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学报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

　　引言

　　自诞生之日起，地理政治学虽然一直被看成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分支，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却几乎没有包含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地理政治逻辑或地理政治分析。这两种思想体系的相互脱节，无论对地理政治学还是对现实主义理论而言，其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脱节不仅使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并越来越缺少政策上的相关性，同时也使得地理政治学越来越边缘化，从而产生逐渐淡出国际政治研究的风险。战后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相互脱节，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两个人为因素造成的：一是地理政治学在战后普遍被认为是纳粹德国扩张政策的主要思想动力;二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转向，这种转向意味着排斥不可控的地理政治的影响，而由此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将地理政治思想排斥在严肃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外。要避免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间的持续脱节及由此造成的危害，首要前提是必须尽可能系统地探索和澄清两者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而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

　　1899 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最早用德语创造出 Geopolitik 一词，这个专业术语的出现标志着地理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理政治学虽然诞生于 “世纪末时代” 的欧洲，但有关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活动间互动联系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让・博丹和孟德斯鸠是其中三个最主要的代表。在 20 世纪以前出现的有关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活动间互动联系的研究被称为 “自然政治学”(Natural Politics)，地理政治学与自然政治学的区别则在于将 “技术” 作为核心变量纳入到研究中。由于 19 世纪的技术进步使人类具备了大规模改造和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因此有关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活动间互动联系的研究也由此转变为探讨技术进步与地理环境间的互动对人类政治活动之影响的研究，即从自然政治学转变为地理政治学。

　　作为人类技术进步之思想产物的地理政治学实际上主要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变量，一是地理变量，二是技术变量，地理政治学也正是一种探讨地理变量与技术变量的互动联系及其政治与战略性涵义的科学。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术语来界定，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互动联系构成地理政治分析框架中的自变量，而由这两类因素之间的互动联系产生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涵义则构成地理政治分析框架中的因变量，即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互动联系导致地理环境在政治和战略上的涵义随技术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变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 作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实际上是极具误导性的，因为地理政治学探讨的地理因素乃是指经过技术手段改造过的地理因素，而不是单纯的地理因素。正因如此，地理政治学可以被更恰当地称之为 “地理 — 技术政治学”，由于地理因素通常是常量而非变量，因此技术因素构成了地理政治研究中最具能动性和最核心的因素。

　　自其诞生之日起，无论就思想内涵还是具体内容而言，地理政治学一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前期出现的地理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即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和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无论就其思想倾向还是研究内容而言都属于现实主义思想阵营。而最早尝试将地理政治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则是美籍荷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他不仅是地理政治学的重要学者，同时也是二战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虽然地理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都属于现实主义阵营，但地理政治学在战后发展中遭遇了严重的障碍，其表现就是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越来越脱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地理政治学被普遍认为与纳粹德国侵略扩张政策间存在密切联系;二是因为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转向。

　　地理政治学之所以被普遍认为与纳粹德国侵略扩张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主要是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影响。作为地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受 19 世纪末流行的 “达尔文主义” 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地缘政治学抛开了一切非物质因素，构建出一种基于狭隘空间视角的权力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学的核心特征在于将国家看作一种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和发展的有机体，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遵循的乃是 “适者生存” 法则，地缘政治学因此特别强调 “种族构成” 和 “生存空间” 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地缘政治学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色彩及其与德意志民族之使命感的有机结合，导致它很大程度上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这点也促使战后的研究者一直都刻意拉开与地理政治研究的距离。

　　与政治因素相比，二战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转型对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种转型并不是具体研究方法的转变，其实质恰恰在于彻底改变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路径，即是从 “经典路径” 转变成为 “科学路径”。“经典路径” 与 “科学路径” 的分歧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即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理论以及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知识 ——“科学路径” 构建的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有逻辑联系且旨在解释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构成的理论;“经典路径” 构建的则是一种旨在对国际政治现象的意义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思辨性理论。按照实证主义科学观构建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是保持与现实间的距离，即理论旨在解释现实但不一定要符合现实。由于地理政治学无法达到实证科学的标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因此便将其排斥在外。

