留存了相当数量的有价值的学位论文。《东西文化》得到各国报纸的 “不时奖评”，后来还增加了刊印册数。《中国画报》是一本以风俗、风景、建筑等图片为主体的刊物，读者群体更加广泛，“深得各国人士之欢迎”。如果说《东西文化》是宣传中国文化的 “学术版”，那么《中国画报》则是宣传中国文化的 “普及版”。

　　(2) 宣传介绍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出版物。《中国国际图书馆概况》(英、法、德、中四国文字)、《中国国际图书馆概况提要》(英、法两国文字)、《中国国际图书馆图册》(中法文对照)、《中国国际图书馆景片 (30 张)》等，都对外发行，价格在 14 法郎之间，较好地宣传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建馆宗旨、馆藏情况等。

　　(3) 中国国际图书馆丛书。已出版的有 《中国之旧剧》《老子及生理学》《中国人口研究》 《罗罗文字与字迹》《中国交通研究》《中国钢铁业》等，有的多达 10 余万字，这些是《东西文化》中学术论文的单行本。如王光祈《中国之旧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 是其博士论文，以此获得德国波恩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文曾在《东西文化》上分 3 期连载，之后出版了单行本，在国际音乐学界和汉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此之外，还曾筹备介绍西方文化学术建设的《西方杂志》和帮助国人了解国际消息的《国际文化消息》。介绍中国文化的用外文印行，“重在使各国人士对中国有正确之认识”;介绍西方文化则用中文印行，目的在于传达国际学术信息，“作我国文化建设事业之参考”。

　　3.3 多次举办国际展览会

　　笔者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加之在《大公报》《申报》等多个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 “中国国际图书馆”，收集到近 300 篇民国报刊对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报道，通过对题名分词，整理关键词出现的频率，绘制成词云图。词的字体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在相关文献的标题中出现的次数越多，有助于直观地识别当时报道中的核心主题。

　　从词云图可以看出，多种类型的展览会出现次数较多，如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中国艺术展、中国儿童绘画展览、中国照片展等。其中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分别于 1934 年 10 月和 1937 年 4 月在上海分馆举行，前者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专题展览会，后者是第一次国际性百科全书展览会，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发展壮大图书馆事业，开拓国人视野的作用。

　　日内瓦总馆在 1935 年 4 月举办了中国儿童绘画展览，这原是胡天石受国际儿童美术院的委托，代为征集中国儿童作品，收到了 1500 余幅作品。胡天石借此机会筹备了儿童画展，不仅每幅作品上用法文翻译了作者的年龄、年级，作品的名称，还制作了各种统计表格，“一觇西人客观之批评”。日内瓦总馆将作品分类陈列，“参观人对于我国人之旧建筑及古乐器均极感兴趣，叹为见所未见，爱好美术者，对于织锦及刺绣尤交口称誉”。这些展览都对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一定作用。

　　再如 1935 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照片展览，将照片分为建筑、名胜古迹、风景、时事、风俗、古乐器、戏剧与电影 7 大类，除照片外，织锦及刺绣也加入陈列，“以见中国之由绘画而能刺绣，由照片而能织锦，互相阐发”，可见布展者的巧思。“天气虽连日阴雨，而参观者日有百余人”，教育界、新闻界、中小学校的参观者居多，原定 10 天的展期延长至 2 周。日内瓦总馆也在《东西文化》上刊载了专论，还精选作品准备在瑞士各大城市和英、法、德首都进行展览，扩大宣传。

　　3.4 组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中国国际图书馆积极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如邀请专家进行学术讲座、出席国际会议发表报告等。

　　日内瓦总馆在 1935 年邀请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授课的历史学家阎宗临来馆做过 2 次学术讲座，一次名为《中国文化概观》，另一次题为《老子的哲学》，这 2 次讲演的法文稿，也都发表在《东西文化》杂志上。1935 年 5 月 24 日，为欢迎巴黎狄社代表杨思奇夫人，上海分馆组织召开欢迎会，邀请杨思奇夫人发表演讲，会上还有四川实业家卢作孚作了演讲，李石曾也报告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最近情形。

　　除此之外，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的馆长也出席国际会议，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如日内瓦总馆胡天石馆长代表中国图书馆界出席了 1934 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 7 届国际图联大会，作了题为《中国图书馆概况》(Die Chinesischen Bibliotheken) 的报告，介绍了创建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意图和进展情况，该报告被载入国际图联会议录。胡天石还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际图联提出承办大会的申请。1935 年，上海分馆冯陈祖怡馆长出席国际图联第 8 届大会，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发言，介绍了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的发展概况，针对日内瓦总馆正在举办的中国画展览，她指出：“举办中国画展可使西方观众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有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观感，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胡天石馆长因故未能参加 1947 年在挪威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图联，但其《复员后之中国图书馆概况》由中国驻挪威使馆秘书雷孝敏代为宣读。

