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与决策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

　　1 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和大国竞争带来的科技围堵困境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既充满动力，也面临巨大压力。科技创新数量多、质量低的矛盾突出;基础研究薄弱，核心科技面临 “卡脖子” 难题;科技创新投入呈现井喷式增长，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 “创新悖论”。破解科技创新困境的关键是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究表明，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均依赖基础研究。然而，中国研发经费的 80% 以上投入了实验发展环节，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经费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5%~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15% 以上的水平。为加快培养和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强调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作为央地财政权力关系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深刻影响区域财政资源配置与发展策略选择，从而对区域创新有重要影响。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这一制度在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创造 “中国奇迹” 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事实上，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将政府体系塑造成 “法团经纪人” 式的多元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具有自利性和偏好。在 “为增长而竞争” 的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向能够快速带来 GDP、税收与就业增长的领域，而对周期长、风险高、外溢性强的自主创新活动则往往缺乏动力和支持，甚至形成 “重模仿轻原创、重引进轻消化、重数量轻质量” 的短期化倾向。由此可见，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路径仍需深入探讨。

　　目前，学术界围绕财政分权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其对区域创新效率、技术创新、绿色创新等的影响，并形成了 “促进论”“抑制论” 及 “非线性论” 三种代表性观点。然而，现有理论分析多聚焦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与政策激励影响区域创新的传导路径，较少关注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的影响，难以破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创新困境” 和 “创新悖论”。

　　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聚焦自主创新问题，将其区分为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意愿两个维度，通过对外技术依存度来反映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并利用基础研究经费在 R&D 经费中的占比来反映区域自主创新意愿;(2) 验证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差异化影响路径，为区域自主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3) 揭示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区域自主创新的异质性，丰富财政分权制度与自主创新关系的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科学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能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但地方政府因竞争压力和绩效目标，缺乏基础研究投入的持续动力。由于短期内基础研究投入难以有较多产出，过多的科学研究投入可能会降低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研究表明，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大规模增长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上面临财政资源约束且缺乏直接动力。但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转型升级依赖技术，地方政府鼓励技术引进和模仿改良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在投资扩张时，通常会选择 “短频快” 的投资扩张项目，其 “个体理性” 的投资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一方面，该模式有利于加快地区产业升级和发展;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对外技术依存度逐渐加大，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缓慢。此外，出于绩效考核需要，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持具有显性科技标识的项目，加剧了科技专利泡沫膨胀和核心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缓慢的困境。张杰 (2021) 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偏好激励助推了科技创新的粗放模式和科技泡沫。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在制度政策供给上的联动性和集成度不足，地方政府受非对称制度激励影响，可能在科技创新上选择投机或短视行为，进而影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1：

　　假设 1：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会抑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2.2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

　　中国式财政分权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能力，更深刻地塑造了其政策行为逻辑与激励结构。中国式财政分权在经济上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但在政治上仍具有较强的考核要求，形成 “政治集权、经济分权” 的治理特征。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被置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之中，其政策选择与资源配置表现出短期化、生产性导向的偏向，从而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产生影响。

　　从激励结构来看，中国式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 “为增长而竞争” 的动机。在任期有限、考核以 GDP 增长与财政收入为主要标尺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向能够快速带来经济回报与显性政绩的领域。相比之下，自主创新活动具有投资规模大、失败风险高、知识外溢性强等特征，其成功收益难以被本地完全享有，而失败成本却需由本地财政承担。在中国式财政分权带来的预算约束与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扮演 “风险规避者” 角色，选择追随成熟技术路径或依赖外部技术输入，以此降低本地发展的不确定性与财政风险，进而削弱区域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意愿。此外，受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创新支持上呈现结构性偏好。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与强烈的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那些具有生产性特征的创新活动。这类创新路径见效快、风险可控，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高度契合。但这种对生产性创新活动的过度投入，不仅挤占了本可用于研发的长期资金，还释放出重短期化创新的信号，进而抑制了区域内创新主体开展自主研发的预期与信心，降低了区域开展自主创新的意愿和动力。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2：

　　假设 2：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会降低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在激励经济金融增长的同时，也诱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偏向性投资行为，导致实体经济投资过度与经济效率下降的结构性矛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考核压力，政策重心偏向周期短、见效快的发展项目，进而带来重复建设等问题，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在财政预算的限制下，地方政府介入金融体系，导致金融扩张与过度投资，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可见，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短期偏向性行为引发财政资源错配与资本利用效率下降，不仅挤占了长期公共支出空间，还削弱了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能力。由于基础研究难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其发展高度依赖较高的经济效率与持续的资源支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不仅会降低经济系统对创新成果的吸纳能力与企业研发动力，还会使地方政府财政因经济增长质量下降而面临更大压力。这种压力进一步挤占了基础研究资源空间，降低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3：

　　假设 3：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降低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为验证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fd 代表财政分权，inn 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Control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u 代表省份固定效应，v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为考察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ei 为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其余变量含义同上式。

　　为了验证假设 3，本文借鉴江艇 (2022) 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tfp 为资源配置效率，其余变量含义同上式。

　　3.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区域自主创新，包含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inn) 和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ei)。

　　(1)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inn)

　　“卡脖子” 技术问题源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越高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越弱。基于此，本文选择对外技术依存度衡量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并从科学技术经费支出结构的角度测算。借鉴朱发仓 (2012) 的方法，对外技术依存度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 技术合同成交额)/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 技术合同成交额 + R&D 经费内部支出)