　　二战后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并不意味着地理政治研究的消亡，相反，地理政治学在战略性与政策性的研究中一直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但这种脱节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之一，就是使主流现实主义理论越来越缺乏政策相关性。为此，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曾经多次尝试在理论中引入地理变量(主要是距离)以提升理论的政策相关性。然而，由于这些后天植入的变量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只能作为干扰性变量存在，因此无法改变其内在逻辑。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间的脱节，其造成的危害实际上乃是双重的：首先，地理政治分析的缺失产生的严重后果，是造成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日益抽象化，因此也就越来越丧失对政策或战略的启示性意义;其次，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也使得原本作为一种政策或战略分析框架的地理政治学，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越来越具有退化为边缘性学科的风险。

　　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根本上是由两种理论间的本质区别造成的。当代现实主义理论是按照实证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即一种由有关国际政治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且旨在解释不同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构成的理论。地理政治学则是按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即一种由有关国际政治的普遍命题构成的理论。这种根本性质上的差异，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家，虽然也意识到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种种缺陷和地理政治思想的巨大解释力，但却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地理政治学是国际政治经典理论的组成部分，这种理论是由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普遍性命题组成的思想体系。鉴于经典理论与科学理论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当代研究者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地理政治学进行一种符合实证科学标准的改造，以使其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相融合，而恰恰应从地理政治思想中抽取关键性命题并且明确地展现出来，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二、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内核

　　地理政治学有三个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即阿尔弗雷德・马汉、哈尔福德・麦金德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国际政治思想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实主义阵营，但与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他们的思想都属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序列。由于二战后地理政治学被普遍认为是纳粹德国扩张政策的主要思想渊源，因此战后实质性的地理政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经典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展开的，其中不仅包括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研究，同时也包括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位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即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之所以可以被看成现实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关键就在于地理政治思想完全符合当代学者用以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现实主义阵营的三个标准，即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行为体和国际政治本质的界定。

　　无论何种形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其首要出发点都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正是鉴别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标准。国际无政府状态有两重内涵：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指一种没有政府的状态，这重涵义乃是由约翰・洛克最早提出的;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指一种混乱、无序且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这重涵义最早是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任何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共同特征都在于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都持有一种霍布斯式的认识，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不是意味着战争一直在发生，而是意味着战争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对现实主义理论而言，国际无政府状态与 “混乱” 和 “无序” 是同义的，即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国家间存在永恒且无法根本消除的利益冲突及零和博弈。

　　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略有不同的是，地理政治思想家从来没有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进行过精确阐述，但这些思想家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家是相同的，主要体现在地理政治思想家历来都是以对抗视角来界定国际政治本质的。对马汉而言，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互抗衡的历史，其中决定性因素就是对海洋的经略和控制。在麦金德眼中，古典文明时期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海洋为主业的民族与 “心脏地带” 的游牧民族间相互竞争的历史，这种竞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斯皮克曼则明确认为国家间无政府状态赋予了国际政治几乎永恒的对抗性特征，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国家，美国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两个核心区域(西欧与东亚)永远不会被任何单一强国所控制。

　　现实主义理论具有的另一共同特征，就是将国家(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也造成 “国家”(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国家)通常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分析单位。作为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行为体，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不仅具备主权和领土这两项最基本属性，且同时被赋予了许多拟人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者认为(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首要行为动机是生存。在生存动机的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同时还赋予或衍生出了国家的许多其他相关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当成一个根本目标。国家的生存和权力最大化动机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将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看作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与国家的行为动机构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