　　由于日内瓦总馆声誉较好、馆舍整洁且周围风景优美，成了日内瓦的名胜。众多国际机构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组织等都设在日内瓦，因而日内瓦总馆经常利用会议、展览、讲座、新馆建成等时机邀请各国人士前来参观，也是宣传中国文化的一种方法。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茶会在 1934 年 9 月 23 日举办：“因新馆布置完竣，为使各界明了起见…… 邀请各国学者及日内瓦各国代表、记者团、国联及劳工局全体职员等，是日到馆，来宾约有五百余人…… 参观该馆各部，至夜深八时，始各尽欢而散。”1934 年 12 月，日内瓦总馆还曾举行年会，“招待各国人士之临湖茶叙”。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图书馆注重传播中国文化于世界，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于中国，无怪乎胡天石馆长曾撰文提到，“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成立以来…… 平时除搜集中西图书供给全欧人士阅览外，对于我国文化宣扬，如杂志画报丛书之发行，中国印字局之组织，中西日报之剪集，中文班之设立，展览会茶会演讲会学术会议之举行不遗余力”。其中提到的 “中文班之设立” 现暂未找到相关史料，据推测应当是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士而设。

　　4 中国国际图书馆国际化传播做法对当前图书馆的启示

　　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展国际化传播，走在了时代前列。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一些做法可为当前国内图书馆改革创新、建设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4.1 设立海外机构，增强内外良性互动

　　中国国际图书馆由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组成，当时还准备在纽约、北平筹建分馆，但因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未能实现。就目前的史料，日内瓦总馆与上海分馆体现出一种良性互动。首先，根据读者对象的相异实行不同的馆藏政策，各有侧重。其次，上海分馆受日内瓦总馆的委托调查上海图书馆概况，编成《上海各图书馆概览》一书作为国际文化合作的参考资料。再次，上海分馆大力支援日内瓦总馆建设，如在 1934 年 8 月日内瓦总馆搬迁新址需要添购图书时，上海分馆馆长冯陈祖怡带领上海图书学校的 4 名学生前往协助，在抵达日内瓦的第二天就开始办公，冯陈祖怡负责中文图书部的工作，并指导学生将图书分类、登记、抄卡片等。最后，合办大型展览会，如在举办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的过程中，日内瓦总馆利用海外人脉资源优势，负责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图书馆，上海分馆则负责具体的筹备。

　　这种同中有异，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动对目前中国图书馆建设具有一定借鉴作用。近年以来，中国多所著名高校积极响应国家教育国际化战略，纷纷在海外建立分校，积极筹划建设海外分校图书馆。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健全图书馆运营体制和管理框架，加强国内外图书馆协同建设，推动中国教育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要加强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图书馆馆员队伍的培养，满足日益开放的教育强国战略需求，提高中外文化交流服务的精准度和协同性。

　　4.2 以主动姿态加强谋划，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中国国际图书馆本身就是宣传中国文化、谋求世界文化合作之道的产物，成立后主动参与到中西文化的宣传交流中来，策划并组织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活动。以中国国际图书馆主办的展览为例，抗日战争之前举行的展览有 10 次之多，不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也让中国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世界，许多展览创下了世界和中国的 “第一次”，其他诸如创办多语种刊物、举办学术讲座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与中国国际图书馆走向世界的积极主动态度、精心组织策划都有密切关系。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的国际化是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图书馆国际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空间。如中国是国际图联最早的发起国之一，但国际图联组织的领导机构管理委员会中，中国仅有 5 人当选过管理委员会委员，在世界图书馆事业中的参与程度和国际话语权亟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图书馆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关注国际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从积极主办和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学术组织、推进图书馆专业期刊的国际化等方面，切实推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国际化，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广度与深度。

　　4.3 跨界拓展业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

　　2015 年，国际图联提到通过图书馆之间及跨行业系统的合作，以图书馆价值、宗旨和服务，对接国家和地区发展议程，在消除贫困，保持健康生活，推动持续、包容的经济增长等多方面提升图书馆的话语权和存在感。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做法确已 “跨界”，如：成立印字局和图书学校以利于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举办大型展览加强国际交流、开启民智，面临国家危难之时的抗战宣传、积极募捐，有些已经超出了图书馆的事业范围和性质定位。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跨界做法为当前图书馆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图书馆面临着诸多提升影响力和增强话语权的挑战与压力。“增强全球图书馆的话语权，其实质是强调图书馆界的存在感、在历史进程中的存在感、在社会体系中的存在感以及在市民生活中的存在感”。跨界拓展是当今图书馆提升影响力和增强话语权的方式和手段之一。这就需要我国图书馆在国际化战略发展上，加强与国内外政府、社区、企业、出版机构等的互补合作，突破现有业务领域和服务边界，拓展服务对象，细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和服务质量，满足服务对象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5 结语

　　中国国际图书馆 “为我国在欧洲唯一之文化机关，努力于祖国文化宣扬，不遗余力…… 国际上名誉极佳”。中国国际图书馆在贯通中西文化、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但旅外各界人士，视为寻访中国消息之唯一机关，即欧西学人，亦倚为咨询之所”。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创立为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图书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图书馆 “走向世界” 的经验，对当代图书馆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图书馆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图书馆应当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 相结合的策略，更好地担负起图书馆国际化传播的重要职责。

韩 帅;张 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济南大学文学院,20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