　　(2) 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ei)

　　区域自主创新水平取决于基础研究水平，而基础研究是激发原始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意愿的基础。本文以基础研究强度来衡量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基础研究强度使用基础研究经费 / R&D 经费内部支出计算。

　　2.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 (fd)。财政支出分权体现了地方政府自主支配财政资源的能力，其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自主权越大。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衡量财政分权，计算公式为：财政支出分权 = 省份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省份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 中央人均财政支出)

　　2.2.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资源配置效率 (tfp)，选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能反映由资源错配导致的宏观效率损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意味着资源错配与综合经济效率的降低。本文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我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选取及测度方式如下：

　　投入变量：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以各地区就业人口数衡量。资本存量借鉴单豪杰 (2008) 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其中，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K 代表资本存量，K 为上一年份资本存量，假设在稳态下资本存量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推算出起始年份 1952 年资本存量约 342 亿元，以此作为起点计算后续年份资本存量;I 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 为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δ 为折旧率，通过对比几何效率递减模型与我国固定资产实际使用特征，结合历史数据反推确定，本文设定 δ=10.96%。

　　产出变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采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商来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2.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控制如下变量: (1) 研发投入强度 (rd ), 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该指标是衡量技术创新投入规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标;(2) 产业结构高级化 (is), 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该指标反映了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比值越高，说明地区产业结构越趋向高级化;(3) 工业化水平 (ind ), 使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4)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5) 对外开放度 (trade), 采用货物进出口额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6) 地方政府干预 (govern), 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 2002-2023 年中国 30 个省份 (不含西藏和港澳台) 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手工方式进行搜集补充。

　　此外，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相关变量的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临界值 10，表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 实证分析

　　4.1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为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稳健标准误以应对潜在的异方差问题，进行回归。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对外技术依赖偏好，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验证了假设 1。究其原因，财政分权制度容易引发地区标尺竞赛，“短频快” 等生产性项目投资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地方官员能够在任期内实现政治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在自主创新领域和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础研究发展方面缺乏持续动力。

　　4.2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

　　为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ei) 的影响，进行回归。由结果可知，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基础研究强度，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验证了假设 2。原因在于，财政支出偏向具有 “生产性” 特征的领域，而基础研究在短期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热衷于生产性投资，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

　　4.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3.3.1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与省份人均财政收入和中央人均财政收入之和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第二，更换回归模型。本文借鉴谷成 和张家楠 (2024) 的研究，采用全面 FGLS 估计方法重新回归。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第三，剔除极端值。由于数据在搜集、度量上可能存在偏差而导致异常分布，本文对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 1% 的缩尾处理。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3.2 内生性检验

　　由于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引起的内生性偏差。本文借鉴吴延兵 (2019) 的研究方法，选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分权和市场分割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内生性检验。

　　第一，本文选用财政分权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尽可能消除因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即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并且根据 LM 检验和 Wald F 检验结果可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第二，本文选用市场分割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与增长竞争下的典型行为结果，与核心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当期创新活动的直接影响路径相对有限，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间接作用于创新，从而更可能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强化市场分割的外生性，将市场分割滞后一期，计算方法参考樊纲等 (2011) 的市场化指数计算方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即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同样，工具变量也满足相关性与有效性的条件。

　　4.3.4 异质性分析

　　3.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多样化特征，因此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进一步考察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地区异质性影响。

　　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能够弱化对外技术依赖，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财政分权强化对外技术依赖、抑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东北地区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分权对该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有限。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且政绩考核逐步转向创新质量，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较强，会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自主创新。

　　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 “为增长而竞争” 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在获得更多财政自主权后，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向生产性支出领域。并且由于地区产业转型依赖技术，引进技术能快速提升短期产出，成为更 “经济” 的选择，进而提高对外技术依赖程度、降低自主创新能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分权未能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且人才流失严重、创新内生动力不足、对外技术依赖度高，因此财政分权对自主创新能力未产生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有效提升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西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充足，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使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财政压力大，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短期内能够见效的领域，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中部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优化阶段，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新兴产业发展仍需时间和条件，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从而使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有限。

　　3.5 中介效应检验

　　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资源配置效率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分权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基础研究投入，不利于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提升，验证了假设 3。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创新偏好驱动下，往往倾向于支持周期短、见效快的 “粗放式” 科技创新，容易催生科技泡沫与资源错配，从而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会进一步削弱区域长期创新动力，抑制基础研究投入，降低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创新激励行为的视角出发，基于 2002-2023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意愿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1)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强化了对外技术依赖，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2)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降低了区域基础研究强度，削弱了区域自主创新意愿。 (3)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4) 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影响区域自主创新意愿的中介变量。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一是健全地方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确保基础研究投入稳定增长。为改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重短期生产、轻长期创新的行为偏向，须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成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建立长效激励与问责机制，以制度刚性引导资源向战略性基础研究倾斜，夯实区域自主创新根基。

　　二是优化央地政府协同治理框架，提升区域自主创新的整体效能。针对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应实施分类指导的区域创新政策。中央政府需加强在重大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顶层设计与持续投入;地方政府则应聚焦本地创新生态培育与成果转化，形成央地互补、高效联动的创新格局。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创新意愿的重要路径。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创新主体从事高风险、长周期自主研发的信心与预期收益，激活区域自主创新的意愿和内生动力。

谢家智,何雯妤,张 博,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202605