　　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地理政治思想家也将 “国家” 作为其最重要的分析单位，其本质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国家有独立的主权及领土，并且以生存和权力作为其主要行为动机。地理政治学实际关注的重点在于，考察国家作为一种空间行为体的特征以及由国家间互动产生的空间模式，即地理政治学乃是将国家看作一种地理空间现象，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家的权力基础和互动本质，而两者都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对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角色是按照规模和资源加以界定的强国，而这点同样适用于地理政治学。不同之处在于，地理政治学中的强国不仅涉及领土规模和物质资源，也包括地理位置及由此形成的战略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意义上的强国，可以按照地理位置和战略取向划分为海洋强国、大陆强国和陆海复合型强国。

　　现实主义思想或理论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就是其强烈且一以贯之的物质主义倾向，即现实主义者历来都是将物质性权力看作是国际政治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理论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都是俾斯麦式铁血哲学的信奉者，而这种铁血哲学体现在现实主义者不仅将生存看作国家最重要的行为动机，而且将获得和确保物质权力看作国家确保生存或实现其他目标的有力保证。确切地说，尽管现实主义者同样重视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但现实主义者认为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永远也无法达到物质性因素的高度;现实主义者通常也因此被称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首先以强大的物质实力加以保证。现实主义者共同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不仅在于将物质性因素置于非物质性因素之上，而且还在于对物质性权力的影响限度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地理政治学阐述的乃是一种具有强烈物质主义倾向的权力政治逻辑。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地理政治学包含了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变量，即地理变量和技术变量。地理政治学就是有关这两类不同变量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涵义的科学，它关注的也正是两类不同变量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对地理政治学的主要误解之一，是混淆了地理政治学的分析单位与其内在的权力(技术)变量。确切地说，地理政治学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政治行为体(即海洋强国、大陆强国、陆海复合型强国)以及至少五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技术)变量(即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间力量、智能空间力量)。地理政治学考察的实际重点，就是这五类权力(技术)变量的变化发展及彼此间的互动联系对三类地理政治行为体的影响。

　　三、地理政治学、现实主义与均势论

　　作为一种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地理政治学主要建立在一系列彼此密切联系的核心命题基础上。尽管许多研究者不断在引用地理政治学提供的相关命题，但很少有人尝试对地理政治学包含的核心命题进行明确的阐述，这进而加剧了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间相脱节的情况。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建立在三个密切联系的核心命题基础上，一是海洋优势与大陆核心区域均势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二是主导性海洋强国承担大陆义务的意义，三是 “心脏地带” 强国战略上特有的两重性。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基于这三个命题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本质上属于 “均势理论”，这也正是地理政治学和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交汇之处。地理政治学的三项核心命题不仅构成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且揭示出一种不同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阐述的均势生成机理。对地理政治学包含的三项核心命题的认识，同样也非常有助于弥补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均势论)的缺陷。

　　自启蒙时代以来，“均势” 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核心且最受人关注的概念之一，“均势论” 虽然成为当代现实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研究纲领，但有关均势研究的传统实际包括了三个主要脉流，即 “均势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均势生成论”(theories of power balances)、“制衡论”(theories of balancing)。这三种理论之间虽然有很大重合，但彼此各有侧重：“均势论” 关注的是国际体系中均势的反复出现;“均势生成论” 则力图解释这种体系性的均势之所以反复出现的原因;“制衡论” 则主要说明国家采取制衡政策的条件。经过了许多年的艰苦努力，主流现实主义者已经发展出相对完善的均势论和形形色色的制衡论，虽然两者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均势生成论，但到目前为止，当代主流现实主义者在解释体系性均势为什么反复出现上的成果有限，而地理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可以填补这一缺憾。

　　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地理政治学对现代世界历史上均势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更为成熟的解释。在传统均势生成的理念中，“一国优势及其称霸努力必然自动招致其他国家单独或联合制衡，并最终再造均势”。在该语境下，地理政治学对均势形成的解释包含了两项隐含的前提条件：首先，“均势” 是指体系中大国间(而不是体系所有国家间)的平衡;其次，“均势” 只能够适用于大陆，即 1945 年以前的欧洲和 1945 年后的欧洲和东亚。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均势生成机理相比，地理政治学提供的均势生成机理的显著特征是强调主导性海洋强国(即二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作为 “制衡者”(the balancer)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提供的均势生成机理，实质上也就是美国学者伊尼斯・克劳德命名的 “均势半自动生成论”。但与克劳德单纯从历史经验中提取的描述性解释不同，地理政治学提供的均势生成机理从根本上解释了现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主导性海洋强国不断干预大陆事务以保持大陆均势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主导性海洋强国不断干预大陆局势以保持地区均势的原因在于，海洋优势与大陆核心区域的均势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共生性关系。海上力量必须依赖一个安全和富饶的领土资源基地，而一个统治了更广阔更富饶的领土且不受到其他大陆国家挑战的半岛形国家，将战胜一个领土规模上相形见绌的海洋国家。古典与现代的历史都表明，大陆国家战胜海洋国家大致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征服海洋国家依赖的领土基地，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海洋国家的威胁;二是控制一个规模更大且富饶的领土基地，进而建立能够战胜海洋国家的海上力量。之所以主导性海洋国家会对任何企图在大陆核心区域(欧洲或东亚)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保持警惕，就是因为一个主导了大陆核心区域的国家将获得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对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海洋优势发起有力挑战，甚至有可能将最终战胜主导性海洋国家。

　　虽然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密不可分，但 “海权论” 与 “陆权论” 两者对如何实现大陆均势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马汉来说，海上力量相对于陆上力量具有的优势，使英国可以在不承担太多的大陆义务的情况下，确保自己相对于大陆国家的总体优势。与这种看法正相反，对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而言，现代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主导性海洋国家要有效干预大陆事务和维持大陆均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从严格意义上说，马汉基于历史经验总结而提出的教益明显忽视了促成 1688 年至 1815 年间英国优势地位的一些非海洋或非海军的因素：从 1688 年至 1815 年，英法之间共爆发了六场战争，英国一般都是与某个大陆盟友共同抗击法国，而绝非仅仅依靠皇家海军，因此单纯将英国的胜利归结于海洋优势可能有失偏颇。马汉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研究也表明英国无法单纯依靠海洋优势战胜大陆对手，即法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法国没有进行大陆战争，因而能够集中兵力最终战胜英国皇家海军。

　　在现代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优势地位不仅基于自身的海军实力和领土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那些作为其盟友的大陆国家的实力，即基于主导性海洋国家构建包含其他大陆强国在内的大同盟的能力。由于均势是体系内国家赖以生存的保证，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总能够与其他大陆国家联合反抗企图独霸大陆的强国。自经过北方大战成为欧洲体系的正式成员以来，俄国作为 “心脏地带” 的大陆强国，一直都是主导性海洋强国(即英国或美国)最重要的大陆盟友。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根源，就在于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即英国或美国)在防止边缘地带被单一强国统一这一点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金德与斯皮克曼有关 “心脏地带” 强国战略属性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现代世界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俄国在战略上的双重属性。

　　自 1713 年《乌得勒支条约》签署以来，“均势” 就已成为一种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其首要功能是确保体系内主权国家的生存。虽然当代学者经常会提及 “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 和 “人工操作论” 的分类，但这种区别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克劳德也同样指出，“绝大多数持均势自动生成论的学者实际上都同意，均势体系中的均衡状态乃是有意识外交活动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上，“均势”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主导性海洋强国负责提供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国和美国屡次出兵欧洲和亚洲的关键。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大陆强国间的均势有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在经济、金融和海军上的相对安全，同时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主导性海洋国家在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正是国际政治中的 “霸权国” 必须承担的义务。

　　四、地理政治学的理论定位及分析特征

　　虽然符合当代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界定标准，但地理政治学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与现实主义理论其他分支相比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定位和分析特征。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中一直都存在着两条平行的脉流，一是均势现实主义理论，二是霸权现实主义理论，前者是指以 “均势” 为核心构建的现实主义理论，后者则指以 “霸权” 为核心构建的现实主义理论。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虽然以均势原则为核心，但地理政治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之间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其他类型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地理政治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 “整体性”(Holistic)，二是 “动态性”(Dynamic)。首先，地理政治学是一种 “系统理论” 而不是 “简化理论”，即地理政治学兼容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上的变量;其次，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 “动态理论” 而非 “静态理论”，即这种理论同时能够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延续与变化。

　　“霸权论” 和 “均势论” 虽然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核心谱系，但有关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却很少有人关注，这种联系恰恰是理解地理政治学理论定位的关键要素。在理论上，造成 “均势论” 和 “霸权论” 不同的关键是两者对体系中霸权的不同界定：“均势论” 界定的乃是以陆上军事力量为核心基础并且以征服体系中其他国家为目标的大陆霸权;“霸权论” 界定的则以在主导性经济、技术和金融领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上(主要是远洋海军)的绝对优势为核心的海洋霸权。正是因为 “均势论” 和 “霸权论” 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有不同的界定，两类理论关注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体系。“体系” 本质上是研究者设计的一种认识工具，因此完全可以想象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主导的体系构成的，即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欧洲)大陆体系及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大洋体系。地理政治学力图揭示的也正是历史上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和全球性大洋体系间的互动联系。

　　现代世界历史乃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态开启的：一是 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进攻意大利，由此拉开了此后不断上演的争夺欧洲霸权的序幕;二是 1494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当时的罗马教皇斡旋下签订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由此确定了现代世界中最早的海洋秩序的雏形。从 1494 年至 1945 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也正是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欧洲列强在欧洲大陆体系中的竞争与对抗，二是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对手在全球性大洋体系中的激烈角逐，现代国际关系正是这两类不同性质和不同区域的活动交织形成的产物，而这恰恰是 “霸权论” 和 “均势论” 所没有体现的。地理政治学的首要价值在于弥合了 “霸权论” 和 “均势论” 的诸多分歧，即地理政治学视野中的现代国际关系是一个霸权秩序与均势秩序共存的时期，地理政治学关注的也正是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与全球性大洋体系间的互动联系，并主要通过体系领导者和挑战者两类国家之间周而复始的霸权战争形式体现出来。

　　作为一种介于 “均势论” 和 “霸权论” 两大谱系间的现实主义理论，地理政治学的中间性质主要体现在它包含的那种以大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的共生性关系为前提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对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而言，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是主导性海洋国家维持其优势地位的两个关键性支柱，两者形成了一种共生性关系，主导性海洋强国要维持自己在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两者兼具。伴随技术的不断进步，主导性海洋国家维持大陆均势的方式从单一的海上力量转变为海上力量与大陆力量的并重，这种转变同时造就了 “海权论” 和 “陆权论” 的分歧。由于在内部体制及力量构成上的先天性不足，如果主导性海洋国家有意干预大陆核心区域局势的变化，就必须有其他大陆强国的配合;自 18 世纪中后期以来，这一角色一般都是由俄国来担当的。地理政治学包含的这种以大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的共生性关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历史进程。

　　作为 “霸权论” 与 “均势论” 之间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地理政治学有两大鲜明的分析特征，即 “整体性” 与 “动态性”。“整体性” 指地理政治学是一种兼容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的变量的理论，而非单纯倚重某一层次变量的理论，这也是地理政治学不同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一个特征。这意味着对单元的研究虽然是地理政治学的组成部分，但其目标则是实现对整体的明确认识，即地理政治学不仅仅着眼于单元，同时也关注单元间的互动联系形成的模式和结构。“动态性” 则是指地理政治学不仅可以解释权力结构的稳定，也可以解释权力结构的变迁，即地理政治学包含的核心变量(除自然地理外)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也是地理政治学有别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二个特征。新兴技术的出现虽然常使人产生地理政治学即将终结的误解，但技术因素正是地理政治学的核心变量之一，技术进步改变的是地理因素的涵义，而非否定地理政治学其自身。技术发展会导致地理因素在政治与战略上的相关涵义发生变化，这正是地理政治学关注的核心。

　　地理政治学主要包含地理和技术两类不同类型的变量，其关注的核心也是两类变量间互动联系所产生的政治、战略影响及涵义，这种互动联系不仅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变动，更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发展与变迁。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地理政治学的 “整体性” 意味着地理政治学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加明确地辨析体系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的特征和变化，即地理政治学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辨识国际政治行为体间将主要采用何种方式(主要指技术手段)进行政治或战略性的博弈，也可以帮助研究者认识到什么类型的行为体最适合进行这种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地理政治学的 “整体性” 特征，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地理因素与技术因素间的互动联系，不仅是可以直接地影响到国际政治行为体间权力互动的方式(尤其是作为极端互动状态的战争的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性的组织方式。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变动一直是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最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却缺乏对国际政治的动态特征进行适度把握的分析框架，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从来也没有将由于技术进步引发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涵义有效地纳入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的 “动态性” 特征意味着地理政治学可以帮助研究者准确地把握由于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涵义，这些涵义不仅对准确把握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变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认清在内部体制上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间互动联系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地理政治学发展进程中曾经产生的那些重大的思想或学说都是以特定的技术发展为主要背景的，马汉的海权论主要基于 16 世纪末开始出现的航海革命给那些以海洋为主业的国家带来的战略视野与政治行为上的变化，麦金德创立的 “心脏地带” 理论则主要基于 19 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铁路和电报)产生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涵义。

　　五、结语

　　地理政治学在二战以后的衰落并非自身原因导致，而恰恰是由于两个外部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出的乃是对地理政治学的根本性误解。首先，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与地理政治学之间并没有存在多少可以验证的政策联系，同时德国地缘政治学也不是后人认为的那种专门是为纳粹服务的地理政治学。与其他类型的政治学一样，地理政治学是一门与人的价值判断密切联系的科学，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始终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信仰的影响，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实践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信仰上，而不是出在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地理政治学上。其次，战后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朝实证科学方向发展，同时导致了地理政治学的日益边缘化。按照实证科学的标准，理论兼容地理政治因素将会越来越贴近于现实，这将使理论越来越成为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解释，因此也越来越算不上是真正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风尚导致了地理政治学的边缘化，即地理政治学无法达到实证科学的理论标准。

　　冷战后出现的针对地理政治学的批评主要有两点。首先，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将超越对物质权力的追求，这种变化将最终导致 “地理经济学” 取代 “地理政治学”。其次，虽然地理政治学提供的分析框架在过去行之有效，但技术进步(尤其是核技术、空间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会淡化地理政治学拥有的解释力。地理经济学就是对经济手段的战略性使用，以经济手段追求战略目标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确实具有普遍性，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包括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间的能源博弈及西方国家正进行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组。但以经济手段追求战略目标本质上属于政治而非经济范畴，即地理经济学实际上正是地理政治学的拓展和延伸。地理政治学包括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因素，即地理因素和技术因素，地理政治学首要关注的就是这两类不同因素间的互动联系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与战略性的涵义。而这点则意味着技术因素正是地理政治学分析框架中的内生性变量，技术进步真正改变的乃是地理因素在政治和战略上的涵义，而不是取消地理因素的影响。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诞生于 “世纪末” 的地理政治学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的制度则构成了上层建筑。由于科学技术构成了生产力的核心，因此技术进步必然将导致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将会造成上层建筑的变化。地理政治学就其本质而言应该被称之为 “地理 — 技术政治学”，即地理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探讨地理因素与技术因素间的互动联系及由此导致的政治与战略性涵义的科学。由于不同时段的地理因素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常量，因此技术因素(尤其是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实际上成为地理政治学分析框架中的最核心要素。略有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乃是技术进步的(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涵义及由此而导致的制度性变迁，地理政治学关注的则是技术进步的(国际)政治与战略性的涵义及由此导致的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变动。

吴征宇;杨于森,中国人民大学,20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